毛泽东与他生命中的“二十七个书目”

来源：人民网

　　毛泽东同志是我党历史上爱读书、会读书，并且善于把读书、荐书作为一种有效工作方法的领导人，他对于读书、学习的见解可以带给我们诸多启发。

（一）读书要为天下奇

　　毛泽东早年常说：读书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创奇事。读书既然是为了磨剑、亮剑,以“创奇事”，当然就不能漫无边际地阅读，那样反倒会稀释思想和实践之“剑”的力度。因此，人们总是希望读好书，读大有益于人生境界和做事本领的“奇书”。这样一来，何为奇书，怎样择书之事，便冒了出来。

他逝世后，在中南海住地的藏书达9万多册

　　毛泽东在投身革命去奋力“创奇事”后，便把读书、择书、荐书当作必不可少的工作。根据他留下的文字或当事人的一些记载，可归纳出他阅读、推荐和编拟的27个书目（名单附后）。这27个书目，少则3种，多则100种以上，涉及上千种书。最可“奇”者，不在择读之量，而在择读的内容和效果。毛泽东的择读，排在前三位的是哲学、马列和文史。

毛泽东同来访的法国政治家讨论拉普拉斯《宇宙体系论》同康德星云学说的关系

（二）实践为读书之旨归

　　与毛泽东有关的27个书目，比较具体地反映了他在不同时期自己阅读和希望人们阅读的重点，每个重点都折射出他当时集中处理的现实要务或特别感兴趣的问题。

　　1920年，毛泽东在上海同准备建党的陈独秀建立联系后，回长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办股份制书店。从1920年10月到1921年4月，他先后撰写了三个售书目录，申明所列均是“书之重要者”或“比较重要的”，择书而卖之意尽在其中。列入这三个书目的，多属译介的“西学”。大致分两类：一是西方哲学、政治、科技等；二是马列主义和介绍苏俄情况的。

　　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他亲拟编纂计划和具体书目，编了《国民运动丛书》和《农民问题丛刊》两个系列。

毛泽东亲自编纂《农民问题丛刊》系列

　　如果说毛泽东的阅读生涯有过苦恼的话，那就是上井冈山后的一段时间里无“奇”书可读。毛泽东是带着《国家与革命》和《反杜林论》上路长征的，不少同行者后来都谈到他在担架上读这两本书的事情。

（三）读书推动身份跨越

　　到了陕北，毛泽东迎来了阅读黄金期。他不断写信给国统区的同志，要他们购书带回陕北，当时毛泽东择读的重点是军事与哲学。作为一名卓越的政治家，毛泽东追求的是掌握“工具”来认识和改造世界。

毛泽东写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上的批语

　　他择读军事和哲学，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进行思考。在1941年以前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有对土地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有对抗日战争规律的 揭示，有对思想方法的澄清和标举，有对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析和阐述，接连不断地向党内吹来与教条主义迥然相异的思想新风。中国共产党对领袖的选择，比较注重理论。随着一套新的理论话语逐渐为全党接受，毛泽东也完成了身份跨越。

毛泽东1938年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论持久战》的演讲

（四）荐书是种领导方式

　　毛泽东1939年说过一段话：“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所谓“进货”，就是读书。从延安整风开始，向党内领导干部荐书，是毛泽东习惯的领导方法。在27个书目中，从1941年起，有11个书目是在不同时期为解决本领恐慌、适应新形势、纠正不良倾向、统一党内认识，推荐给党内同志阅读的。

毛泽东在七大上向党内干部推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5本书

　　向个人荐书，毛泽东的针对性总是很具体。他让许世友读《红楼梦》，是想这位将军增加点“文气”；他让江青读李固的《遗黄琼书》，是告诉她“人贵有自知之明”；他让王洪文读《后汉书·刘盆子传》，则是提醒，凭资历、能力，你做党的副主席还不够格，若不学习长进，早晚要像刘盆子一样倒台。这些推荐，透露出或期待或隐忧诸般人事心曲。

毛泽东向远在苏联的毛岸英、毛岸青推荐《精忠岳飞传》这类章回体小说

（五）落花时节读华章

　　毛泽东晚年的择读，还表现在对中国文史的偏好上。仅《红楼梦》便阅读和收藏了20种不同版本的线装书。阅读经典在于反复揣摩，毛泽东反复阅读《红楼梦》，读《资治通鉴》达17遍。他还讲，自己读《共产党宣言》至少100遍。

　　晚年随着视力减退，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印了不少大字线装书。据不完全统计，从1972年读《鲁迅全集》起，到1976年8月读《容斋随笔》止，他阅读过、有的还作过圈画和批注的新印大字线装中外书籍达128种。

毛泽东晚年用自己的稿费印刷的大字线装书

　　毛泽东推荐的这27个书目，虽只是其一生攀援书山在一些景点的驻足痕迹，却可以从中看出他的“胸中日月”和“人间天地”相互影响的精神伏线。他的阅读，同他的轰轰烈烈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就这样相融在了一起。

附：27个书目名单

　　1920年10月写的文化书社销售的重要书目（19种）；

　　1920年11月写的文化书社重要书目广告（62种）；

　　1921年4月写的文化书社销售的重要书目（47种）；

　　1926年主持编写的《国民运动丛书》书目（60种）；

　　1926年主持编写的《农民问题丛刊》书目（26种）；

　　1936年至1938年阅读的军事书籍（8种）；

　　1936年至1941年批注的哲学书籍（7种）；

　　1941年1月寄送毛岸英、毛岸青的书目（21种）；

　　1941年9月为中央和高级干部研究组开列的书目（4种）；

　　1941年11月为各地高级学习组开列的书目（10种）；

　　1942年4月提议和审定的整风学习文件（22个）；

　　1941至1943年主持编辑的中共党史文献书籍（3种）；

　　1945年4月在七大上提议干部阅读的马列书目（5种）；

　　1949年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议和审定的干部阅读书目（12种）；

　　1954年1月提请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中央委员阅读的中外宪法文献（10种）；

　　1958年3月为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编选的《诗词若干首（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47首）、《诗若干首（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18首）；

　　1959年提议编选的《逻辑丛刊》（11种）；

　　1959年10月南下视察前开列带走的书籍（100种以上）；

　　1963年提议和审定的中高级干部阅读的马列著作（30种）；

　　1970年提议和审定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阅读的马列著作（9种）；

　　1972年至1975年嘱印阅读的大字本线装古代文献（86篇）；

　　新中国成立后阅读和收藏的不同版本的《红楼梦》线装书（20种）；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所收新中国成立后阅读的文史古籍（40种）；

　　晚年阅读和收藏的逻辑学书籍（86种）；

　　晚年嘱印大字线装本中外书籍（128种）；

　　晚年爱看的字帖、墨迹（123种）；

　　手书的历代诗词曲赋（句）（45篇）。

（摘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