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大印象】我的中文教研室
转眼之间,我到商大工作已经34年头了。这三十多年,先黑龙江商学院,后合校称哈尔滨商业大学,先基础部讲授大学语文,后兴办新闻专业主讲新闻专业课。
期间校园变大了,校区变多了,人数也是原来的十倍还不止,曾经熟悉的老教师越来越少,而满校园的走廊上、电梯里、通勤车上,扑面所见的是一张张充满生气而陌生的面孔。
而我则结婚、生子、赡养老人、为儿娶媳、升而为奶奶。将一掬青春换做了两鬓白发。
中文的五位元老
刚来商学院时,中文教研室只有五位老师。他们分别是来自北京的李仲年,广东梅州人陈庆忠,长久东北生活仍乡音未改的扬州马厚生老师,不时地冒出一句山东话的乔桂美老师,还有因白内障每天戴着一副特大墨镜的袁国义老师,她来自四川。
这五人,应了一句歌词:“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陈庆忠,广东梅州人,不知其缘何来到东北,也不知其来到东北多少年,1984年我们入职时,他已经快六十岁,讲授“大学语文”,操一口广东普通话,无论是学生还是我们,大抵是听懂一半猜一半。陈老师话不多,人耿直。听我们试讲,没讲准确的词,分析不深刻的地方,一准儿直言指出,不留情面。
记得印象最深刻是,我自己用白纸自制了一个教案本,因为讲授的是“大学语文”,多是《左传》、《国语》、《史记》中的古文,上课最要紧的是翻译和分析。陈老师教我:左边原文,中间翻译,右边分析。李老师教我:一行原文,一行翻译,一行分析。只因这“左中右”和“上中下”的格式,两位老师争得面红耳赤,我也进退两难,最后我折中一下,还独创了一种自己用起来更方便的格式。但二位老师的认真、执着,对年轻人的爱护与不吝赐教,一直温暖着我。
我们的主任
李仲年,马厚生,是我们教研室的主任和副主任。一个略瘦,一个稍胖。但他们身上有很多相同点:都戴一副近视镜,一看便是那种镜片厚厚,度数很高的;都是不笑不说话,说话又慢条斯理、温文尔雅的。其实那时,马老师刚刚50周岁,李老师也就稍长二岁,想来还没有现时的我岁数大,但那个年代,或许是他们经历了太多磨难吧,为人都沉稳、持重,远远超越他们的年龄,让人一见便不由地生出敬畏之情。
他们凡事都从大局着想,不争也无争。
记得学校要建高层办公楼(现在南区综合楼),教师的办公室异常紧缺。我们原来和数学挤在一个房间办公,后来数学挪去小一点的房间,而我们则被分配到图书馆一楼楼梯下那个斜顶、狭小的蜗居。(现在可能是放杂物的地方)
被分配到图书馆楼梯下办公,我们几个年轻的老师,心里极不愿意,甚至很生气。不仅是觉得地方太小,拥挤,更主要是觉得学校把一个教研室,十来个老师(1984年我们来了4个刚毕业的,同年孙先学和陈雅超老师调入)安排在这里,不人道。
但是,李老师和马老师仍然笑呵呵地笑纳了。还不断安抚我们:我们不坐班,就每周来开一次会,房间小,大家团结的多紧密啊。再则,就在图书馆楼下,你们看书、备课多方便啊。
老教师的宽厚与不争,让我们也很快平静下来。
走上自考讲台
上世纪80年代末,全国各地都开办高自考辅导班。我省也陆续兴办。那时我们的工资很低,记得第一年做见习助教,每月46元,第二年转正为助教,每月56元。又过几年,涨工资到62元。
1987年,我有了孩子,直到89年,我们夫妻二人月收入不足150元。
当时我教研室的陈雅超老师和孙先学老师,因教学经验丰富,为高自考辅导班讲授《大学语文》。那时每学时8元,一上午就是32元,二个半天课就64元!
这对我们来讲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记得有一次孙先学老师对我和王桂清说:“你们想讲自考吗?”
“当然!”我两不约而同地说。
“你们准备着,给你们找几本书,你们先备课。”
又过几月,孙老师告诉我们:“我和陈雅超老师一起推荐你们去讲自考,而且给你们打了保票,讲不好,拿我试问。”
我当时内心怦怦急跳,血往上涌。说:“孙老师,放心吧。一定给你争光,不会给你丢人。”
后来听说,孙老师和负责聘人的老师打包票说:我们教的班级及格率不低于70%(当时全国大学语文及格率在40%多)。
为了对得起孙老师和陈老师的推荐,也为了能保住我们上课的资格,这课外唯一的收入,我和桂清都倾尽力量:听他们的课,熟悉自考的讲授规律与重点;查阅大量资料,丰富讲课内容以吸引学生注意力;分析考卷,抓住出题规律,押题。每天差不多在孩子入睡后都忙到深夜。
二位老师更是不遗余力地把他们的经验传授给我们,每一字,每一题,手把手地教我们。
但我的心一直是悬着的!直到学生考完,成绩公布,得知我教的班级及格率在79%,桂清的也是和我差不多的及格率,一直悬着的心才放下。
之后,我们一点点积累经验,及格率越来越高,知名度也越来越大了。不几年,省内很多学校都争相聘请,孙老师的眼里也充满了自豪。
那几年,我们学到了很多,也收获了很多。家里的生活也因此改善,我用这些钱买了家里的第一台电视,第一台冰箱。
如今,陈庆忠、李仲年仙逝了,陈雅超老师和孙先学老师也都已作古。马老师、乔老师、袁老师都进入耄耋之年,但他们对我们的帮助、扶持与呵护,仍铭记在心。
走了一批,退了一批,转眼间我已经成了中文教研室最年长、教龄最长的一个。
看着一批批年轻的博士、硕士入职,内心充满了希望。
现在我们不仅仅有大学语文公共课,还有了新闻专业和汉语言专业。
每每年轻教师试讲,或参加学校课堂教学大奖赛,我都告诫自己:一定要做点什么,说点什么!这是中文教研室的传统!
文字 / 卢翠莲
图片 / 卢翠莲
责任编辑 / 李巍 陈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