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陈独秀思想革命的是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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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宇：生于1955年。曾任教于曲阜师范大学和吉林大学，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同时涉及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撰有《帝国黄昏：大清帝国最后的一抹笑容和悲怆》、《大梦谁先觉：近代中国文化遗产发掘》、《走过荒原：1900年代中国文坛观察笔记》、《中国共和那一天：晚清民国变局真相》、《故园往事》、《鲁迅的选择》、《愧对鲁迅》、《叩问陈独秀》、《走进胡适》、《鲁迅经典语录》、《呐喊点评》、《中国当代诗歌潮流》等。主编《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国当代小说发展史》、《鲁迅大全集》全33卷（与鲁迅之子周海婴合作）等。

从1901年开始，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陈独秀一直在为政治革命努力奋斗，当共和国面临严峻考验的时刻，他却从政治战场上撤退下来，进行文化革命。从政治革命到文化革命，该如何看待这个转向？

在陈独秀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新文化运动一直受到各种误解和非议。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面对时代的复杂问题，陈独秀却选择了思想文化上的革命。

改革开放之前，主流意识形态否定启蒙的理由有三：一是启蒙思想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早已失掉了进步意义；二是启蒙运动关注传统的批判与国民性的改造，不但模糊了阶级阵线，而且有轻视群众的倾向；三是思想启蒙与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口号一样，忽视革命斗争，所以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按照当时的主流观点，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正确道路。启蒙运动关注的是思想文化问题，进行的是文化传统的批判和国民性的改造，当然没有抓住“阶级斗争”这一所谓“根本”。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无论教科书还是学术论著，到处可见这样的解释：“陈独秀是把以往中国民主革命的失败，归根于多数国民的觉悟不足；在这里，多少透露了他轻视群众的观点，……把距离基础越远的上层建筑越发看作更根本的东西。这是唯心史观的见解。”直到今天，这种认识并没有根本改变。论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们仍然常常要进行这样的批评：“新文化运动没有普及到群众中去，没有同广大人民对军阀统治的不满和反抗结合起来，这就限制了它的实际效果。”“《新青年》的作者们以为思想革命能够为新国家打下可靠的基础，这种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改造‘国民性’并不是鲁迅个人独有的想法，这是较为普遍地存在于当时先进知识分子中间启蒙主义思想的表现。‘国民性’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把社会革命寄托于精神改造，往往又是启蒙主义者难免的弱点。”

文革结束之后，一些人由于文革悲剧的提醒而认识到启蒙的必要性，因而重新走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道路。然而，刚刚开始就又遇到了新的质疑。这种质疑不仅来自保守的意识形态，而且来自海外汉学界。一种貌似新颖的学说从1980年代中期即开始在大陆流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而“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一种强调必先进行思想和文化改革然后才能实现社会和政治改革的研究问题的基本设定”，这样做的结果是进一步加重了“中国意识的危机”。

进入1990年代之后，在各种保守主义思潮汇聚的背景上，反省激进主义成为一种新的时髦，五四新文化运动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清算。有人认为它全面反传统，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有人认为它开创了激进主义的传统，给中国带来了悲剧性的后果；有人则断定五四的选择错了，致力于文化革命显然是一个误区，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

新文化运动关心的问题的确是文化而不是政治，所做的工作的确是思想启蒙而不是革命鼓吹。那么，面对这一切，一个问题不得不思考：1915至1919年，陈独秀的选择究竟是对还是错？

我认为，陈独秀是对的。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新文化运动看作一场政治变革的舆论前奏，史学界的历史分期也把它作为一个新的起点。但是，只要正视历史的事实，就应该承认，与其说新文化运动是一段历史的开场锣鼓，不如说它是一段历史的收尾工程。虽然它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后果，但在它开始的时候，并非要为一场社会变革充当先驱，而是要为一场空前的革命进行文化方面的补课。虽然这场补课没有完成就被打断了，但这不能改变它的性质，也不能改变它的历史定位。

中国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是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经济和技术层面的变革。其主要内容是修铁路、开矿山、办工厂、开启了中国的工业化，带来了经济发展的现代模式。第二个阶段是以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政治变革。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帝制，为中国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民主共和体制。但是，这场革命的确是一场条件不甚成熟的革命，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也的确是一个早产婴儿。革命在缺少准备的情况下忽然到来，并且匆匆带来了最为先进的民主共和国，却没有为这个新国家准备下合格的国家公务员和合格的现代公民。

革命胜利了，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出现于东方，现代体制建立了，公民的权利写进了宪法，然而，从上到下却都不习惯这种新的国体与政体。

认真想来，这一切都不奇怪。一方面，作为共和国的总统、总理和各级管理者，大都刚刚摘去帝国的顶戴，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由皇帝的臣民转变成为现代国家的管理者？包括那些革命党人，有几个熟悉现代国家的管理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管理不可能迅速走上正轨，习惯的力量会制约他们不自觉地按照旧例行事。

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说，国民已经是国家的主人，但大多数人不会在一夜之间站立起来。他们不清楚自己与国家关系的变化，所以既不清楚公民的权利，也不了解公民的义务，更不知道如何对待自己纳税雇佣的国家官员。他们仍然以草民自居，习惯于奴隶地位，正像鲁迅笔下的阿Ｑ走上大堂时一样，官员们并不让他下跪，但他还是自觉地跪下了。

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致力于旧思想和旧文化的批判，致力于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引进，要革除陈规陋习，造就新的国民。

陈独秀选择了青年，但目的不是煽动他们的政治革命热情。“批评时政，非其旨也”，陈独秀说的是心里话，当初真的不打算讨论政治。考察《新青年》所讨论的问题，陈独秀关心的是孔教问题、伦理问题、贞操问题、婚姻问题、父子问题、教育改良、文学改革……这一切都离政治甚远。因为陈独秀清楚，自己所要做的，是为政治革命进行一场文化补课。

这是陈独秀的初衷，也是《新青年》的初衷。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显然并非偶然，而是基于一种认识。

随着革命之后出现的问题，陈独秀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共和政治，不是推翻皇帝，便算了事。国体改革，一切学术思想亦必同时改革；单换一块共和国招牌，而店中所卖的，还是那些皇帝‘御用’的旧货，绝不得谓为革命成功。法国当未革命之前，就有卢梭、福禄特尔、孟德斯鸠诸人，各以天赋人权平等自由之说，灌入人民脑中；所以打破帝制，共和思想，即深入于一般人心。美国当属英的时候，平等自由民约诸说，已深印于人心，所以甫脱英国的范围，即能建设平民政治。中国革命是以种族思想争来的，不是以共和思想争来的；所以皇帝虽退位，而人人脑中的皇帝尚未退位。所以入民国以来，总统之行为，几无一处不摹仿皇帝。皇帝祀天，总统也礼天；皇帝尊孔，总统也尊孔；皇帝出来地下敷黄土，总统出来地下也敷黄土；皇帝正心，总统也要正心；皇帝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总统也想‘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这就是制度革命思想不革命的铁证。”

陈独秀等人的目的是要维护刚刚建立的共和制度。《新青年》集团的主要成员大多曾是共和制度的追求者，当共和制度面临危机的时候，又成了她的维护者。他们知道她来之不易，不愿看到她因与中国国情不合而夭亡。他们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不同，面对现代制度与传统国情的矛盾，他们思考的不是民主共和是否适应中国国情，而是中国国情是否适应民主共和。在现代政治体制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袁世凯、杨度、康有为等选择了国情，试图改变国体以适应国情；他们选择了现代政治制度，要改变国情以适应国体。

陈独秀等人的选择是理想主义的。这并不奇怪，因为启蒙主义者本来就是理想主义者，如果不是抱定人的解放的理想，就不会从事启蒙的事业。这种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不同，实用主义往往顺应国情而不惜修改甚至放弃理想；理想主义者却总是为理想的实现而改变现实。

陈独秀要通过文化努力去维护民主共和的本来品格，不愿新生的共和国被文化传统所扭曲或扼杀。陈独秀说：“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鲁迅说过：“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至于原因，鲁迅说：“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钱玄同说过：“若从中华民国自身说，他是公历1911年10月10日产生的，那一日才是中华民国的真纪元。就中国而论，这日是国民做‘人’的第一日；就世界而论，这日是人类全体中有四万万人脱离奴籍，独立做‘人’的一个纪念日。这真是我们应该欢喜，应该庆贺的日子。”

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公民，中国人有理由为之骄傲。尽管它的成长困难重重，但哪一个新生儿是生下来就会飞跑的呢？从文化方面为其清除障碍、保驾护航，正是革命之后必要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