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南京毒酒案”始末
“南京毒酒案”又名“金陵毒酒案”。抗日战争时期，为打击占领南京的侵华日军，1939年6月10日，在国民党军统局的策划下，组成由尚振声任组长、钱新民任指挥的行动小组，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工作的詹长麟负责具体实施酒内投毒，其兄詹长炳予以配合，结果“日伪官员招待日外务次官清水留三郎宴会之日领署官员两人，因中毒过深，未及救治，因以毙命”。
日本总领馆里的“老实人”
詹长麟，1913年出生，家境贫寒，15岁时参加了蒋介石的“御林军”—国府警卫师（后扩编为国府警卫军）。由于年纪小且聪明伶俐，黄埔一期生、国府警卫师师长俞济时把詹长麟留在身边当勤务兵。
1932年1月28日，日本人在上海挑起战端，“一·二八”松沪抗战爆发。俞济时调任八十八师的师长，率部参战。詹长麟作为国民党军嫡系部队的一分子，经受了战争残酷的洗礼。“一·二八”事变之后，因母亲生病，詹长麟向团长黄永淮请假回家探母，后来为了帮家里的忙，年轻的他没有再返部队。
1934年，军统特工王高科介绍21岁的詹长麟进入日本驻南京总领馆当仆人。詹长麟原本不想为日本人服务，但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去——日本人给出的薪金很高，一个月14块银元。当时，詹长麟家住黄泥岗附近的薛家巷14号，离日本总领馆不远。王高科带詹长麟去见了掌管日本总领馆杂务的宫下书记官，宫下又带他去见了日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须磨觉得他很好，当即录用。
这无疑是军统有意安排的—严格说来，那时的军统还叫“复兴社”。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才将其嫡系特务组织之一的复兴社升格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
詹长麟到后来才知道，这场招录条件其实很高。为了防止中国间谍混进来，日本总领馆招人有四项条件：第一，不会说日语，不认识日文（防止做间谍）；第二，有至亲在南京（等于人质在手）；第三，诚实老实，手脚勤快；第四，相貌端正。詹长麟之所以轻易通过日本人的面试，他自认是因为年纪小、看起来老实。但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新录用的这名仆人，实际上是一个有六七年军龄的抗战老兵。
据詹长麟生前回忆，他到使馆才“干了十天半个月”，就有人到家中找他。一场秘密交谈结束后，詹长麟已被军统组织发展为军统南京区的65号情报员，化名袁露。每个月除了从日本总领馆领取14块银元外，军统还给10块银元的工资。詹家的日子顿时变得宽裕起来。军统利用各种闲杂时间对詹长麟进行了培训，教他怎么偷拆信件，如何交接情报，如何用明矾写密信等。
在日本人看来，“老实人”詹长麟兢兢业业，办事妥帖，勤快得很，遂让他把自己的哥哥詹长炳介绍到日本总领馆工作—顺理成章地，军统把詹长炳也发展为潜伏特工。
实际上，实施南京毒酒案之前，詹长麟已经立下了大功。这个大功，让他的顶头上司赵世瑞一跃而成为少将。这就是民国历史上有名的藏本事件。
藏本事件是日本人在1934年6月制造的、企图以“日本总领馆副领事失踪”为由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的重大外交事件。藏本全名藏本英明，朝鲜人，时任日本总领馆副领事。日本总领事须磨指令其偷偷地潜入紫金山自杀，以便诬称“中国特工绑架并杀害日本外交人员”，进行战争讹诈。可惜，有妻有儿的藏本英明偷偷在紫金山上找了个山洞了躲起来。
詹长麟知道藏本藏身的大致地点。6月6日晚上11点，藏本从须磨办公室里出来，命詹长麟去找总领馆司机，说自己外出有事。詹长麟一直把藏本送上车，看着他往北极阁的方向去了。
第二天，日本人就宣称副领事失踪了。詹长麟赶紧把藏本的去向汇报给赵世瑞。赵世瑞带着大批警察找了三天三夜，正赶上饿得不行了的藏本出洞，用金戒指跟老百姓换吃的。人找到了，日本人没话说了。须磨去外交部领人时，尴尬地解释说，藏本这个人神经有些问题。
打扫卫生获悉日伪政要聚会
全面抗战开始后，日本总领馆人员撤退。日本人非常信任詹氏兄弟，给他们留下一个“日本领事馆使用人”的白色袖章，让他们看管日本领事馆，保护日本领事馆财产。南京大屠杀期间，詹长麟一家先后住在鼓楼二条巷和广州路，国际难民营也大致设在这里，詹长麟由此目睹了日军的诸多暴行。住在广州路时，日本兵闯入他家，想强奸他的妻子，看到“日本领事馆使用人”的袖章，才没有下手。刚好有个妇女出来倒水，日本兵看到了想就地强奸，妇女坚决不从，日本兵把她刺死后扬长而去。詹长炳的胆子很大，骑着日本总领馆配的自行车，戴着白袖章，四处查看，统计日本人的战争罪行，汇报给上级。
日本人占领南京两个月后，日本总领馆的工作人员又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了南京。日本人组织了以安福政客、大汉奸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日本总领馆照常办公以后，詹氏兄弟也回到了总领馆工作。
1939年6月初，詹长麟在书记官船山的房间里打扫卫生，无意间看到了一封信件。他当即照抄下来，汇报给上级，翻译后发现，此信提供了一个重大情报。
信中显示，6月10日晚间，日本总领事崛公一将在总领馆宴请前来视察的日本外务省清水留三郎次长及其随员三重。崛公一打算请大批在华的日本军官以及伪“维新政府”的头面人物作为陪客。6月8日，詹长麟搞到了客人名单，他吓了一跳，这份名单几乎囊括了所有当时日本驻南京的“华中派遣军”的首脑及所有伪“维新政府”的头面人物。名单如下：
日方有“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己三中将、参谋长吉本贞一少将、副参谋长铃木宗作少将、军报道部长谷荻那华雄大佐、特务机关本部部长兼伪“维新政府”的最高顾问原田熊吉少将，以及谷田大佐、高侨大佐、公平中佐、岩松中佐、三国大佐、岛本少将、三浦大佐、泽田海军大佐、田中中佐和秋山大佐等；伪“维新政府”方面的有伪行政院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绥靖部部长任援道、内政部部长陈群、交通部部长江洪杰、司法部长胡礽泰、教育部部长顾澄、外交部部长廉隅、则一政部次长严家炽、实业部部长王子惠、南京市市长高冠吾等。总领事崛公一和领事内田及两名副领事等4人为东道主。
军统南京区决定投毒，将这些日寇和汉奸一网打尽。
经过精心策划，毒药由詹长炳负责交到詹长麟手中。詹长炳向詹长麟传达了军统南京区的指示，希望詹长麟在投毒之后，自己也饮下毒酒，这样就可制造中国仆人因义愤而投毒杀死仇人的假象。詹长麟思虑再三，请求詹长炳请示上级，希望全身而退，保存有用之躯，再度杀敌。上级同意了詹长麟的要求，并对其家人的撤退作出了妥善安排。
复仇的毒酒
军统南京区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投毒事宜，詹长炳参加了会议。
当晚，詹长炳将一个有手指粗的药瓶交到了詹长麟手中。药瓶里装着白色的粉末，瓶身上印有“ＵＳＡ”字样。詹长炳告诉詹长麟，这是军统从美国弄来的毒药，剧毒，沾上就死。毒药实际是氰化钾，毒性很大，只要足量进入人体，大约十秒钟就可以致人死命。
日本人举行宴会的日子如期而至。1939年6月10日早，在鱼市街的中华菜馆，军统安排詹长麟全家吃了个团圆饭。饭后，詹氏兄弟照常去日本总领馆上班，家人则由军统护送，渡江去了八卦洲的农村躲藏。詹长麟的父亲詹土良带着老伴詹潘氏和大儿媳詹朱氏、二儿媳詹黄氏、女儿詹兰英以及孙子、孙女，借口参加城外亲戚的葬礼，从燕子矶下游的笆斗山渡口乘船到江北。
詹长麟深得负责日本总领馆杂务的宫下书记官信任，整个领事馆的吃喝都归詹长麟掌管，厨房里大大小小的钥匙都在他手里。为了让清水和三重尝一尝异国风味，崛公一决定用中国菜、中国酒招待。詹长麟去南京有名的老万全酒家买回四坛绍兴黄酒。下午，趁无人时，詹长麟把毒药倒入一个温黄酒的瓶子里，又倒入一点点黄酒摇匀，把瓶子放在过道的柜子底下藏好。
开席前，詹长麟把装有毒酒的瓶子取出来，将毒酒倒入一个大瓶子，再倒入黄酒摇匀。为了保证在场的日伪政要都能喝下毒酒，詹长麟自己去宴会厅，一杯一杯地倒好毒酒。
晚上7点，宴会准时开始。不知什么原因，有些日本要员没有来。崛公一从总领事馆里找了几个工作人员把席补全。船山书记官通知书记官宫下、吉生、金子、警察署长内藤四郎、翻译石桥等迅速出席宴会。
詹长麟借口肚子疼，要出去找医生开药，离开了日本总领馆。在此之前，詹长炳早已借口有事，先走一步。詹长麟从日本总领馆的后门出去，骑上自行车，与在傅厚岗高原岭小巷子里的詹长炳会合后，哥俩骑着自行车飞快地穿过玄武门，直奔燕子矶江边。准备上船时，两艘日本人巡逻的小火轮开了过来。兄弟俩赶紧闪到芦苇荡里躲了起来。等小火轮走远了，两人才过了江。过江之后，他们到了军统在江北设立的一个叫徐家洼的联络站。
詹长麟从日本总领馆逃走后不久，日本人的酒席开始了。日本鬼子和汉奸们举杯祝天皇身体健康，随后一饮而尽。大约十分钟后，有人觉察酒有问题，刚喊了一声“酒里有毒”，就瘫倒在地。陆续有人倒下，场面大乱。
日本人一面召集医生抢救，一面调查投毒之人。虽然南京城里最好的医生都赶到了现场，宫下、船山两人还是毙命了，梁鸿志、高冠吾等汉奸以及很多日本要人中毒甚深，经抢救好歹保住性命。
“好汉做事一身当”
因为毒下在酒里，所以很好查。日本人首先就要找倒酒、买酒的人。一查，发现詹长麟、詹长炳都不见了，遂立即派人去他们家捕人。当然，日本军警扑了个空，詹家早走了。日本人迅速封锁全城，在南京的大街小巷贴出了布告，通缉詹长麟、詹长炳一家。关于詹长麟一家，是这么写的：
“詹长麟二十六岁，身高五尺二寸，体型瘦长，皮肤清白，高鼻圆眼，短发，走路稍有罗圈腿，身着白上衣，黑长制服裤；其妻黄氏，年二十四岁，身高五尺，鼻子大，局平，嘴大；女儿五岁，儿子三岁，都是身着黑色中式衣裤……”
日本高层震怒，一定要找到“凶手”。总领馆里的其他中国仆役和詹长麟、詹长炳的亲戚们遭了殃，受到了刑讯逼供，可他们根本不知道詹家人去哪了。从6月19日到7月10日的一个月间，日本宪兵队和警察在南京城内及其附近地区日夜搜查，任意逮捕和杀戮中国人，南京全城极度恐慌。据不完全统计，除日军之外，先后出动的日本宪兵队和警察队达一千数百人之多。与此同时，日寇还在上海租界地区密派特务暗中监视，密令他们一旦发现詹长麟等人的踪迹，便予以逮捕或杀害。
为了避免牵连无辜，6月25日，军统方面在上海租界以詹长麟兄弟的名义给日本总领事写了一封信。信中坦承投毒是詹家兄弟为报国仇家恨，表示好汉做事好汉当，让日本总领事不要牵连他人。因中央社的连续报道绝口不提有国民党官方愿意负责，再加上这封信，军统希望让日本人由此相信这是兄弟俩的个人行为，从而放弃对其他中国人的迫害。全信内容如下：
总领事先生：
我们兄弟两人在日本总领事馆几年的服务期间，对你们日本人是非常好的，我们也非常忠于职守，没有一次做过违背你们的事，这你们也是相信的吧。
不幸的是，发生了中日战争，我们目睹日本对中国的无理侵略，对日本人确实感到失望。然而那时我们仅仅是从新闻报道中看到你们日本人的凶残，但还不是亲眼看到的。因此，还没有使我们改变在总领事馆内忠诚服务的决心。后来，南京被你们日本兵占领，我们亲眼看到了日本兵在南京烧杀奸淫的一切兽行。甚至，连我们自己的家也被你们烧了，我们的妻子也被日本兵强奸了，家里的东西也被日本兵抢劫一空。我们兄弟虽如此在领事馆内忠实服务，而我们的家被烧，妻子被奸污，财物被掠夺，可怜劳苦半生的血汗全被你们破坏尽净。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决心要为国报仇、为家雪耻，我们已经和日本势不两立。只是我们既无兵，又无力量，加之总领事对我们又很好，因此至今我们都下不了手。十日，总领事招待客人，我们知道总领事不能出席，才决定下手。谁死谁不死，这就要看你们的命运了。
我们不管成功的可能性大小，只是为了满足报仇雪耻的心愿。我们事前对谁也没有讲，事后更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好汉做事一身当”，我们不想再说假话。我们已经来到上海，明天就要去香港，你们有本事就请来捉我们吧！但不要怀疑其他的人。我们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如果被你们捉住，为多数被你们蹂躏的人们报仇雪耻，死而无憾。像我们这样的劳动者，除以这样的死作为代价之外，没有比这更光荣的。我们在领事馆进行这次行动，唯恐牵连总领事，但想不出其他报仇雪耻的方法，所以就在公馆宴会的时间下了手。这样做对不起总领事，感到遗憾。
詹长炳詹长麟
6月25日
幸福、节俭：詹长麟的晚年
以静制动，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詹家大小在徐家洼整整呆了半年，才经扬州、泰州骑着毛驴，慢慢地到了上海。这时，风声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紧了。在上海，詹家住在由军统安排的华北公寓里。
1944年，詹家人坐船离开上海，辗转到了湖南衡阳。在军统的安排下，詹长麟进了衡阳干部培训班，在培训班里，詹长麟学会了写毛笔字、打算盘，毕业时获得了一张八级财政稽查员的证书。这些为他抗战胜利后经商打下了基础。
抗战胜利后，詹长麟获得了5万元法币奖金，还有一枚忠勇杀敌的银盾。他向组织提出申请，请求退出军统，被批获准。詹长麟带着全家回到南京。用那笔奖金，詹长麟在中央门外神策门的库伦路买了一块地，盖了一个三层的小旅馆。新中国成立后，旅馆公私合营。
詹文斌用“幸福”和“节俭”来形容父亲詹长麟的晚年生活。詹长麟给自己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心情舒畅活百岁”，下联是“一生正派品格高”。他有6个儿女，20名孙辈，四世同堂。晚年的詹长麟，思维清晰，生活简单，每天打拳、练字、淘米、做饭……生活过得异常充实。詹长麟平常从不在外喝水饮食，在家中喝水时一定一饮而尽，下次喝水时重新再倒。
詹长麟老人一直很低调，不愿让外界知道他的行踪及当年毒杀日伪敌酋的壮举。这位性格内向的老人一直教育家人：“我们不能借着这架梯子往上爬，以寻求政府的特殊照顾。”多少年来，左邻右舍没有人知道他是一位抗日英雄。直到央视采制的《1939年的夏天》播出以后，他的传奇故事才广为人知。
2009年9月28日，新中国成立60年前夕，他和詹长炳一起被评为“30位新中国成立做出重大贡献的南京模范英雄人物”。
2008年11月，詹长麟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