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探戊戌变法失败之谜
发生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慈禧太后及奕訢的支撑下，大清开始了洋务运动，学习夷人的先进技术；甲午战争更是深深地刺痛了大清朝野，变法图强成为全国性的共识。康有为公车上书，朝廷对其并没有怪罪。此后，诸多高层还代康有为递奏折，协助其组织强学会并提供相当的支持。按说，此时的大清朝廷，改革应该是比较容易进行的，可令人唏嘘的是，这场变革仅仅维持了一百零三天，最终以六君子喋血菜市口而结束，致使此后十数年，无人敢再言变法。
一些史学家简单地将戊戌变法的失败，归结为保守派的顽固抵制、慈禧太后的专权、袁世凯的告密等。回望历史，或许远不是这么简单。那么，清廷的权臣最初真的抵制改革吗？康有为的变法为何阻力重重？对于光绪新政，慈禧抱着怎样的态度？最初支持变法的清廷高层，最终为何变成了反对派？慈禧政变和袁世凯告密，到底谁先谁后？这场变法即使没有遭遇慈禧政变，又是否会成功呢？本期节目，枫林为您讲述：再探戊戌变法失败之谜。
1894年发生了中日甲午海战。1895年春，当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等学子，向都察院请愿，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等一系列主张，史称“公车上书”。这次上书，虽然清廷高层没有接受，但因美国驻京公使田贝向康有为索去了这份1.8万字的请愿书，之后不胫而走，刊印天下，影响很大，连光绪皇帝都看到了。
康有为这样的民间人士都认为需要改革了，大清帝国的政治精英们难道没有更深的体会？事实上，如果说两次鸦片战争还没有将所有人惊醒，还有反对改革的保守派的话，那甲午战争败给了曾经的“小弟第”日本，大清皇族和帝国高层，谁还好意思说“祖宗之法”不可变呢？变，必须变，成为难得一致的朝野共识。问题是，怎么变呢？
听说康有为要办强学会，大清高层们真可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强学会提供了很大方便：光绪帝师、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从户部划出个小预算，给强学会固定经费并给它拨出了一部印书机；工部尚书孙家鼐为强学会找房屋作会址；直隶总督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各捐银五千两；淮军中的聂士成和毅军中的宋庆等军界精英，也各捐数千两；李鸿章也拿出了两千两，可康有为愣是不要，嫌李鸿章签订了《马关条约》，是卖国之臣。这不能不说是书生意气，国是大清的，是慈禧和光绪的，李鸿章有卖国的资格么？
1895年11月，康有为的北京强学会开张了。有了上述这些大人物的支持，不用说，北京强学会发展得很好，后来连清议派领袖李鸿藻、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也加入了。康有为眼见形势大好，又南下游说此时已改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成立了上海强学会。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先进行理论上的铺垫和引导，稳步推进，或许真能摸索出改良之路。
问题是，康有为严重缺乏政治经验，根本不熟悉大清帝国的运作模式，他等不及了，他想要进行急剧而快速的变革，并且认为必须和“现实”彻底决裂。上海强学会成立后，他所办的《强学报》居然不用大清纪年而改用孔子纪年，这分明是谋逆造反呀，此举引得张之洞大怒。就在这当口，张之洞听闻北京强学会遭弹劾，已被慈禧太后关闭，于是马上下令解散上海强学会。就这样，好不容易才聚集了点人气的京沪强学会全部烟消云散了。
马关条约
按说，有了这样一个教训，康有为应该反思一下了吧？可是从后面的发展来看，似乎一点也没有。
在康有为看来，这帮大臣们太谨小慎微了，不是干大事的料。光绪皇帝才是他的目标。康有为多次上书光绪，提出自己的变法思路。一直活在慈禧老太后的阴影之下、总想摆脱控制证明一下自己的光绪，亲自接见了康有为，表示决不做“亡国之君”，让康有为全面筹划变法。
曾在中国任职前后达30多年、直接参与过多项外交活动的美国人马士对光绪的评价是：“智力尚未成熟，知识也很浅陋。”对于光绪的不成熟，恭亲王奕訢也早看出来了。可惜此时的光绪已经被康有为进献的“改良妙策“刺激得丧失了理智，他那被压抑多年的反抗意识如火山一样迸发了。他要带领大清帝国通过变法走向富强，并借此给自己立威。奕訢的话他是听不进去了，他要登上康有为给他准备好的战车，潇洒走一回。
奕訢死后不足半月，1898年6月11日，由康有为引导、光绪皇帝主持的戊戌变法正式上演了。变法前的6月9日，光绪借请安之际，向慈禧申述了变法的愿望，老太后并没有反对，并于6月10日批准了帝师翁同龢起草的《明定国是诏》。她很明确地对光绪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
慈禧这段话的意思是：变法一直是我的志向，同治初年就曾接纳曾国藩的建议，派人出洋留学，学习洋人造船和机械等先进技术，以使我大清国富强。如果今天的变法真的能让大清强盛起来，你就大胆的干，我不会阻拦你的。老太后的这番表态不难理解，整天不是割地就是赔款的，作为“太上皇”的她，难道甘愿过这种很没面子的日子？
但话说回来，作为执掌大清数十年的太后，光绪的斤两慈禧还是掂得清楚的。为避免改革失控、影响大局，慈禧太后在同意变法的同时进行了自己的人事布局：第一，让自己的亲信荣禄执掌军权；第二，将二品以上官员的任命权收归自己；第三，派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刚毅管理健锐营，崇礼署步军统领。完成这些动作后，她对光绪说：“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并告诫光绪“毋操之过蹙”。
那么，光绪这个变法究竟是怎么搞的？
慈禧
在获得太后授权的情况下，光绪要是清醒一点，获取绝大多数高层的支持，积极稳妥地进行改革，迈过改革的浅水区还是有可能的。可惜的是，这时的光绪在康有为的忽悠下已经不清醒了。更要命的是，作为变法总策划的康有为，压根就不懂大清帝国的运作机制，更没有深入了解社情民意，他把改革想得太简单了，认为“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
就这样，不清醒的光绪按康有为的布局，从1898年6月到9月，发布了一系列变法令，主要内容有：政治上，广开言路，提倡官民上书言事；允许自由办报和组织学会；裁撤重叠闲散机构与冗员，废除满人寄生特权，允许自谋生计；设立邮政总局，裁撤驿站。经济上，提倡实业，设立农工商总局和矿务铁路总局，兴办农会和商会，鼓励商办铁路和矿务，奖励实业方面的各种发明；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节省开支。文化教育上，开办京师大学堂，废八股，改试策论，选派留学生到日本；设立译书局，编译书籍，奖励著作。军事上，裁减旧军，精练陆军；筹办兵工厂；添设海军。社会上，废除女子缠足等。
今天看来，这些都是可取的做法。问题是，一百多天里，光绪在没有征求帝国高层意见的情况下，发布的新政上谕达一百多条，弄得大家招架不住、无所适从不说，还一下子伤害了许多人，把几乎所有高层都变成了自己的反对派。光绪先是一下子裁掉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六个衙门，然后又裁掉总督与巡抚同在一处的湖北、广东和云南三省的巡抚以及东河总督；裁掉各省没有运输业务的粮道和没有盐场的盐道……弄得六部九卿、甚至军机处与总理衙门也都认为自己是多余的了！
光绪
先不说这些裁撤是否合理，单说这种没有任何准备、如此任性的人事架构调整，帝国官吏们谁能受得了？要知道，改革最难的就是改人。高层失去了权力，广大中下层官吏失去了饭碗，大家都被气疯了，纷纷向慈禧太后哭诉，不敢骂光绪，还不敢骂康有为吗？官吏们恨不得生吞活剥了康有为。
面对这样的局面，慈禧太后免不了要批评光绪：“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今以远间亲、新间旧，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光绪哭着回曰：“祖宗而在今日，其法必不若是；儿宁忍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笑也。”意思是，列祖列宗如果活着，肯定不会同意我的变法举措。但我宁可坏了祖宗的礼法，也不忍失去我大清子民，不忍失去祖宗留下的江山社稷，不然会被后世耻笑的。
总之，老太后的话光绪是听不进去了，并且拗上了：你们这些高层也太没有奉献精神了，我得找些听我话的。于是，维新党人冉冉升起，光绪下旨：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和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实权不可小看，所以这些人被看作是“维新四贵”。就在任命四贵的前一天，光绪刚刚罢免了老太后的亲信、礼部尚书怀塔布。对光绪来讲，这些措施或许也算新政，但在慈禧太后看来，这哪里是新政，分明是夺权加乱政。
可即使这样，康有为还觉得不过瘾，把断发、易服、迁都、改年号等主张都提出来了。变法搞到这般地步，慈禧太后还能坐得住吗？
康有为
就在变法进入高潮的时候，出了两档子事。一是有谣言称，老太后将在10月份的天津大阅兵上让荣禄把光绪扣了，另立新帝；二是有湖南举人曾廉上书，揭露康有为一年前办时务学堂时的“反清言论”大逆不道，应该将他杀掉。这让康党乱了阵脚，除了请皇上杀掉曾廉之外，还动了武装政变除掉太后的心思。杀掉曾廉的想法，被光绪拦下了。再怎么说，自己下诏求言，刚有一个民间举人上书言事，我就杀掉人家，怎么服天下呢？
光绪能拦住康党诛杀曾廉的建议，却拦不住康党武装政变的心思。康有为认为带八千兵围住颐和园，将太后囚禁或杀掉，事情就解决了，变法就可以进行下去了。先前认为杀一两个大臣就可以变法，现在受阻了，又认为杀掉太后就万事大吉。康有为确实已经失去了政治判断和常识。
派谁去呢？大清帝国的北洋军队掌握在慈禧太后的亲信荣禄手里，环顾一周，满世界都是太后的人，可康有为就是不服输，总想给自己捞一根救命稻草。很不幸，他相中的是袁世凯。
在康有为的設计下，光绪召荣禄的下属、正在天津小站负责编练新军的袁世凯进京，并下旨开去袁世凯直隶按察使缺，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这道旨意，不仅使袁世凯获得了升迁，而且使他脱离了北洋大臣荣禄的控制而直接向皇帝负责。
忽然被调任升迁，袁世凯有点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是自家的祖坟上冒青烟了？
袁世凯
答案很快就出来了。9月18日，大清帝国上演了一出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惊悚戏！袁世凯很惶恐，作为一个有12年朝鲜历练、在大清帝国纵横数十年的准高层，居然被来人指示，为保护皇上，诛荣禄，围园抓后……
就在康有为安排围园抓后的同时，慈禧太后也听说了康有为想政变的小道消息，于是在9月19日下午训斥了光绪：“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随即，太后宣布训政。不过，此时光绪的待遇还是保留的，只能说权力被剥夺了。
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当即去见荣禄，刚说几句，有客人来，只好作罢。9月21日一大早，袁世凯再见荣禄，将康党计划和盘托出，荣禄大惊。两人认为这都是康党之错，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可思来想去，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同一天，慈禧太后正式宣布训政，并下令捉拿康有为及其弟弟康广仁，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结果康有为跑了，康广仁被抓了。当天晚上，御史杨崇伊到天津向荣禄出示训政诏书。一看老太后那边动手了，荣禄立即将袁世凯召来，三人商议，再不揭密谭嗣同之事，恐自身不保。于是荣禄托杨崇伊向太后告密。
一是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全招了，二是袁世凯的事后补告，太后大怒，囚禁光绪于瀛台，下密旨捉拿谭嗣同等人。荣禄为保全光绪，建议对谭嗣同等人不需要审问，就全部诛杀。于是9月28日，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康广仁慷慨就义，是为“戊戌六君子”。9月29日，清廷公布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罪状，由原先的“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升级为“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
一场来势汹汹、去也匆匆的变法就这样画上了句号，大清帝国崛起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
戊戌六君子
康有为把变法改良想得太简单了，大清上百年来的积习积弊，哪是一朝一夕就能彻底剔除的？而变法推进得过猛过快，伤害了官僚阶层的利益，必然遭遇极大的阻力，而这样的阻力又使康有为等人失去耐心，把慈禧太后当作改革的障碍，以致做上了赌徒，捎带着还把光绪与袁世凯都当作赌注。
而光绪不过是志大才疏的又一个例子，本领不大却又偏偏想证明自己，最终把自己给害了。
有一种说法认为，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了政变的发生。其实，变法前后掌控全局的始终是后党势力。虽然身在颐和园，慈禧却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她只是给光绪和康有为等人提供了一个小小的舞台，让他们可劲折腾，而权力的指挥棒，始终还是掌握在慈禧的手中。满朝文武官员更是惟太后马首是瞻，虽不敢公然违抗光绪的旨意，却没人怀疑慈禧的最高地位。因此，慈禧重新出山，虽然也经过了幕后策划，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阻力。可以肯定地说，政变发生与袁世凯没有关系。
无论如何，这场暴风骤雨般的变法随着慈禧重新训政，陷入停滞，而历史的车轮并没有停止，大清的灭亡，就在眼前了。
《同舟共进》端木赐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