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全面反思的年代

文/松竹散人   转自千君之言

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六年期间，我国基本没有《刑法》，只有两个条例《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

由于不可描述的原因，预防失联，请加备选号：《枫林读史2》

对于其他的犯罪，参照政治形势和上级文件定罪判刑，没有标准，没有依据，更没有诉讼程序，那时强调“法律为政治服务。”

那时我上小学，老师带队集体到公社参加公判大会。犯人是个老师，站在台上，夏天穿着棉衣，五花大绑，面色蜡黄，胸前挂着一个“反革命强奸犯”的牌子，背上插上一面旗子，问老师才知道，这叫“亡命旗”，只有枪毙的人才插，其他陪绑的犯人只挂牌子，并未插旗。台上一个穿蓝色制服的人宣读他的罪状，说他流氓成性，强奸女学生，所以判处他死刑。

那时不明白，强奸罪怎么前面还有反革命三个字，难道强奸罪，会和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有关联。

本家族有个叔叔，冬天晚上睡觉冷，有被子但没有褥子，晚上偷偷到生产队场上偷了些麦草铺床，被人发现告发，队长报告了大队，那时大队负责人不是书记，叫“革委会主任”，革委会主任派了几个民兵，也是造反派成员，把这个叔叔抓到大队部，关起来打了一夜。第二天他的父、母跑去求情才放了出来。

革委会主任说，他的行为性质恶劣，麦草不值钱，但他破坏全国大好的革命形势。

他的母亲本来身体不好，被这么一吓，当年冬天就卧病在床，不久就去世了。

本村有个赵姓老中医，原来在徐州大医院上班，因为那时天天喊万岁，他随口说了句，“能活百岁就不错了”，被人告发，以“反革命罪”被判五年，刑满释放，回家务农。

爸爸带着我曾经找他看过中医，开完处方，坐着和爸爸聊了会，他口才极好，谈话的内容“还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

还记得一件事，曹姓村民偷生产队的大葱，被民兵五花大绑吊在大队部的房梁上一天一夜，晚上我睡醒一觉都能听见他象杀猪般嚎叫。第二天送到公社派出所，关了一两天又放了回来，结论是：人民内部矛盾，批评教育了事。

当时所有的违法犯罪案件一旦发生，先和政治联系，如果牵涉到政治因素，一般处理都很重，这就会被定性为敌我矛盾；如果和政治因素联系不上，一般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就问题不大，处理的比较轻。

特殊的暴力、凶杀、强奸恶性案件除外，这类恶性案件虽然和政治无关也要定性为敌我矛盾，因为会破坏大好革命形势。

有个邻居家有主席石膏站像，农村做饭都是烧柴，时间一长熏黑了，好心用湿抹布擦，结果一擦，脸上擦花了，她也没在意，结果被到家串门的人看到了，随意聊天说漏了，造反派组织找到她家，一看果真如此，罪名是“丑化伟大领袖”被送到公社，后被判了几年刑。

当时她被判刑时孩子和我同学，后来就不上学了，因为同学老是会提他妈的事，而且他妈就是“反革命”在服刑。

那时真正够得上的刑事犯罪的人数比现在少得多，我在故乡十几年，本村被判刑的不足三人。那时大部分的社会管制职能都有政府或社会组织行使。

如社会上长期被管制的“五类分子”，他们和监狱的人相比只是差了一个围墙。

那时所谓犯错误，有思想或言论方面的，也有小偷小摸属于治安范围的，这类人员都有当地基层群众组织管理，当时习惯对这种行为的说法是：对他们实行专政。所谓专政就交由群众管制。那时人警惕性普遍很高，遇到生人，遇到形迹可疑的人，很多群众会自发上前盘问，或者扭送至大队。

城市里有街道、居委会，老太太、大妈组成的“小脚侦缉队”，类似现在北京的“朝阳群众”，很多吸毒和嫖娼都是朝阳群众发现的，“薛蛮子”就栽在他们手里。

那时出去办事都要有大队或相关单位开的证明，如果没有证明，遇到检查，有时会被当成流窜人员关起来。

无视人的尊严、 随意抓人、关人、批斗人、崇尚暴力，是当时社会普遍的现象，这种对社会文明的破坏，到现在还余威尚存。

如果恢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坏人变老了”的现象和说法，可以从侧面部分佐证。

农村那些被管制的五类对象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坏分子。每个村都有几十个这样的人。他们和农民一样劳动，还要轮流义务负责打扫公共卫生，生产队给他们分配的工作，往往是最脏最累的。

被管制最痛苦的不是体力劳动强度大，最痛苦的是可以随意被人呵斥，本人处处小心翼翼，没有任何发言权，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个人完全被排除在主流生活圈子之外，子女、家庭其他成员都跟着受牵连，上学、参军、婚姻都受影响，这就是当时流行的“血统论”。

当时北京有个遇罗克写了一篇文章反对“血统论”，被打成反革命，枪毙了。

那时农村种地全用农家肥，没有化肥。农家肥不够用，就把城市里公共厕所垃圾清掏拉回来，这些工作全部是由“五类分子”完成。

我亲二叔是教师，因为派性争斗，后来对立派掌了权，被戴上“坏分子”帽子开除回家务农，他就一直干清掏厕所垃圾的工作，二叔自嘲“斯文扫地也”。

普通教师扫厕所当时真不算什么，当时中国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一样被批斗，扫厕所，住牛棚。

如季羡林、杨绛、聂绀弩、冯友兰、矛盾、巴金等，能够幸免的不多。季羡林、巴金等人对当时的经历，都有专门的自传文章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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