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万元户”30年浮沉

本文原载于《乡镇论坛》2009年第31、34期，作者宋佳，原题《首批“万元户”30年浮沉》。

图文无关

1979年2月19日，《人民日报》刊文说，广东省中山县的黄新文社员，靠勤劳致富年收入超过1万元。自此以后，“万元户”的叫法在全国流行开来，并成为20世纪80年代最受关注的词汇之一。

那时，在中原大地上，“万元户”也像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固始县的蔡林义成为河南省政府第一个褒奖的“万元户”。

时光流转，30年过去了，“万元户”已经变成了一个历史符号。“万元户”的横空出现，有着怎样的脉络图景？这些“先富者”都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人生。

改革开放初期的“万元户”大体上是由农村的专业户和城镇的个体工商户构成，在那个人们对私营经济侧目而视的年代，他们靠的不是知识和素质，而是胆识和勤劳，有的甚至涉嫌“投机倒把”。

如果要找能够代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生活变化的词汇，“万元户”当属其一。它第一次启动了致富的理念，从此掀起了中国人致富的滚滚热潮。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时代符号将被历史收藏。

河南首个“万元户”出炉

1981年9月7日，河南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万元户——访固始县陈营大队社员蔡林义》的文章，

文章说，最近，我们到固始县，听说前几年还穷得丁当响的胡族公社陈营大队社员蔡林义，如今成了资财上万的小康之家，为了寻根究底，我们访问了蔡林义家。

“老蔡欣喜地算了一笔收入账：秋季1.6万斤稻谷是稳拿的，可得1600元，经济作物可收入1100元，养殖业价值4500元，油坊收入近千元，麦季收小麦4500斤，价值630元，还有蔬菜、林木果树的收入，加起来1万元露头。”

让蔡林义想不到的是，他成为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河南省政府第一个褒奖的“万元户”。

据蔡林义的儿子蔡新礼介绍，1980年的时候，他们全家12口人。在分田到户的起步阶段，父亲作出的第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借了几千元购买牲畜和发展副业。

蔡新礼为此曾与父亲争吵，他认为，父亲发展副业的行为有些“冒进”。“父亲在当年做出的举动，不仅仅是我不能理解，是那个时代不能理解。”

1981年，蔡家在房前屋后、田地四周种了4000多棵树苗，承包了3个鱼塘，养了4头驴、2头牛、3头猪、21只羊、100多只鹅。另外，磨粉、打油、做挂面、做豆腐，这些都是蔡家当时的营生。

在那个1公斤粮食2角钱，国家工作人员月工资20元的时代，能成为“万元户”确实了不起。成“万元户”后，政府奖励蔡家一台缝纫机、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和一些肥料。

昔日寂寂无名的蔡家顿时热闹起来。他家的门槛，曾被众多的来访者和为蔡家儿孙提亲的乡亲踢破。

1982年，蔡林义挂着省劳模的奖章，三下安徽阜阳，开回了全村第一辆四轮拖拉机。

“万元户”带来空前荣耀

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万元户”逐渐淡出人们视野，有记者再次来到蔡家已是20多年后。

去年，适逢改革开放30周年，像蔡新礼这些改革开放初期涌现的“万元户”重回人们的视线，而被称为“中国第一万元户”的黄新文更是引来了更多关注的目光。

1979年2月19日，《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新华社通讯，引起了很多读者的注意。内容是，1978年，中山县小榄公社埒西二大队社员黄新文一家靠参加集体劳动所得和家庭副业，当年总收入达10700多元，纯收入近6000元。

黄新文的做法受到了中山县政府的赞扬，并为他颁发了勤劳致富光荣证。

那时离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仅仅两个月，当时一个城市职工的年收入不过数百元而已。黄新文何许人也？他真的年收入超万元吗？一时间，黄新文家的信件、来访者络绎不绝。

对此，在洛阳市洛龙区关林市场做生意的陈书奇感触颇深。

陈书奇是原偃师县的农民，那时他有五个孩子，还有两位老人要供养，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在现实的逼迫下，从1978年开始他就自己种花，拉到县城去卖。

陈书奇说，1981年夏的一天，一位县里的干部给他一算，他这一天少说也收入200多元。于是，陈书奇成了原洛阳地区的首批“万元户”，他的命运由此改变。

与“万元户”相伴而生的是各种政治待遇。在全县的三级干部会议上，县领导颁给陈书奇一块“勤俭致富，劳动光荣”的大匾，还奖励了他一辆当时有钱也难买到的“飞鸽”牌自行车，县里的广播里也播放着他的新闻。那时，他既是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是县劳动模范，家里挂满了奖状。

被“万元户”改写的人生

追寻那批“万元户”，不能不提到郭元英。

在郑州市高新区沟赵乡郭庄村有一处普通的院落，这就是郭元英的家。

随着郑州绕城路等道路的开通，处在西四环附近的郭庄村也兴起了房地产开发热。时间不长，郭元英家的房子就要拆迁。为了留住这段经历，他特地把房子拍成照片保存下来。对62岁的郭元英来说，这座几经变迁的院落浓缩了他由辉煌到落寞的人生。

郭元英的人生改变始于1983年。这年3月，他从广播里听到了国家允许干个体户的消息，他敏锐地意识到机会来了。那时，郭元英一家几口人全靠他一人挣工分。此前，为了填饱肚子，只有小学文化的他在工厂里打过工、干过棉花技术员和赤脚医生。

于是，郭元英贷款3000元在家里办起了全乡第一个私人工厂——纺织配件厂，这对刚经历过打击投机倒把运动的人们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实际上，国家允许个体经营是在1979年，在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1979年4月，国务院提出：可根据市场需要，批准一些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的个体劳动。

1979年，张玉增第一个跑到浚县工商局，领取了个体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在某种程度上，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解冻，民营经济正式走上了经济的舞台。

1982年修订的《宪法》使个体经济的地位正式得到了法律的认可。

郭元英说，当时全国棉花种植面积大，集体企业也以纺织业居多，纺织配件极为畅销。到1983年底，仅10个月的时间，他就盈利1万多元。

彼时，他所在的生产队有300多亩地，全年收入才3000多元，他家一年的收入相当于生产队三年的收入。那时，郭元英家不仅有电视、电冰箱、摩托车等家电，还有一辆小汽车。

买飞机捐集体名扬全国

真正使郭元英出名的，是他为集体买飞机。

1984年3月的一天夜里，在家庭会议上，郭元英拍板说：“我们富了应该考虑为乡里做一些好事，咱乡里种棉花多，飞机给棉花洒农药，省时省力，我们就为乡里买架飞机吧。”

此前，他从报纸上看到北京航空学院研制的“蜜蜂三号”飞机试飞成功的消息。该机是超轻型双座单翼机，可用于空中喷药灭虫、森林防护等。

1985年1月，郭元英花了27000元定购的一架“蜜蜂三号”农用飞机运抵郑州飞机场，被转赠给了沟赵乡政府。他成为全国首个买飞机的农民。

不巧的是，这时，农村开始分田到户，谁家想种什么就种什么，适合大面积作业的飞机发挥不了作用。另外，飞机要经过民航部门审批才能飞行，空中线路和飞行高度等诸多难题解决不了。飞机一直闲置在郑州飞机场。

大兴安岭火灾后，应东北林业部门的请求，这架飞机被运往大兴安岭。

郭元英捐献飞机之举轰动了全国，他的平静生活也被打破了。那时，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来访者，郭家门外小车不断。最多时，他一个月参加6次会议。1984年底，在河南省委、省政府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郭元英还做了典型发言。

1985年，他和步鑫生一起被《半月谈》杂志评为1984年度“全国十大新闻人物”之一。1988年，他的人生达到顶峰，他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北京，他和邓小平合影留念。

20多年后，提起当时买飞机的举动，郭元英平静地说：“我是从集体时代过来的人，一旦生活条件好了，就萌发了为集体干点实事的念头，就这么简单。现在的年轻人可能理解不了。”

“万元户”催生致富热潮

近日，在洛阳关林市场做生意的陈书奇从媒体上了解到，2009年8月24日，我国《计量法》、《野生动物保护法》、《铁路法》、《烟草专卖法》等四部法律中删去了关于“投机倒把”、“投机倒把罪”的规定。

陈书奇对“投机倒把”有着切肤的感受。1970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重申除了国营商业、合作商业和有证商贩以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从事商业活动。

在当时，个体经商被看成投机倒把，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是严厉打击的对象。

1974年，利用早上“露水集”的机会卖针头线脑的陈书奇被批斗，家里的自行车、立柜、缝纫机等被没收，他本人也被强制在大队连续“学习”了三个多月。

即使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范围只限手工业、修配业、服务业等行业。当时能从事个体经营的人员只能是待业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等无工作人员。退休人员从事个体经营要开具家庭生活困难证明才能办理执照。

据资料记载，当时个体经营户的80%以上都是社会闲散人员。

郭元英办家庭工厂时，上边对家庭工厂人数有限制，不能超过8个人。他不敢明目张胆地生产，在院里打个棚偷偷摸摸地干。然而，他们都曾遭遇来自社会各方的压力，其中有摊派和打压。

那时规定，凡是人民商场里有卖的商品，他们都不能碰。有胆大的靠投机钻营，倒服装、电器率先成了“万元户”，这些人成了后来的大款。

为了“管束”和调控高收入人群，1980年9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决定征收个人所得税并制定了800元的起征点。这一起征点是当时社会平均工资的20倍。

经济学家茅于轼曾指出，1980年颁布了所得税法，可当年只收上16万元税款，说明全国没有几个人交税。宪法直到1982年才承认个体工商户的身份，但实际上从1979年起就有摆地摊的、跑单帮的这就是转型期社会的特点，许多事情不能拿法律简单地衡量。

私营企业一年锐减11万家

1986年，盛名之下的郭元英感到了人们对待私营经济态度上的变化。

这个变化与37岁的关广梅有关。关广梅在辽宁本溪市租赁了8个食品商店、拥有1000名员工，年收入4万多元。

时年6月，《经济日报》刊出了长篇通讯《关广梅现象》和《本溪市委、市政府的一封吁请信》，两篇文章描写了关广梅实行改革过程中取得的种种成绩，也袒露了她在改革中面临的阻力和困惑。从此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商业企业实行个人承包、租赁和租赁群体的经营方式是所谓姓“社”、姓“资”的大讨论。

后来，关广梅从改革先锋、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光环和纷争中渐渐淡出。

199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她接受采访时说：“我可是出名出怕了！”“人要是一上报纸，上下左右的人就只看到你的缺点，好像什么优点都没了。”

从关广梅的言行中，可以一见当时的端倪。

“人怕出名猪怕壮”，这是包括郭元英在内的众多“先富者”的真切感受。

由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构成的民营经济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的讨论还在继续，那时的很多创业者不知道自己积累下来的财产是否完全属于自己。

许多个体创业者和私营企业主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戴上集体企业的红帽子，而导致财产被剥夺。

和郭元英同年代创业的人中，有的因投机倒把被判刑入狱。1989年，曾靠“傻子瓜子”闻名全国的安徽芜湖个体商贩年广久，因涉嫌贪污和挪用公款被捕。同年，山东私营业主王廷江因处于某种恐惧，将自己价值600万元的工厂赠给集体，获得了入党资格。一时，风声鹤唳。

1989年年底，郭元英选择了洗手不干，他将纺织配件厂关门停业。

据统计，1989年，全国私营企业从一年前的20万家锐减到9万家，个体工商从业人员锐减360万人。资金不足，限制过多，使一些民营企业一度在困境中苦苦支撑。

正当私营经济全面陷入低谷之时，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的谈话，再一次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一股更汹涌的“下海”浪潮奔腾而来。

首批农民“万元户”大多销声匿迹

那时的“万元户”大多由农村专业户和城镇的个体户组成，现在他们境况如何？

固始县胡族镇陈营村的蔡林义已经去世，现在，村民的生活条件已有了大的改观。

蔡家亦经历了三代变迁。上世纪90年代，因家中劳动力不足，蔡家的副业规模逐渐缩小，蔡林义的独子蔡新礼苦守家业。1993年，蔡新礼的儿子蔡根在父亲和爷爷的反对声中外出闯荡。后来，他的弟弟妹妹也在外打拼，他们走上了一条完全和爷爷不同的道路。他们在郑州购房买车，延续了蔡家的荣光。

去年，有记者走进了“中国第一万元户”黄新文的家。30年过去了，70岁的他仍然在家养猪。

29年前，新华社报道的兰州市“万元户”李德祥的最大变化是，土地被征用后他摆脱了农民身份，他和妻子靠出租20多间房屋生活，年收入在2万元左右。

1982年，成都市温江区的“番茄大王”张文康曾意气风发地赴京参加全国科协组织的致富能手表彰大会。然而，20多年来，两次规模化经营的失败，让张文康元气大伤。昔日的温江区“首富”，现在的收入只有房租、社保和劳模补助。

与张文康一起叱咤风云的其他四川籍的“万元户”们也几乎都消失在了茫茫人海。“冬瓜大王”吕璞修已音信渺茫；“养猪大王”刘定国曾锒铛入狱，后又在三台县重新养猪；被称为“四川第一个万元户”的杜雄才目前在双流县永安镇经营一个小卖部。

忠县是重庆市较早产生“万元户”的地方。1982年，忠县涌现“万元户”代表7人。2007年，有记者对当时的万元户走访发现，七大“万元户”中有四位随后默默无闻；仅有两人后来虽小有发展，但早已“淹没”在农村众多致富家庭里。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管理系主任蒋美华副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们的兴衰沉浮说明，农民要想走出一片新的天地，要不断创新致富模式和路径。这样在创业上才能突破简单的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局面，才能使创业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和活力。”

个体户起家的“万元户”人生迥异

偃师县的陈书奇享受着“万元户”带来的荣耀时，也看到了危机。

到了1982年，县城里呼啦啦地出现了七八家种花专业户，陈书奇将所有的花苗一次性转让后，就转移到了关林市场做生意。他先后向老家捐款10多万元。现在，72岁的他在经营酒店用品批发生意。2005年，陈书奇加入共产党。他的5个儿子和4个女儿都在做生意。

笔者看到，他的商店里放着关林市场商会颁发的“诚信商户”和“共产党员经营户”两块铜牌。

1979年，浚县第一个领取个体营业执照的张玉增，现在担任浚县玉增商店经理。去年，他作为河南省个体私营经济的代表，到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59周年的庆典。

除了极少数“万元户”成为亿万富翁的，更多的是风光不再，有的甚至留下人生的败笔。

值得一提的是，原镇平县政协副主席吴天喜曾是南阳首批“万元户”之一。

1981年，吴天喜在贾宋镇开了一个砖厂，成为“万元户”。他由此发迹壮大，并成为“镇平首富”。10年后，吴天喜扩张规模，又扩建了两个冷库，成立了贾宋食品系列(集团)有限公司，公司资产上千万。后来，生意萎靡不振。前不久，吴天喜因犯奸淫幼女等罪被执行死刑。

“购买飞机第一人”重归农民角色

在高新区郭庄村，与周围林立的楼房相比，郭家并不显眼。

郭元英成“万元户”后，盖起的一栋两层楼房，成为当时村里醒目的建筑。后来房子又多次改建，成了现在的平房。去年，郭元英在平房上又修起了一层板房。

时光流转，20多年过去了，曾经显赫的郭元英过起了平淡的日子。

他告诉笔者，纺织配件厂关门后他应该转产做别的生意。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他在精力充沛的时候失去了机会。后来因为身体有病，想东山再起已经勉为其难。

1997年7月，郭元英发明的多用摩托车防雨服申请了实用新型专利。但是，此项专利并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

2000年时，他在郑州为一家公司推销添加剂，月薪600元。那时，他没有传呼，只有一部电话。在他失意时，面对记者的采访，他再也不想对任何人提起当年购飞机的事。他就想踏踏实实做一个平凡的人，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

沉寂后的郭元英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是在去年，他入选郑州改革开放30年风云人物候选名单。

去年5月13日，郭元英为郑州一家媒体的“回眸30年征文”写了《我为乡亲买飞机》一文。文章中说：“买飞机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教训，由于作决定时比较草率，加上没有注意国家的一系列新政策，飞机买回后基本没有派上用场。”

他说，那时，很多地方请他去作报告，他就讲自己是如何致富的，他结合自己买飞机的教训，着重讲的是要密切关注国家政策的变化，选择好项目，避免盲目性，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真正富起来。

新创富群体不断涌现

经过30年的中国金融洗礼，“万元户”财富的膨胀和缩水状况如何？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钟伟，试图用金融学的眼光进行解读。

据他研究，1981年的1万元，大约相当于当时职工13年的工资，或者家庭人均20年的收入，按照目前（2009年）工资或收入水平来推算，大体相当于现在的27万～28万元的水准。如果他沉湎于消费，在当时购入还十分稀罕的彩电、冰箱等家电，那么到今天这些资产的残值接近于零；如果他前瞻于保值，在当时购入黄金并持有至今，增值不到5倍；如果采取五年定期储蓄不断滚动定存，当年存入银行的1万元今天充其量也难超过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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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伟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不善于理财，在快速货币化的进程中，持有现金或者低风险低收益的储蓄、国债等金融资产，和把大半财富拱手让出的差异并不大。用货币去购买可以大规模产业化提供的消费品，几乎等同于奢侈的挥霍。

20多年前，固始的蔡林义成为当地“首富”离不开两个条件：大量土地和充足的劳动力。他没有文化，积累财富多是靠个人或全家人的埋头苦干，挣的是血汗钱。这其实与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农业社会农民的发家过程无异。以后的很多事实证明，蔡林义式的“首富”迅速被以资本、技术等要素为支撑的“新首富”所取代，甚至差距越来越大。

专家认为，无论是“万元户”、“首富”，还是“年度经济人物”，其背后折射的都是中国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都是对合理追求财富的肯定，对富裕生活的向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几者之间可画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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