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的是逻辑思维，不是诡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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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指的是思维的规律和规则，是对思维过程的抽象。

逻辑学是研究思维规律的学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列为7门基础学科中的第二门，仅次于数学，《大英百科全书》把它列为5门基础学科之一，可见逻辑学的重要性。

逻辑能够对人的思维起到规范作用，让人的思维更加全面、深刻和理性，对世界的认识更加正确，对问题的处理也会更加合适。

遗憾的是，逻辑学在中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由于逻辑知识和逻辑训练的缺乏，中国人的思维在逻辑上具有明显的三大缺陷！

一、概念模糊

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单位。

明确概念是判断与推理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清晰的概念的界定，由此而来的判断和推理就也就很难保证其正确性。

中国人不善于，或者说是不屑于去辨析概念，中国人对于概念的定义一向是模糊的。

在中国古代史上，能不能找到一个明晰、全面、准确、严格的定义？

几乎没有。

中国的哲学家极少下定义，儒家讲仁？什么是仁？

众说纷纭。

老庄讲道，什么是道？

没有定义。

《墨子》中有一点，有对“同”、“异”等抽象概念的定义，非常难得，墨子很伟大。

但是，辨析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冯友兰先生说：“盖一名必有一名之定义，此定义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为此物者，亦即此之要素或概念也。”

同样的一个词，可以表达或者说是对应多个不同的概念。

讨论问题之前，必须首先弄清这个词所表达的概念的定义，即一个概念的内涵。

概念不清则造成表述模糊，漏洞百出。

二、类比推理 

我们常说的一些谚语，比如“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等等，都是用的类比推理，这些话真的很有道理吗？

类比推理是根据两个（或两类）相关对象的某些属性相同或相似，从而推出它们在另外的属性上也相同或相似的推理。

类比推理的结论是或然性的，即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

因为相比较的两类事物本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只是人类通过思维将它们联系在了一起。

比如由狗的忠诚推出人也应该忠诚，人和狗是不同的动物，怎么能确定有一样的品质呢？

我们这里的类比仅指在议论中的类比推理，而不是指语法学上的修辞方法。西方人也会用类比，我并不认为中国人在使用类比方面比西方人要高明。

中国人之所以使用类比，是因为他们思辨能力差，不善于纯粹地说理，不善于运用其他的推理方法。

西方人用得少，是因为西方的逻辑学产生的早，他们很早就意识到了类比推理结论的或然性（不确定性），所以，他们在一些讨论中就会有意地去避免类比。

值得中国人注意的是，中国人在生活中使用类比时，经常会忘记了类比推理的或然性，经常把类比的结论当成了必然。

甚至生拉硬扯，乱比一气，其实是没有说服力的，是不可能说服别人的，只能显示自己思辨力的低下。

三、二元思维 

郎咸平一次在某大学演讲中说，我们的企业不要追求做大做强，大学的高材生就问他：“难道要做小做弱吗？”

这是推论错误，不要追求做大做强并不一定就是做小做弱。

这就是典型的二元思维、好坏人思维、非黑即白思维，这种思维只看到了事物的相反的两面或两端，忽视了其他方面或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情况，而其他方面可能很多，中间情况也往往是最普遍的。

二元思维是中国人常见的思维，这是一种很简单的思维，小孩就会的好坏人思维，很多中国人上了这么多年的学，思维还处在小学生水平。

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比较明显，很多中国人把历史人物分成明显的好与坏两类，将好的神圣化。

如孔子、孟子、唐太宗、诸葛亮等，似乎他们是没有缺点的完人；将坏的妖魔化，如一些奸臣、暴君等，似乎他们一无是处。

这种思维是片面的，没有认清人性的复杂性与多面性。

在二元思维下，政治思想界的左与右，也往往走向极端，我们的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教训。

由于缺乏逻辑思维，中国人就特别善于诡辩，南开大学张晓芒教授在他的《逻辑思维与诡辩》一书中讲到这样一个故事。

邻居家通宵达旦打麻将，影响到了你。

你上门讨公道说：“你们这样通宵达旦、吵吵嚷嚷地打麻将，影响别人休息。”

邻居却说：“影响别人，又不影响你！”

“怎么不影响，你们深更半夜吵吵嚷嚷，吵得人睡不着。”

邻居却反说：“你们家孩子能不能半夜不要哭？也吵得人睡不着。还有你们家厕所的水管流水声太大，能不能把水关上？或者不用厕所？”

……

生活中处处充斥着这样的诡辩，让人无可奈何，有时候虽然生气，又觉得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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