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大流感造成至少5000万人死亡，欧美国家犯过什么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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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下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起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毕竟新冠肺炎是西班牙大流感之后第一次引起全球大规模感染和恐慌的传染性疾病。

而对于西班牙大流感，很多人往往只知道两点：一是发生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二是有很多人感染，也有很多人因此死亡。

然而，历史从来不会只有这么单薄的信息，尤其是这样一场在短时间内夺去5000万人性命的恐怖浩劫。我们所不知道的，是被历史所湮埋的无数人的生活。

近期出版的《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变的世界》这本书，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当时一些人罹患西班牙流感的悲惨遭遇。作者翻阅整理了很多原始档案，包括报刊资料、医护日记、患者及家属的回忆录，等等，默默舔舐着祖辈的创伤，记录下这些鲜活却极其沉重的文字。

读了这本书，我才意识到一场大规模的传染病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100年前人们的遭遇是我们在安逸时候绝难想象的。

我们如今关心西班牙大流感，是担心我们是否在重蹈覆辙，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也在反思我们有没有从西班牙大流感的经历中吸取到经验教训。

《1918年之疫》给了我们很多细节性的启发。比如在这场造成至少5000万人死亡的疫情中，当时各个国家都犯过什么错误。

有很多错误很难归为错误，比如受时代和医学条件局限，当时的科学家无法认识到传染病是由病毒造成的，一直错误地认为这是一种细菌性疾病。

但也有很多的错误，我们如以历史旁观者的身份视之，都是人类自身造成的错误，这些错误无助于人类对抗疾病，相反往往助长了病毒的传播，给人类自身造成更大的伤害。

 01 疫情出现之时，选择隐瞒或漠视 

最新发现疫情的，往往是奔走在治病救人第一线的医生。1918年初，在遇到新型感染病例时，医生的经验也受到了挑战，这让他们对疫情的发展感到既好奇又沮丧。出于职业本能的担忧，1918年世界各地的多位医生纷纷向当地的政府报告了疫情的不寻常之处。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谏言都被搁置一旁了，有时是出于战争士气的考虑，选择隐瞒，有时是出于漠视或不屑一顾。

以美国为例。

堪萨斯州哈斯克尔县的洛林·迈纳尔（Loring Miner）医生在发现当地出现越来越多的相似病例后，感觉到事情不太对劲，在业余时间着手研究，并写信给华盛顿政府，发出警报，建议针对疫情传染做好预防措施。但是，没有人理睬他。

如果说一位乡村医生不太引人注意，下面这个例子说明，不是医生身份的问题。

莱利堡基地医院的长官爱德华· 施莱纳（Edward Schreiner）上校，也是一名外科医生，在发现军营里暴发的疫情病死率高得吓人之后，向美军司令部发去电报报告疫情，但他得到的待遇和迈纳尔医生是一样的，也没人把他的警告当作一回事。

奥地利画家埃贡·席勒的画作《家庭》，作于1918年。原画构图只有他与妻子，在得知妻子怀孕之后，席勒画上了他们未出世的孩子。然而，席勒全家不幸感染了西班牙流感。继怀孕的妻子去世后的第三天，席勒也离开了这个世界，年仅28岁。

纽约，一艘来自挪威的船靠岸，船上有200人感染了流感，还有人在航行中就死了。被送到医院就诊的患者并没有被隔离治疗。纽约市卫生专员罗伊尔·Ｓ. 柯普兰（Royal S. Copeland）还声称患者得的是肺炎而不是流感，并夸下海口说西班牙流感不会侵袭体质好的人，让市民无须担忧。

波士顿，海军当中已经有几千人感染了西班牙流感，医生葛雷德·Ｊ. Ｊ. 基根（Grade J. J. Keegan）中尉预测此病 “很可能迅速传遍全国，感染30％—40％的人口，在任何一个群体中都会出现４—６周的急性发病阶段”。但就是这么紧急的公共卫生状况，军方和民事机构也没有采取什么措施阻止疫情传播。

政府不但不将被感染的平民隔离治疗，反而允许大规模的群众游行。这次4000人的大游行之后，约翰·S. 希区柯克 （John S. Hitchcock）医生向 《波士顿环球报》发出警告，称 “除非马上采取防疫措施，不然整个城市的居民都会染上流感”。但官方还是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第二天，数千名水手和平民照样欢聚庆祝海军无线电学院的一座新建筑落成。

很不幸，医生说对了。

在西班牙流感感染并杀死越来越多的人后，很多地方还是有一种盲目的乐观。到1918年9月末，《美国医学协会杂志》宣称，西班牙流感虽然听起来不同寻常，但 “没必要引起多大的重视，也不必惊慌，不过是流感新添了个名字”。这期杂志接着说，西班牙流感已经“差不多从协约国军队中消失了”。在官方这样宣称的同时，医院却是挤满了病人，人们在病床上、担架上、廊道里死去。

还有一种盲目乐观在于相信疫苗可以很快可以被研发出来，所以大家还是该干啥干啥，后果可想而知。

再看看英国。

当时英国的地方管理委员会（LGB）的首席医务官亚瑟· 纽肖尔姆（Arthur Newsholme）爵士指出，流感传播得太迅速，疫情实难控制：“据我了解，目前没有任何公共卫生措施能抵挡流感疫情的传播。”当时的英国也没有真正的卫生部，各地有自己的卫生管理机构和官员，这些机构也往往不把西班牙流感当作一回事，让它去好了。

医疗研究委员会的沃尔特·默雷·弗莱彻（Walter Morley Fletcher）认为西班牙流感还会有更厉害的第二波感染潮，建议提早做好准备，调查英国夏季暴发流感的原因，以找到应对即将到来的第二波感染潮的方法。但很可惜，他的请求并未被采纳。

如果说西班牙大流感极其凶猛，那么隐瞒和漠视所造成的危害也绝不容小觑。

 02 大搞阴谋论，嫁祸他国 

西班牙流感开始在欧美大陆横行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这种背景下，就有某些协约国的爱国者认定，使得他们国家遭受重创的罪魁祸首一定就是敌军，也就是德国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生化战争的升级版。接着各种阴谋论甚嚣尘上，说得煞有介事。

比如有一种观点认为德国间谍携带引发流感的细菌潜入美国，有美国高官就公开发表意见支持这类观点。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德国人发明的拜耳牌阿司匹林片里被渗入了可怕的细菌，这种常见药是人人都可能会用的，后果可想而知。还有更夸张的，说是德国间谍已经渗入陆军医疗队，通过皮下注射来传播西班牙流感，还说间谍已经被逮捕且被处决。

虽然官方否认了这种谣言，但人们还是愿意相信西班牙流感跟德国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尽管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实锤证据。反正德国人可恨，西班牙流感讨厌，他们就是蛇鼠一窝。

一副表现西班牙流感骇人影响的画作《西班牙流感打败和平天使》

跟德国相比，显然西班牙背的锅更黑更大，因为这个流感直接被以“西班牙”命名，实际上却并不是从西班牙起源，西班牙甚至不是重疫区。

在疫情初始阶段，欧洲很多国家的媒体因战时新闻审查制度而被禁止报道可能传播恐惧和丧气情绪的故事。对于很多政府来说，打赢战争是当时最重要的事，任何可能影响军民士气的事情都要屏蔽。但无情的传染病不会有局势的考量，对谁都一样残酷。

在全球疫情的真实进展中，西班牙出现了病例，甚至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也感染了，西班牙作为一战中立国，不需要考虑军民士气，这个国家的报刊就开始自由地讨论起这种流感疫情。后来，当西班牙流行这种流感的消息传至欧洲其他国家时，人们误以为西班牙是起源地，西班牙也就背上了这口黑锅。

还有一些猜测，介于合理的讨论与甩锅之间。比如有人认为从中国远道而来配合协约国战事（比如运送军需物资之类的）的20万劳工，很可能是西班牙流感传播到欧洲和美国的罪魁祸首，毕竟在1910—1911年，中国暴发的鼠疫带走了几万条人命。而且中国人给西方人留下的印象并不好，卫生情况堪忧，还喜欢与家禽家畜一起生活。怀疑中国劳工传播流感，的确可以算作合理的讨论。但这种讨论却没有什么有力的支撑性证据，而且有很多地方根本无法说通。

与其甩锅给别人，还不如说大流感是一次天惩。

 03 任由人群聚集 

对于西班牙大流感这种可以通过空气传播的传染病而言，人群密集，就无疑提供了病毒快速繁殖的培养皿。正确的做法是，避免人群聚集，尤其是那种大规模的人群聚集，以防止传染进一步扩大。然而，很遗憾，1918年很多地区的人们并没有这样做，有时哪怕医生发出警告，也不能熄灭人们外出聚集游行的火热的心。

首先是战争期间的各种爱国游行，人们聚集游行，高唱爱国歌曲，慷慨激昂地劝说民众购买战争公债。可以想见这种热火朝天、斗志昂扬的场景之下，也不会有人会担心疾病传播。然而，事实是，西班牙流感期间，几乎每一次游行之后都是飙升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

1918年12月，西雅图街头的警察戴着由红十字会制造的口罩

1918年11月11日，一战休战日到来，人们过于激动的心情显然也无法在家里表现，街上聚集了太多狂欢的人。英国，白金汉宫外，大量人群聚集，他们挥舞着小旗子，对着宫殿阳台上的国王和王后，大声歌唱；特拉法尔加广场上，挤满了伦敦市民和正在休假的军人，他们手拉着手，尽情唱歌摇摆……美国，人们也纷纷涌到街上，亲吻拥抱，欢呼雀跃，盛大的游行穿街而过，人群欢腾，热闹非凡……

在战争的阴影下生活得太久，骤然看到光明的未来，人们可能以为一切黑暗都结束了。然而西班牙流感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自行消失，随着休战狂欢和返家的士兵，它施展了更大的威力。

对于人们的日常而言，学校、剧院、音乐厅等场所的人口密度也是非常高的。比如学校，虽然1918年疫情期间许多城市关闭了学校，但也有很多学校没有在第一时间关闭，由此带来学龄儿童的感染，再由他们传给家庭成员。再比如剧院这类娱乐场所，因为战争期间人们的恐慌心理需要抚慰，生意往往非常好，再烂的剧也能卖得出去。

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曾记录他的岳母梅布尔· 普莱德（Mable Pride）夫人趁着他不在，不顾一切出门和她的儿子去剧院看戏。很不幸这成了她最后一次出门，两天后她就病逝了。她的儿子也在几个月后死了。

除了上述这些自由聚集之外，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人口密度比较高的场所，比如军队、军舰、监狱，而这些地方在1918年的大流感中无疑成了重灾区。《1918年之疫》通过档案材料，向我们展示了多个军营遭遇西班牙流感的可怕情况，还细致描述了“利维坦号”军舰、圣昆廷监狱的恐怖情景。读来如见人间地狱。

 04 宁信偏方，不信科学 

随着大流感对世界的摧残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和恐慌，可能是出于一种特别的心理机制，人们开始去民间偏方中去寻找预防和治疗大流感的方法。

这些方法一个比一个荒唐。

柠檬是被人们迷信疗效的一种水果。这也容易理解，比如一个人平时感冒了，可能会选择喝点柠檬水，补充点维C，然后感冒就很快好了。但西班牙大流感是瘟疫啊，柠檬这种普通水果怎么可能会有什么效果？

如果认为柠檬算是一种价格亲民的安慰剂，多喝点至少没坏处，那你就想错了，因为一种东西被抬上这种迷之高度，随之而来的就是哄抢和价格暴涨。

威士忌也是人们迷信的治疗感冒和流感的传统方法。1918年大流感疫情期间，西方世界的威士忌也有自己的故事。比如在美国，威士忌价格暴涨；在丹麦和加拿大，人们必须通过医生开处方才能买到酒；伦敦的一家酒吧用威士忌和朗姆酒调制了一种新的鸡尾酒，并将之命名为“起死回生”。

人们迷信威士忌，有传统的原因，也有一些从大流感中康复的人们现身说法的原因，不少幸运儿述说自己如何喝威士忌，他们认为威士忌治好了他们，但几乎不提别的可能更科学的原因，比如充足的休息、新鲜空气等。

还有洋葱。洋葱富含维生素，是个挺好的蔬菜，但是特殊时期被夸大效果实在是让人迷惑。比如前些天，还有法国留学生问张文宏医生：预防病毒煮大蒜水、吃洋葱有用吗？1918年大流感的时候，洋葱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比如，美国人被告知，在疫情期间多吃洋葱是他们必须履行的爱国义务，这是抗流感爱国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1918年之疫》提到一张告示牌，上面写着：“一辆洋葱车今日驶入，贴着红、白、蓝色标签。务必每日进食多个洋葱，众志成城抗击流感。”人们对洋葱的神效深信不疑。一位美国母亲给自己生病的女儿喂食用洋葱做的糖浆，然后将她整个人从头到脚用洋葱盖住。幸运的是，至少结果是好的，女孩康复了。

如果说柠檬、威士忌、大蒜以及草药还是算传统的“包治百病”方子，那么，有一些奇怪的偏方就让人匪夷所思了。比如，喝蓖麻油、通便药，或者在方糖上滴一些煤油然后吃掉。

在1918至1919年大流感期间，华盛顿特区的沃尔特·里德医院。病人们被安排在露天走廊的一排排床上，中间用挂着的床单隔开，护士戴着布口罩遮住鼻子和嘴巴。

还有一些跟吃没关系的。

南非有一个很流行的法子，把一大块樟脑放在一个包里，然后把包绑在病人脖子上。这种方法广泛流传，半个多世纪后，南非一家养老院里一位曾熬过1918年大流感的老太太拒绝为抵御1969年香港大流感接种疫苗。她固执地说：“不用给我打。我还留着樟脑包呢。”

类似的还有在脖子上挂臭阿魏（asafoetida），这东西闻起来就像腐烂的肉，能熏得人怀疑人生，但人们认为臭味能杀死细菌，所以都戴上臭阿魏包。还有用树皮和硫黄擦拭身体的。这些都不是在南非了，而是美国。

还有各种奇奇怪怪的方子和见解，令人大开眼界。

 05 无良商家趁火打劫 

任何时候，人性都会有闪光之处，也有黑暗之处。疫情之中，有人大公无私，也有人趁火打劫发灾难财。

高调发财的主要是食品商家和药品商家。他们抓住疫情创造的机会，利用人们的恐慌，推出夸大效果的食品和药品。

比如奥克索牌浓缩牛肉告诉大家：在肉料短缺情况下，奥克索能有效补充人体所需肉制品；还能强化人体免疫系统，以抵抗流感侵袭。为了增强可信度，他们甚至请了一位医生做广告：一天两到三次，一次一杯奥克索，能有效提高免疫力，抵御疾病。

报纸上刊载的医药广告更是连绵不绝，药品公司争先恐后地向读者推荐他们的产品，宣称各种预防或治疗流感的功效。

比如福马明特保喉片的广告说：“在进入满是细菌的拥挤场所前，含上一片吧。” 卖奎宁的，也吆喝道：由于西班牙流感是普通流感的升级版，作为预防措施，读者须比平常服用更大剂量的通便止痛奎宁。艾利油宣称通过置于鼻下嗅闻就能有效预防西班牙流感，但它其实是个山寨产品。这些例子真是不胜枚举。

一则报纸广告声称其对付大流感的效果胜过威士忌

除了食品和药品，家居用品商家在营销上也很卖力，他们的着力点在于劝说民众注意卫生。比如，戈萨奇斯牌洁净药皂在打广告时说：医生要求大家清洗地板、浴缸、浴室和马桶；他们家的药皂既能消毒，又能清洁，一物多用。弥尔顿灭菌剂表示：不用弥尔顿灭菌剂的家庭是不安全的。

如果说以上这些还算是情有可原，算不上趁火打劫，那么以下这些行为，怕是大家都难以接受的。

大流感造成了无数人的死亡，对于死者的家属而言，他们失去了亲人，而对一些殡葬公司而言，却是从天而降的商机。不少殡葬公司坐地起价，甚至抬高到600%的价格。忙碌的墓园也开始向死者家属索要安葬费，在遭到抱怨后就直接让家属自己挖坑埋人。

说到最后，作为事后诸葛亮，指责别人做得不对总是最容易的。

在100年前遇到一场如此猛烈的疫情，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错误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犯过的错和错误造成的伤害可以忽略，而是应该去反思：人类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我们的人性、制度在应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时是否能够有不一样的表现？每一场疫情都终将过去，但如果还有下一次的话，我们是否可以付更小的代价？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读着《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变的世界》中人们的种种遭迹，仿佛见证两场世纪大疫情之下的对话与碰撞，相信每一个人都能在这种非常特别的阅读体验中收获自己刻骨铭心的感悟。

文 | 凯瑟琳·阿诺德 & 林大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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