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抛弃“人道”后的命运

点击上方蓝色字体关注我们

雷颐

       雷颐，祖籍湖南长沙，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中学毕业下乡当农民、参军当兵、复员当工人。1978年吉林大学历史系本科，1982年吉林大学历史系硕士。1985年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研究员。其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著述甚丰。

原题

解放后知识分子

抛弃“人道”后的命运

作者：雷颐

当一个社会的法制荡然无存时，任何人随时都有可能成为“敌人”，昨天还指别人为“敌人”的人，今天就可能被另外的人指为“敌人”。一个社会的人道主义精神、人性论、悲悯情怀的培养可能要很久很久，而它们的破坏、轰毁、抛弃可能只需短短一瞬，在这种观念中“阶级敌人”自然不被当“人”看待。

1949年末，新中国刚刚成立，名作家老舍毅然离开美国，回到他的故乡——此时已是新中国首都的北京。气象一新的新中国，一切都令他兴奋、激动，立即开始以自己手中的笔讴歌新政权、新社会，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积极学习、努力改造思想，以适应、紧跟社会变化。

老舍

1951年国庆，他写了《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这篇短文庆祝国庆，发表在10月1日出版的《人民文学》第四卷第六期上，描述这一年来自己思想、感情的重大变化。他兴奋地写道：“纵使我有司马迁和班固的文才与知识，我也说不全，说不好，过去一年间的新人新事”，因为“在过去的一年里，社会上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有使我兴奋与欢呼的事情发生；我说哪一件好呢？”最后，他“下了决心”就说前天在天坛举行的控诉恶霸大会：

“开会了。台上宣布开会宗旨和恶霸们的罪状。台下，在适当的时机，一组跟着一组，前后左右，喊出‘打倒恶霸’与‘拥护人民政府’的口号；而后全体齐喊，声音像一片海潮。人民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力量，这力量足以使恶人颤抖。”“恶霸们到了台上。台下多少拳头，多少手指，都伸出去，像多少把刺刀，对着仇敌。恶霸们，满脸横肉的恶霸们，不敢抬起头来。他们跪下了。”

1966年6月中旬，在写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北京大学召开批斗“牛鬼蛇神”、“黑帮”大会，一声呼啸中，时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也被红卫兵押上主席台。他的身前身后都糊满了大字报，大字报上画满红叉、泼上墨水，被勒令站在一条很窄的高凳上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苍白的脸上，不知是汗珠还是泪水，一滴滴流下。

他的罪名是走资派、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文艺黑线急先锋、招降纳叛的黑手、结党营私的叛徒，最吓人的是“深藏党内的历史反革命”、“国民党青年军打入共产党内的特务”！突然又是一声呼啸，程又被押下台，一顶与他身高差不多的纸糊高帽被扣在头上，又被泼上墨水，墨水掺和汗水流了一脸！怒不可遏的“革命群众”又推推搡搡地押着他游街。

两个月后，经过“八·一八”“要武嘛”的号召，红卫兵以更激烈、残酷的方式开始“革命行动”。8月下旬，打人升级，程贤策家被抄，他多次被红卫兵毒打。有一次他的衣服被打烂嵌进肉里，黏连在血肉模糊的身体上，回家后慢慢用温水润开了血痂，才把衣服脱了下来；还有一次，他被用席子卷起来毒打。

最终，程贤策在9月2日带一瓶烈酒和两瓶浓缩杀虫剂敌敌畏，走向北京大学西北方向香山的密林深处，以烈酒伴毒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听到“大喇叭”在整个校园尖声高喊“大叛徒、大特务程贤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时，乐黛云此时已经没有眼泪，也没有悲哀，只是心里发愁：“在那人人要划清界限惟恐沾身惹祸的日子里，程贤策的妻子怎样才能把他的尸体从那幽深的密林送到火葬场啊！？”

“文艺界”和“旧北京市委”在“文革”中首当其冲。8月下旬，红卫兵“杀向街头、冲向社会”，老舍是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北京市文联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北京文艺》主编、文化部电影文化指导委员会委员……既是“文艺界”又是“旧北京市委”，自然是“黑线人物”、是“牛鬼蛇神”。

8月23日中午，老舍与北京市文联已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一干作家、艺术家一起被挂上黑牌、押上汽车解送到北京孔庙，接受北京女八中红卫兵批斗，上车慢的，红卫兵就用皮带抽。到会场后，面对这批被指为“反对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牛鬼蛇神”，红卫兵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开始暴打这些“阶级敌人”。老舍头被打破，鲜血直淌。打、斗了一下午后，老舍等人被押回文联大院，又被聚集在文联大院的一大群红卫兵看见，要他跪在花坛的桌子上继续揪斗。这时，有人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税卖给美国人，不要人民币要美金。在“海外关系”就是罪过的“那个年代”，美国、美金就是罪大恶极的象征，红卫兵当然更加愤怒，老舍再遭毒打(傅光明：《口述历史之下的老舍之死》，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70-89页)。

不堪如此重辱的老舍，终于走向太平湖，投水而死。

其实，红卫兵的所作所为并非偶然，而是其来有自。1951年，老舍已年过半百，是著名的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大作家，此前所受到的几乎全是温文尔雅、温良恭俭让的“旧教育”；程贤策虽还不到而立之年，但此前所受到的也几乎全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教育。然而，他们却几乎在“一瞬间”将这些全然抛弃：

老舍不是也这样说过么：面对敌人要“打，为什么不打呢？！”“该打！该打！”；“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社会的敌人，也就是自己的敌人，敌人都该消灭”；要“和跟我一样文文雅雅的人们：坚强起来，把温情与文雅丢开，丢得远远的”；“我不能再舍不得那些旧有的习惯，感情和对人对事的看法。我要割弃它们像恶霸必须被消灭那样！”

如果说他们曾长时间受“旧教育”影响，面对暴力还会犹疑彷徨，还有内心矛盾，有感情冲突，会感到心情沉重，而红卫兵一代从小就受“阶级斗争”教育，接受的是对人道主义、人性论的无情批判，因此在面对“敌人”时没有、也不需要丢掉任何“沉重的精神包袱”，只会更愤怒、更坚决、更坚定、更激烈、更残酷。

收看更多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