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蠢的决策往往成为国家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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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人网刊

1941年7月，日本大军不顾英美反对，强行接管了印度支那南部，控制了西贡机场。日军战机可以借此轻而易举地扫掠南洋航道和马六甲，日相近卫文磨高呼，“此乃皇国荣耀之体现。”

然后英美却对此陷入了恐慌。到了8月1日，美国突然宣布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9月，英美宣布断绝与日本的任何贸易，这使得日本决策层陷入震恐之中。

日本决策层的震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根据他们的过往经验，西方几乎不可能如此强硬。1936年，日本先后退出《伦敦海军协定》和《华盛顿海军协定》，重启海军竞赛，西方忍耐了；1937年，攻打南京的日军轰炸了美国军舰，美国忍耐了；1939年，日军攻克了海南岛，破坏了西太平洋的海洋现状，英美忍耐了；1940年，日军进军印度支那北部，英美忍耐了。英美忍耐了这么多回，为何日军进军西贡，威胁了南洋航道，英美却突然暴跳如雷呢？

“日本战机进入西贡，威胁南洋航道，则如尖刀顶在合众国的喉咙”——美国国务卿赫尔

而且，通过日美贸易，美国获得了巨大的顺差，罗斯福不是要标榜重振经济吗？他为何还要与自己最重要的客户开战？这是当时日本决策界人士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战后，日本右翼报纸《读卖新闻》编著《战争责任检讨》，回溯日本帝国灭亡的教训，里面集中强调进军印度支纳南部，威胁南洋航道和马六甲，导致了与英美的决裂，乃是日本二战外交犯下之最具决定性的历史错误。

“当我看到军部决定进军西贡时，我就知道，对美外交算是完了，我曾不顾危险设法排除这种可能性，但终归失败。一些人总是执着于眼前的利益和个人的得失，却忽略了长远的危险和国家福荣，我知道这在外交上意味着什么，但真不曾想到结果是那么的残酷。”

——日本大外交家、前外相、前首相毕原喜重郎回忆录中关于日军进入印度支那南部和日美决裂

不过，尽管不理解，但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还是设法与美国进行谈判，试图与美国取得谅解。

这场谈判持续了三个月，日本帝国自身在谈判中面临着三个困难。

第一，日本的民意极为强硬，提出不理智诉求。日本民众长期接受军国主义教育，视日本帝国为世界顶级强权，认为美国人缺乏战争意志，不值一提，当日本民众得知美国对日决裂后，强烈要求日本对美宣战，这一点，可以从当时的日本媒体看出来。毕竟，愚昧不堪的日本民众并不清楚，对美决裂意味着什么？日美差距不是海军军舰数量的对比，也不是国民意志的对抗，而是技术和组织的全面失衡，是一种国与国的降维打击。

第二，在对美妥协条款的落实中，日本政府各个部门都不愿意牺牲自己的部门利益。在对美谈判中，美国要求日本控制海军军备，并从中国撤出陆军，结果遭到了日本海陆两个部门的坚决反对。日本政府深知美国实力的恐惧，屡次试图妥协，但每次妥协的主张都遭到了这两个实力部门的抵制而未能成功。最终，谈判日益迁延反复，美国国务卿赫尔终于失去了耐心，他对美国海军司令表示，“日美问题已经不再需要我，该你上了。”

第三，关键时刻，日本决策者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承担对美妥协的责任。谈判僵局持续到10月份，日本首相近卫文磨不敢担责，被迫离任，陆军出身的东条英机上台，东条原本试图妥协，但遭到强硬军人抵制后，最后唯有诉诸天皇裁决，裕仁天皇深知美国实力强大，以及妥协对日本的重要性，但他不敢做出不受欢迎的决定，只是含糊其辞地写下御批“四海之内皆兄弟，为何风雨乱人间”，这句话显然不能扭转乾坤。在没有任何人敢于承担历史责任的情况下，日本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走向了对美战争。

我无数次地阅览当年日美谈判的进程，品查当事人的回忆录，事后不得不承认此乃日本国民和日本外交的极端愚昧无知所致：

1、日本决策者事前高估了日美贸易的重要性，低估了南洋航道对美国的意义，最终轻忽了美国的决裂意志；

2、日本谈判者忽略了罗斯福美国的对日立场并未有所言之强硬，不过是一种谈判策略，谈判具有很大的回旋空间，就像赫尔所言——日本从中国撤军可以缓行（时间足够日本解决中国问题），美方核心诉求是日军需要从印支南部迅速撤军；

3、日本政府竟然因为恐惧妥协的名声，使得整个民族因此走向自我毁灭的战争，这与明末崇祯一样愚蠢可笑。

美国国务卿赫尔事后表示“我们原本只是告诉日本人不要纵火，结果没想到对方竟然选择了自焚”

至于这种愚昧的后果，没有什么比日本外相梅津美治郎说得更好了。到了1944年，当美国的新型轰炸机飞临日本上空后，日本竟没有任何一种武器真正威胁对方，这是一种何等令人绝望的技术差距啊，面对铺天盖地的无差别轰炸，梅津美治郎哀叹“我们（日本）生活在地狱里。”

总之，一场失败的谈判，最终永久改变了日本、中国、美国三个民族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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