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口罩下的形式主义和基层减负）

——《杂谈》：口罩下的形式主义与基层减负——

今天我被骂了，被黄帝书记骂了，原因是我没有准时上报某表格，导致鸟语花镇被通报批评了，我们镇是全县唯一一个没有上报该表格的乡镇。

这个表格，我们姑且叫它“返乡情况调查表”吧，要求中午13：00上报，而我得到通知要填报这个表格的时候，已经是下午13:56了。

苏茹在我睡午觉的时候打电话过来，给我安排了四件事情，导致我都忘记她给我安排的是另外三件事情是什么了。

我急急忙忙赶往镇政府，白洋和我同时到办公室。白洋告诉我，苏茹副主席通知，我们有一个摸排的表格要上报。

我问这，这件事情应该已经做好了。

白洋说，还差一点就能搞定，于是我们在一个小时内填完了表格，发给了县卫生健康局。

可是半个小时后，苏茹打电话来，告诉我为什么还没有交表格，县级马上要通报批评我们乡镇了。我这才知道，还有一个表格，是县临时成立的疫情防控委员会要求上报的，我们连忙通知各村（社区）的干部赶紧填写表格。忙活到下午四点，总算编出来一些数字，把表格发到了指定的邮箱。

这时黄帝书记气急败坏的打电话过来，问我问我什么还没有上报表格，整个县只有我们一个乡镇没有上报表格了。这时我才知道，自己前两个都做错了，他们一直在催的是县政府下发的一个表格，每天中午12点以前上报一次。

于是我告诉黄帝书记，我还没有开始通知村（社区）干部填写。黄书记很生气地说，孟北鱼，这个表格上午11点就发下来了，你居然到现在还没有上报，你到底这几个小时在做什么？！我很想告诉他，我这几个小时也没闲着，也TMD在马不停蹄的填表格，但县级部门发明出来的表格太多了，明明询问的是同一件事情，却要由几个不同的部门，设计出几个完全不同逻辑的表格，村干部一天到晚尽TM填表格了！

但我显然不能说，说了也没用，也改变不了什么，越是在此国难当头，官僚们越是要证明自己干了工作的，一是为了凸显政绩与能力，而是未免出了问题要追责，这些表格资料可以证明自己做了工作。可是他们都太过傲慢，卫生局的、应急局的、县政府的、县委办的、临时防疫办公室的都太过于傲慢，他们根本不可能主动去找上对方，几个部门坐下来谈谈，一起设计出来一个统一的表格。统一的表格，大家都能用的，每个部门都有用的，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做沟通与协调。

这时候苏茹打电话过来，问我为什么表格还没有上报。这个时候我真的想要发火了，你苏茹交代工作的时候就没有交代清楚，你要早说清楚什么什么表格，我早就做出来上报了，现在我明明已经上报了，你还在这里说个屁，你的消息也来得太迟了吧！

可是苏茹没说错，确实还有一个表格，不知道来自哪个部门，只给了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需要马上完成。我通知村干部们再次填写表格，可是当你一天通知他们好几次填写表格的时候，再通知他们，他们就疲惫了，动作没有那么快了。我知道县级部门给的时间期限要到了，就胡乱编了几个看起来像那么回事儿的数字填上去，应付交差。

但是苏茹还是打电话给我，问我为什么表格还没有上报。我才知道还有一个任务，不过不是像苏茹说的，是一个表格，而是“工作信息”，我问到了一个新建的QQ群，加了进去，这是这几天来我加入的第5个跟“新型冠状病毒”有关的工作群了。这个群要求每个乡镇每天都必须，写一份简报（含图片）出来发到群里，展示自己每天的工作。

我匆匆忙忙总结了今天的收获，找了一副村干部劝解丧事的照片，交上去应付交差了。这时我有点生气了，坐在我身边的白洋一直坐在旁边。我说道，姐姐，你就不能过来给我帮帮忙吗？

白洋说，那我这表格统计怎么办？你以为我今天一直坐在这里玩吗？

我才知道，原来鸟语花乡从派出所要来了全镇的户籍信息，改造成表格以后，要求村（社区）干部把人员动向填在表格后面。这可是个大工程，凭新鸟语花镇10万+的人口，我们按3万户算，村干部们每天调查100户，也需要300天，分给20个村的干部，也需要15天才能完成，所以这是不现实的。

新来的大长腿公务员吴孟对我和白洋说，很多村（社区）干部向她抱怨，说这个表格根本不可能完成，太繁琐了，根本就一点都不合理。

我对吴孟说，对，不合理，我和白洋完全赞同你的观点，但是有什么用呢？叫村干部填表格的人不是我啊，是杜玉门主任啊，你要是能说服塔尔，那就可以取消这个本来就没什么用，却又最复杂的表格上报问题了，村干部们一定会感激涕零的感谢你的。

到底是年轻气盛，吴孟真的去找杜玉门主任了，但是很遗憾，她的建议不出所料地被杜主任驳回了，理由是参照户籍来，不会漏项，如果漏了，也是户籍漏了。

我对沮丧的吴孟说，这就是体制。你刚加入体制没多久，所以你现在还不适应，当你加入体制的时间长了，你就会明白，大多数人做事的出发点从来不是为了解决问题，他们做事情都是为了解决责任。你真觉得他们关心这方水土的老百姓吗？你真的觉得他们在乎村干部填表格合不合理、辛不辛苦吗？不，哪怕是鸟语花镇的人明天都死绝了，只要不是他们的责任，他们都不关心。

人与人之间的悲欢并不相通，他们只觉得吵闹。

我继续填写着我桌面上的表格，并努力会议着我是否还有哪个表格忘了填报，村干部和乡镇干部整天沉浸在报表的狂欢里，用报表堆起官僚们的“政绩”。

我粗略估算了一下，村（社区）干部们每天中午12点之前至少要上报五种表格，他们被逼着做了1个小时工作，却要用5个小时的时间来整理资料。明明是询问的一件事情，5个部门却发明了5个截然不同的表格，如果有一天，我到上面去了，我一定要求他们，一件事情，只准让基层报一个表格。

关于表格，我也很想骂娘。为此我做了一个实验：

县级部门发下来的表格，我们研究了很久，4个人对这个表格有3种不同的理解，剩下1个是我，我就根本看不懂这个表格。我把这个表格发给村干部之后，他们不断的咨询这个表格怎么填写，填写的逻辑也是五花八门，感情做表格的人都把看表格的人当成自己肚子里的蛔虫了，以为看表格的人都知道他这个做表格的人心里在想什么。

为了证明县里边那个做表格的人是个傻逼，我按照他的思路重新做了一个表格，发给城关镇的阿恒看。阿恒说，诶——这样才对嘛，这样就好理解多了，县里边做什么表格呀？！你要看半天，你才能看得懂他的逻辑。

所以我说，这些表格做得一塌糊涂的人，要不是政府养着他们，他们都活该饿死。如果他们做出去做生意，表格就是他们的商品，他们用户体验都做不好不好，谁买他们的商品。你卖个表格你都竞争不过对手！

其实这也不一定怪他们，县里边的人不喜欢反对意见，所以乡镇很少反对他们，所以即使他们做错了什么，也很难收到反馈。久而久之，能力也就无法提升了，至少做表格的能力无法提升了。

基层有很多形式主义，但基层的人从来不喜欢形式主义，因为他们是距离人民群众和事情最近的人，他们是每件事情最后的执行者，也决定了他们是最倾向于务实的人，但是很多时候他们不得不去做形式主义，因为有人喜欢。

我曾以为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抛弃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只是太平盛世的一个产物而已，但我错了。越是危急的时刻，官僚们越是会形式主义，因为无论外面怎么惊险，他们的生活还是暂时安稳的，渴望政绩的官僚，渴望利用国难凸显自己的才能；害怕追责的官僚，担心国难中各种追责牵连自己；但他们中大多数能力实在有限，无法真正做出改变世界的问题。所以他们热衷于形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