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出卖了我自己
你不相信报应，报应就离你不远了
我曾是一名部队里的话剧演员，因为排练时伤了腰，不能再演出了，后来尝试写作，到了1962年底，竟成为专业创作员。
我一直想在舞台上塑造一个既平凡又伟大的战士形象，苦于不能为主人公推出一个“高潮”，找不到一个“最强音”，当然也就一直未能如愿。1963年下部队体验生活时，完全出于偶然，听说兄弟部队出了个“大事故”：一个平时很调皮的战士被火车压死了，祸及整个连队，连“四好”也评不上了。那年月，评不评“四好”可是头等大事。出于好奇，也想顺便去南岳衡山散散心，我去了欧阳海生前所在的部队。
短短五六天的采访，无意中为我原来的构思找到了“高潮”，找到了“最强音”：和指导员的矛盾，就是高潮；死，就是他的最强音。
夜以继日，用了28天，我写完了初稿。
忘了是在一个什么场合，我谈了为寻找心目中的英雄而深入部队，并终于在灯火阑珊处找到了欧阳海的体会。一位好心的记者把它登在《宣传动态》上，当时身兼广州军区第一政委的陶铸看见了，大加赞许，说我的体会是《讲话》的胜利——这正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欧阳海本来是一个普通战士，虽说是因公而死，但没有小说《欧阳海之歌》的出现，估计他永远也成不了英雄。当然，我捧红了欧阳海，《欧阳海之歌》也让默默无闻的我，一夜之间也成为名人。
于是，我“红”了起来，开始处处引人注意，用后来的话说，是“一颗新星，冉冉升起”了。
初稿是读给解放军文艺社的鲁易副主编听的。我曾是话剧演员，朗读是我的本行，读自己的作品更是读得有声有色，我自己边读边哭，他也听得泪水涟涟。
鲁易说他当了几十年编缉，从未见过这么成熟的初稿，便提出马上付印。
稿子正要印，问题来了。我的一位老首长，当时是总政文化部的一位领导，大约一眼看穿了我隐藏得极深的“抗上”右的实质，就说：小说的后半部分要改，欧阳海不能反对他的指导员。指导员是“党的化身”，不能有品质上的问题。
两天两夜中，我一气改写了六万多字。这是无可奈何的修改，为了不让指导员有“品质”上的问题，我把一场严肃的思想上的冲突和品德上的差异改成仅仅是一场“误会”。这样，我违背了我，作贱了自己的良知，我改变了整个小说的悲剧结尾。
总政文化部的那位领导看后却很满意，他说，到底是我们党我们部队自己培养出来的作家，听指挥，领会上级的意图快。
1965年7月，《欧阳海之歌》在上海《收获》杂志上发表。10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书。
1966年初春的某一天，领导上通知说，陈老总要接见我。其实前几天，我们军区政治部的一位李副主任，已找我去详细交代过，说首长如果发问，你应该如何回答，就像彩排似的先预演过一遍了。
在从化温泉见到了陈老总和张茜、陶铸政委和曾志，还有吴芝圃、王匡等几位负责人。陈老总对这本书夸奖了一番，说：“描写社会主义时代人物的长篇小说中，写得像《欧阳海之歌》这样好的，还是第一部。和平时期部队题材不好写，可以说这是一部带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是我们文学创作史上的一块新的里程碑。”
陶铸也对这本小说给予了充分肯定，又问我目前对这本书有些什么反应。我汇报说，总政文化部谢镗忠部长传达了江青的指示：一、不要把欧阳海写成职业乞丐。乞丐不劳而获，是“寄生虫”，和贫雇农民有本质不同。我们不能歌颂流氓无产者。二、欧阳海的哥哥不要被国民党拉去当壮丁。他当了国民党兵，那欧阳海不就成了反动军人的亲属了？我们能歌颂反动军人的家庭吗？三、“最后四秒钟”的描写不好，很不好，一定要改掉。告诉金敬迈，这是非改不可的！
出乎我的预料，陶铸同志笑着望望大家：“最后四秒钟的描写很好嘛，我看很精彩嘛，为什么要改呀？”
陶铸望着陈毅道：“陈老总，你说说。”
“她的事情，沾不得。”陈老总环顾左右而言它，他手拿起一张报纸说，“我就喜欢看你们的《羊城晚报》。”
陶铸停了停之后，非常明确地说：“不要改。不要一听到什么意见就改。文艺作品，哪有十全十美的？今后，关于这本书的修改，你要先通过我。你是我的兵，我说了算！”
很难描述我听了陶铸政委这几句话后的激动心情。我没有料到，正是这件事，埋下了几乎置我于死地的祸根。
《欧阳海之歌》很红，红在它生动地“宣扬了主席的思想”。初稿中只引用了几段“语录”，后来却越加越多。我担心过于突出个人，肉麻，不好，于是又加进了两段《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引文。我原意是稍稍“平衡”一下，“冲淡”一下，绝没有搞什么“两个司令部”的罪恶意图。真的没有。
记得陈老总和陶铸接见时，在座的王匡同志简单地说了几句，意思是书的前半部分比后半部分好，还说，再过些年你就会明白了。
小说的前半部分写欧阳海的童年和成长，后半部分生硬地贴上了很多“语录”。评论文章中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对后半部分大加赞扬。王匡同志的几句话，有胆有识，其实我当时就明白了，那年月，就那个气氛，部队按上级的旨意，搞的就是那一套，也符合当时的“生活的真实”。但它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王匡同志不便于明说，我也假装没有听懂。
1967年4月，接到总政通知，要我立即赶到北京，等候首长的召见。
那一天，我被召进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屋里坐满了人，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还有谢富治、叶群等人。
没等我坐下，江青说话了：“金敬迈，怎么，我提的那几条意见，你不改？你真是个大作家呀！这么大的架子？”
这劈头几句，真把我吓傻了。我没有敢申辩，幸亏没申辩。
“我告诉你，”江青接着说，“你那最后四秒钟呀，是《雁南飞》！就是苏修那部《雁南飞》在中国的翻版，你知道吗？我是为了保护你，才故意没给你指明，只说不好，很不好，叫你一定要改掉。我让谢镗忠告诉过你，这是非改不可的！我看你还是个解放军，想保一保你，也才没有对红卫兵小将们讲。只要我说一声，他们早就来揪你的人，烧你的书了！”
《雁南飞》我看过，是苏联一部描写卫国战争的电影。剧中主人公临牺牲前，导演拍了很多空镜头，天在转，树也在转，主人公望着旋转的天空旋转的树，慢慢地慢慢地倒了下去。据当时的批判文章说，这是写了英雄临死前对生命的留恋，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
还没等我缓过气来，江青又说：“书里那两段‘黑修养’是怎么来的？是你自己写的，还是谁叫你加上的？你大胆说，不要怕！哼，你不说我也猜得出来，恐怕又是你们那个‘陶政委’的主意吧？今天总理也在，你只管大胆讲，是不是他叫你加上去的？”
我连忙回答：“是我自己写的，是我自己写的。”看见我满脸通红，一脸尴尬，总理拐了个弯说：“总政治部有个报告，最近又有50万册《欧阳海之歌》印好了，但情况有了变化，只能压在仓库里。不删去《修养》中的那两段话，是不能发行的。积压在仓库里，也是对国家财产的浪费嘛。”
“不行。光删去不行！”江青说，“要消毒，要批判！不能放了毒以后，一走了之！告诉你，金敬迈，要不是总理几次提到你，我今天是不会对你这么客气的。小说怎么改，还是听总理的。”她换了个口气，像变成另一个人似的，望着我说，“来来来，今天是总理请你吃饭，我们……”她环顾周围的领导人，“我们作陪。”
1967年4月，北京已满大街是“打倒某某某”的大标语。谁也知道这是大有“来头”的。就凭我的那点觉悟，那点水平，就看我当时的处境，就秤秤我那一身软乎乎的轻骨头，我当然遵旨，不仅删去了《修养》中的两段引文，而且进行了批判。对“最后四秒钟”的那点“爱”，也毫不痛惜地割掉了。
我战战兢兢地把修改稿托萧华主任送钓鱼台审查，心里惶惶不安。出乎预料，江青看后说比过去的好，可以先发行，她还要组织人写评论文章。接着《人民日报》就把修改过的《与人为善》全文发表了。
我出卖了我自己。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背叛了我的良知。
后来的一切就像我当年演戏一样。不久，我成了首都庆祝“五一”文化活动的负责人；再不久，我又兼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纪念文章的定稿人；再再不久，我以“解放军负责人”的身份上了天安门城楼；最后，我竟成了“中央文革”文艺组的实际“负责人”。
“负责人”没当几天，江青说：“起用金敬迈本来就出于不得已，现在看来，金敬迈不是我们的人。”果然，没过多久，前后也就是四个月零三天，由谢富治签发的逮捕证，以我“收集中央领导同志黑材料，阴谋反对毛主席”和“趁主席南巡时，阴谋进行绑架”等罪名，将我反铐双手，投入了秦城监狱。
在秦城监狱里，14道铁门层层锁住，单身监禁七年零四个月，2684天，然后释放出狱，送河南许昌某农场改造485天——两项相加，3169天。
三千多天，也算“弹指一挥间”吧！“四人帮”居然倒了。我和江青“交换场地”，她进了秦城一号。
《欧阳海之歌》总共发行了大约两三千万册，《收获》发给我2040元稿费，解放军文艺社不发稿费，只给了点修改费和样书。我除去还了300多元的账以及买了一台收音机外，交了1500元党费。后来发的200元修改费，我也全数上交给党小组了。1967年在北京时，妻子不知从哪儿东挪西凑了600元给我寄去，存在沙滩一个储蓄所里，是给我交伙食费和买烟抽的。谢富治签署逮捕令时，通令全国所有的银行“冻结”金某人的存款，以为我是个“××万元户”，其实，我们全家就那600元，其中还有一部分是些好心的老战友们支援的。3902天之后，我满头白发，拿着“平反通知”，步履蹒跚地从沙滩储蓄所取回739元5角8分。这多出来的139元5角8分，大概就是利息吧。
1978年正式平反后，遵解放军文艺社之嘱，将《欧阳海之歌》又删改一遍后再版。1979年，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重播《欧阳海之歌》。我随《神州风雷》剧组去北京参加国庆30周年的献礼演出，见到了邓颖超。她对我说：“前不久，听到天津台又在播《欧阳海之歌》，我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这些年来，我们到处打听你，知道你是被他们抓起来了，可我们也没有办法。只可惜呀，总理没能再次见到你。”邓颖超还问我，关了这么多年，身体怎么样，要不要留在北京看看病。我再三感谢她的关心。
1980年的2月底还是3月初，为刘少奇平反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很多人都激动不已，我也处在激动之中。是啊，“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少奇同志临终的这句话，说得多好啊！
想起我的那段劣迹，我真心实意地感到惭愧，羞于见人。
我想到了张志新，她被割破了喉咙管仍然坚持真理。1967年4月11日中央领导召见的那天，我要是不遵照旨意，坚持对《修养》不删不批，顶多也不过是割断喉咙管而已。我枉为一个男子汉。不堪不堪犹回首，这是我的脚印。虽歪歪扭扭，踉踉跄跄，但终究是自己踩出来的。
许多年后，假如有人问我，当年你为社会做过的贡献是什么？我会说：我转发、传播了很多充满人性、良知、散发着正义光芒的文字，我拒绝了与邪恶同污合流。
——柴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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