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不投敌而死还是投降苟活？抗战时期被俘国军将领的抉择

如果你被敌人俘虏了，你是选择战斗到死还是择机逃跑，或者叛国投敌？我们看看抗战时期的国军将士们是如何选择的。

让我们假设一个情景：你是一名抗日将领，在战斗中部队遭日军击溃，不得不带着幸存的部下在荒山野岭中择路突围。突然，一支日军冲杀出来，将你们团团围住，枪口对着胸膛，刺刀闪着凶光。你是否有拔枪自杀的勇气？

▲即使是格瓦拉在被包围时也选择了

放下武器投降

大部分人没有这份勇气。不仅抗日时期的国军将领如此，即使职业革命家切·格瓦拉也不例外。成为俘虏后的将军们命运各异，有人拒不投敌，有人“曲线救国”，大时代也给他们的选择以不同的回答。

拒不投敌，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

1944年4月，日军发动“一号作战”进犯河南。国军新编第29师在许昌力战日军第37师团主力及战车第3师团、独立混成第7旅团各一部。城破后，少将师长吕公良、少将副师长黄永淮率部突围，遭到日军拦截。战斗中，黄永淮负伤遭日军俘虏。当日军刺杀被俘官兵时，他奋起抢夺武器反抗，搏斗中遭日军杀害，是被俘将领中最壮烈的一位。

▲黄永淮

还有几名被俘将领因拒绝日本军方劝降，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41年5月，第17军少将参谋长金崇印在中条山会战中受伤被俘，日军已经用他的名义放出了“感谢日军不杀”的风声，但他坚定拒不合作的决心，两个月后遭到杀害。1942年6月在山西被俘的第27军少将参谋长谭天觉、1944年10月在桂柳会战中被俘的广西绥靖公署少将高级参谋史蔚馥，面对劝降做出与金崇印同样的选择，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1942年5月，新编第38师少将副师长齐学启在缅甸被俘，关在仰光监狱近三年之久，多次拒绝日军劝降。1945年3月，齐学启遭到战俘营中附敌分子杀害，是抗战中最后一名殉职的国军将领。

▲金崇印（左）史蔚馥（中）齐学启（右）

也有几名将领被俘后没有附敌，侥幸生还，第3军少将参谋长谭友佛可以作为样板。他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军人，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军阀混战时期担任过中将师长。1939年9月，谭友佛受讲武堂同学、新任第3军军长的唐淮源邀请出任其参谋长，奔赴抗日前线。1941年5月，第3军在中条山作战失利，正在前线督战的唐淮源不愿被俘受辱，选择了自杀。谭友佛留守军部，获悉军长殉职消息后带领残部突围，遭日军冲散被俘。

▲谭友佛

根据日本军方审讯记录，谭友佛对审讯采取避重就轻的策略。日方询问“中国国内战力体制的情况”，他说“这是最高军事机密，我也不清楚”。日方问“拥有三十个师的兵力，以中条山为天险、花了二年时间建造坚固的阵地工事，在只有日本皇军五个师团面前一溃千里，这个课题答案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他回答“本次作战失败的原因是部队的训练不足和补给不足，并不是完全的失败。以此来说明中国没有希望为时太早”。当日方问道“你如何评价蒋介石？”，他则回应“蒋先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像我这样的一般人是不能随便评价的”。

之后，谭友佛先后被囚禁于太原收容所、北平清华园。期间，日本军方多次劝他“合作”，并许以“黄河招抚司令”之职。谭友佛是幸运的，他拒绝了日方，但没有遭到加害。1941年11月，谭友佛被送到南京，交给汪伪政府。受到汪精卫接见时，汪氏摆出一副迫不得已的面孔，说“为应付日方计，暂屈两月，权作小休，此间借重之处良多，幸毋误会”，谭友佛也没有回应。为了软化谭友佛的意志，汪伪在1942年3月放松了看管，允许他在南京市内行走。结果，几天之后谭友佛就暗中联系一名爱国青年帮他办理了良民证，潜出南京前往安徽，回归了国军阵营。

只要可能，被俘将领都会选择逃跑，但方式各有不同。在中条山被俘的第1战区第6游击纵队少将司令毕梅轩，面对日军没有谭友佛那样坚定，受到审讯时对中央军和杂牌部队待遇不平等多有抱怨，送到收容所后还乖乖的参加了培训班。但在1942年“结业”之后，毕梅轩立即化妆逃走。他人生地不熟，买来牙粉声称是眼药，靠走村串寨骗钱糊口，一直到洛阳第一战区长官部归队。

第36集团军中将参谋长张仲雷，在1944年豫中会战被俘后始终没有暴露身份，和其他中下级军官混在一起。当被日军押运到一座道观中时，张仲雷便买通道士跑了出去。第170师少将副师长巢威在同年的桂柳会战中被俘，当时他脸部受伤，还被打掉了过半的牙齿。就是这样，巢威还是趁着上厕所的机会翻墙逃出虎口。

▲张仲雷（左）、巢威（右）

逃跑并不是总能成功。1943年1月，两淮税警总团第2支队少将支队长李其实在苏北被俘。被日军关押近一个月后，他趁看守松懈从牢中逃出，但在过河时因船翻溺水，不幸身亡。这个消息在当时并不广为人知，很多人误中了日方宣传的圈套，认为李其实投敌。1943年8月13日的《解放日报》发表署名边章五的《两年来国民党五十八个叛国将领概观》，李其实便名列其中。

▲李其实

投效“汪先生”，仍在青天白日旗下就“不算投敌”？

既有不屈者，自然也会产生一些变节者。第87师第260旅少将旅长刘启雄就很具有代表性。

在南京保卫战中被日军俘虏的刘启雄，是抗战全面爆发后第一位被俘的将军。他是在鼓楼医院的病床上被日军俘虏的，由于没有明显的身份证明，因此他伪装成士兵试图寻机逃脱，不料被曾经为他效力的士兵举报，因而陷入牢狱。刘启雄一开始拒绝了日军的劝降，但随着抗战局势的不断恶化，狱中的刘启雄心态也不断产生变化，当汪精卫在南京新立伪国民政府后，他终于答应“出山”，走上了“曲线救国”的道路。

▲刘启雄

刘启雄不仅是当时蒋介石“御林军”中的18位将领之一，而且还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对于日军和汪伪来说意义都非同一般。除了汪精卫认可，汪伪三号人物周佛海也认为刘启雄“甚干练，大可用也”。他先后担任过军长、警卫师长，以及“汪记”中央军校的教育长，为伪军培养了大量的基层骨干。

刘启雄受重用的背景，是1941年之前国军被俘将官屈指可数。除了刘启雄外，主要就是1939年6月在离石被俘的第68师少将副师长蔡熊飞和少将参谋长王锻。两人中，蔡熊飞出自东北军，后投效阎锡山的晋绥军，他被俘后主动向日军提供情报，公开在电台上劝说晋绥军官兵投敌，并自荐出任日方太原工程队队长。汪伪政权成立后，蔡熊飞被任命为“兴亚黄军”第1支队少将司令，半年后被提拔为“兴亚黄军”中将司令。此后历任伪山西省警备处中将处长、伪山西省保安队中将副司令等职。至于参谋长王锻，一开始拒绝出任伪职，但终在蔡熊飞诱惑下出任日方太原工程队参谋长，后外调担任县长。

▲蔡熊飞（前排）

蔡熊飞的被俘以及他被俘后的种种表现，对中国军队、尤其是晋绥军的影响十分恶劣。抗战胜利后，蔡熊飞虽然主动向阎锡山交出部队，仍不免被审枪决。

相比起来，在1942年7月在平遥被日军俘虏的骑兵第1师少将师长赵瑞、少将副师长段炳昌、骑兵第4师少将师长杨诚三人的投敌行为就显得颇为“奇妙”。

根据赵瑞的回忆，他们在被俘后的投敌行为是阎锡山“通敌叛国”计划中的一步，即“奉阎命投敌”。事后，赵、段、杨三人分别出任“山西剿共军”第1师中将师长、少将副师长、第2师中将师长，当起了阎锡山口中的“地下军”。此后这支部队被编入伪华北绥靖军，赵瑞任山西省保安队中将副司令、段炳昌任第12集团少将参谋长、杨诚任第13集团中将司令。抗战胜利后，三人各率一部重新编入阎锡山的山西省防军，就此完成阎所交付“地下”任务，继续当着晋绥军的将领。

▲赵瑞

从1941年开始，抗战局势日益艰苦，不少前线和敌后的部队被日军包围歼灭，被俘将领的数量也就逐渐多了起来，这其中以庞炳勋被俘投敌事件对全国军民打击最大。

庞炳勋于1943年4月在太行山被俘，时任冀察战区上将副总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第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是1938年临沂保卫战时的英雄，因功获颁青天白日勋章，被誉为抗战名将，不想在陷入绝境之际没能杀身成仁。更为重要的是，他是抗战时期唯一一名被日军俘虏的现职上将，对军队的士气打击十分严重。庞炳勋的身份对日军来说也十分重要，不仅给予优待，还屡次派员劝降，终使其走上了“曲线救国”的道路。

▲庞炳勋

对于庞炳勋的投敌原因目前众说纷纭，尚未有定论，但他投效伪军后坐享高位，历任第24集团军总司令、第5方面军总司令、开封绥靖公署主任。抗战胜利后，他主动交出部队作了寓公，后在台湾善终。对于他没有接受审判的原因，或许与流传较广的“奉蒋介石之命投敌”有关。

值得一提的是长江下游挺进军中将总司令李明扬，他于1945年5月前往所属部队视察时误中日军埋伏被俘。奇怪的是，李明扬明确拒绝投敌，可日军却一反常态地在上海安排专门住所施以“拘禁”，在生活上则给尽优待。两个月后，也就是抗战胜利的前一个月，李明扬被日军释放。李明扬返回国统区后也没有被官方审查追责，反被任命为第10战区副司令长官，并成为抗战胜利后的地方受降大员。第128师中将师长王劲哉被俘之后的经历也与李明扬相似，个中内情究竟如何，至今未解。

▲李明扬

如果当时是你，你会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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