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随着指挥喀布尔机场撤离行动的美国第82空降师师长多纳休少将在夜幕下登上运输机飞离阿富汗，这场耗时20年的阿富汗战争对于美国人而言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阿富汗战争中的最后一名美国军人
美国人的离开，令塔利班重新执掌了阿富汗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在开心的接收了原阿富汗政府军的一切物资，并为列强们举办了“模拟葬礼”之后，等待着阿富汗塔利班的是刚刚开始的严峻考验。
▲塔利班抬棺，杀人诛心
图中旗帜分别是美国、英国、法国、北约
现在的塔利班从美国人手中接过的，可谓是一个十足的烂摊子。国外，国际封锁敌视严重，国内，战乱不止经济凋敝，各方军头的实力并没有完全被抹除，仍有部分前政府军在坚持抵抗，严重的战争创伤和混乱的社会秩序，迫切需要医治和重整……
美国人走了，前政府的高官们跑路了，原本来自西方国家的援助没有了，但是阿富汗人民的吃穿用度需求并没有任何减少，作为一个现行政府，塔利班现在必须要为3500余万阿富汗人民的生计问题负责。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2021年8月28日发布的消息，由于今年的干旱天气，阿富汗的农作物长势十分的不容乐观，700多万农牧民的生计问题受到了影响，而包括这700万人在内，阿富汗一共有约1400万人面临“突发重度粮食不安，亟需人道主义援助”，换言之就是有大约三分之一的阿富汗民众面临吃不饱肚子的现实困境。作为现在阿富汗实际上的统治者，塔利班如果无法填饱自己治下三分之一民众的肚子，那么显然，它的统治就不可能稳固，因为任何政治口号都不可能使人感觉不到饥饿，只要吃不饱肚子，老百姓便不可能认可统治者，那么动乱、造反乃至于大批难民冲向邻国的情况就会上演。对于这些状况，现在的塔利班政权既缺乏应对经验，也缺乏足够的经济实力。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就在不久之前，美国政府冻结了阿富汗中央银行将近整整95亿美元的资产(约合人民币615亿），也就是说，现在的塔利班虽然接管了政府，但是却动不了前政府手里的“硬通货”外汇，无法用之前政府的存款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帮助国家度过危机的紧急必需品。在此次撤军行动中丢了大脸的美国政府，虽然撤军了，但是显然不会就此放弃与塔利班政权为敌的路线，在战场之外的贸易与外交舞台上，美国能给塔利班下的绊子还有很多。塔利班能否打赢“经济民生战”，十分值得观察。并且，相比于之前“占山为王”的割据时期，现在的塔利班政权因为已经是政府了，所以很多“黑色生意”就不能再做了，比如说曾经的鸦片种植业，目前塔利班已经颁布了禁止种植罂粟的法令，以示自己禁毒的决心。美军在时，打劫美军后勤补给线，向运输公司收过路费的“薅羊毛”生意，也随着美军及其盟军的撤离而无法进行了，同样的，原本喀布尔等大城市，面向外国人的一些诸如KTV之类的娱乐服务场所，也会因为顾客群体的消失和塔利班新政等原因而停业，这对阿富汗的商业而言，也是一大打击。“进项”减少了，但是塔利班担负全国民众生活的行政成本却肯定会增加，这一增一减之间对塔利班政权来说，着实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财政危机”这个看不见的敌人，相比于西方联军这种看得见的敌人在某种程度上，更加难以击败。如何解决好阿富汗民众实打实的吃饭问题，显然已经是塔利班政权的头等要务了。在阿富汗塔利班夺取全国政权之后，我国国内的很多自媒体都拿塔利班和我国的革命先辈们在建国之前的革命历程做了关联类比，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关联类比实际上是非常不合适的。为什么说非常不合适呢？因为除了在特定时间段的进军速度有些相似之外，我国的革命建国之路和阿富汗塔利班完全不同。中国的革命先烈们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当中，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并且向世界公开的革命理论与革命目标，这种用马列主义做指引的革命道路，从始至终便豪不犹豫的指向一个目标：我们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政权，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我们要把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彻底打碎，让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一个与西方列强一样强大的工业国。在这种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革命者一直在不断的追求社会关系与生产力的双重进步与解放，无论是红军时期还是八路军或是解放军时期，中国的革命者一直在自己控制的解放区内，力所能及的搞工业建设和文化建设，在井冈山时期的根据地里，红军便能开办红军大学，自己组织工矿企业开采钨矿。在八路军时期，八路军不但能组织轻工业及农业方面的“大生产运动”来生产自救，而且还能自行组织兵工厂生产一定量的现代化军备和进行石油开采工作。这一系列的举动，在广大接受过教育的，怀有同样救国理想的现代化知识分子当中，产生了共鸣，这使得大量在西方有过留学经历的高端人才，自愿放弃了国外优厚的物质生活，源源不断地从万里之外来到解放区及后来的新中国，和本土的革命者一起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试想一下，如果新中国实施的还是旧政权那种夹杂着大量封建残余的那一套统治方式，钱学森等高科技人才还会想尽一切办法，突破重重阻碍返回祖国吗？显然不可能。即使他们回来了，在那种社会环境下，也肯定没有他们的用武之地。高级人才只有看到真正的救国希望，才有可能返回祖国。现在的塔利班政权，并不具备新中国建国时的上述特征，塔利班由于其政教合一的政权属性，使得他们始终无法完全放下旧有的传统政权结构，也就无法真正的张开双臂彻底的“拥抱现代化”。并且，由于在上世纪90年代第一次执政时，塔利班实施过许多的“极为不成熟的冲动举措”，所以许多受过西方教育的拥有现代化技能的阿富汗籍精英知识分子，并不认可这个新的传统政权，自然也就没有相关返回祖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愿望。没有相当数量科技人才的国家，也就无法让整个社会迈向工业化和现代化，更别提在国际竞争中立足了。如何重建阿富汗的现代教育体系，使得现政权可以得到足够的维持国家社会基本运行的专业人才，是摆在阿富汗塔利班面前的又一大难题。虽然塔利班在战争末期的攻势异常的顺利，但是这种顺利却隐藏着大量的隐患，还是拿塔利班的攻势和我军在解放战争末期进军全中国的历程做一下对比。解放军的胜利，是怎么得来的呢？是一点一滴打下来的，先有根据地，再扩大解放区，一边进行政权建设，一边剿匪，一边不断同强大的敌人进行正面决战，在大约历时4年的解放战争当中，国民党政权的统治是一点点被打掉的，每歼灭一股敌人，每解放一个地区，解放军都可以在当地建立起有效的基层政权，派驻一批干部，再锻炼一批新的干部，完全消化这一地区，最终达到中央对基层“如臂使指”的效果。▲很多军阀都有军队，但是能动员组织民众的基层政权，只有共产党有，所以中国的革命彻底胜利了。而塔利班的最后攻势，并不是因为在正面战场上彻底将敌人击败、消灭了，而是因为强大敌人的突然撤离而达到的，这就使得塔利班政权对全国的接收是“囫囵吞枣”式的，大量旧有的部落，旧有的军阀势力，并没有被彻底铲除，而只是“换了一面旗子”，这不但可能阻碍塔利班新政策的实施，而且如果塔利班政权遭遇极端困难，那就存在“反水”的隐患。这同样是威胁塔利班政权的一大隐忧。中国人常说：“打江山易，守江山难。”对塔利班来说，这句话也一样适用。
塔利班当年之所以在阿富汗境内第一次崛起，依靠的是“反军阀”的理想大旗，但是在20多年过去之后，一些曾经怀有坚定的反军阀理想的塔利班高层，也由“屠龙勇士”变成了“恶龙”，现在，他们再一次从山沟中走出，进入城市，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在面对手中的权力和更加多样的享受时，能否保持住自己“学生军”的初心，又是一大难题。所谓“共患难易，同富贵难”，起义军进首都，堕落为沽名“霸王”的案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如何在糖衣炮弹的考验下，保持住组织内各实力派大佬的团结，也将是一道摆在塔利班面前的“进京赶考的考题”。以上，我们分析了塔利班政权在执政过程当中必然要面临的诸多考验，这些考验显然都是十分严峻的。作为阿富汗陆上邻国的我们，对此也不能不重视，翻开中阿两国地图，不难发现，中阿两国之间确实仅仅只存在一条狭长的，地形崎岖的“瓦罕走廊”相连，看上去，似乎只要管控好了瓦罕走廊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是如果我们将目光再放大一点，将视角着眼于整个中亚，形势就不容乐观了。阿富汗周围的几个邻国，在综合国力上，除了中国以外，可以说“都不富裕”，它们均不具备在危机时刻帮助阿富汗平定社会危机的能力。一旦阿富汗爆发严重的难民危机或是战乱，就有可能产生“危机溢出”的结果，那样，阿富汗周边的几个中亚邻国就都有可能一个接一个的陷入混乱。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中国要面对的危险就不是一处瓦罕走廊了……近日以来，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对中国频频示好的表态，显然也是看透了这一点。“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面对阿富汗这个搬不走的邻居，如何正确处理好双边关系显然是中国必须回答且答好的一个课题。对二次掌权的塔利班政权，我们不仅要看他怎么说，更要看他怎么做，如果塔利班能够履行对国际社会的承诺，逐步稳定住阿富汗的局势，带领阿富汗人民早日摆脱贫困，那么自然是最好的，中国给予适当的帮扶也是合适的。但如果塔利班政权没能履行承诺，让中亚地区重新陷入严重的危机当中的话，那么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显然也有必要在关键时刻对其进行“适当的引导”。最后，衷心的希望阿富汗人民可以早日摆脱贫困与战乱，找到一条适合于自己的稳定的和平与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