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古人怎么旅行？ 看看这些“骨灰级”驴友始祖

中国古人同样喜爱旅游，还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驴友”，其旅游行为和“旅游观”，不仅影响了同时代的人们，也影响到现代很多“驴友”的出游理念。

“巡游”——

代表“驴友”：秦始皇嬴政

出游业绩：开创“旅游与安邦”兼顾的帝王旅行模式

在古代中国旅游样式中，影响最深、最受关注的，当是“巡游”，准确地说，是帝王巡游。作为封建社会的始皇帝，嬴政当是“帝王巡游”第一人，可以说嬴政开创了古代中国帝王“巡游”式旅游先河。

嬴政生前很喜欢巡游。《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在嬴政称帝10年间，曾有过5次巡游活动，尽管其目的并非单纯的游山玩水，而是“以示强，威服海内”的色彩更为强烈，但却开创了旅游、安邦兼顾的一种帝王“巡游”的旅行模式。

为方便外出巡游，嬴政在统一全国后的第二年即大搞交通建设，在国内修建了四通八达的“驰道”，这些驰道就是当年的“高速公路”，不只对国防有利，也大大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

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嬴政第一次巡游。当时他带着文武大臣从国都咸阳出发，经函谷关一路东行，先上邹峄山(今山东邹县境内)，再登泰山，举行设坛祭天的“封”礼;又登泰山脚下的梁父山，举行设坛祭地的“禅”礼，此即所谓“封禅大典”。

这是第一次有确切记载的帝王封禅大典，泰山也从此被神圣化，“游泰山”成了历代帝王和普通“驴友”的心仪之旅，如今泰山旅游那么火热，或许首先应该感谢嬴政。

嬴政的巡游，几乎遍及当时的整个中国。当然，其巡游都带有政治目的。如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的“东巡”，实为镇东南的“天子气”。所谓“天子气”，在今天看来是一种迷信说法，嬴政当年却信以为真，为此进行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远行，并死于这次旅途中。

这之后，嬴政开创的巡游模式几乎成为一种制度，历朝皇帝都曾身体力行。如汉武帝刘彻，在当皇帝的50余年内，外出巡游多达30次，仅“游泰山”就有7次之多。隋炀帝杨广更是热衷巡游，他“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为了旅行和漕运方便，还开凿了水上交通动脉“京杭大运河”。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乾隆皇帝也是一个酷爱出游的人，在位时曾“六下江南”，从北京乘船，沿大运河游遍南方。

事实上，“巡游”在古代中国早有传统。在上古周代，其第五任国王——穆王姬满便曾驾“八骏”西游，最远到达西亚等地，最后与传说中的王母娘娘相会，“乐而忘归”。周穆王巡游的事迹见于《穆天子传》，因所记过于玄幻，学界将之当成神话。

“出国游”——

代表“驴友”：张骞

出游业绩：两次西域之行走出一条“丝绸之路”

如今很热的“出国游”，也是古代中国人所喜欢的。

中国古代第一波“出国游”出现于秦汉，东亚的日本、朝鲜，西亚的阿富汗、伊朗等国，都曾留下中国旅行家的足迹。

东去日本的代表是徐福，他以为嬴政寻找“不老药”为名，带着数千童男童女东渡。虽然《史记》上没有他去日本的明确说法，但很多日本人相信此事不虚，在日本国内甚至还有一座“徐福墓”。

在汉代“出国游”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张骞。张骞是小学课本里就介绍过的人物，他生活于公元前二世纪，曾于公元前138年、公元前119年两次被汉武帝刘彻派遣，出使西域、西亚诸国。

第一次经陇西(今甘肃临洮)进入河西走廊，途中被匈奴骑兵俘获，押解到匈奴王庭(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附近)。10年后张骞逃脱，继续被迫中断的旅行，取道今新疆天山南麓，经车师、焉耆、龟兹、疏勒，翻越葱岭(帕米尔)，抵大宛(今塔什干附近)和大月氏(今阿富汗境内)，再沿着塔里木盆地南缘，经莎车、于阗、鄯善等地回到都城长安。这次行程十分艰难，历时12年之久，出发时有100多人，最后返回时仅剩2人。

张骞第二次出使相当顺利，安全到达伊犁河畔的乌孙王国，然后派遣使者分赴邻近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伊朗)、于阗等国，汉朝与西域、西亚各国建立起了友好关系。而在张骞出使之前，中原从未打通过去西域、西亚之路，张骞之行因此被称为“凿空之旅”。

自此之后，中原与西域，乃至与阿拉伯、埃及的交往日益频繁，大量的中国丝绸、漆器等名贵物品，经此路运出，销往西亚和欧洲。这条由张骞首先打通的道路，在十九世纪70年代被欧洲人命名为“丝绸之路”。

“学术游”——

代表“驴友”：司马迁

出游业绩：“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

在中国古代，文人大多都喜欢旅游。他们旅游的目的性非常明确，就是“长见识”，即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种旅游行为可归结为“学术游”或“考察游”。

古代中国“学术游”的带头人，当推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作者司马迁，如果不是游历天下，司马迁是写不出如此重要史书的。

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阳夏(今陕西韩城)人。在20岁时，根据父亲司马谈的意思，放下手中的古文经传，开始了“万里行”，此即其在《史记·自序》中所说的，“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

司马迁游历的路线图大致是：从都城长安出发，出武关(今陕西商县境内)，经河南南阳，在南郡(今湖北江陵)渡长江，到达当时长沙国的汨罗江，凭吊诗人屈原后，溯湘江而上，考察了传说中舜帝南巡时去世并安葬的九嶷山。

之后，司马迁东行。渡江北上，到达苏北的淮阴，访问了汉朝开国功臣韩信的故里和封侯之地。再过淮河，抵达山东曲阜，拜谒孔庙、孔墓……项羽、刘邦这些名人故居，司马迁全都去过。最后到大梁(今河南开封)，从这里直接返回长安。

司马迁的旅途漫漫，历时数年，成了古代中国“学术游”的典范。此后，“慨然欲遍历九州，览其山川形势，访遗佚，博采轶事，以广闻见，而质证其所学”，成了古代文人的传统。

在“慨然欲遍历九州”的信念下，古代文人只要有条件，无不游历天下，因此出现了很多了不起的旅行家。如北朝人郦道元，足迹遍布中国境内的大江大河，写出了著名的《水经注》，也成就了其“地理学家”的美名。与郦道元齐名的明代人徐霞客，同样是“志在四方”，不避风雨虎狼，遍访名山大川，写出了著名的《徐霞客游记》。

“山水游”——

代表“驴友”：谢灵运

出游业绩：“寻山陟岭”发明了“登山鞋”康乐屐

到了魏晋时期，出现了与现代概念较接近的旅游——“山水游”。

魏晋人崇尚旅游是有其时代背景的，这一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国家分裂，政治风云多变，不少人为避祸，便寄情于山水之间。在这种情况下，“乐山水”、“游山水”、“爱山水”、“好山水”成了魏晋人的普遍追求，最为现代“驴友”青睐的“山水游”也随之出现一股热潮，形成了独特的山水旅游文化。

当时流行玄学，玄学重自然之美，认为“山川质有而趣灵”，强调山水的怡神寄情作用，肯定山水旅游功能的“畅神说”，就是这时出现的。西晋文人左思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岂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这种旅游观念对后来的南北朝人、唐宋人影响巨大，甚至影响到现代“驴友”的旅游理念。

王羲之、谢灵运、陶渊明、“竹林七贤”等，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游”的热衷推广者与力行者。

王羲之被誉为中国的“书圣”，其实他还是一位资深“驴友”。少年时就曾到洛阳旅行，中年时更钟情山水。其著名书法作品、“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实际上是其“游山玩水之作”。

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上旬，王羲之约了40多名达官名士到兰亭修禊，所谓“修禊”就是雅聚，大家饮酒赋诗，兴高采烈。最后将这些诗结成集子，王羲之为之作序，于是诞生了《兰亭集序》。

谢灵运则更痴迷于山水游，堪称是魏晋“山水游”的代表。谢灵运是东晋名将谢玄之孙，一度参军从政，看到官场的险恶，遂“称疾去职”，投身于自然。从永嘉(今浙江温州)太守任上辞职回到故乡会稽(今浙江绍兴)后，谢灵运经常头戴“曲柄笠”足蹬木屐出行，登山临水、亲山近水成了他生活中的全部内容，《宋书·谢灵运传》中是这样说的，“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备尽。”

谢灵运还特意设计出一种“登山鞋”，称为“康乐屐”：这种木屐上山去掉前齿，下山则去掉后齿，穿此屐登山如履平地，后人称之“谢公屐”。

在“山水游”热的带动下，中国诗歌中的重要种类“山水诗”也在魏晋时期正式形成，其开创者和代表人物就是谢灵运。

需要说明的是，“山水游”在唐代达到了最高峰，唐代文人几乎无不爱山水游，李白、杜甫、王之涣、王勃……提到哪一位诗人，都有脍炙人口的山水佳句。最为经典的，当是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里那句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诗句意境旷达，极富哲理。由此可见，古人旅游已经“游出”了一种非凡的境界!

（来源：中国广播电视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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