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江风｜包拯在端州：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西江风”系列人文社科讲座
包拯在端州
▲主讲人：李玮
主讲人：李玮，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毕业。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戏剧家协会理事，曾任肇庆市戏剧家协会主席。退休前系肇庆市艺术研究所主任。现为肇庆名城与旅游发展研究会会长。创作及与人合作有：歌剧《望夫石》，话剧《双星喋血》、《昨天今天明天》、《打开山门》，粤语电视连续剧《沙煲兄弟》等。出版有《宝砚奇情——李玮剧作选》、散文集《大明小辑》、武侠小说《独剑闯端州》、《叶挺的故事》、《包拯》、《砚都清风》、《中国历史文化名地——肇庆》等。宋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包拯任端州知州，任期三年。包拯在端州期间，治理水患，改造沥湖（今星湖），在城内打七口井，改变了端州居民历年来饮用西江水或沥湖水的习惯，减少了疾病的发生。兴建丰济仓，在宝月台兴建西江流域第一家书院“星岩书院”。严格按照端砚贡数，他本人不持一砚归。“包青天”就是从端州叫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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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雕像
包拯（999年－1062年7月3日），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东）人。北宋名臣。天圣五年（1027年）登进士第。 嘉祐六年（1061年）任枢密副使。因曾任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故世称“包待制”、“包龙图”。嘉祐七年（1062年），包拯逝世，年六十四。追赠礼部尚书，谥号“孝肃”，后世称其为“包孝肃”。有《包孝肃公奏议》传世。
提振正气根治瘟瘴开凿七井
一
把史籍志书以及专家学者的所载所说，归纳疏理包拯治端三年所做的大事，按常识常理排列出先后顺序、轻重缓急，除了排沥屯田，发展生产以救荒馑，刻不容缓就是根治瘟瘴，使患病人口恢复健康，增強劳动生产能力，只有这样做才有可能持续发展。
绍兴进士龚茂良差遣英州安置时春游端州，即兴赋诗《端州一日有四时》曰：“晴云当午僧挥扇，晓雨生寒人着棉。此是岭南春气候，一日常有四时天。”岭南属亚热带气候，端州处珠江三角洲边缘，气候更为特殊、复杂。“贺江（西江上游一条主要支流）雨湿石，西江涨三尺。”上游小雨下游涝。端州春、夏两季洪涝最多，西江洪水泛滥，北岭山洪助虐，现今七星岩一带经常受到淹浸。水来得快，去得也快，水退之后，留下荒塘沼泽，死水腐草日淤月积。北岭山山高林密，树林间郁湿之气蒸腾，浊气交汇，迷漫不散，当地人称之为“山林瘴气。”人一旦吸纳便会染病，昏晕无力，上吐下泻，疾病有很強的传染性，一人得病患漫一村。当时也说不清是什么病，现今也只能推测可能类似于疟疾，在当时的科学环境中，还不能确切得出结论。只传是“瘴母”（ 如《聊斋》、《封神榜》、《西游记》之类志怪书籍所描述的邪神）为害人间。
陆游《避暑漫钞》也记载：“岭南或见异物从空中坠，始如弹丸，渐如车轮，遂四散，人中之即病，谓之瘴母。”这瘴母无常形、无常态，去来难寻，若即若离，多方变幻。无法解释便产生“巫医邪术” 的流行。虽然北宋天圣元年（1023），朝廷下诏：“禁广南路巫觋挟邪术害人。”景祐三年（1036）二月，又以“广南兵苦瘴甚，为置医药。”由于找不到根源，医药也起不了作用，遏制不了祸患的蔓延，“杀人祭鬼”、“巫觋挟邪”由迷信而滋生，也自然愈演愈烈，制止不了。
▲李玮老师开讲即与听众互动
在端州，杀人祭鬼虽未长见，求神问卜却是无日无之。三圣宫、观音堂香火不绝，人头涌动；相邻的悦城龙母祖庙庙门拥堵、烟火弥漫，往往来来都是善男信女。在荒村陌道上，为染瘴疫死亡者挂白举幡的送葬队伍，也并因为求神保祐的人增多而有所減少。有的瘴疫患者，为了亲人不受传染，让亲人抬到山上去自生自灭，有的老人爬出家门，含悲吞泪投身西江了却残生。看到如此景象，心急如焚的就是一州之长的包拯。在排沥垦荒的基础工程进展的同时，急于解决的，其一是治理瘟疫，其二还是治理瘟疫，令人头疼棘手的也是治理瘟疫。
古代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多有不为成名相，则为名医的志向，都兼学一些歧黄之术，不精也通。端州的学者专家（也包括我在内），都说包拯“以生草药结合中药治理瘟疫。”说得都很有点含糊，很缺乏自信，这生草药其实也都可以归到中药中去。如果真是如此，当地人（包括隐居渡头村的梁燮）就可以做了，不必等到包拯来了才“出谋献策”，这是关系到自己的生命安危的问题。他们（端州的民户）一定也想过不少办法来自保自救，病急乱投医，中成药与生草药结合也自然有所应用，不会坐等包拯的到来才去实施。
端州民户受到瘟疫的侵扰，北岭山上的“猺种”也当不可幸免，而且山上的环境更加恶劣，受到瘟疫的影响更大，他们也一定有他们的办法去防止瘟疫的为害。包拯排沥屯田，以救荒馑也使“水疍山猺” 看到了希望，这才“熟化奔走”融入到端州民户之中，山上俚猺的趋庭归化，山上山下的文化交流也就自然的繁荣起来。清心的包拯，也自然不会忽略这种变化。以此推理，“以中药配生草药”，应该是以中药与猺药互为佐使，以治瘟疫，这是強強联合，成效也就必然显著。这是包拯致力于发动民户，生产自救的同时，又一个喜人的收获。这不是端州独有的孤例，也不是包拯的独创。“熟化奔走”，走就是相互交往，就是文化交流，就是易俗移风的过程。世界文化的文明，也都是“走”出来的。
▲典籍上的包拯像
包拯敏感地把握这种变化，在他在任其间建起了宝光寺。清康熈《肇庆府志》记载：“宝光寺在城东临江，宋包拯建。”刘伟铿著《地域文化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他在《拯治端遗迹及其历史意义》一文中说：宝光寺“祀玉皇大帝，遗址在今崇禧塔东堤围上飞鹅嘴地段（后迁建玉皇殿于玉屏岩顶），因宋代皇帝自称是玉皇大帝派遣下凡间管治天下的。包拯建此寺意在鼓励居民服从朝廷的管治，维护社会稳定与国家统一。”
▲玉皇大帝像
玉皇大帝又称玉皇上帝，总管三界十方，是中国民间信仰中至高无上的天神，他在众神中的第一尊位是在宋朝确立的。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正月初九日诏封王皇大帝为“昊天金阙无上圣尊自然妙有弥罗至真玉皇上帝”。亦称为“玄穹高上玉皇大帝”。天上有玉帝，地上有皇帝，是国家祭祀、民间信仰互相影响的国俗民风。在水疍山猺趋庭向化的时候，包拯兴建宝光寺，宣传山上山下、猺人汉族都是大宋皇朝的子民，在民族团结，和谐共处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
中药与猺药相互作用，疫情被迫制下来。可是时间不长，又出现了反复，原来没患病的人患病了，已经治好的人又二次得病，瘟疫仍然得不到有效的根治，使民户百姓更是惊慌失措，惶惶不可终日。包拯心里明白，要制止瘴疫的流行蔓延，就必须找到流行蔓延的罪魁祸首。他四处走访观察，仔细寻觅那“始如弹丸，渐如车轮，遂四散，人中之即病”的“瘴母”。
瘴母必然藏于民居生活之中，才能在不知不觉之间造成危害。包拯仔细观察，北岭塱塘沼泽的水，百姓不会用了，用的都是西江河流之水。西江河滔滔东流而下，而端州江湾处的水却十分平缓，漂浮着民户丢弃的污秽物品。民户用过的水，又都通过沟渠流回到江中。州署公职人员的用水，都是派人驾小艇到河中运回来使用，所以甚少染病，江湾的水受到污染，州署的公职人员是知道的，但是没有办法解决，只能自保。端州民户多习惯喝生水，未经煮沸，自然更为容易得病。包拯确定民户饮用的西江河水，就是瘟疫传播的源头。要根治瘟疫，就要让百姓不喝河水，要不喝河水就只有挖井。
▲肇庆龙顶岗包公井
挖个水井是小事，却是一个智者与勇者才能做到，在到处都是水的地方挖水井，必然会引起惊诧和反对，強制施行会引起不滿，积极性也难以调动起来。很多时候，老百姓相信的是事实而不是道理。包拯找来差役，就在州署门前开挖了第一口水井，州署都喝井水，不再用船到江心运载。喝了井水不再得病，大家都相信了。包拯便在州内民户密集的地方，选了六个开凿水井的位置，让端州民户参与开凿。
端州地下水源丰足，挖井不是难事，开凿七口水井也不算太大的工程。但是，小工程大作用，小工程大能量，小工程大成效。长期受瘟瘴困扰的端州脫下了疫区的帽子，恢复了远近的物资交流，民户的精气神因此昂扬提振，生产的发展因此而迅猛加速……包拯在端州三年所做的许多事情，史籍志书记录简略，唯独挖井一事浓墨重彩，在历代的见闻札记中更是不惜笔墨，记录详尽。元末明初郡人董源的《义井记》、清朝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袁枚的《子不语》、李调元的《南越笔记》、宋起风的《稗说》、张渠的《粤东闻见录》、范端昂的《粤中见闻》、檀萃的《楚庭稗珠录》、许奉恩的《里乘》，还有当代中山大学教授赵仲邑的《精庐小札》等等都有记论。因为这七井起作用的时间长，从北宋一直绵延到清末，甚至民国初年还在使用。
董源的《义井记》是见诸史籍最早的记录：“宋仁宗朝，包孝肃公以知扬州天长县，徏知端州。病民元汲于江，作七井以便其用。其一在府治内，后人以其水清冽比公之介，名之曰包公井。距府治西岳庙旁则其第二井也。其三存县学前街南，俗谓之义井。其四在分司巷口。其五在广济仓右。自广济而转北门之左，其第六井也。自城北而复主帅堂之前，其第七井也。（按，此处元代是肇庆路管军万户兼同知广南东道宣慰使所在地。明初系肇庆千户所在地，是本地最高军事机关，故董源称之为主帅堂。）”
《义井记》还描述其中一些井的填塞与修复：“唯县学前、分司巷口两井，当通衢之冲，汲之者众。然皆以罂缶出水，少不谨，则相撞击破毀，岁久填塞。水涸之月，绠不能以及泉。井之用，于是乎有间也。高要县判簿，乐平鲍君宣文，仰前人之遗矩，急斯民之日用，方庙学、义仓诸役甫完，欲兴修治。即买右僦工浚之，复躬自指画，出其瓦砾汗淖，补其敝漏缺。井之口，周以石阑。其外四偶，皆治使端正，甓砌平垣，尤愈于新……”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肇庆七井》记载：“包孝肃为端州守，尝穿七井，城以内五，城以外二，以象七星。其在西门外者，曰龙暃岗井，民居环抱，清源滑甘，为七井之最。此郡城来脉，山川之秀所发也。大凡幽谿邃涧之水，饮之消人肌体，非佳泉。佳泉多在通都大路之侧，土肉和平，而巽风疏洁，乃为万灶所需，食之无疾。孝肃此举，端之人至今受福。大矣哉！君子为政，能养斯民于千载，用之不穷。不过一井之为功，亦何所惮而不为乎？《易》曰：君子以劳民劝相，言凿井之不可缓也。”
三
▲包公井
包拯在州署前（府治内）挖的第一口井，“后人以其水清冽比公之介，名之曰包公井。”端州人认为，端州瘟疫是由于妖魔作祟，包公挖这口井把妖魔锁住了，所以也叫这口井为“锁妖井”。1984年建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综合楼而被填埋。计划之时，肇庆的专家学者纷纷反对，认为医院应迁出州署遗址，以保护文化遗产。主建者一意孤行，专家学者无奈退让，建议楼高不能超过七层，这样不会遮挡古城上披云楼的视线，仍可登楼看到四塔擎天的景观。主建者不顾市民反对，违规建起十三层高楼，这是肇庆最为违背民意的事件。事过不久，主建者在自己主建的十三层大楼上跳楼身亡。这当然不是由于有逆民意而忏悔，而是另有不可告人的原因。如今肇庆市政府致力古城复兴，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迁址，十三层医院综合楼在群众的呼声中被拆除，被填埋的包公锁妖井有望重见天日，三十余年因果，也是弹指之间。
屈大均所说的城外二井，就是董源所列的第二井与第六井。第二井就是“民居环抱，清源滑甘，为七井之最”的龙顶岗井，民户叫“大井头”。1987年12月出版的《肇庆市文物志》记载：“大井头古井位于市区西部龙顶岗西麓的三联巷。井呈圆筒形，以弧形花岗岩石砌井壁。井口直径0﹒75米，井栏为石灰岩，高0﹒35米，栏口有绳痕。”井栏是清朝样式，已经历了数百年之久，井栏由于使用损毁而重造，也是正常的事。由于该井得到附近清真寺回民的保护，至今淘洗之后井水依然还可以饮用。
董源所列 “其五在广济仓右。”刘伟铿著《地域文化研究》记述：“……包拯所建广储仓的所在地。广储仓元代改名广济仓，明代改为丰济仓，清代改为督标后营守备署，清末被医生张玉屏购买，称为玉屏园，故第五井又称为玉屏园井。”解放后建高要县委宿舍楼，井在楼外附近，井栏己是水泥建造，是接待参观最多的“包公井”之一。
2007年《肇庆名地荟萃》第一、二期合刋，刊发肇庆市博物馆老馆长冯咏浩《包公井重现真身—调查考证包公井实录》说：“多年以来，人们都认为米仓巷3号（原包公丰济仓遗址）院内，现用两块大水泥板盖住的那口水井，是宋代包拯兴建丰济仓时所挖的水井。但我心里一直对那口水井有很多质疑。因为它没有一点儿‘古味’。”经冯咏浩查实：在建设高要县干部招待所、县干部宿舍大院时，“解放初（约1953年）此处不断接待乡镇干部，那时又未有自来水，为解决用水问题，县指派了当时县府干部欧振元负责挖了此口水井……”
▲米仓巷的朝晖粮站
真正的“米仓巷右”的 包公井，1973年建楼房时被盖在楼底层内。冯老馆长说：“建房时认为古井有水，可作消防用水，建楼时，特意在楼底层圈出一小地方像单车房一样，容下了这口水井。”退休职工陈邦环对冯咏浩说，他曾多次淘洗此井，井壁留有井梯（井眼）壁砖都很圆滑，没有棱角了。经冯咏浩考察研究：“该井深在6米左右，实测下层原古井石栏是由整块石头打制而成，由于年代久远，被水桶和绳索摩擦得十分光滑，已成了不规则圆形。井的内径在40至44厘米之间……井壁内径约56厘米，古井内青砖均为宽13至15厘米，厚4﹒5至5﹒5厘米，其长度伸入井壁看不见，是宋代青砖常用规格。”可认定为包公所挖的古井。
真的包公井距假的包公井仅二丈有余，正是处于董源所说的“广济仓右”的位置上。2017年筹备“2018包公廉政文化研讨会”其间，有关方面将隐藏包公井的小房间拆去两面墙壁，让“包公井重现真身”，配合古城复兴规划，开劈为一个参观点，供全国各地参加研讨会的代表参观、缅怀。时至今天，包公七井能够看到的，也仅有被列入广东省文物保护的龙顶岗大井头的包公井、米仓巷广济仓右的包公井了。
张渠《粤东闻见录》卷上“井水条”记载：“肇庆昔有七井，包孝肃守郡时凿。内五外二，以象七星，在西城外者曰龙顶岗井，最为甘冽，今亦湮。城内五井不可考，当时碑石无存……”也就是说，他到肇庆考察时，已经看不到一口包公井了。张渠，康熙五十年（1711），由副榜贡生出任太常寺博士，雍正五年（1727）补刑部郎中。雍正八年（1730）六月题补广东惠州知府，不久擢升为肇罗道员。雍正十年（1732）迁广东按察使，后调任江苏布政使，又曾任湖南、江苏、湖北巡抚。《粤东闻见录》应是他在广东期间，雍正八年（1730）至雍正十年（1732）到肇庆考察（视察）的笔记。那时候他已经找不到一口包公井了。
张渠《粤东闻见录》卷上“井水条”中还有一段话说：“……附城妇女多汲江爨。各署日需羚峡泉，雇夫舟运，穷日之力而往返。论者谓幽溪邃涧之水，饮之消人肌体，不如浚治龙岗旧井，多益而省费。”张渠也了解到由于幽溪邃涧之水不能喝，居民又只好汲用西江受污染的水，官府又要费人耗力驾舟到羚羊峡去运水。这还不如把湮塞的龙顶岗旧井浚治再用。由于朝代不同，井栏便按清朝的式样来构造。后来的学者专家也考证认为，重开的水井（包括米仓巷玉屏园井），还是包拯原来开挖的水井，只是在重新浚治时，随着时代的不同，井栏的风格样式也随之改变。
▲包拯在七星岩唯一的摩崖石刻
包拯开凿七井，应该没有想到“能养斯民于千载”，“一井之为功” 的目的，只是一心根治有损民户肌骨的瘟疫，提振正气而促进经济的发展。效益的后延，作用的持续，也都是后来人的见证与评说。在人类从野蛮而走向文明漫长的过程中，经历着不断的取舍与扬弃。有用则存、无用则废，是不可以改变的规律。到了自来水完全取代河水、井水饮用的时候，井水不再为生活的必须。除了专家学者一代接一代去考证、研究这一段历史之外，普罗大众也就是留下一个念想与缅怀，这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不忘初心”。我们需要传承的，需要弘扬的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在激励我们砥砺前行。
以军力助民力排沥垦荒
一
上溯至唐朝末期，岭南端州除了南临的西江，北边还有源于北岭的几条内陆河涌。其中最大一条河叫“沥水河”。这些内陆河涌季节性很強，每逢春夏遇到雨季，北岭山的“山坑水”夹沙带泥冲涌下来，河水便暴涨漫溢，而到了秋冬时节，河水便干涸起来。年深日久，沥水河积聚了大量沙泥，逐渐淤塞。每年的春洪夏涝，西江河水又淹没了沥水河周遭的大片土地，形成七星岩一带成了“汪洋泽国”，西江的洪水与北岭的山洪内外交汇，直淹至北岭山下。洪水退去时，沥水排泄不干，又积滞成沼泽、湿地。
▲肇庆羚羊峡
以刘伟铿为代表的一些方志专家认为：西江自三榕峡起分南、北两条水道，经双羊峡（现称羚羊峡）汇合流向珠江。端州是夹在其中的内河岛屿，称为“两水夹洲。”唐末宋初，北边水道由于河床高而逐渐淤塞，成为一大片沼泽湿地，仅留南边水道（即现今的西江河道）过零羊峡（后称灵羊峡，今称羚羊峡）流入珠江。北宋“至道二年（996），陈尧叟始筑端州西江堤（基围），让西江北支淤成旱峡和耕地。”（1989年9月刘伟铿、吴泳平编著《肇庆历史风貌》）
“宋时西江水患频繁，当时西江出三榕峡后，分为三支；一支经城南出羚羊峡，另一支经南岸、金渡沿宋隆河出金利和高明，还有一支从睦岗经七星岩出水基、鼎湖。每当洪水季节，城郊变成泽国。包拯到任后，在城西、城东构筑堤围，与城墻连成一体，把西江河水堵截在城南主河道上。继而，包拯指导民众在城郊排渍、筑塘，垦荒发展生产。”（曾特《历史上的包拯及其在端州的政绩》，载1999年5月纪念包拯诞辰一千周年暨包拯学术研讨会文集《廉吏风仪何处求》）。
以上两说显误，刘文说，西江自三榕峡起，分两条水道，将端州夹在中间，形成“两水夹洲，端州是像现今砚洲一样的内河岛屿；曾文所述说“包拯到任后，在城西、城东构筑堤围，与城墙连成一体，把西江河水堵截在城南主河道上。”包拯知端州时还没有城墙，包拯离任十年之后才筑土城，也只是“仅容癣宇” 。肇庆市水利局原副局长、党组成员兼局总工程师李伯益认为，刘伟铿等人的论证是不当的：“（1）西江经过三榕峡后，主河道为大鼎峡至羚羊峡之间的河道（即所渭南边水道）。所谓北边水道（即桂林头—七星岩—旱峡—后沥线）至今在景福围沿线地质钻孔勘探中，未发现地质资料可以证明是西江的主河道（或主要出水道、西江故道），历史上沥水河只不过是一条汇集北岭山水的小河流，当西江洪水泛滥时被洪水淹没并通泄一些河水而己。
（2）历史上知州陈尧叟不可能‘将西江固定在南边水道’ 。要将西江固定在南边水道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必须经过多个朝代的努力才能‘固定。’”（2005年1月《肇庆文史》第十九辑《肇庆西江河道与水道“固定”》）
二
曾特先生说：“包拯指导民众在城郊排渍、筑塘，垦荒，发展农业生产。”还是说对了的。历千年沧海桑田之变，正本追源，排沥垦荒还应由包拯开始。
包拯踏足的端州，是一个土著俚僚尚未开化的“蛮荒”之地，是属于典型的，急待开发的自然型地区。由于洪魔旱魃为害，生产方式落后，农户耕种的都是“望天田”，撤下种子便听天由命。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落后，加上瘟疫的长期为害，人们完全没有驾驭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
中国历代皇朝都派力役给农户，宋代的力役制度沿袭自五代，基本上是按户派差，因此力役也称为差役。到比宋时，差役的问题日益显现。有官方分析：“且以三千户之邑，五等分（户）等，中等以上（户）可任差遣者的千户；官员、衙前将吏不啻一二百尸，并免差遣；州、县、乡村诸邑役人又不啻一二有户。如此则二三年内己总遍差，才得归农，即复应役，直至破尽家业，方得休闲。”能够说得清的赋稅，在北宋就有公田赋、屯田赋、民田赋、堿郊赋、杂变赋、丁口赋等等，没钱便代以劳力。
上说的只是县役的情况，“衙前”还不是民户的差役，民户负担的差役是州、县役和乡役。由于征役无节制，官员又乘机敲诈敛财，比较富余的民户交纲钱财可以免徐差役；而免除了富余民户的差役，实际上又向下分摊，让出不起钱的民户承受，成为中下民户的沉重负担，很多贫苦民户甚至因此家破业败。民户为了应付沉重的差役，农业生产严重缺乏劳动力，田园因此而荒废，也就严重影响了国家赋税的征收。
▲现场听众们都听得陶醉
到了北宋建隆二年（996）五月，朝廷颁诏“令诸州勿复调民给传置，悉代以军卒”由军役代替民役，減轻了民户的沉重负担，这是中国古代役法上的一个重大改牵。但是，这个改革触及到各级官僚的切身利益，实施起来也就并不容易，尤其是岭南山区，山高皇帝远，摄官、荫官放不下可以敛财的利益，更容易阳奉阴违，力役仍然強加到民户的头上。
包拯眼见沼泽荒丘多，可耕田地少，由于瘴疫蔓延，劳力缺乏，村墟颓墻破宅，了无生气。节令催耕急，野地少耕锄，无粮人心乱，这眼前之急不容忽视。人误地一春，地误人一年，当务之急不是说了再做，而是做了再说，他断然下令厢军挂起刀枪，脫下衣甲，包括州署的闲吏、差人，全都集中起来，到北岭山下排沥垦荒，虽然招来了不少惊讶、不解的目光，但是，这只有百余之众的厢军人等，也使被长期冷落的荒塘沼泽顿时热闹起来。屯垦出来的荒地，包拯要求军卒，开出多少新田新地就立即抢种，不论水稻、包谷、红薯、芋头，能够饱腹充饥的农作物，都要及时把种苗种下……
包拯不以厢军来“备峒寇” ，去征剿啸聚北岭丛林中的“猺种” ，而是有点強制性的实施朝廷“令诸州勿复调民给传置，悉代以军卒” 这长期没法有效实施的政策，以知军州的权力，灵活运用起来，他调遣地方军队，象打仗一样，抢回农时节气，大力发展生产，以军力助民力，舒解端州无粮之困。包拯后来在给皇上奏疏中说旳：“宽役力，薄赋敛，救荒馑”的施政理念，在端州的实践中已经形成。
宋朝有两种军叹：一为“禁军”即隶属中央的正规军，也称为上军，被视作“天子之卫兵，以守京师，备征战”，守卫疆土，以作战为主。《水浒传》中赫赫名的豹子头林冲，就曾经是十万禁军的教头；一为“厢军”，是各州之镇兵，听知军州的指挥。厢军虽然也有守土之责，但主要是从事各种劳役，因此也称之为“役兵。”厢军的来源颇为复杂，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各种人都有。为了适应各种劳役，厢军可以专门招募一些有一技之长的人，甚至可以将发配来的罪犯，也编入到队伍中去。称为“配军”。林冲被高俅陷害，也曾做过配军守山神庙的草料场，被人骂为“贼配军”。
▲肇庆包公祠
由于地方厢军兵员、兵种复杂，“因事募人，团立新额”，有什么工役便立什么军号，所以军号也就特别多，如桥道军、开河军、宁淮军（专为治理淮河）、步驿军（徒步递送官方文件），还有诸如水运军、防河军等等，只要有特殊的需要，便可以募人团立。当然人数是有控制的，以端州大邑，厢军人数最多的时候也不足一百五十人。包拯也可以组成护堤军、排沥军和屯田军的，但是以包拯的个性以及他“讲求实事，不尚空谈”的作风，他不会去讲究这些虚有其表的事情。
三
“康定元年（1040），名臣包拯以天长县知县任满升为知州，在任三年……开渠筑塘……颇有善政。”（刘伟铿、吴泳平著《肇庆历史风貌·宋代西江的封建化进程》）。刘伟铿在谈及包拯的治端遗迹时也说及，“包拯曾派出有一技之长的人到江淮去，把江淮平原的先进生产工具绘成图形，回来之后铸铁仿造，改革端州落后的生产工具，提高生产效率。”这些举措都是极有可能的。
新任的知军州事不坐公堂，不征赋税，不“备峒寇”，忙着调遣人马担泥挑石、排水围地，是从来没有见过的新鲜事，引起了端州民户的关注，人们先是远远观望，听说垦出的荒地可以不交赋税，便带上锄头、锹铲也干了起来，人气一天比一天旺盛。调动厢军排沥垦荒并非长久之策，把民户吸引过来才是要达到的目的，从军队助力到民众自救，包拯以军力助民力，让老百姓自己走出一条自強致富之路。
▲《包孝肃公奏稿》书影
青黄相接，生意盎然。新田熟地，丰收在望，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上，只要撒下种子，便能收获果实。这是端州百十年来从未有过的新气象，端州民户奔走相庆，奉出神像，办起庙会（俗称出会）游行四乡。使北岭山上的“猺种”也眼红心热起来。这些困守山林“依山而居，以山为食，至地力竭，又徙他山”的俚僚土著，也早已不滿于游耕的颠沛流离的生活，看到新来的州官不派兵征剿，便相继走下山来，投亲靠友，观望了解。
端州州署张贴出告示：凡屯垦出来的田地、魚塘，无论人等，都可按官价租赁贷购，缺少资金银两，可以到收成之后折粮谷交纳。北岭山上的土著渠帅（农奴主、部落首领）便大胆的下山圈田置地，农奴主便在不知不觉中演变成为田主，其属下的洞丁（农奴），没有能力置田买地的，依旧为田主耕作，也自然顺理成章的变成了佃户，田主不能再有农奴，农奴获得了人身的自由。四十多年前，状元知州冯拯实施“括丁法”，強行将岭南土著渠帅属下的世袭农奴变为向朝廷纳赋供役的“编户”，未能彻底改变现状。包拯排沥垦荒，发展生产，基本上终结了千百年残余的农奴制度，促进了端州的封建化进程。
清光绪《肇庆府志》卷七记载元朝学者王楑在《包孝肃公祠记》中说：“公在宋康定初，由殿中丞出守于端，以清心直道为治本。地方千里，不识盗贼，夷无叫嚣，水疍山瑶，熟化奔走，恩威并著，岁乃太和……独恨方志不能传公行事，而海隅之民，户诵人咏，至今称之。君子谓有功于民则祀之，孝肃公之食其土地，宜矣。”这是比较准确、客观记录包拯治端首绩的文字。能够使“水疍山瑶，熟化奔走” ，的确不是容易的事情。更何况在瘟疫肆虐、百废待兴的重重困难之中，果断施政，以军力助民力，排沥垦荒、发展生产所取得的成效。
在历史上，水疍与山猺这两个大族群是合而为一的，统称之为“夷蜒” ，《隋书﹒地理志》记载：“长沙郡又杂有夷蜒，名曰莫徭。”可见隨唐时代“莫徭（猺族族群）一词是与‘夷蜒（水上疍民）’”混为一谈，归在一起的。包拯治理端州时，始将疍、猺区分为两个大族群。包拯只是为了管治的方便，没有刻意作文字说明，而州署的文告也没有清晰的说明，后来的方志也就少见记载。包拯的后辈，出生于皇祐五年（1053）的陈师道，他所著的《后山谈丛》才从文字上将猺与疍区分开来：“二广居山谷间不隶州县者为之猺，舟居者谓之疍。”所为“二广” 应是广南东、西路，包拯是在工作实践中首将水疍山猺分开的。到今天五十六个少数民族中有瑶族，而遍布江河湖海的“疍” 却只得了个“水上居民” 的称呼，令人觉得十分遗憾。
四
我也有王楑“独恨方志不能传公行事”的感慨，但是，也不能都怪方志的“不能传”，包拯从来也不想自己生前身后之名，也是一个原因。再者，我们的专家学者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往往容易忽略了“经济基础”这四个字。包拯来到端州，是不可能立马就修驿站、建书院，挖井治瘟役的，开局首要的头等大事就是发展经济，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持，什么神明之政都是望梅画饼。翻开史籍志书，包拯治端，发展经济的举措，确实也少有记载；专家学者的雄文宏论也少有细论。我以为做了什么是史籍志书的记录，怎样去做，就应该是专家学者研究的课题。
▲包公墓
知州不是官品，是差遣，就是朝廷派你这个官到某个地方去主政。知州要知什么？上知国家法规、律令、政策，下知地方历史、民情，知环境，知风俗，知老知丧知嫁娶，知民心所需，知百姓所求……一个地方的主政之官，不知便不能行。所以称知州比称市长更为准确。我之所以研究包拯以军力助民力，排沥垦荒，发展生产，因为包拯还知军（兼军分区司令），这当然是重要的条件。他知当务之急就是把经济搞上去，无论采取什么办法，都必须形成一个全民大生产的运动。这是三年“神明之政”的根基，这是他来到端州必须立马去解决的首要问题，经济问题不解决，他就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即使知也行不动了。
决定包拯必然利用他的军队还有三个理由：其一是朝廷曾经有政策；其二是厢军的制度与可以承担的责任；其三是形势的十分紧逼。以包拯生性峭直独具的个性，以及他心清道直的为官品格，更有恩师刘筠“注重实际，力戒空谈，对社会存在的问题要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的谆谆教导（程如峰《包公传》）。他以军力助民力排沥垦荒发展经济就是必然而不是偶然。我曾经为此请教德高望重的文史专家和历史学家，他们都认为“极有可能”。历任知州都训练厢军“备峒寇”，包拯却让军队助民力发展生产，似乎不合常理，但是，常理只是适合常人！我因此坚定了我的研究。当然，这也仅属一家之言，祈望得到更多专家学者的指教。
▲主讲人李玮老师（右四）与听众们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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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部分图片源于网络
编审：邓珍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