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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厥辅三秦，风烟望五津”，大唐少年王勃这首名传千古的神作，早已刻进了中国人基因里。诗中的“三秦”，说的就是《白鹿原》故事所在的陕西地区，而“城厥”，就是白鹿原拱卫着的长安、西安。《竹书纪年》曾记：“有白鹿游于西原”；文王将兴时，凤鸣岐山；战国时此地的战鼓激动了秦朝大军一统中国的雄心；鸿门宴未罢而汉高祖刘邦逃回驻地，来来回回都在白鹿原；历史上西安更曾担当十三朝故都。
在近代史上，这片大地也随着历史的节拍而波动。继武昌起义后，西安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二枪；北伐，国共合作，抗日，解放战争，土改，历史在这片土地上刻下深深的痕迹；在我党革命遭到严重损失时，陕甘边根据地更保存了革命火种，成为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抗战并夺取最终胜利的出发点。
所以，原上发生的那些事映射的是中华民族的气运和心路历程，三秦大地儿女的长歌牵动着所有中国人的悲欢，白鹿原的秘史，就是我们民族那个阶段的史诗。
陈忠实已经献上了描摹这一阶段的史诗级作品，而当今的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与市场经济，互联网经济浪潮精彩纷呈，何时能够出现丰满立体的重量级作品，它将由谁来执笔，故事又将在哪里发生？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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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承载着作者“垫棺作枕”的期望，必将青史留名的作品，《白鹿原》所反映的历史观价值观是多元化的，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原生状态，就像红楼梦一样，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此可以有不同的解读。
本书参加矛盾文学奖的评审时，大家对其文学成就没有异议，只是要求删减掉一些敏感文字，其中包括性描写与含有政治意味的语句。
作者本人也早预料到在当时的环境下小说中的一些文字将会引起争议，在给出版社的信中特意要求委派思想新一些的编辑审稿。
关于性描写，陈忠实的原则是“不回避，撕开写，不作诱饵。”他笔下的性是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原上的生活一样严峻。其中既有放纵也有压抑，有美好也有卑劣，通过差异化极大的个体性爱表现完成不同人物以及同一人物不同阶段的塑造。比如白嘉轩连娶七房媳妇，但其中欲望的成分很少主要是为了完成传宗接代的“至高”目标，而小娥一开始勾引黑娃主要出于对自己被侮辱的报复，而渐渐生出灵肉合一的一生挚爱，与鹿子霖则是出于软弱而成为其发泄与利用的对象，与白孝文一开始是阴谋，后期更多地是出于同情与赎罪。
书中各种描写丝丝入扣分量极重，与一般艳情小说中的哗众取宠完全不同。真实的生活本身就是最美最正确，性与爱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撕开写”是一种真诚与无畏。小说成功地刻划了众多有血有肉的人物，对人性的揭示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其中充分而多样化的情与性的描写功不可没。
送审的版本最终据评委会意见作了修改。关于政治方面，删除了朱先生关于国共两党斗争像翻鏊子一样折腾老百姓的说法。陈忠实当时曾辩解，不应当将书中人物的思想与作者试图宣扬的思想混为一谈。但在当时社会氛围的限制下，不得不作出妥协。
陈忠实笔下的革命绝非简单的大是大非的对立，而是一种多元化的观照。
他肯定了革命的进化作用，这种肯定是站在一种历史的高度与广大的角度，而在革命的具体过程和对实际生活的影响上，他直面其中的不合理，反复与残酷之处。
例如鹿兆鹏是坚定的革命主义者，为了理想将个人利益与生死置之度外，但他客观上又造成了自己原配妻子的悲剧，这种建立在部分人苦难之上的追求难说纯洁；另外，农协运动的过激也对公序良俗造成了一定的破坏。
陈忠实最初的文学榜样是写作《创业史》的柳青，但他显然超越了自己的偶像，这既得益于多年来的社会进步与集体反思，更多方面则来自作者作为一名思想者的深沉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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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嘉轩是本书的第一主角，大多数情节依托他的视角而展开，在他身上折射出传统礼法道义的温情与正义的一面。但作者更多的只是再现了生活与历史本身：我看到，所以我呈现，我尽了力。这也解释了书中不时出现的矛盾之处。就如钻石有无数个切面，你自可以认取你所看到的光芒，匠人甚至可以选择完全粗砺地呈现，那也自有其质朴的价值。
白嘉轩似乎永远站在道德的高地，白家祖德深厚，勤俭苦干的家风代代相传。但最初的发家靠的是种植鸦片和对风水宝地的欺诈性获取；使他有机会有底气大声为仁义礼法代言的财富与成功，其源头恰恰追溯为两项原罪。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有时他最宽恕，即便是打断了他的腰做过浪子土匪的黑娃，只要改过他都能无私地接纳，但永不宽恕“淫荡”的田小娥；有时他最仁爱，建学堂做慈善救济孤儿寡母，但同时也听任并无过错的儿媳饿死在自己近旁；他仿佛最讲原则，宁可眼看族人死去也决不向“淫妇”田小娥低头，却同时也是儿媳“借种”大计的策划人。
善与恶如影随行，这是白嘉轩，也是人类共同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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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面的宗族礼法道德之上，白鹿村另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法则，那就是生存，以及它在集体层面上的同义词——传宗接代。这就是解开种种矛盾行为的密码。
就连情爱也需要为这个目的让位。田小娥是作者着力刻划并寄予了大同情的人物，她附体鹿三时的质问令人动容：“我没偷掏旁人一朵棉花，没偷扯旁人一把麦秸柴禾，我没骂过一个长辈人，也没搡戳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为啥容不得我住下?”
爱情是美好的，但它本质上又是无序的，常常带有破坏因子。爱在当时本身无法生成一套可依靠的有益于生存的准则。这也解释了白嘉轩和鹿三们对“淫荡”为何如此深恶痛绝，亦是黑娃与孝文们纷纷回归传统礼法走进祠堂的遥远而根本的原因。
生存就是最高的真理，在那个时代，宗族礼法制度很多时候最为契合它的最高利益，所以其代言人白嘉轩最风光。同样，在它对生存和传宗接代构成障碍时，连顽固的白嘉轩也会选择性地忽视甚至与其背道而行。而当代社会形态与科技的发展更是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它的式微。
易经中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不必哀叹，总有一种新的力量，让我们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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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精灵，在书中显性的呈现发生在二个人身上：白灵与朱先生，前者通过白嘉轩的梦来揭示，后者在朱先生逝世时为他的妻子所见。白灵的灵气表现在她的聪慧，洒脱与对信仰的赤诚 ；在朱先生则是“为天地立心，为万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智慧。以白灵为代表的革命者与以朱先生为代表的大智者，都是能超越生存本能的。
白鹿之灵还有一个隐性的世俗的线索，那就是白孝文。他虽然表面上回归了宗法祠堂，但就象公鸡之于蛋壳一样，早已从精神上与之实现了切割，无耻与不择手段使他强大无比，最终承担了延续白家气运的使命。抛开了善恶的判断，这种切割某种程度上亦不失为一种革命。
巧合的是，这三个人各自留下一个神秘后代，赋予小说一种若有若无的因果循环气息与纵深感。
白灵的后代是作家鹿鸣，在一本杂志上发现了烈士白灵的事迹；白孝文的原配妻子给他留下一个儿子，与父亲一言不和携短枪逃走，孝文轻松地说：“兴许再见面时他当师长了哩！”留下无穷想象空间。
朱先生在被自己预知的大限那一天，举起孙子朗声说：“爷爷重见天日就靠你罗！”
而一本《白鹿原》，果真令一代大儒重见天日，万千读者得以重窥其丰采。这也许就是作者自许并希望传播下去的精神与文脉上的传承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