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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解读 | 姜文《让子弹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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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霍梅尼

谢远东 有种乐土

 

 

但求一口美酒,

从所爱的纤手。

我该向何处珍藏我的秘密?

我将如何去排遣我的忧愁?

 

这诗句出自仓央嘉措,你一定是不信的:没才华。分明是网上穷屌泡妹不成调的酸文罢了。且往下看:

 

我爱你,我爱你唇边的痣!

我懂得你黯然的眼睛,它因爱而伤神...

无昼无夜,让我们一起叩开小酒馆的门。

清真寺,神学院,令我厌倦!

我将撕掉了禁欲主义和虚伪的外衣...

 

这些全部出自霍梅尼之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霍梅尼的形象经常出现在我国电视新闻里。头缠黑头巾,蓄着白胡须,浓眉下一双深不可测的眼睛,表情一准那么威严肃穆。

 

他是一个极端反美、极端反犹、极端刻板的原教旨主义的什叶派宗教领袖。无论大撒旦美国,还是小撒旦苏联,或是死敌逊尼派,莫不被他深刻的思想所击垮。

 

这会是他的诗?

 

霍梅尼的诗确有波斯古诗人鲁米和哈菲兹的味道(是不是致敬模仿,我就不知道了)。但你还是无法想象如此靡靡之音,竟出自致力于宗教纯洁的霍梅尼之手。那手可是伊朗音乐文艺的断魂刀。

 

这太也反动,太也大逆不道了!

 

你无论如何不能接受,霍梅尼对世俗之情那么冷酷决绝,竟然也和你一样藏着小儿女的小心思。

 

尽管霍梅尼他可以发布宗教追杀令,但他也是位寻求精神超越的诗人。他既是思想言论的审查者,也是文艺的创造者。

 

这些诗就写于霍梅尼年轻在什叶派圣城库姆学习那会。这里的伊斯兰学校禁止音乐、绘画,但唯独写诗是被许可的。包括他在内的学生们,只能用诗歌来表达生活中无法宣泄的感官意识。

 




1902年,霍梅尼出生之地,名不见经传。小镇海拔1850米,寸草不生,满眼光秃秃的荒山。伊朗那叫穷啊,到冬天,只能畏畏缩缩的蜷在破败的炉火旁取暖,出门只好把厚厚的毛毯蒙在头上。那时高原之冷,是今日习惯空调的你所无法想象的。

 

霍梅尼家族属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宰海拉的世系,与今天的沙特王室、约旦王室同属伊斯兰世界最显赫的家族,尊贵圣裔是被冠以“赛义德”称呼的。

 

霍梅尼的父亲赛义德-印地是位著名的宗教学者,1903年3月,霍梅尼出生不足5个月时,他被人枪杀于传教途中。父亲的遇难终结了这个家庭的正常生活,也成为霍梅尼苦难童年的开端。

 

霍梅尼的外祖父同样是一位著名的神学家。霍梅尼年仅6岁时,其母又因病去世。母亲离世后,由信仰虔诚的婶婶抚养成人。

 

彼时的伊朗农村,穷得真得连毛都没有的,孩子们的知识大都来自做为神职人员的毛拉。而他们除了《古兰经》就杀也不会了。霍梅尼就这样苦学着,他十五岁时婶婶也去世了,哥哥承担起继续教育他的责任。

 

少年霍梅尼天资聪颖,悟性极强,7岁就能背诵整部《古兰经》。孩提时代,饱尝孤儿之苦。加之对父亲为“真理”而战斗的认知,无名的仇恨那时就在他心里种下了。这种仇恨不是针对凶手,而是指向他臆想的谋杀教唆者(政府)。这种仇恨深刻影响了他一生思想和行为方式。

 

在今天的圣城库姆,霍梅尼简朴的故居安静地偏居小巷里。穿过小小的院子,狭窄的起居室一目了然,除了一张床、简单的家具和书,什么也没有。

 

库姆是霍梅尼的精神故乡。1920年,霍梅尼先后到伊斯法罕和阿拉克,拜在当时著名的大学者亚兹迪长老门下学习,后来又跟随长老来到库姆,学习宗教学基础知识和宗教学教义,研究伦理学和神学、哲学。

 

库姆这座圣城改变了霍梅尼,勤奋和努力使他获得渊博的知识和深厚的宗教理论。他在宗教界的职位和影响力快速上升。1937年亚兹迪去世时,他成为库姆神学院的实际负责人之一。

 

20世纪30年代,霍梅尼正是风华正茂的时期,一心痴迷于宗教,对政治活动毫无兴趣。他认为政治是大学者的责任,普通人不应该过问。

 

二战后,宗教领袖布鲁杰尔迪迁居库姆。霍梅尼因而成为布鲁杰尔迪不可或缺的助手。布鲁杰尔迪成为全国唯一的 “仿效的源泉”,霍梅尼则借助新导师青云直上。

 

在这里,霍梅尼形成了他国家不能高于宗教和政教合一的政治理念,“反对暴君比斋戒和祈祷更重要”成了他的信仰。

 

50年代末,霍梅尼获阿亚图拉称号,60年代初他又被尊为伊朗六位大阿亚图拉之一。他写过25种宗教学术著作和论文,在库姆执教40年,蒙塔泽里、哈梅内伊和拉夫桑贾尼都是他的学生,这些人后来成为伊斯兰革命的骨干和伊斯兰共和国的领导人。

 

 


 

 


沙玛至今还记得那是个寒冷的冬夜。一家人抵达设拉子,爸妈卸下行李手忙脚乱之际,没有顾上小弟弟。结果这个两岁大的家伙摇摇晃晃地冲到街上,被一辆卡车撞倒。

 

好在只是受惊,生命无虞。沙玛的爸妈向警察保证,犯错的绝非卡车驾驶。都怪自己不该把学步婴孩留给五岁的沙玛照顾。

 

即便如此,驾驶员仍被丢进大牢,就因为沙玛他们是美国人。沙玛爸爸在警察局央告一宿,恳请对司机高抬贵手。

 

那时,伊朗国王和华盛顿签了一份协议。美国人称为地位协议,伊朗人直呼投降条约。主要条款是美国人在伊朗领土享有豁免权。

 

那时是1964年。20年后,沙玛在牛津读书,完成波斯语作业要翻译霍梅尼众多讲道内容,她才第一次忆起这个曾经的事件。

 

 “一个人撞死美国人的狗,他会被起诉,” 协议刚生效,霍梅尼怒火中烧,而这篇演讲也使他从伊朗驱逐出境。“但美国厨师辗过一国元首的国王,没人有权利妨碍他。”

 

1964年,曼苏尔政府通过地位协议,伊朗上下一片哗然。

 

连美国人都看不过去,霍梅尼岂能放过这个机会,他猛烈抨击伊朗政府和美国,声称国王和总理被以色列和美国收买,是卖国贼。

 

霍梅尼等这一天又何止一年?

 

霍梅尼名噪一时,除了引人注目的学术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独特的个人魅力,他斗争矛盾不仅指向王室,还指向了帝国主义,和世界思想风潮很是合拍。

 

霍梅尼移居库姆几年后,礼萨汗建立了巴列维王朝。霍梅尼坚决反对世俗化改革和西方化政策,但受礼萨汗高压政策的震慑,特别是两任导师温和政治主张的约束,不得不隐藏自己的极端思想。没事写写情诗解闷。

 

一晃很多年过去了。1962年10月,内阁提交选举法,要削弱伊斯兰教地位,允许妇女参选。霍梅尼跳出来厉声反对,迫使内阁撤回法案。

 

这是他第一次作为政治人物引起全国关注,首战成功。

 

 “白色革命”更是让霍梅尼风头出尽。1963年为反对“白色革命”纲领在全国公投通过,霍梅尼宣布举哀48天。

 

 “白色革命”是巴列维提出的改造伊朗社会的计划,包括土地改革、国有企业私有化、让妇女拥有选举权、成立识字军团降低文盲率等,目标是把伊朗改造成全球化经济与工业强国。

 

然而,“白色革命”遭到了伊朗宗教势力的反对,霍梅尼认为,政府的改革是有意对抗伊斯兰教法。霍梅尼宣布抵制白色革命。巴列维国王则带着装甲部队杀到库姆,向霍梅尼示威。

 

霍梅尼岂能住口,起劲辱骂巴列维是个暴君,是可怜虫。6月5日,巴列维将霍梅尼投入大牢。霍梅尼的信徒们掀起了三天的大骚乱。当局没办法,只好释放霍梅尼。

 

地位协议无疑触动了伊朗人民百年来最为敏感的神经。这一百多年来,说他们被受英国苏联欺负,那是一点都不夸张。好不容易,民族独立了,现在美国又来做冤大头。

 

霍梅尼作为政治领袖的敏感,在于他知道人民需要什么,知道用什么方法才能把普通大众招揽到自己的旗下。

 

霍梅尼喊出的口号是“不要东方,不要西方,我们只要伊斯兰!”“帮助贫困阶层能获得今后两世的幸福。”

 

霍梅尼一再强调,“伊朗的贫富悬殊,贪污腐败,社会不公与道德失序,都是受西化毒害的结果;唯有回归真正的伊斯兰教教义,才能建成一个更美好,更高尚,更和谐的伟大社会。”

 

彼时的伊朗,人们对未来失去了信心,贫困让人尤如困兽般左奔右突,可以想见,在这种情况下,霍梅尼的诉求会产生多么大的感召力。

 

那么,霍梅尼再度被捕也就不出意外了。

 

毕竟太棘手,要是和解当然是上上策。霍梅尼先是被带到总理府,曼苏尔要霍梅尼道歉认错。

 

好不容易等来的机会,岂能轻易放过,曼苏尔无知,太小看霍梅尼的意志。不用说,霍梅尼理都不理他。

 

被当场当众蔑视,曼苏尔总理恼羞成怒,冲上去一个大嘴巴子。

 

这一嘴巴子是过瘾。曼苏尔不知道,过瘾的代价是拿命来偿。

 

两个月后,1965年1月21日上午10点,曼苏尔到议会发表国情咨文。刚下车,就挨了三枪,曼苏尔当场倒地。

 

曼苏尔死后,霍梅尼被逐出国门,这一去就是14年。

 

 


 

 

这样到了1977年,霍梅尼已是75岁的老人了。

 

经济高速发展,巴列维王朝政绩靓丽,军队强大,秘密警察在手。坚不可摧。

 

也许,这位固执的老人就要在伊拉克寂寞终此一生了。

 

这年 11 月 15 日,伊朗学生联盟在华盛顿游行示威。巴列维国王此时在美国访问。

 

近两千学生在骑警的看护下,聚集在白宫门前,高呼:巴列维国王去死;美国滚出伊朗。聚集在白宫草坪上的巴列维国王几个支持者的声音则完全被淹没。

 

第二天,华盛顿邮报刊登照片,巴列维国王和卡特总统站在白宫草坪上,巴列维国王低着头用手绢擦眼睛,看起来像是在哭泣。

 

那时候他已得了癌症。当他看到数不清的子民,原以为对他忠诚,却在反对他时,他该有多么困惑?

 

那一年,卡特总统在美国国务院设立人权办公室,美国外交政策有变。一群民族主义者给巴列维国王写信,要求他履行宪法,限制君主的权力。

 

在这个时候,巴列维国王开启了自由化改革,放松了对反对派的压制。

 

一些政治犯被释放了。

监狱里面的犯人待遇也得到了提高。

作家协会组织了一系列的诗歌之夜,谴责言论自由的缺失。

 

霍梅尼敏锐的抓住了这一机会窗口。他鼓动信徒,积极上街游行,即使遇到伤亡也再所不惜。

 

尽管抗议是由普通民众发起的,但是霍梅尼和他的追随者此时已占据了重要地位。没有人把他看作威胁,同时又故意忽略他的图谋,因此人们支持他。

 

然而,一切其实都是明摆着的:在霍梅尼的书《法学原则》中,他提倡建立一个由神主宰的政教合一的国家。

 

他谴责女性投票权是另一种形式的卖淫。

他无数次宣称反对少数族群,特别是巴哈伊教徒和犹太人。

 

人们欢迎霍梅尼激烈地痛斥帝国主义和巴列维国王,宁愿忽略他们并不是自由的拥护者这一事实。

 

霍梅尼在公开声明中说,自己回国后就会隐退到圣城库姆,把国家的事务留给政治家们去打理。

 

老早有很多犀利的讽刺作品,批评宗教的伪善。600年前,哈菲兹就曾写道,“布道的人在讲坛前、祷文中表现虔诚;独自一人时却完全不一样。那些要别人悔改的人,自己为什么不悔改?”

 

所有人都沉醉于当下,热情烧瞎了双眼。

 

此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1978 年 8 月,港口城市阿巴丹的雷克斯电影院遭人纵火,超过400人丧生。

 

巴列维国王政府否认和这件事有任何关系。

 

宗教和非宗教势力同时反击,声称政府故意栽赃嫁祸,目的是要破坏民众对他们的信任。

 

这一残暴的事件,成为巴列维国王政府残暴统治的象征。

 

好多个礼拜,电影院都提醒着人们,和这样的政府不需要对话,不需要妥协。报纸和宣传小册子上都在谴责这一令人发指的恶行。

 

原本就对政府不信任的人群一下子受到了刺激,数万名死伤者的亲友加入到示威的队伍中,高呼“国王有罪”“烧死国王”的口号。

 

后来,事实证明纵火案是宗教势力所为,因为他们认为这样推进革命。

 

 

1978年9月4日,为了向伊朗示好,伊拉克警察突然包围了霍梅尼在纳杰夫的住所。

 

伊拉克安全局局长告诉霍梅尼说:“你可以在伊拉克继续居住,条件是停止革命,不再干预政治。”

 

霍梅尼断然回绝说:“出于对伊斯兰民族的责任感,我决不准备沉默和接受任何形式的妥协。”

 

不得已,霍梅尼前往科威特,却被拒绝入境这一年的9月14日,霍梅尼流亡法国巴黎。

 

(法国今天的伊斯兰化“作”不是一天的啦,连科威特都不要的,他们照接不误)

 

法国是世界左派运动的大本营。任何戴有反政府光环的人都会吸引来同情。法国记者们一听说伊朗反政府头目来临,立刻将霍梅尼当做大人物,将他的每一句话都作为真理传向全世界,再从全世界传入伊朗。

 

国际媒体和各色各样的伊朗人都来朝圣。他们有的是为了向圣人致敬,有的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有的则是为了近距离打量一下这位伊朗未来可能的领导人。

 

这个圣人的悖论之处在于他一方面不理睬这个世界,另一方面又密谋将其据为己有,而正是这一矛盾的形象迷住了他数不尽的拥护者。

 

他所投射出的圣人形象,夺人眼球、超凡脱俗。他坐在法国小乡村诺夫勒堡的一棵苹果树下的照片,完美地浓缩了这一形象。

 

因在媒体上大量曝光而成为「革命领袖」,一夜之间登上了世界舞台,霍梅尼确立了无可争辩的革命领导地位。

 

在法国和世界媒体的包装下,霍梅尼成了一个世界革命领袖,成了伊朗革命的指路明灯。伊朗越来越多的派别决定和霍梅尼站在一起,这就决定了国王最终的命运。

 

工人们开始罢工,商人们开始罢市,教士们鼓动农村人反抗,学生们上了街,伊朗彻底乱了套。

 

也许将霍梅尼驱逐到法国可能是国王犯的最大错误。在伊拉克,毕竟受制于萨达姆政权,霍梅尼不能随意发声。

 

对于国王来说,麻烦还在于,国内高级教士中温和派是想与国王达成协议,希望回归平静的。他们也知道激进革命带来的不是胜利,而是失控。但自从霍梅尼到了法国之后,局面已无力扭转了,只能听之任之了。

 

 

对于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许多人都不明白,没有经历大规模的战争或武装冲突,一个远在国外的宗教人士是如何将掌控着军队与国家的一国之君推翻的呢?

 

一名奥地利记者给出了答案,他说:“原来这个长着一把浓密白胡须的年迈阿訇,在长达14年的流放中,只是在表面上丧失了权力和影响,但在实际上却拥有千军万马,连最现代化的火炮和轰炸机也无法与之匹敌。

 

全国有18万毛拉,“真主的下级军官”,这就是他的千军万马。他们作为教士、教师、兽医、文人和仗义疏财的义士,是遍布在王室现代化阴影笼罩下的千千万万个伊朗村庄里一支精神上的精锐部队。

 

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8万个清真寺,就是霍梅尼的基地、兵营和策源地。

 

8万座清真寺。18万毛拉。霍梅尼的思想传播速度有多快,覆盖面有多广。

 

 

当然他也认识到,虽然在伊朗宗教势力力量强大,但要实现推翻国王的目标。必须联合其他的政治力量,尤其是同样积极反国王的世俗派力量。

 

同时还要尽量避免国王的支持者——美国的干预。争取西方世界对巴列维国王的政治压力。

 

他向美国喊话要美国放弃对巴列维政府的支持。

 

虽然他此前一直都在辱骂西方,后来更以不要西方,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着称于世。

 

但在1978年,被伊拉克驱逐之后,霍梅尼却来到了西方,这个他此前和此后都咒骂的地方。在那里,他接受了大量的西方媒体的采访。这些采访中,他使用了大量模糊乃至欺骗的话语。让西方对于他的目的产生误判。

 

他对美联社记者说:个人愿望,年龄,和我的健康,都不允许我在现行制度倒台后,在国家管理中发挥作用。

 

虽然一生都在积极反对世俗化。但在革命过程中,霍梅尼却不提这方面的话题,着力点全都放在反国王,要求民族自由独立上面了。对世俗派积极抛出橄榄枝。

 

在革命期间,霍梅尼自己的语言也是很耐人寻味的。他说道,“我赞成社会和经济发展,但巴列维国王实行帝国主义政治,企图把伊朗置于落后境地。巴列维国王政府是独裁政权。在这个政权中,个人自由遭到践踏,选举、新闻界和政党被取消……根本不存在司法独立和文化自由。”

 

他承诺给所有人政治自由,否认会用武力来推行伊斯兰政策,也不会强迫女性带上罩袍。他说:

 

 “在伊斯兰社会,女性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命运,真主平等创造了我们”。

 

而那些头脑简单的世俗自由派,无视霍梅尼多年来大量的反世俗化的言行,却居然觉得跟霍梅尼联合反国王是个好主意。

 

而此时愚蠢的国王政府,再犯一个错误。他找来的民族主义者和自由派反对派领袖,希望能够跟反对派和解。

 

反对派领袖说,要跟霍梅尼商议。这两位一见到霍梅尼,就奉他为领袖,主张彻底反国王。

 

这样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左派、教士及其信众,全都聚集在霍梅尼麾下,同反巴列维国王。

 

他深知只有拥有军队才有能力。与此同时,积极向伊朗军队喊话,让他们开小差转入本方阵营。

 

1979年2月1日,77岁的霍梅尼回到伊朗。

 

而这个时候,他的身世、他数十年苦思冥想的政治蓝图,都是个谜。就连拥有各种情报渠道、间谍、外交官、卫星和通讯网的美国情报部门,对他的了解都少之又少。

 

那时,所有的宣传机器都不约而同地把他捧为超级明星,铺天盖地、细致入微地播放民众向他欢呼的情景。

 

阔别祖国15年的霍梅尼回到德黑兰,受到英雄般的欢迎。据西方传媒估计,欢迎霍梅尼的人数达600万之众。

 

从那一刻起,伊朗开启了“霍梅尼时代”。

 

一家德国媒体当时这样写道:“在1.2万米高空,这位虔诚的老人,几乎以音速飞回到中世纪。

 


 

 

 


虽然伊朗国王是美国的铁粉,但踹开伊朗革命之门的却是美国总统卡特。

 

卡特总统不断给伊朗白色革命加油,又无视巴列维镇压反对派。这种内在的撕裂在1977年底在卡特访问伊朗时才感到痛。

 

一如既往大讲民主,煽动社会热情,可话锋一转,他即高声赞扬伊朗国王是民主自由的守护神。

 

卡特一转身,伊朗就陷入混乱。在库姆,宗教人士上街抗议卡特这个赤裸裸的美国阴谋,动荡的幺蛾子放了出来。

 

不过,具体说到霍梅尼和美国的关系,可真不是一个仇和恨说得完。

 

在伊朗革命前,霍梅尼和美国秘密交易可说跨越了近20年。

 

在卡特的劝说下,巴列维国王最终出国“度假”,剩下一支严重依赖美国武器和指导的军队。

 

流亡巴黎的霍梅尼恰恰忌惮这支高度紧张的部队。而对国王放弃幻想的美国,也想恢复伊朗的秩序,试图与霍梅尼进行谨慎接触。

 

1979年1月,霍梅尼向时任美国总统卡特传话,语气那是相当的温柔,竟成功让美国按住了伊朗军方可能的政变。

 

霍梅尼告诉美国人,不要紧张,因为他可以成为美国的朋友。“你将看到,我们对美国人并无任何特别的敌意,”霍梅尼保证,他的伊斯兰共和国将会是“一个人道主义的国家,将会为全人类带来和平和安宁。

 

当时,霍梅尼已经与美国驻法国的代表进行了谈判,时间长达两周,为之后返回伊朗铺平道路。

 

美国人对霍梅尼确实心存幻想。因为美国压制了伊朗军方,霍梅尼最终夺取了权力。但意外的是,此前谦卑请求的霍梅尼,脸立马变了,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反美热潮。

 

很多人不解,美国为何要帮霍梅尼呢?当时美国对于巴列维也是很不满的。就是石油闹的,1973年石油危机就是巴列维强行推动油价上涨而导致。

 

巴列维的白色革命激化了社会矛盾,伊朗一片混乱,不利于美国利益,换掉巴列维也在考虑中。

 

霍梅尼看得分明,所以对美国释放了相当多的善意。美国信了,加上美国不希望霍梅尼倒向苏联。所以,这个忙就帮了。

 

据说类似的事情,早有前科。1963年也有类似暗示,即他不反对美国利益,美国在伊朗的存在“能阻止苏联和英国在伊势力扩张”。

 

巴列维是美国的朋友,又向苏联暗送秋波,这使得美国政府不快。那时,他还看到总统肯尼迪并不喜欢巴列维的“独裁、暴政”霍梅尼抓住了这个嫌隙做文章。

 

当然,霍梅尼反对西方、反对殖民主义和反美,那是从骨子而来的,他的示好不过是交易,利用矛盾从中渔利而已。

 

美国傻吗?霍梅尼的口号是反对独裁、腐败,争取自由和民主。这似乎符合了美国的价值观。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霍梅尼当时的反苏是美国所需要的。至少霍梅尼的反苏言论是中情局关注的。

 

但霍梅尼是精明的政治家,知道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最有利。

 

他确实是极其精明的宗教领袖和政治家。未来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政权“无意也不可能伤害美国在伊朗的利益”,这使得美国对霍梅尼产生错觉,即他只想推翻巴列维国王,而不想与美国为敌。

 

于是,卡特对巴列维镇压伊斯兰革命行动的态度开始变得暧昧。而时任法国总统德斯坦对霍梅尼与美国的秘密接触也是推波助澜。

 

在霍梅尼“甜言蜜语”的诱惑下,卡特开始阻止中情局策划的伊朗军队镇压伊斯兰革命,而对伊朗军队哗变、倒向霍梅尼的行动则听之任之。

 

霍梅尼利用美国希望借助其反苏情绪遏制苏联的“小算盘”,使卡特在关键时刻没有力挺巴列维,放任军队倒戈。这是霍梅尼伊斯兰革命最终成功的因素之一。

 

 

 

在德黑兰有一片巨大的庭院,看上去破旧不堪,红砖围墙上还架着铁丝网。这个不是景点的景点,吸引的游客一点都不少。

 

这个大院就是革命之前的美国大使馆。

 

在大院正门的上方,悬挂着大幅拼接照片,照片是1979年的美国人质。

 

1979年11月4日,在霍梅尼的支持下,狂热的伊朗学生占领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使馆工作人员五十多人扣为人质,要求美国引渡巴列维国王。

 

公然绑架外交人员做人质,这一无视国际法的事件让世界目瞪口呆。而且霍梅尼软硬不吃,极其傲慢地对待联合国秘书长的斡旋,也不同意与美国对话。

 

最后伊朗方面还是羞辱了一下卡特总统,直到新总统里根就职典礼几分钟后,才把人质交还给美方。

 

许多人对于人质事件的发生扼腕叹息,认为伊朗为此丧失了民主的最佳契机。但实际上,这却是宗教保守派的精心策划,断绝温和派变革的可能性。

 

要知道,早前的2月1日,霍梅尼搭乘法国人的专机回国。世界的强权都在讨好他,希望能与这位伊朗的新主人达成新协议,就如同当初古巴的卡斯特罗刚上台时,抱的幻想一样。

 

但是伊朗人质事件,使得美国彻底和伊朗断交,成为死敌。这个人质事件违反国际法,那是野蛮的象征;再就是直接激怒超级大国,引起更大的制裁和麻烦,似乎没什么好处。

 

但要看到,还是必须是霍梅尼的角度,伊朗革命后,可谓是内忧外患,更严重的是,人们对伊斯兰革命的正当性表示怀疑。

 

人质事件发生后,这一切都迎刃而解。霍梅尼不断炒作跟美国的仇恨,炒作美国对伊朗的剥削,全国上下,一致对外。

 

不仅如此,霍梅尼趁机清除了那些亲美国、亲西方的势力,还利用民众的情绪,彻底铲除了内部的反抗。可以说霍梅尼借助人质事件,成功的在伊斯兰革命后坐稳了江山。

 

而且,美国那时还冻结巴列维在美140亿美元的财产。霍梅尼不断以美国人质相要挟,要美国归还者140亿美元的钱财。

 

熬了444天的美国,最后一刻做了妥协,140亿美元通过阿尔及利亚中央银行转账伊朗。哗!伊朗有钱了。伊朗财政拮据迎刃而解。

 

伊朗人质事件是霍梅尼的得意之作。这才有了伊朗以后高调宣传人质事件是多么的好。这不是贴金,是真金。

 

此时的霍梅尼就是人间的神,伊朗人的宗教情感全系于长老的内心所向。

 

有个小插曲,此前巴列维政权风雨飘摇之际,中国的领导人不合时宜来到了不合时宜的地方,引起了反国王势力的强烈不满。尽管中国对伊朗宗教革命一再释放善意,但霍梅尼压根就没看见。反完美后,霍梅尼大嘴巴开始煽向苏、中等国家,大骂苏联和中国是魔鬼撒旦,是伊斯兰要消灭的目标。

 

德黑兰街头出现的标语是“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打倒中国”。

 

霍梅尼说:“我们应该努力向世界输出我们的革命,因为伊斯兰是不分国界的,是支持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在他眼里所有的异教徒都该被消灭。他要向全世界输出伊斯兰教和输出伊朗式宗教革命。

 

他的口号是“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

 

如此尖锐的攻击与不寻常的理论,闻者莫不瞪目结舌。连前埃及总统沙达特因此断言霍梅尼是个“假藉其主之名的神经病”。

 

然而,在伊朗人民眼中,他却是“最好的模范”。霍梅尼的决定是考虑大众意向后的结果,合乎逻辑的。

 


 

 


 

1979 年2月1日,霍梅尼回到德黑兰。百万群众涌至街头欢迎。

 

记者问他,十五年后重新回家的感觉如何?他说:“没什么感觉。

 

霍梅尼被提升为伊玛目,这是什叶派穆斯林给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的尊称。现在,直呼其名或者攻击他,后果严重。

 

数以千计的伊朗人声称在月亮上看到了霍梅尼的影子。当然包括那些完全清醒的人,对于不信的人,他们说:“亲爱的,别说这样的话。我母亲告诉我,有个女人中伤他,结果一只猫从垃圾堆里跳出来狠狠地咬了她的胳膊,很快她就死了。

 

人们在月亮上看到的是未来。在那个未来,自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在加州,纽约和欧洲的飞机上,满是伊朗学生、革命者和伊斯兰教徒,唱着革命歌曲,欣喜若狂。飞机降落时,他们跪下亲吻停机坪的土地。

 

整个国家陷入狂喜,等待迎接一个民主国家的到来。

 

期待很快变成幻灭。

 

在小女孩玛赞眼中,革命后超市货架上一片空荡;酒禁了;宗教警察满地跑,流行音乐禁了,耐克鞋就是反革命。

 

真诚信仰社会主义的叔叔在国王监狱里关了9年,却在新政权下处决,罪名苏联间谍。

 

革命后的忧伤和彷徨尚未一一品味,两伊战争突如其来。旧王朝时期的飞行员们匆忙释放,立即驾机保家卫国。

 

2 月 8 日,霍梅尼宣布临时政府成立,由巴扎干带领。巴扎干称自己是“在神圣先知的监护下”最具权威的人。他说所有人都必须服从临时政府,因为它不是普通的政府,“反抗神的政府就是反抗神。反抗神,就是亵渎神灵”。

 

当革命的集体意志逐渐消退,统一在伊斯兰大旗下的内部矛盾开始呈现时,一切就不再按照真主的意志,而是按照政治的逻辑运行。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霍梅尼也不是一开始就握有绝对的权力。创业时艰难险阻,夺权后清理队友。

 

表面上,伊朗国内权力交接顺畅,没有发生大的动乱,围绕霍梅尼为核心的伊斯兰革命委员会,众志成城。实际上,暗流涌动,风暴酝酿。

 

一时间,德黑兰街头血腥不断,中枢要员多人遭到暗杀,革命卫队总部遭炸弹袭击。他清除了革命者内亲西方的世俗力量和自由派。在暗杀、清洗、处决之后,激进的伊斯兰势力、社会主义的世俗激进派和反对毛拉干政的宗教温和派也清除了。

 

霍梅尼建立了与军队和警察相平行的组织:革命委员会和革命自卫队。权力既没有具体化,也没有限制。

 

一开始,革命委员会是没有武装的团体,它的任务是帮助平息动乱,同时逮捕反革命分子。很快,委员会就变成了道德监督者。他们以一系列的罪行逮捕民众,从亵渎神灵罪到拥有酒精饮料及西方音乐罪。攻击没有戴面纱的女人,有时候甚至用酸、剪刀或者匕首。

 

女性的法定结婚年龄从十八岁降低为九岁;一夫多妻制与“临时婚姻”被合法化;通奸罪和卖淫罪依律将被乱石砸死……

 

严苛无所不在。他告诉伊朗人民,在伊斯兰的国度里,没有嬉戏的余地,每一件事都是认真严谨的。于是,除了进行曲之外,所有音乐都被斥为“腐化心灵的麻醉剂”,必须禁止。任意播放音乐则被视为叛国及背弃青年人的行为。

 

他要求妇女穿着朴素端庄,对那些化妆上街、炫耀粉颈、秀发与身材,卖弄风骚的女人感到愤怒。

 

霍梅尼主张一夫多妻。理由是;世界上女多于男,如果不实行一夫多妻,女人在缺乏婚姻的保护下,很容易沦为娼妓。

 

到了1983年的5月份,霍梅尼清除了内外对手。

 

政府宣布,一切世俗法律作废。

 

事情的发生正是这样。“原教旨主义者之所以最后胜利,是因为他们比对手在权力政治的游戏中玩得更精明……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什叶派原教旨主义更是巴列维王朝垮台的产物而非其前提。

 

经过七十余年的神学研究与授业,霍梅尼自信满满,认为他并不是为自己说话,而是为真主发言。

 

虽然霍梅尼从不说自己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者,显然他刻意地塑造这种形象。他几乎从不谈论自己的生平,理由是“个人私事并不重要”。

 

虽然霍梅尼与家人相处时也和常人一般,会哭泣、会大笑,也会说笑话。但在公开场合,他不容许自己流露任何喜怒哀乐。即使是最气愤的话,也以一种轻柔、缺乏变化,近乎低语的方式说出。

 

在他女儿的丧礼中,霍梅尼看不出一点哀容,也没有眼泪。伊朗人民相信,只有神才能做到这一点。

 

不仅外界很难了解霍梅尼,霍梅尼对外界也所知有限。他受的教育仅限于神学与柏拉图哲学。

 

对于经济学与国际关系,霍梅尼承认一无所知,但他认为这不是问题,因为伊朗人民已丢弃了所有西方用来衡量世界问题的社会与政治术语。“我们已建立一套新的价值观,以支持正义,对抗不义”。

 

按照霍梅尼的意思,新国家命名为“伊斯兰共和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体制?

 

它确立了“教法学家统治”的原则。领袖具有绝对权威,在他之下是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机构。政府首脑总统由直接选举产生,议会也是选举产生。

 

这样,霍梅尼依靠非凡个人魅力所建立的权威,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了下来。

 

为了确保国家法律的伊斯兰方向,还设立了一个特殊机构,宪法监护委员会,对立法和行政机构进行监督和管理。此后的实践中,伊斯兰政府还形成了宗教监督机构和宗教基金会机构两大机构。

 

这场革命还是有其进步意义的。虽说建立的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但是民主选举的制度毕竟第一次在伊朗实行了。

 

德黑兰学者这样解释:“西方有‘政府由人民而来,为人民服务’,他们的社会正义概念源于希腊。而我们有‘政府由真主而来,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我们的社会正义概念源于《古兰经》。如果说西方有‘自由民主’,那么伊朗有的是‘伊斯兰民主’。

 

时间开始了,巴列维王朝在革命的洪流中无奈倒塌,取而代之的是霍梅尼政教合一的革命政府。

 

当年的伊朗人对国王不满,于是国王被赶走了。

 

现在的伊朗人对执掌政权的宗教当局未必满意,而他们只能服从。

 

伊朗成为了一个教士治国的神权专制国家。

 

于是,历史非常奇怪,让一个曾经是世界第九富裕的国家,瞬间回到了野蛮的状态。

 

教士治国,输出革命,近乎全面封锁,没有霍梅尼可能就不会发生。霍梅尼确实改变了历史走向。

 

虽然,这是一种绝大多数人不愿意看到的改变。然而,这并不是历史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是一场以宗教为号召的革命,不同于法国大革命和俄国中以世俗的理念为号召。

 

他推翻一个西方普遍的观念:人们认为世俗主义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宗教已经不可能在全球政治中发挥任何重要作用。所有的革命都应该是世俗事件。但霍梅尼却彻底颠覆了这一认知……

 

整个世界为他惊讶

 

到底是幸,还是不幸?

 

毕竟,到现在伊朗仍是该地区最稳定繁荣的国家之一。在它的周边,伊拉克和阿富汗崩溃了,巴基斯坦也就那样,乌兹别克有什么指望吗,其余的前苏联国家有什么好说?

 

这一切,是革命的成果?

 

有人说,伊朗现在的繁荣稳定,正是伊斯兰革命不彻底的产物。

 

 

 

 

公元1989年6月3日,伊朗的一代枭雄霍梅尼去世。

 

对于霍梅尼,国际评价是:“他用极端的方式调动起了当今世界最激烈的宗教情感,以此对抗西方的入侵。

 

在他的死敌眼里,他是“近代最恶名昭彰的独裁者”,让伊朗“倒退了几个世纪”。

 

对热爱他的人来说,他却是一位无法替代的“神”。

 

不管是反对他或支持他,人们都认可: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睿智的人,同时极其俭朴,体恤民心。

 

 

在霍梅尼故去多年后,他的孙子侯赛因-霍梅尼接受采访时语出惊人:“我祖父的革命已经偏离了他的路线,已经毁了子孙后代。”

 

侯赛因-霍梅尼解释说:“伊朗必须通过任何一种可能的方式获得自由,无论是通过内部变革还是外国压力。如果你是名囚徒,你希望什么呢?我就希望有人打破监狱的门。

 

如果霍梅尼在这位上台执政,他首先要做的就是让妇女自由选择是否戴面纱。

 

而用霍梅尼的话说,伊斯兰革命最伟大的成就就是恢复了面纱——如果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成就。

 

无所不在的霍梅尼如果看到了这一幕,会否为自己的后代感到悲伤和愤怒呢,拟或一如既往的喜怒不形于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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