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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解读 | 姜文《让子弹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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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望的冲突:文明的“乌鸦嘴”

谢远东 有种乐土


 

 

 

 

 

 

 

01

 

 

 

 


他们恶劣之极,他们让公众掏钱,而公众忘了自己就是人民。公众早已忘了当每一个人把今天的账单推给他人的时候,债务只是延期了。公众忘记了,他人的债务最终会退还过来。最终每个人都必须付账,最终的总债就是他们的自由。

 

在美国的明尼阿波利斯,政府部门为了当选官员利益实施犯罪。而出身良好的也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还有那些诚实、健康的北欧移民,他们对此,袖手旁观,缄默不语。

 

他们在践踏法律。谁来捍卫法律的尊严?靠律师吗?他们不过是被豢养的一群宠物。靠法官?他们名正言顺的释放罪犯,加害正义。靠学者?他们不谙世事。

 

没什么可以靠的。只有靠自己。


 

即便是100多年后读来,还是那样触目惊心。恶心,惊悚。

 

我曾无数次掩卷离案。以至于那本报道文集我读了很长时间都没能读完。

 

我能够理解这些文章激发的愤怒,我能理解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按奈不住的怒火,将这些报道的作者斥之为“扒粪者”:

 

“那个不仰头看天国的王冠,而只顾扒集污物的带粪扒掉人。”

 

聚讼纷纭。他们不就是靠这个博眼球,讨生存,赚利润吗?

 

但,扒粪者,最终却成为光荣的勋章。

 

时代问题得到解决。不是解决了问题的提出者。

 

“华尔街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欺骗公众了,广告基本属实了,运输公司开始关注公众的安全,各州开始致力于廉政,弱势群体得到保护,旧时的政治老板风光不再……”

 

而这本创办于1893年代杂志《麦克卢尔》,拥有的是其中最耀眼的桂冠。

 


《麦克卢尔》1902年底发表的揭露美孚石油和洛克菲勒石油公司的黑幕、明尼阿波利斯城市弊端及劳工联盟腐败那三组重要文章。

 

她开启了美国新闻界的一个时代:揭露丑闻、谴责腐败、呼唤正义与良心。

 

杂志的创办人是麦克卢尔和菲利普斯。

 

 

 

 

02

 

 

 

 

1893年,创办《麦克卢尔》,那一年菲利普斯高兴的还有一件大事:他有了一个宝贝女儿,多罗茜。多年后,女儿成为小说家。

 

女儿13岁时,菲利普斯离开了如日中天的《麦克卢尔》,收购了一家《美国杂志》,他要再创新天地。

 


1927年年4月18日,已为人妻的女儿多罗茜生下塞缪尔-亨廷顿——这也是她唯一的孩子。菲利普斯的这份杂志早在5年前发行量即已过180万份。

 

在亨廷顿出生的时候,美国人已是全球最富裕的民族。他们已经开始大规模享用的冰箱、收音机、留声机电话、电风扇、电动剃须刀和汽车等家电和耐用消费品。其他国家的人们要等到一代甚至几代人之后才开始成为标配。

 

虽如此,1927 年的美国依然是一个乡村风味浓厚的国度。不过,那一年《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是那个飞行员,飞行横跨大西洋的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快10年了。

 

除了后来的人,谁又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爆发呢?

 

岁月静好的时光。

 

很快,这位来自纽约16岁少年亨廷顿考入耶鲁大学,主修国际关系。

 

两年半的耶鲁大学,校方给出的评价是“成绩特优秀”。

 

而后,他有一段短暂军旅生涯。

 

1947年,二战甫一结束,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宣读国情咨文。

 

“杜鲁门主义”出炉。

 

伴随亨廷顿人生黄金岁月的冷战,就此开始。长达44年。

 

那时20岁的亨廷顿刚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美国政治史。

 

在芝大的亨廷顿是更像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耗在校园政治活动中去了。

 

直到1948年秋天,亨廷顿转入哈佛大学,全身心转向图书馆,投入学术研究。

 

1950年,亨廷顿花了整整4个月来写博士论文。不到半年完成博士论文。这真是一个天赋异秉的少年。

 

代价也大。自此患上了糖尿病,也开启了一个典型糖尿病人的典型生活:验血糖、打胰岛素、服药,终生不辍。

 

亨廷顿外公对我的影响,也就是拍案顿足,向天痛斥两句,而已。毕竟,隔了重洋,隔了时代,也隔了文字和资料。

 

外公对于亨廷顿的影响,可以想见。这是一个强大的力量,这是一个贯彻始终的存在。这是历史,更是现实。这是情感,也是行动。

 

这不,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委托代理主义:行政政治之研究》。研究指向美国的联邦机构,解剖州际商业委员会这个麻雀,来分析他们到底是怎么为那些应该管制的工业团体所取代的。

 

通俗点讲,他研究的是,本来是场上的运动员,是如何一步步成为裁判员的。

 

外祖父的“扒粪”事业,在学术大树上生出了新枝。

 

 

 

 

03

 

 

 

 

四五十年代,执哈佛大学政治学系牛耳者,莫过于卡尔-弗雷德里克和威廉-艾略特。

 

卡尔作为一位标准的自由主义者,对于极权主义的研究乃是开拓性的,重要性远超阿伦特。二战后他还参与联邦德国宪法的起草。可惜,在中国学术界名气不大。

 

相对来讲,亨廷顿受艾略特的影响更深。这一点,也许和亨廷顿骨子里是个保守主义者相关。

 

 “艾略特每周一次从华盛顿到学校辅导研究生。我们眼巴巴地等在办公室外,希望那个学生姗姗出来。因为那段时间是艾略特专门留给他的,那位良师已经看出了他不同凡响的将来。而房门打开时,出来的一定是那个肥头大耳的家伙。”


 

那个大脸宠儿叫基辛格。

 


年长亨廷顿四岁的基辛格来美国已经十多年了。

 

基辛格看到的却是另一番哈佛景象:学院名流们的求思若渴。以最严苛方式把我一路带进美国思想殿堂的是一位令人意想不到的精神导师:威廉-艾略特。“他可是个大名人”。艾略特把自己的张扬个性和坚韧头脑带到了华盛顿,担任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顾问。

 

在听过基辛格读完自己写的一篇关于康德的论文后,这位大名人第一步是要他去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

 

显然,亨廷顿没有吃过这样小灶。更多的时候要靠自己修行。

 


他们的同学布热津斯基这样回忆那个时候的亨廷顿说:“非常腼腆。他不是那种能在酒吧里夸夸其谈的家伙,但他在辩论时自信而执着。”布热津斯基曾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著名的奶头乐理论就是他在比尔盖茨一次会议上的原创。

 

如果说,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的出名主要是曾服务美国政府,那亨廷顿则是个学院派。

 

1951年4月19日,麦克阿瑟在国会大厦发表了题为《老兵不死》的著名演讲:

 

“我即将结束五十二年的军旅生涯。我从军是为了实现我童年的幼稚抱负与梦想,自从我在西点军校的教练场上宣誓以来,这个世界已经过多次变化,而我的希望与梦想早已消逝,但我仍记着当时最流行的一首军歌词的两句结尾:“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


 


几天前,麦克阿瑟将军刚被杜鲁门总统解职。原因是将军拒不服从总统的命令,公开指责白宫政策。

 

从朝鲜战场回到美国,麦克阿瑟在华盛顿受到英雄式的欢迎,万人空巷。许多城市更是爆发了支持麦克阿瑟的游行示威活动。

 

国会的演说,不只赢得在场的国会议员如雷的掌声,而许多收音机前的听众们更是热泪盈眶。

 

揩去眼角的泪水,亨廷顿,这个前美军士兵,敏锐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里,国家究竟应该军队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普鲁斯铁血首相非常嫉妒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他说:他们南北是两个弱小的邻居,东西又是大洋,强敌难侵。美国太幸运了。

 

美国国家安全由地理环境赋予,而非英明的政策所造就。没有什么威胁,自由主义的国家机器也很少需要捍卫。

 

但是,珍珠港事件和原子弹爆炸意味着地理因素已不再是障碍。此时,对安全的考虑应该优先于对自由价值的考虑。

 

以此为由头,他发表了的第一本著作《士兵与国家》。

 

从军事上看,一个民主国家可能比一个独裁国家作战更为出色。但是在面对一个技术精良的非自由主义对手的时候,一支真正自由主义的军队往往缺乏所必需的效率。

 

亨廷顿写道,现代军人是一种职业,他的工作是管理暴力,他的委托人则是国家。保卫自由社会的唯一途径是规定军人控制的限度。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只要文官政体保持三权分离,巨大的防务机构对文官政权的潜在侵犯就不会变为现实。

 

因此,一个士兵应该被告知:只能为有关国家权益的事而战。

 

自由主义对改革是个好东西,对国家安全则不然。他写道:“自由主义在用来处理国内问题时多彩多姿且富有创造性,用来处理对外政策与防务则会捉襟见肘。”

 

那是因为,对外政策涉及的并非按法律规范运行的国与国的关系,而是一些国家与另一些总体上是无法无天地运作的集团的关系。


 

亨廷顿认为:毫无疑问,为了保持和平,军方领袖必须提防或预见“人类天性中的无理性、软弱与邪恶。”

 

而“自由主义不仅不理解,并且还敌视军事机构和军队的作用。

 

这不像是平静的学术著作,好似一颗炸弹。

 

引来恶战,无数恶评,也注定了他得罪自由派同行的命运。

 

一个评论家把他描述为三流的墨索里尼,让人联想起墨索里尼“信仰、服从、战斗”的口号。

 

左派学者斥责《士兵与国家》是军国主义的“野蛮谬论””。

 

后来的人们发现,这本书对美国的社会与政治是如此富有洞见:

 

“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完全成了一种理想化的爱国主义,它主张的不是美国人民优于别国人民,而是美国的理想优于别国的理想。”

 

“这就使得美国人在捍卫核心的国家利益时,会导致美国式自由主义中的非战主义张力;而在捍卫人权时,又会导致侵略的张力:如果能够成为推进人道主义理想的十字军,自由主义者会非常乐意支持一场战争。”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代表了亨廷顿著作和文章的宿命:甫一问世便饱受争议,与各种奖项无缘,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才会被广泛却又是勉强地接受。

 


到目前为止,《士兵与国家》第15版也已出版,早成了学术经典。

 

而基辛格向哈佛大学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是《重建的世界》,其主旨是:即使战争的装备改变了,政治家的任务也不会变。在强国中利用恐惧不安,构建的权力均衡,以维持国际体系的秩序。

 

看似是一部讲述欧洲历史,更是重述均势外交,也完全可以看作是这位聪明人日后职业生涯的路线图。当然,这本书至今都仍是这一领域的最佳著作。

 

就在基辛格志得意满在哈佛开展研究工作,建立机构的同时,他的白宫之路已然铺开。

 

因书致祸的亨廷顿,却不能见容于哈佛政治学院同事。哈佛政治学院拒绝聘用他。于是他和密友、不得志的哈佛教师布热津斯基跳槽了。 

 

4年后的1962年,哈佛又重把亨廷顿和他的朋友请回。

 

 

但事情并未结束。

 

1968年,他撰写了一篇长达百页越南战争的报告,提出了在南越推行合村并寨的“战略村计划”,还抨击了当时美国政府的战略。

 

这些主张自然是左右不讨好。

 

他工作的国际事务中心先是被学生占,后又被烧。

 

反对他的示威者唱着歌,在校园里一路尾随他。好烦。

 

一天早晨,儿子醒来后,推开家门,一条大标语糊在上面:

 

“战争罪犯就住在这里!”

 

不胜其扰,亨廷顿不得不离开。

 

出走哈佛暂避风头。这是第二次。

 

 

 

 

04

 

 

 

 

1989年夏,一位业余摄影家在著名的《国家利益》刊物上发表了一篇论文。

 

“福音还是来了。”

 

这位37岁的年轻人信心满满地宣布,“强权政府在20年间大面积塌方”,政治自由化和经济自由化相伴而行,自由主义民主已经胜利。

 

两年后,飘扬了70余年的苏维埃旗帜从莫斯科半空落下。

 

世界两极格局墓钟敲响。

 

神了。

 

那篇文章叫《历史的终结?》。这是一篇不过15页的文章。

 

作者弗朗西斯-福山。美国日裔学者。

 

年轻的福山瞬间名满全球。

 

其貌不扬的福山预言了苏联的崩溃,断言人类历史终结于以美国为范例的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制度。

 

先知般的见解。

 

人类无限光明的前景。

 

似乎,从此每个人都不会再遭受强权的欺凌。

 


1992年,文章扩展成书,《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出版。

 

问号去掉了。

 

乐观。无可置疑的乐观。

 

与学生福山不同,乃师亨廷顿悲观多了。

 

《历史的终结?》发表4年后,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

 

文章不长。29页。但却激起了全世界的激情与愤怒。车载斗量。

 

同样,3年后的1996年,亨廷顿把题目中的问号去掉,扩充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

 

历史短暂休止,还奏出一段美妙的狂想曲。福山预期短期应验之后,历史很快恢复本来面目:历史并没有终结,文明间一直在冲突。

 

亨廷顿写道:

 

“在这个新世界中,导致冲突的基础不再是意识形态或者经济差距,人们之间存在的巨大张力及冲突的根源将是不同的文化。……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国家和不同的文明体之间。文明之间的碰撞将成为国际政治的主旋律。文明之间的冲突线,将成为未来战争的前线。

 

 

乐观的当然不止福山。

 

那时,西方充满了必胜的乐观主义:

 

冷战获胜,新保守主义者们宣称,民主选举和市场活力的释放将提高所有地方人们的生活水平。

 

自由主义欢呼,强权政治和巨额赤字已成过去。

 

新的叙事将由联合国开启。

 

他们相信,世界正处于创造一种崭新的全球文化的边界之上。在他们看来,正是由于全球化的冲击,部落分离主义和国家的消失指日可待。

 

”必胜主义”的鼓吹甚嚣尘上,”华盛顿共识”必将在世界播撒和平和繁荣,”和平红利”远近无偏,老幼弗间。

 

纯属无稽之谈。

 

塞缪尔毫不掩饰他的悲观:

 

人是丑恶的,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在政治层面,人总是追求权力的扩张。苏美争霸终结,过去意识形态的主义之争势必走向式微,而兴起的将是新的以宗教为背景的各大文明之间的冲突,尤其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中东的伊斯兰文明、东亚的儒家文明之间的冲突。

 

冷战中意识形态的分歧最后并不会达到和谐统一,取而代之的将是更加古老的文化差异。

 



世界被不同的文明所分割,而这种文明的分界线又是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并不会被全球化所淹没,恰恰相反,不同的文化将会引发冲突。

 

亨廷顿还尖刻地指出,西方文明正处在相对衰落时期:自认是”世界新秩序的建筑师”的美国权力掮客,将发现自己其实是文化力量的受害者。

 

未来正在德黑兰的众多清真寺中悄然孕育着,而并不停留在哈佛广场的小咖啡馆里。

 

亨廷顿说:“我是利勃海尔的教子。”

 

利勃海尔是20世纪美国新教神学家中的头面人物。他相信人类的丑恶太多、因此需要用强硬手段才能维持秩序。他相信倒退比进步更深刻地决定着历史的特征。

 

利勃海尔1952年曾写道,即使美国打赢得了冷战,其结果只会引起国家承担过多义务,在正义超载中浪费自己的能量。

 

很明显,亨廷顿和福山,师徒观点也构成了冲突。

 

在1990年到来之时,是民主自由战胜了专制独裁。对于现实的判断,无论师徒都是赞同的。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于历史走向的判断。

 

福山认为今后必将是自由民主制度统领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政治的演化历史到此已经终止。

 

亨廷顿却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不一定能够在全球通行,今后全球的矛盾必然会是文明之间的冲突占据主导作用。

 

全球化不等同于西方化,文化的差异是不易改变的,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是未来冲突的主要模式。

 

福山借用了黑格尔的观念 “历史终结”,认为现在全球发展只有一条路,就是西方以美国所代表的现代化。

 

亨廷顿提出警告,不要忘了,还有两个大的文明也许对我们这条路不一定赞同。一个是伊斯兰文明,一个是儒家文明。

 

他在书中说:“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

 

他同时警告说:“未来冲突的危险很可能来自西方的傲慢、伊斯兰的偏狭和中国的自负的相互作用。”

 

自由主义者通过普世价值使世界联合起来的设想注定是要流产的。

 

《文明的冲突?》被翻译成26种语言。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则有39种语言版本。

 

他们在全世界激起的反响一浪高过一浪。

 

就影响力而言,只有乔治-凯南在二战后用笔名“X”写的关于如何遏制苏联的文章堪与此文匹敌。

 

几十年间,学术界再无任何人的著作能出其右。

 

很多人拒绝相信。冷战结束后,未来竟然交给如此老套的东西来左右?

 

左派的萨义德嘲讽说,亨廷顿的观点是 “无知的冲突”, 轻率地把伊斯兰描述为铁板一块儿。

 

右派的新保守主义者则对亨廷顿反对他们的普遍主义进入穆斯林世界的旅程感到震惊。

 

自由派批评家感到不快,也不愿意理睬。

 

 

 

 

05

 

 

 

 


然而,“9·11”事件却使人们不得不又一次回到亨廷顿那里。

 

亨廷顿指责伊斯兰拥有”血腥边界”,精准地预测了美国911恐怖袭击和”反恐战争”。

 

他指出民主是非常特定的文化进程之产物,从而又同样精准地预测了美国的伊拉克之痛。

 

而其”现代化”不必牵涉”西化”的观点也颇具远见。

 

既然民主化可能意味着权力会落入伊斯兰主义者手中,中东的独裁政权又为何非要奉行民主化呢?作为福山先生的导师,亨廷顿确实要比他的学生高明。

 

911袭击后,亨廷顿立刻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 “文明的冲突”成为穆斯林激进分子到西方政要社交习惯用语。

 

这悲剧,不仅与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想法有关,而且与他毕生的事业有关。自1950年代开始,亨廷顿就以一种充满悲剧色彩的悲观态度看待西方社会。

 

长达几十年的时间中,他一直重申,美国能够保持自身的安全完全是出于一种彻底的幸运。正是地理上的优势使得美国本土可以避免很多外来的危险,而这样的幸运早晚有一天将会终结。

 

他认为,自由主义的兴旺发达只能在安全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才会实现。而未来,美国人也许就没有了这份奢侈的幸运。

 

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浓厚的白左政治正确的氛围中,亨廷顿一直孤身前行。

 

1950年代亨廷顿警告说:西方总有一天会为其最为珍视的价值以及生理上的生存打一场战争,而对手则是来自敌视我们国家的其他文化的极端分子,以及想把我们拖入一场文明的战争的人。

 

“冲突的主要根源将是文化;各文明之间的分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 在可见的将来,这种冲突一直会持续下去,且看不出任何化解的可能。

 

人类几百万年的历史,也是一部战争史。在大的历史视野下,战争才是常态。而民族国家才有短短的几百年,人类的社会结构时间上部落化是主体。这之间,是数十万年的时空跨度。

 

全球化肇始于16世纪,从那时开始,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带来的现代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把整个地球上的各个大陆都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原来分布在五大洲广大地域的无数人类群体从此不再相互隔绝、各自为生了。

 

但在这500年里,并没有找到一个和平共处的秩序,使人们能同心协力形成一个人类共同认可的美好社会。

 

相反,从海上掠夺、武装侵略、强占资源开始,进而建立殖民统治和划分势力范围,世界形成了以强制弱、争霸天下、战争不绝的形势。


 

这样的全球扩张,发展到20世纪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停止过战争,但在20世纪以前,世界规模的战争是从没有过的。

 

全球化带来的不是不同文明间更多的融合与认同。而是对不同文化、宗教和价值观的差异更强烈的感受和冲突。

 

这部著作也为民族主义者和反全球化人士提供了理论依据。

 

这一次,亨廷顿又成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军师。

 


“45年来,铁幕是把欧洲一分为二的分界线,现在这条线已经向东移动了几百英里。如今新的线把欧洲分为两派,一边是西方基督教派,另一边是穆斯林和正统派。

 

文化意识正在变得越来越强而非越来越弱,国家或民族的联合将取决于文化上的相似,而不像过去那样取决于意识形态的相似。

 

西方人相信议会民主和自由市场会适合于每个人的想法,将把西方带入文明——尤其是与思路不同的伊斯兰和中国人——的冲突。

 

人性本恶,因而会有对权力的天然的追求,新崛起的亚洲必然要求霸主的权力与地位;人类需要敌人,因而会不断追求打败对手以确立自己的荣耀,并在这种斗争中进步。

 

极端主义就是把自己身份和文明与别人的身份和文化对比起来后的极端态度。极端主义倾向和运动存在于所有社会和文明里。

 

西方成为这世界的赢家,所依凭的并不是其理念、价值或宗教的优越……而在于其更有能力运用有组织的暴力。西方人经常忘记这一事实;但非西方的民众永远也不会忘记。

 

每一种文明都将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在书写自家的历史时,都仿佛在编写人类历史的核心剧本。

 

全球化只是表面的力量,创造了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世界性“达沃斯人”的稀薄外表,不可能最终保证和平或者繁荣。

 

一个多文明的美国将不再是美利坚合众国,而是联合国……摒弃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们认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实际上也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

 

经济交往可以使人们互相接触,但不能使他们达成协议。在历史上,它往往使各国人民更深刻地认识到他们之间的不同,令他们彼此害怕。国家之间的贸易不仅带来了好处,而且也造成了冲突。如果过去的经验靠得住,那么亚洲的经济成就将为其带了政治阴影,即不稳定和冲突。

 

西方文明的价值在于其是独特的,而不是普世的

 

在中东的某个地方,几名年轻人满可以穿着牛仔裤,喝着可乐,听着摇滚乐,但他们却可能在向麦加顶礼膜拜的间隙,造好一枚炸弹去炸毁一架美国飞机。

 

穆斯林和属于其他文明的人——天主教徒、新教徒、东正教徒、印度教徒、华人、佛教徒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是对抗性的,他们之间大部分在历史上的某一时刻曾发生暴力冲突,很多在90年代仍处于暴力冲突中。……他们比其他任何文明的人都更多地卷入了集团间的暴力冲突。

 

穆斯林好战的宗教原因:伊斯兰教从创始起就是一个尚武的宗教。伊斯兰教起源于“好战的贝都因游牧部落”,伊斯兰教的基础深深地打上了“这种暴力起源的烙印。穆罕默德本人就是作为一位坚强的战士和高超的军事指挥家留在人们记忆之中的”(没有人会这样形容基督或者释迦牟尼)。此谓圣战。

 

伊斯兰教是一个绝对的信仰,而且在这一点上更甚于基督教。它把宗教和政治结合在一起,将信仰伊斯兰教者和非信仰者明确地区分开来。其结果是,儒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西方基督教徒和东正教徒彼此相互适应和生活在一起,较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与穆斯林相互适应和生活在一起,要更为容易。

 

 “在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从摩尔人首次在西班牙登陆到土耳其人第二次围攻维也纳,欧洲不断处于伊斯兰威胁之中。”伊斯兰文明是唯一使西方的存在受到过威胁的文明,而且这种情况至少发生过两次。

 

与西方和伊斯兰之间存在已久的斗争相比,冷战不过是稍纵即逝的事件。在中世纪,穆斯林军队从古西班牙一直推进到法兰西,从巴尔干一直推进到维也纳城下。现在,一个人口而非军事上的类似进军,正在欧洲进行。

 

有些西方人……总在主张,西方与之格格不入的并不是伊斯兰教义,而仅仅是暴力的伊斯兰极端分子。但,过去1400年的历史反证了这种观点。

 

伊斯兰的边界战火纷飞,其内里又何尝不是如此。对西方来说,根本问题并不在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问题就在于伊斯兰文明本身,这是一种迥异于西方的文明,他们的人民笃信自家文明的优越性,但同时也受困于其在力量上的短板。

 




正如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文尾所言:“对于人来说,归根结底最重要的,不是政治意识形态或者经济利益。人们认同之所在,人们为之而战斗、而牺牲的,是信仰和家庭,血统和理念。这就是为何文明冲突正在取代冷战,成为全球政治的中心现象,为何文明范式提供了比其他范式都更为有益的出发点,有助于理解和应对世界正在经历的变化。

 

亨廷顿的密友布热金斯基说:“强调冷战后世界甚至可能更加危险、动荡也是言之有理的。”

 

 

 

 

06

 

 

 

1980年代的一个晚上,晚宴后,亨廷顿和妻子步行回家。

 

三个男青年逼近亨廷顿。

 

“干什么?”亨廷顿问。

 

“拿钱来。” 一个男青年叫道

 

亨廷顿与那家伙打起来。没几下,那家伙被打倒在地,直喊救命。

 

三个家伙最后都溜走了。

 

当有人问起亨廷顿此事究竟时,他说,“在那之前一周报纸上的文章说,你不要跟歹徒们搏斗。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还击。”

 

从前的一个学生说他,“是个有钢一样脊梁的古怪家伙。”

 

另一个学生则说他:“不是古怪家伙,他是个有维多利亚时代绅士风度的男人,非常安静,也能控制感情,但在需要强硬的场合会很强硬。”

 

亨廷顿说话时不时地眨眼睛,局促不安地玩弄钥匙,眼睛紧盯自己的手掌。

 

这么一副脆弱的外表,居然包裹者一颗坚硬的心。

 

亨廷顿已然入列现代思想大家万神殿中的要席和贵角。然而,在这个群像中少人如他那般易起纷争,成为围殴对象,以至遭到同行持续不断地口出恶言攻击和挖空心思的排斥。

 

对于《文明的冲突》,布热津斯基说:“这个题目已经把一切都说透了。所以,人们还未读懂文内有价值的细节,就对那个使人困惑的主题作出了反应。”

 

完全是一种身体反应。

 

美国知名左派教授乔姆斯基,从越战时就开始攻击他,至今不息。今天他还把亨廷顿最著名的书《文明的冲突》描述为美国精英“控制人民”的工具。

 

他的心是属于自由主义的,而他的头脑则属于保守主义。

 

这当然是异类。

 

西方的社会科学热衷于政治现代化,津津乐道于如何在非洲培育美国式的民主与法律体系。亨廷顿对此不屑一顾。

 

他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大胆断言:

 


“国家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区别不是它们的政府形式,而是政府的地位。与其看它是民主还是专制,不如看它是否体现了共识、合法性、组织、效率和稳定。”

 

“革命的政府可以被富裕所破坏,但决不会被贫穷所颠覆。”

 

“美国难以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革命为何而强烈,是因为它从来没有经历真正的革命。

 

“腐败有时是好事,民主与专政的差别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亨廷顿认为存在将专制独裁现代化的另外一种前进道路。



 

这样的观点不被攻击才不正常。

 

党同伐异,才不管什么事实,什么证据。

 

一片繁荣,一片静好。你却给大家看,哇,粪坑在前。哇,小心找打。

 

好在,亨廷顿是扒粪传人。

 

尽管同学中有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这样的政界名流,学生之中也不乏福山这样的学界名家,但亨廷顿的身影还是很少出现在媒体上。

 

亨廷顿1959年曾写道:“一个学者如无新话可说,就应保持安静。”而“探索真理就是进行智力角逐。”

 

和他的恩师艾略特不同,亨廷顿对本科生的好评胜过研究生。那是因为,研究生“都不愿意向教授挑战”,而且常常“被专业术语和循规蹈矩的正统观念所俘虏。”

 

他学生说:“别的学究是把你知道的东西填鸭似地向你灌,然后再去寻找下一个受害者。而亨廷顿从不操纵课堂讨论,他总是认真地倾听。”

 

这样做,也许是他的口才太差了。

 

讲话很慢,结结巴巴的,就像读课文。

 

这样一来,他的课堂倒是轻松。他仔细倾听学生们的交谈。

 

按照他的说法,文明的冲突就是受益于课堂上学生热烈的讨论。

 

他在哈佛大学度过了50多年。他的几代长辈都是哈佛人。但他尊重的是像军队这样的机构,还有宪法,而不是光荣的祖先。

 

“美国的政治智慧不是从我们的观念,而是从我们的制度中体现出来的。最需要的不是创造更多的自由制度,而是成功地保护那些已经存在的制度。”

 

亨廷顿天生是个保守派,这是因为他尊重有秩序的社会。

 

他攻击理想主义的自由派,认为这些人因为坚持不可能的乌托邦标准,从而破坏了这些机构的有效性。

 

亨廷顿一直拥有自由主义的理念,但他知道这样的理念在缺乏权力的保护之下不可能生存下去。而这样的权力,必须得到小心的看管。


2004年,77岁高龄的亨廷顿完成他最后一本着作《我们是谁?》。

 

他的研究视角再次回到美国国内,他关注的是美国国民认同遭遇到的危机。

 

他认为,如果不大力捍卫和发扬“盎格鲁—新教文化”这一根本“特性”,美国就会有分化、衰落的危险。

 

所有美好的事物往往会走到一起:多元化、民主、美国方式都将伴随着自由市场一同到来。这是彻头彻尾的祸害。他反对。

 

美国不要那么咄咄逼人,只要关心自身的事务就好了


 

即便到了盖棺定论的时刻,亨廷顿还是无意讨好社会舆论,根本不在乎这最后的著作,同样会有许多给他带上了”顽固守旧的保守主义者”的帽子。

 

“老不死的就是如此顽固。”

 

亨廷顿给很多人以启迪,又为很多人所不喜。有争议的学者才多半是智者。这倒不如说是他的一个成功。正如他的外祖一样。

 

学术重要的是描述、解释事实和引导未来,敢于直面真实世界。正如,当年的扒粪者《麦克尼尔》。

 

哪怕面对的是粪,也要有直面的勇气。

 

 

 

2008年12月24日,亨廷顿逝世,终于麻省的马萨葡萄园岛护理院,享年8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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