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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墙赢家

谢远东 有种乐土

 

 

 

 

01

 

 

 

1987年冬,安娜20岁。那时她在柏林自由大学做交换生。这所大学位于西柏林。

 

课余时间,她喜欢去一家咖啡馆。那里有香浓的咖啡,有暖暖的壁炉,还有冬日的暖阳。

 

那里有一帮朋友吸引着她。这些人年岁和她的父母一般。他们或忧郁,或漠然,也或许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他们是一帮艺术家。

 

他们都是被赶出祖国的人。

 

他们的祖国在咖啡馆的另一端,那堵厚厚的墙外边。

 

聊起过去,他们总是没完。安娜听得入迷。

 

旧情人、父母、丈夫、妻子,还有孩子,是他们说不尽的话题。哪怕昨天刚说过,今天还是新鲜而又引人入胜。

 

旧情人、父母、丈夫、妻子,还有孩子,他们都在。

 


他们在巨大而又冰冷的墙那边。

 

时间,对他们而言,就是一个地点。

 

过去就在那里,未来没有回头路。

 

要是有人说,“有朝一日……有朝一日,那墙,要是倒了……”,哪怕是设想,更不要说讨论,那都是他们爆笑的时刻:你可真是太逗了。

 

现在的他们,是为天堂里的精灵选中,搭乘天使的翅膀,离开了那个阴暗世界的幸运儿。

 

墙倒了,那岂不是天堂之门洞开?

 

那是冬天里的童话。

 

然而,两年后,那墙不见了。

 

如今,那墙的残骸,被制作成大小不一的纪念品,就摆放当年那家咖啡馆门外出售。

 

 

 

02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于今30年。

 

如果,不是德国,现在肯定会筹划一场盛大的派对。

 

德国人是在沉思。

 

即将到来的11月9日,他们会在柏林勃兰登堡门旁举行一场古典音乐会——有些阴郁;接着,是经典的迪斯科舞曲。

 

就这些?

 

大型派对,不会有。狂喜嘉年华,也不会有。

 

德国人是性冷淡?

 

法国每年7月14日会停下脚步,欢庆200多年前那场血腥的,然而又是一地鸡毛的大革命。不要说。

 

美国的独立日,7月4日。也不要提。

 

尽管,德国人的胜利是辉煌的、不流血的,但公共假日从未有它。

 

或许,他们记得,也是这一天,1938年纳粹臭名昭著的“水晶之夜”。

 

“这个纪念日本是庆祝自由、民主和统一的。”对德国政府没有好好地纪念柏林墙倒塌,克纳贝感到失望。

 

“这是一个奇怪的疏忽。”

 

比安娜大7岁的克纳贝,1959年生于北威州的翁纳,那是西德西部的一个城市。

 

在安娜刚进入柏林自由大学时,作为师兄的他获得了这所学校的历史学博士学位。

 

克纳贝的父母和那些咖啡馆里的艺术家一样,也是从东方逃出的。

 

他母亲挺着个大肚子,被他父亲牵着手,一路坎坷。

 

母亲的苦难和着血泪传承给他。19岁时,克纳贝开始帮助东德那些可怜的人。

 

1980年,东德宣布克纳贝为不受欢迎的人。

 

为克伦兹定下罪名的,是东德当时最高主管克伦兹

 

如今,克纳贝在柏林工作,任霍恩施豪森监狱博物馆主任。

 

就在本月,柏林有一场非同寻常的会议。来自东德的旧高级官僚,还有东德安全机构——史塔西曾经的打手们,聚集一起,庆祝东德建国。

 

而这,是克伦兹领导的一个重聚。

 

1989年,昂纳克辞职后,克伦兹担任东德最高领导人。作为东德最后一位独裁者,后来他在监狱里度过了四年。东德有四人试图逃跑时被枪杀,他负有罪责。

 

如今,克伦兹过着舒适的退休生活。

 

热烈的掌声中,克伦兹称赞东德政权是“一个公正、和平、合理的世界”。

 

早些时候,克伦兹向媒体惋惜,柏林墙的倒塌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个夜晚”。

 

这要是一次纳粹冲锋队员的重聚,全球都哗然。

 

克纳贝博士说,德国对待东德历史的态度与对待纳粹主义的历史痕迹,截然不同。

 

大多数人视而不见。

 

 

 

03

 

 

 

东德人不敢相信。

 

检查站玻璃门后面,站着的士兵也不敢相信。

 

没有命令。警卫和史塔西们,不知道该做什么。

 

从那个午夜开始,东德人可以自由跨越国境。

 

昔日完全控制的世界,没有了。

 

于是,斯塔西们即兴发挥,别出心裁,小心翼翼在护照照片的左侧,盖上一个戳:“最纠缠的人”(那些排在队伍前面的人)。

 

这是从未有过的戳记。他们为的是以后工作方便:最纠缠的家伙,下次再来,就直接拒绝过关。

 

不用说,那没有发生。

 


东柏林人和西柏林人涌向柏林墙,喝着啤酒和香槟,高喊着“打开门!”

 

来自东柏林的200多万人前往西柏林参加庆祝,一位记者写道,这是“世界历史上最盛大的街头派对”。

 

欢乐而又沸腾的图像传遍世界各地。

 

东德人冲了过去。

 

突然间,他们进入到以前只能从电视里见识的世界:可乐,几十种火腿肠,永远也买不完的食品,有新闻的报纸……他们不敢相信。

 


人们用锤子和镐头敲开大块的墙壁,起重机和推土机也来了。

 

一夜之间,柏林墙消失了。

 

 “直到今天,”一名柏林人在一堵墙上涂鸦,“战争才真正结束。”

 

一个国家不再分裂。

 

一种毁了无数人生活的邪恶玩意,被粉碎了。

 

无疑,这是最辉煌的时刻,也是最真实的控诉。

 

差不多一年后,1990年10月3日,东德和西德正式统一。

 

 

 

04

 

 

 

1961年10月22日,前往东柏林歌剧院的路口。

 

东德一名边防警卫与一名美国官员争吵。吵得不可开交。

 

以至于那一天,美苏坦克对峙了16个小时。

 

口角的层次很低:一个士兵和一个低级官僚。

 

[柏林墙查理检查站]



然而,这确是史上最严重口角,几乎引爆一场“核战争”。

 

1945年二战结束,雅尔塔和波茨坦举行的两场会议决定了德国领土的命运。这个战败的国家分成四个“盟军占领区”:东部归苏联所有,西部归美国、英国和(最终)归法国所有。

 


柏林完全位于苏联占领区,但雅尔塔和波茨坦协议将柏林分割成类似的区域。东半部归苏联占领,其他盟国占领西半部。

 

安娜和克纳贝的母校柏林自由大学,也因而创建。

 

正如赫鲁晓夫所说,西柏林 “就像卡在苏联喉咙里的一根骨头”。

 

俄国人开始策划把美国、英国和法国赶出这座城市。然而,美国及盟国并没有撤退。

 

紧张局势再次爆发。

 

一边是“太空竞赛”风头出尽,一边是从东到西流的尴尬难民潮:仅是1961年6月,就有1.9万人通过西柏林离开东德。接下来的7月,3万人逃离。8月的前11天,1.6万名东德人越过边境进入西柏林8月12日,大约2400人紧随其后。

 

这一天是东德离开人数最多的一次。

 

当晚,东德永久关闭边境。

 


而后短短两周内,一堵铁丝网和混凝土构筑的大墙凭空而起:柏林墙。一个古老的城市,生生劈为两段。

 

完工后的“墙”是两堵巨大的墙,中间有一条宽阔的沙带,沙带上有绊网、由武装士兵把守。

 

 

柏林墙确实阻止了从东到西的难民潮,也化解了危机。连肯尼迪总统承认,“一道墙比一场战争好太多了!”(必须附上英文原文:“A Hell of a LotBetter Than a Wall”)

 

虽有墙在,逃离东德也非不可能。人还是要用脚投票的。

 

1961年到1989年,有5000多名东德人(包括600边境警卫)设法跨越边境。有的是跳出窗户,有的是翻过铁丝网,也有乘坐热气球的,甚至还有生生挖出一个无法想象的隧道逃出的……

 

至少,有171人在试图翻越柏林墙时丧生。

 

 

 

05

 

 

 

[昔日的监狱,今日的博物馆]



臭名昭著的霍恩施豪森监狱,如今已成博物馆。

 

劳夫艾森是那里的导游。他在那里渡过了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

 

“我曾被关押在这样一个牢房里。只能从一扇窗户向外望来判断是白天还是黑夜。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

 

无数个无眠之夜,他们总是问一个问题:你觉得你为什么被抓?虽然劳夫艾森被允许和律师见面,但是谈话中不得提及案情。

 

只有19岁的他,拘留超过一年,在法院宣判时他才知道答案。

 

劳夫艾森其实来自汉诺威,那里是西德。

 

读完10年级,1979年,父母带着他突然来到德国,说是爷爷病重。这只是借口。

 

进入东德,父亲向史塔西公开身份,他是多年为东德工作的间谍,现在可能要暴露了。

 

数天后,虽不情愿,劳夫艾森还是成了东德公民。

 

一开始,父亲还是相信东德更好、更公平。不过,很快全家就受不了。1981年9月,全家准备翻阅柏林墙时被抓,送到霍恩施豪森监狱。

 

“我被捕因为我想回家。这就是我的罪行。”

 

劳夫艾森被判3年徒刑,母亲7年徒刑,而父亲终身监禁。在东德结束前两年,1987年父亲死在监狱。

 

这座监狱由苏联人建造,由东德秘密警察史塔西管理。建成博物馆后,自2001年克纳贝在这里做了十几年的研究主任。

 

这座监狱就像一个保存完好的时间胶囊,阴森可怖,每年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

 

劳夫艾森说:“我想原谅把我关在这里的人,但我的治疗师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

 

他仍然紧握着他的监狱文件,这些文件是史塔西臭名昭著的头目埃里希-米尔克亲自签署的。

 

 

 

06

 

 

 

楼下是一辆假运货车,史塔西开着它满街闲逛。随手推开一扇门,抓走一切他们认为的可疑分子。

 

这是2006年奥斯卡获奖影片《窃听风暴》中的镜头。

 

导演沃勒说,在史塔西无情的目光下,普通人的生活是“模糊的”和“破碎的”。仅在德国中部小镇萨尔菲尔德,那里人口5.8万,而那里的斯塔西特工和线人就有3300多名。

 

[萨尔菲尔德小镇]



柏林,这座城市的另一头,有一个巨大而荒凉的苏联建筑群,那里是斯塔西总部。

 

柏林墙的第一块砖头是从莱比锡掉落的。

 

1989年初,莱比锡开始相约星期一游行。

 

“民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勇敢的人们走上街头。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示威者中混杂着大量的斯塔西秘密特工。他们壮大着市民的队伍,也而给了市民们信心。但对斯塔西的恐惧,也是市民们摆脱不了的阴影。

 

6月的东德形势,无论是对示威者还是政府,都让人惊恐。

 

东德领导人昂纳克下令将“反革命分子”“消灭在萌芽状态”。

 

史塔西等待着,等待着开枪的命令。仅仅在莱比锡一个办事处,他们储备了6万支手枪,3万多支机枪,以及手榴弹、神枪手步枪、反坦克炮和催泪瓦斯。

 

10月初,莱比锡的加油站服务员拒绝给警车加油。

 

那里的人们纷纷立遗嘱,说完一些希望孩子们记住的话后,再回到街上。

 

而那几个星期里,斯塔西们异乎寻常的忙。他们的工作是销毁证据。

 

那是一个庞大的机构,他们有10万名全职特工,近20万名线人。那时,东德人口1600万。

 

他们的秘密档案排列起来有180公里长。这些是他们邻居、朋友和同事的黑材料,随时可以用来勒索和要挟。

 

撕毁,夜以继日的撕碎。碎纸机都烧坏了。那就人工手撕。

 

碎纸片。照片。扯出来的录音带。装满一个又一个文件柜,也被扔进尸袋大小的袋子里。

 

现存还有1万5千个这样的袋子。那是没来得及销毁的。

 

 

 

07

 

 

 


东德倒台了。看起来,那些示威者胜利了。

 

但他们,那些东德的政客、作恶者和告密者,仍在那里。

 

起初,他们躲了起来。他们害怕遭到报复。然而,报复从未发生。

 

安娜自从柏林自由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写作,关注东德那些受害者。2004年,她的著作《斯塔西国度》出版。

 

带上书,她来到莱比锡参加书展。

 

讲台上的安娜往下看去,第一排坐满了前斯塔西的人。他们的目光如刀,充满杀气。

 

居然,有人为斯塔西受害者发声,出乎他们的意料。

 

很快,安娜的出版商遭到了起诉。

 

斯塔西的人声称,这本书损害了他们的公民自由和个人尊严。

 

法律,这个强大的工具,被他们运用得如此娴熟,他们得到了支持。他们不该拥有的名声,也得到了捍卫。

 

这本书的命运不算什么。

 

相比之下,东德国政权的受害者却从没有得到适当的尊重。纳粹受害者得到的是赔款,而这些东德受害者却被扔进了福利系统。

 

在失业办公室柜台后面,米里亚姆看到的是同一个女人。同样的冷笑。三十年前,正是这个女人决定着她的命运,拒绝给她在东德分配工作。

 

更难以置信的是,1980年因政治原因判决她丈夫入狱的法官,到1990年代仍端坐在法官席上。想必,这位法官大人一定是上过速成班,一夜之间,完美换身。

 

史塔西的人还打了一场官司,争取同等水平的养老金。替斯塔西当差,那是服务于公众。

 

他们赢了。

 

他们是赢家,就像他们一直以来一样。

 

 

 

08

 

 

 

两德统一后的那几年,对许多东德人来说,这是一段暴力分裂的时期。1989年和平革命时,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要求民主变革和统一。西方意味着自由、机遇,意味着新视野。

 

在“团结总理”科尔的推动下,“快速吸收”选项胜出。口号有点吓人:“如果德国马克不来找我们,我们就来找德国马克。”

 

自那以后,东德取得巨大的进步。这要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投入到重建经济和基础设施的数十亿欧元。至今,德国人仍在缴纳“团结税”。

 

然而,也有大量的东德人遭受一轮又一轮的失业,有些人自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从狂喜到失望的跌落是陡峭的,急速的。这个时代,开始出现 “牢骚的东德人”这样的贬义词。

 

博尼施出生于东德,他笑着回忆起第一次访问的情景。“我们去了麦当劳,把所有的包装都带回家,这太让人兴奋了!” 那是在柏林墙倒塌后。但现在,他指出了1989年以来的 “意外后果”。

 

由于年轻妇女的离去,生育率下降。与此同时,东部的大学和政府机构往往错过那些西部工作一流员工。

 

东部德国的非熟练工人中,工资水平要低17%左右。失业率也更高。

 

西德人也不快乐。

 

1989年以来,西德已为统一支付了近3万亿欧元的过渡补贴。

 

许多西德人现在已没有同情心了。

 

他们痛恨极右翼的德国新选择党所取得的巨大进步。

 

而这要感谢东德的选民。

 

在2017年上次大选中,正是东德人帮助该党获得巨大胜利,排名第三。

 

紧接着,就在上个月,东部举行了两场重要的州选举。在这两项选举中,德国新选择党的得票率大幅上升,稳居第二。

 

换句话说,曾指望重新分配西德财富的东德人,当初指望左翼。现在,他们失望了,他们转向了极端“民族主义”——东德人。

 

现在,许多人都认为,柏林墙倒塌后,德国政府仓促推进统一是个错误——正如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当时主张的那样。

 

撒切尔夫人,她是对的。

 

 

 

09

 

 


柏林墙是令人憎恶的。

 

在那个日子里,世界会一直庆祝它的倒塌。

 

然而,还是要记住那些生活在它之下的人,比如卡琳。

 

她的儿子克里斯是一名服务员。

 

再也无法忍受了。于是,在1989年2月,他奋力争取自由。

 

克里斯,他是试图逃跑时,最后一个被枪杀的东德人。

 

就在柏林墙倒塌前9个月。

 

“柏林墙的倒塌,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是最好的事情,”卡琳说。“但是,每年的纪念日都会给我带来难以想象的痛苦。”

 

三十年过去了,事情并不那么美好。

 

2019年,我们的世界更充满了混乱和不信任。

 

如今,美国人均GDP为5.3万美元,德国为4.8万美元。在俄罗斯,只有可怜的1.2万美元。

 

自1989年以来,俄罗斯一直是一个经济失败的国家。令人惊讶的是,一些政客,甚至选民都钦佩普京的铁腕形象。

 

也许,还包括特朗普。

 

墙可以倒,但也可以建得更高。

 

10月9日,在莱比锡纪念示威活动30周年时,史塔西的前高级官员吉斯发表讲话。他表示,他不明白为什么要纪念一个“特定的历史事件。

 

“1989年10月9日的示威者反对一切审查制度,不赞成限制言论自由。”他说。

 

会场里,他们都坐在一起。以前的大人物,和大人物监视的那些人。

 

安娜一直关注那1.5袋被撕破的文件命运。2000年,管理员告诉她,手工拼合这些文件碎片需要375年。

 

后来,一个团队发明了一种程序,能够在10到15年内将它们组合在一起。但直到今天,政府机构都拒绝为这个团队提供资金。

 

尽管很失望,安娜也没有救助的办法。

 

他们,德国政府不想知道这些文件里有什么。

 

毕竟,这是个监控资本主义和监控独裁的时代。我们口袋里随身携带着间谍软件。脸书、亚马逊、谷歌,更不要说,还有政府都在监听我们。

 

个人隐私不受侵蚀,何以生活?

 

尽管如此,克纳贝博士还是认为,真正的治愈需要倾听,并保存英雄和受害者的证据,并给予他们正义。没有这些,遗忘的风险会在岁月中引爆。


[克纳贝博士]

 

1992年到2000年,克纳贝博士曾在联邦机构专门负责过史塔西档案工作。他以为,40年的分离需要40年的愈合,真正的解决方案“不是几年的事,而是几代人的事”。

 

事实上,按照德国法律,到今年底,前受害者起诉国家的权利将到期。那些与东德独裁机构战斗的人,因此造成的损害,赔偿的可能性已经从法律上消失。

 

 


主要参考资料Stasiland: Stories from Behind the Berlin 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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