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赢家
01
1987年冬，安娜20岁。那时她在柏林自由大学做交换生。这所大学位于西柏林。
课余时间，她喜欢去一家咖啡馆。那里有香浓的咖啡，有暖暖的壁炉，还有冬日的暖阳。
那里有一帮朋友吸引着她。这些人年岁和她的父母一般。他们或忧郁，或漠然，也或许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他们是一帮艺术家。
他们都是被赶出祖国的人。
他们的祖国在咖啡馆的另一端，那堵厚厚的墙外边。
聊起过去，他们总是没完。安娜听得入迷。
旧情人、父母、丈夫、妻子，还有孩子，是他们说不尽的话题。哪怕昨天刚说过，今天还是新鲜而又引人入胜。
旧情人、父母、丈夫、妻子，还有孩子，他们都在。
他们在巨大而又冰冷的墙那边。
时间，对他们而言，就是一个地点。
过去就在那里，未来没有回头路。
要是有人说，“有朝一日……有朝一日，那墙，要是倒了……”，哪怕是设想，更不要说讨论，那都是他们爆笑的时刻：你可真是太逗了。
现在的他们，是为天堂里的精灵选中，搭乘天使的翅膀，离开了那个阴暗世界的幸运儿。
墙倒了，那岂不是天堂之门洞开？
那是冬天里的童话。
然而，两年后，那墙不见了。
如今，那墙的残骸，被制作成大小不一的纪念品，就摆放当年那家咖啡馆门外出售。
02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于今30年。
如果，不是德国，现在肯定会筹划一场盛大的派对。
德国人是在沉思。
即将到来的11月9日，他们会在柏林勃兰登堡门旁举行一场古典音乐会——有些阴郁；接着，是经典的迪斯科舞曲。
就这些？
大型派对，不会有。狂喜嘉年华，也不会有。
德国人是性冷淡？
法国每年7月14日会停下脚步，欢庆200多年前那场血腥的，然而又是一地鸡毛的大革命。不要说。
美国的独立日，7月4日。也不要提。
尽管，德国人的胜利是辉煌的、不流血的，但公共假日从未有它。
或许，他们记得，也是这一天，1938年纳粹臭名昭著的“水晶之夜”。
“这个纪念日本是庆祝自由、民主和统一的。”对德国政府没有好好地纪念柏林墙倒塌，克纳贝感到失望。
“这是一个奇怪的疏忽。”
比安娜大7岁的克纳贝，1959年生于北威州的翁纳，那是西德西部的一个城市。
在安娜刚进入柏林自由大学时，作为师兄的他获得了这所学校的历史学博士学位。
克纳贝的父母和那些咖啡馆里的艺术家一样，也是从东方逃出的。
他母亲挺着个大肚子，被他父亲牵着手，一路坎坷。
母亲的苦难和着血泪传承给他。19岁时，克纳贝开始帮助东德那些可怜的人。
1980年，东德宣布克纳贝为不受欢迎的人。
为克伦兹定下罪名的，是东德当时最高主管克伦兹。
如今，克纳贝在柏林工作，任霍恩施豪森监狱博物馆主任。
就在本月，柏林有一场非同寻常的会议。来自东德的旧高级官僚，还有东德安全机构——史塔西曾经的打手们，聚集一起，庆祝东德建国。
而这，是克伦兹领导的一个重聚。
1989年，昂纳克辞职后，克伦兹担任东德最高领导人。作为东德最后一位独裁者，后来他在监狱里度过了四年。东德有四人试图逃跑时被枪杀，他负有罪责。
如今，克伦兹过着舒适的退休生活。
热烈的掌声中，克伦兹称赞东德政权是“一个公正、和平、合理的世界”。
早些时候，克伦兹向媒体惋惜，柏林墙的倒塌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个夜晚”。
这要是一次纳粹冲锋队员的重聚，全球都哗然。
克纳贝博士说，德国对待东德历史的态度与对待纳粹主义的历史痕迹，截然不同。
大多数人视而不见。
03
东德人不敢相信。
检查站玻璃门后面，站着的士兵也不敢相信。
没有命令。警卫和史塔西们，不知道该做点什么。
从那个午夜开始，东德人可以自由跨越国境。
昔日完全控制的世界，没有了。
于是，斯塔西们即兴发挥，别出心裁，小心翼翼在护照照片的左侧，盖上一个戳：“最纠缠的人”(那些排在队伍前面的人)。
这是从未有过的戳记。他们为的是以后工作方便：最纠缠的家伙，下次再来，就直接拒绝过关。
不用说，那没有发生。
东柏林人和西柏林人涌向柏林墙，喝着啤酒和香槟，高喊着“打开门!”
来自东柏林的200多万人前往西柏林参加庆祝，一位记者写道，这是“世界历史上最盛大的街头派对”。
欢乐而又沸腾的图像传遍世界各地。
东德人冲了过去。
突然间，他们进入到以前只能从电视里见识的世界：可乐，几十种火腿肠，永远也买不完的食品，有新闻的报纸……他们不敢相信。
人们用锤子和镐头敲开大块的墙壁，起重机和推土机也来了。
一夜之间，柏林墙消失了。
“直到今天，”一名柏林人在一堵墙上涂鸦，“战争才真正结束。”
一个国家不再分裂。
一种毁了无数人生活的邪恶玩意，被粉碎了。
无疑，这是最辉煌的时刻，也是最真实的控诉。
差不多一年后，1990年10月3日，东德和西德正式统一。
04
1961年10月22日，前往东柏林歌剧院的路口。
东德一名边防警卫与一名美国官员争吵。吵得不可开交。
以至于那一天，美苏坦克对峙了16个小时。
口角的层次很低：一个士兵和一个低级官僚。
[柏林墙查理检查站]
然而，这确是史上最严重口角，几乎引爆一场“核战争”。
1945年二战结束，雅尔塔和波茨坦举行的两场会议决定了德国领土的命运。这个战败的国家分成四个“盟军占领区”：东部归苏联所有，西部归美国、英国和(最终)归法国所有。
柏林完全位于苏联占领区，但雅尔塔和波茨坦协议将柏林分割成类似的区域。东半部归苏联占领，其他盟国占领西半部。
安娜和克纳贝的母校柏林自由大学，也因而创建。
正如赫鲁晓夫所说，西柏林 “就像卡在苏联喉咙里的一根骨头”。
俄国人开始策划把美国、英国和法国赶出这座城市。然而，美国及盟国并没有撤退。
紧张局势再次爆发。
一边是“太空竞赛”风头出尽，一边是从东到西流的尴尬难民潮：仅是1961年6月，就有1.9万人通过西柏林离开东德。接下来的7月，3万人逃离。8月的前11天，1.6万名东德人越过边境进入西柏林。8月12日，大约2400人紧随其后。
这一天是东德离开人数最多的一次。
当晚，东德永久关闭边境。
而后短短两周内，一堵铁丝网和混凝土构筑的大墙凭空而起：柏林墙。一个古老的城市，生生劈为两段。
完工后的“墙”是两堵巨大的墙，中间有一条宽阔的沙带，沙带上有绊网、由武装士兵把守。
柏林墙确实阻止了从东到西的难民潮，也化解了危机。连肯尼迪总统承认,“一道墙比一场战争好太多了！”（必须附上英文原文：“A Hell of a LotBetter Than a Wall”）
虽有墙在，逃离东德也非不可能。人还是要用脚投票的。
1961年到1989年，有5000多名东德人(包括600边境警卫)设法跨越边境。有的是跳出窗户，有的是翻过铁丝网，也有乘坐热气球的，甚至还有生生挖出一个无法想象的隧道逃出的……
至少，有171人在试图翻越柏林墙时丧生。
05
[昔日的监狱，今日的博物馆]
臭名昭著的霍恩施豪森监狱，如今已成博物馆。
劳夫艾森是那里的导游。他在那里渡过了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
“我曾被关押在这样一个牢房里。只能从一扇窗户向外望来判断是白天还是黑夜。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
无数个无眠之夜，他们总是问一个问题：你觉得你为什么被抓？虽然劳夫艾森被允许和律师见面，但是谈话中不得提及案情。
只有19岁的他，拘留超过一年，在法院宣判时他才知道答案。
劳夫艾森其实来自汉诺威，那里是西德。
读完10年级，1979年，父母带着他突然来到德国，说是爷爷病重。这只是借口。
进入东德，父亲向史塔西公开身份，他是多年为东德工作的间谍，现在可能要暴露了。
数天后，虽不情愿，劳夫艾森还是成了东德公民。
一开始，父亲还是相信东德更好、更公平。不过，很快全家就受不了。1981年9月，全家准备翻阅柏林墙时被抓，送到霍恩施豪森监狱。
“我被捕因为我想回家。这就是我的罪行。”
劳夫艾森被判3年徒刑，母亲7年徒刑，而父亲终身监禁。在东德结束前两年，1987年父亲死在监狱。
这座监狱由苏联人建造，由东德秘密警察史塔西管理。建成博物馆后，自2001年克纳贝在这里做了十几年的研究主任。
这座监狱就像一个保存完好的时间胶囊，阴森可怖，每年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
劳夫艾森说:“我想原谅把我关在这里的人，但我的治疗师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
他仍然紧握着他的监狱文件，这些文件是史塔西臭名昭著的头目埃里希-米尔克亲自签署的。
06
楼下是一辆假运货车，史塔西开着它满街闲逛。随手推开一扇门，抓走一切他们认为的可疑分子。
这是2006年奥斯卡获奖影片《窃听风暴》中的镜头。
导演沃勒说，在史塔西无情的目光下，普通人的生活是“模糊的”和“破碎的”。仅在德国中部小镇萨尔菲尔德，那里人口5.8万，而那里的斯塔西特工和线人就有3300多名。
[萨尔菲尔德小镇]
柏林，这座城市的另一头，有一个巨大而荒凉的苏联建筑群，那里是斯塔西总部。
柏林墙的第一块砖头是从莱比锡掉落的。
1989年初，莱比锡开始相约星期一游行。
“民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勇敢的人们走上街头。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示威者中混杂着大量的斯塔西秘密特工。他们壮大着市民的队伍，也而给了市民们信心。但对斯塔西的恐惧，也是市民们摆脱不了的阴影。
6月的东德形势，无论是对示威者还是政府，都让人惊恐。
东德领导人昂纳克下令将“反革命分子”“消灭在萌芽状态”。
史塔西等待着，等待着开枪的命令。仅仅在莱比锡一个办事处，他们储备了6万支手枪，3万多支机枪，以及手榴弹、神枪手步枪、反坦克炮和催泪瓦斯。
10月初，莱比锡的加油站服务员拒绝给警车加油。
那里的人们纷纷立遗嘱，说完一些希望孩子们记住的话后，再回到街上。
而那几个星期里，斯塔西们异乎寻常的忙。他们的工作是销毁证据。
那是一个庞大的机构，他们有10万名全职特工，近20万名线人。那时，东德人口1600万。
他们的秘密档案排列起来有180公里长。这些是他们邻居、朋友和同事的黑材料，随时可以用来勒索和要挟。
撕毁，夜以继日的撕碎。碎纸机都烧坏了。那就人工手撕。
碎纸片。照片。扯出来的录音带。装满一个又一个文件柜，也被扔进尸袋大小的袋子里。
现存还有1万5千个这样的袋子。那是没来得及销毁的。
07
东德倒台了。看起来，那些示威者胜利了。
但他们，那些东德的政客、作恶者和告密者，仍在那里。
起初，他们躲了起来。他们害怕遭到报复。然而，报复从未发生。
安娜自从柏林自由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写作，关注东德那些受害者。2004年，她的著作《斯塔西国度》出版。
带上书，她来到莱比锡参加书展。
讲台上的安娜往下看去，第一排坐满了前斯塔西的人。他们的目光如刀，充满杀气。
居然，有人为斯塔西受害者发声，出乎他们的意料。
很快，安娜的出版商遭到了起诉。
斯塔西的人声称，这本书损害了他们的公民自由和个人尊严。
法律，这个强大的工具，被他们运用得如此娴熟，他们得到了支持。他们不该拥有的名声，也得到了捍卫。
这本书的命运不算什么。
相比之下，东德国政权的受害者却从没有得到适当的尊重。纳粹受害者得到的是赔款，而这些东德受害者却被扔进了福利系统。
在失业办公室柜台后面，米里亚姆看到的是同一个女人。同样的冷笑。三十年前，正是这个女人决定着她的命运，拒绝给她在东德分配工作。
更难以置信的是，1980年因政治原因判决她丈夫入狱的法官，到1990年代仍端坐在法官席上。想必，这位法官大人一定是上过速成班，一夜之间，完美换身。
史塔西的人还打了一场官司，争取同等水平的养老金。替斯塔西当差，那是服务于公众。
他们赢了。
他们是赢家，就像他们一直以来一样。
08
两德统一后的那几年，对许多东德人来说，这是一段暴力分裂的时期。1989年和平革命时，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要求民主变革和统一。西方意味着自由、机遇，意味着新视野。
在“团结总理”科尔的推动下，“快速吸收”选项胜出。口号有点吓人:“如果德国马克不来找我们，我们就来找德国马克。”
自那以后，东德取得巨大的进步。这要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投入到重建经济和基础设施的数十亿欧元。至今，德国人仍在缴纳“团结税”。
然而，也有大量的东德人遭受一轮又一轮的失业，有些人自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从狂喜到失望的跌落是陡峭的，急速的。这个时代，开始出现 “牢骚的东德人”这样的贬义词。
博尼施出生于东德，他笑着回忆起第一次访问的情景。“我们去了麦当劳，把所有的包装都带回家，这太让人兴奋了!” 那是在柏林墙倒塌后。但现在，他指出了1989年以来的 “意外后果”。
由于年轻妇女的离去，生育率下降。与此同时，东部的大学和政府机构往往错过那些西部工作一流员工。
东部德国的非熟练工人中，工资水平要低17%左右。失业率也更高。
西德人也不快乐。
1989年以来，西德已为统一支付了近3万亿欧元的过渡补贴。
许多西德人现在已没有同情心了。
他们痛恨极右翼的德国新选择党所取得的巨大进步。
而这要感谢东德的选民。
在2017年上次大选中，正是东德人帮助该党获得巨大胜利，排名第三。
紧接着，就在上个月，东部举行了两场重要的州选举。在这两项选举中，德国新选择党的得票率大幅上升，稳居第二。
换句话说，曾指望重新分配西德财富的东德人，当初指望左翼。现在，他们失望了，他们转向了极端“民族主义”——东德人。
现在，许多人都认为，柏林墙倒塌后，德国政府仓促推进统一是个错误——正如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当时主张的那样。
撒切尔夫人，她是对的。
09
柏林墙是令人憎恶的。
在那个日子里，世界会一直庆祝它的倒塌。
然而，还是要记住那些生活在它之下的人，比如卡琳。
她的儿子克里斯是一名服务员。
再也无法忍受了。于是，在1989年2月，他奋力争取自由。
克里斯，他是试图逃跑时，最后一个被枪杀的东德人。
就在柏林墙倒塌前9个月。
“柏林墙的倒塌，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是最好的事情，”卡琳说。“但是，每年的纪念日都会给我带来难以想象的痛苦。”
三十年过去了，事情并不那么美好。
2019年，我们的世界更充满了混乱和不信任。
如今，美国人均GDP为5.3万美元，德国为4.8万美元。在俄罗斯，只有可怜的1.2万美元。
自1989年以来，俄罗斯一直是一个经济失败的国家。令人惊讶的是，一些政客，甚至选民都钦佩普京的铁腕形象。
也许，还包括特朗普。
墙可以倒，但也可以建得更高。
10月9日，在莱比锡纪念示威活动30周年时，史塔西的前高级官员吉斯发表讲话。他表示，他不明白为什么要纪念一个“特定的历史事件。
“1989年10月9日的示威者反对一切审查制度，不赞成限制言论自由。”他说。
会场里，他们都坐在一起。以前的大人物，和大人物监视的那些人。
安娜一直关注那1.5袋被撕破的文件命运。2000年，管理员告诉她，手工拼合这些文件碎片需要375年。
后来，一个团队发明了一种程序，能够在10到15年内将它们组合在一起。但直到今天，政府机构都拒绝为这个团队提供资金。
尽管很失望，安娜也没有救助的办法。
他们，德国政府不想知道这些文件里有什么。
毕竟，这是个监控资本主义和监控独裁的时代。我们口袋里随身携带着间谍软件。脸书、亚马逊、谷歌，更不要说，还有政府都在监听我们。
个人隐私不受侵蚀，何以生活？
尽管如此，克纳贝博士还是认为，真正的治愈需要倾听，并保存英雄和受害者的证据，并给予他们正义。没有这些，遗忘的风险会在岁月中引爆。
[克纳贝博士]
1992年到2000年，克纳贝博士曾在联邦机构专门负责过史塔西档案工作。他以为，40年的分离需要40年的愈合，真正的解决方案“不是几年的事，而是几代人的事”。
事实上，按照德国法律，到今年底，前受害者起诉国家的权利将到期。那些与东德独裁机构战斗的人，因此造成的损害，赔偿的可能性已经从法律上消失。
主要参考资料：Stasiland: Stories from Behind the Berlin Wall
更 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