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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笔下的兰州 | 兰州,当我们谈论文艺:文艺与别离

2016-10-19 张海龙 韩松落 看见兰州

  

这里是兰州,中国大陆地理版图的中心。


民国时期,有建筑师将它规划为中国的“文艺之都”。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它是一座盛产文艺的城市。


如今,随着诸多本土文化人的离开,兰州正在彷徨。


在当下中国,人和城市之间,总是有太多不同方向的故事在演绎。以文艺为借口窥探兰州,去留之间,我们读出了更多的性情和况味。




这是一座开阔和封闭性格兼有的城市。


兰州是座山河之城,两山夹一河,将它变成一个狭长通透的城市:从最东边的城关区到最西边的西固区,距离足足有40公里;从南边的五泉山到北边的白塔山,却不超过十站路。被山压制着的城市,在地理性格上,总有那么一点近乎幽闭的自足,即便这是五省交汇之地,是丝绸之路的咽喉,是整个中国的几何中心和整个西北的旱码头。河流的开放,和盆地的保守,在兰州奇怪地交融在一起。


国民政府统治期间,曾有建筑师将此城规划为中国“文艺之都”,概因其地理气质与奥地利维也纳极其相似,也是两山一河,跳脱通透,血脉杂陈,极利精神飞升。不同之处,在维也纳多的是宫殿与音乐厅,而兰州多的是庙宇与牛肉面馆。那个时候的兰州,因为地处抗战大后方而变得极为热闹,各色人等汇集于此,寻找生活出路也捎带寻找生命意义。曾有某著名女飞行员来到兰州,皮衣皮裤皮鞭,四处打问哪里有土匪,她要前去会会手。至于诗人、作家以及新闻记者,20世纪40年代,谁要是不来趟兰州都觉得自己不够潮流。


时至今日,兰州有三百多万人口,大部分是移民背景,又是蒙藏回汉多民族交融之地,因此,造就了这座城市“野性十足”的文化气质:什么都有,什么都不在意,什么都可以拿起,什么也都可以放下。


或许正是这样的多元催生出的“无所谓”心态,滋生了兰州的“文艺盛名”——乐评人颜峻曾把兰州比作中国的西雅图,因为这里曾经是摇滚重镇,盛产各路音乐人;西北师大别名“西北诗大”,因为这所大学出产了太多诗人,理想主义成了不可救药的标签;这座不大的城市拥有李老乡、娜夜、叶舟三位鲁迅文学奖得主,他们全都是诗人,他们的文字迥异于其他城市;中央电视台的兰州人可以排出个加强连,水均益、朱军、李修平、李文举、肖崴;除了《读者》之外,这里还有《飞天》《飞碟探索》这两本完全“不接地气”的杂志;这里还诞生了享誉世界的舞剧《丝路花雨》以及《大梦敦煌》,它们都是兰州最知名的文艺品牌。


事实上,将“文艺”这个词放在兰州身上作为标签似乎略显轻佻,“文艺”更适合杭州或是台北的轻浅气质与暧昧氛围。兰州没有那么美,甚至也没有那么忧伤,它只是粗粝简单,好勇斗狠,真实动人。这里的人从来率性而为,重然诺轻生死,不像沿海一带算计成本,故事多少都有些命运感。很多人,很多事,都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就是本来如此,就是顺其自然,看得清楚却说不明白。




黄河一脉,自星宿海而来,穿刘家峡、盐锅峡、八盘峡,在此与洮河、湟水、庄浪河、咸水河四水交汇,冲撞而下。山逼河来,河劈山去,切割出一线纵贯四十多公里的兰州谷地。黄河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野性十足。它的水质含混不清,万物被它裹挟而下,可能半途蒸发,可能中道断流,可能奔流到海,也可能就此沉积成大地的一部分。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始终是兰州这座城市的精神特质。兰州是座在路上的城市。这座城市里,几乎每个人,要么是刚从某个地方回来就又准备出发,要么是在打点行装准备前往某地。他们代表了对生活极大的、无休止的不满。年轻人长时间不见后再次碰面,第一句话总这样开始:“现在在哪里呢?”是的,这座城市里的人们格外重视“现在”,重视那种“此时此刻”的存在感。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是命运让我们暂时栖居于此,欢乐甚至悲伤都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喝酒的时候你别盯着我看。


在兰州摄影师宋晖看来,生活在兰州,就是一个“我在等待你离开”的过程——“人们从四面八方更为微小的地方像潮水一样涌到这里,生活在别处,他们始终这样认为。人们在这个动荡的摇篮里使劲,也仅仅是使这个城市显出些不安与野蛮的生气来。然后,他们做出决定,‘我们必须离开,趁时间还不算太晚’。于是,迫不及待地收拾行装,裹挟着动荡的风,兴高采烈地登上汽车、火车、飞机,奔向遥远的南方、东部、西方,去寻找一个能承载更多梦想的城市。而兰州,我的城市,并没有因为人们的离去而安静片刻,因为新的、躁动的血液在不断生长出来,一刻不停。”


有关城市的命题,终归是城市和人的命题。而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最迷人的或许就是离开还是留下的选择。兰州所谓的文艺性格,或许主要来自于这种去留行止之间所产生的精神张力。


比如,诗人叶舟,祖籍甘肃武威,他总在自己的诗文末端署名处写着“于兰州一只船上”,那其实是一种随时出发漂泊的举意。再比如,作家韩松落,出生于新疆和田,在旷野上长大,十多岁才随家人迁移到兰州,所以他至今还记得波斯菊、八瓣梅、兔子花、太阳花、萱草、菖蒲、羊角奶、石蒜这些植物的名字。


还有,如今隐居云南大理的野孩子乐队,反复用歌声向“生身之地”兰州溯源而上,唱着“黄河的水不停地流,流过了家,流过了兰州”;而另外一支低苦艾乐队,还在兰州生活,却始终唱着“兰州,总是在清晨出走,夜晚温暖地醉酒”。




这是一座矛盾重重、漏洞百出的城市。有人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品牌屹立的背后,却是文艺人才的不断流失。如今的兰州,已经不是一座文艺的城市,很多人都已经离开。它是文化重镇,滋养了许多诗人、歌手、演员、主持人,却又没能留住他们。


到处都有兰州走出去的人——画家高尔泰在美国,乐评人颜峻、导演高子鹏、画家马云飞在北京,作家杨显惠在天津,摄影家王轶庶在广州,当代艺术家张鼎在上海,音乐人张佺在大理,作曲家徐孟东在杭州……他们都在兰州度过了黄金时代,然后从此出发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他们中间每个人,都有一种卓尔不群的兰州气质。那种感觉说不清道不明,但一个眼神甚至一个动作对过去,你立即就能感受到来自西部的凌厉。那些从兰州出走的人,其实每个人身上都背负着兰州,他们走到哪里都忘不了这座粗糙结实的城市。因为这些人不停地行走,兰州才无处不在,才更加成其为一座“想象中的城市”。


当然,仍有许多文艺人坚守在兰州,例如诗人叶舟、作家张存学、徐兆寿、习习、尔雅,还有闻名全国的“低苦艾”乐队众人,以及摄影家王志军、宋晖、包小强、画家苏鹏,还有剧作家杨晓文。


兰州提供给他们的,只是有限的表达空间。低调存活的几本体制内文学杂志,给文学青年以阵地。“葵”livehouse、“西厢记”酒吧,给一批音乐人铺设了舞台。“谷仓”艺术馆给众多摄影师提供了交流和展出的场所。杨晓文的话剧,也时常在兰州的剧场和大学剧场里上演。但兰州所能消化的文艺人口和文艺活动,也就仅限于此。


逃离带有诗意的果断,坚守也有丰沛的理由。在逃离和坚守背后,继续向上追溯,就是人生那些终极的大命题。当一个人在兰州出生那天起,他或者她的命运里,就刻上了离别的预言,他们也迟早会在未来某天,面对那些终极的问题,和此时此刻,中国的大部分城市一样。


离开的人如同鸟兽,他们的啼鸣乃至嗥叫声中,都带着故乡不可磨灭的基因。正如希腊诗人卡瓦菲斯那首著名的《城市》中所写的那样——


你会发现没有新的土地,你会发现没有别的大海。


这城市将尾随着你,你游荡的街道,将一仍其旧,你老去,周围将是同样的邻居;这些房屋也将一仍其旧,你将在其中白发丛生。


(写于2014年)




By

张海龙 韩松落





张海龙: 诗人、作家、影像评论家、杭州日报资深记者 生于兰州,现居杭州,写作、读诗、策展,间或摄影。




韩松落,当代作家。祖籍湖南,70年代出生于新疆。1995年开始散文及小说写作,作品见于《散文》、《天涯》、《大家》等处,入多种选本。2004年开始专栏写作,在多家媒体开有电影、音乐、娱乐、文化评论专栏。《读者》原创签约作家,《看电影》及《香港电影》杂志举办的第一、二届华语优质电影大奖评委。现居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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