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洛普调查：超过半数医护人员对疫苗持怀疑态度

劳伦斯‧所罗门（Lawrence Solomon）是一名专栏撰稿人、作家和位于多伦多的消费者政策研究所（Consumer Policy Institute）的执行董事。一下是他对新冠疫苗的看法。

最近，因为一些接种疫苗者可能出现血栓，欧洲九国暂停了英国新冠疫苗阿斯利康疫苗的使用，有些完全停止使用，而另一些仅按特定批次使用，等待进一步调查出现血块的结果。

日前，奥地利一名49岁的妇女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出现严重凝血功能障碍后丧生，另一名35岁的妇女则出现肺栓塞。奥地利卫生部3月7日表示，已暂停接种一批阿斯利康冠病疫苗，并将对死亡事件进行调查。

随后，意大利西西里岛出现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后死亡事件，一名43岁士兵于3月9日注射了第一剂阿斯利康疫苗，10日早上在家中因心脏骤停身亡。意药监局决定暂停使用同一批次的阿斯利康疫苗。

丹麦、挪威和冰岛3月11日宣布暂时中止使用阿斯利康疫苗的欧洲国家，但丹麦卫生当局当天表示，尚无证据证明该疫苗造成健康问题。丹麦会暂停为市民接种阿斯利康疫苗14天。

在丹麦宣布该决定后，挪威决定跟随，暂停使用阿斯利康疫苗，但也说没有任何经证实的证据。

冰岛同日也宣布暂停接种阿斯利康疫苗，现正等待欧洲药物管理局的调查结果。

目前尚不能确定该疫苗与形成血栓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欧洲药品管理局已展开相关调查。

欧洲药品管理局表示，在调查阿斯利康疫苗与血栓问题的同时，爱沙尼亚、立陶宛、卢森堡及拉脱维亚四个国家，已经停止接种该批次阿斯利康疫苗。

根据盖洛普（Gallup）1月份的一项分析报告，51%于12月接受调查的医护急救人员对接种疫苗的好处并不信服，即便是疫苗“免费、可用、经FDA（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批准和90%有效”。

盖洛普发现这些结果特别令人担忧，因为拥有最高病毒接触风险的人士，那些要求达到美国国家卫生、安全和严格经济需求所需的专业人员，美国国家工程、科学和医学研究院所定义的“1A级工作者”，最可能拒绝接种疫苗（34%）。

事实证明，前线工作者的抵制行为正如盖洛普对其的意向调查所预期。

根据《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报导，在加州，特哈马县（Tehama County）过半的在圣伊丽莎白社区医院（St. Elizabeth Community Hospital）的医护和河滨县（Riverside County）约50%的前线工作者，以及洛杉矶县（L. A. County）20%至40%的医护拒绝接种疫苗。

在乔治亚州，根据《亚特兰大宪法日报》的估计，只有30%的医护人员接种了疫苗。

在俄亥俄州，州长迈克‧德维恩（Gov. Mike DeWine）报告称，60%的老人院工作人员拒绝接种疫苗。

在德克萨斯州，《德州论坛报》2月的报导称，因很多护理人员拒绝接种疫苗，家庭保健和生活辅助机构或无法为客户提供服务。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2月初发布的一项对专技型护理机构（skilled-nursing facilities）的调查发现，只有不到40%的工作人员至少接种一剂COVID-19疫苗。

美国之外的前线护理人员们也同样抱以怀疑态度。

路透社在3月2日报导称，瑞士医疗部门最多一半的护理人员，德国护理院运营商BeneVit集团仅30%的员工，以及法国护理院约半数的医护人员愿意接种。

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在同日报导称，印度从两周前开始第二剂疫苗注射以来，一半前线工作者和近40%的医护人员并未现身。

在加拿大，CTV发布的一份传闻性报导称，蒙特利尔许多长期性护理的从业人员（long-term-care workers）“断然拒绝”接种疫苗。

对世界各地的医护人员们来说，该相信谁是一个两难问题。是相信坚称疫苗好处远大于风险的政府雇主和制药公司，还是相信他们自己的眼睛？

许多前线工作者亲眼见到他人在接种COVID-19疫苗后得病或死亡，在缺少独立分析的情况下，他们自行判断这是否与疫苗有关。他们注意到，挪威的护养院在疫苗接种后出现了23起死亡，而数百名以色列人则在接种疫苗后住院。

前线工作者自身也遭受到疫苗接种的影响。正如路透社2月在标题为《在医疗工作者遭受副作用后，阿斯利康疫苗在欧洲面临阻力》一文中所报导，不良反应出乎意料地致使大量医护人员无法工作，迫使各医院手忙脚乱地维持运转。

在法国，医疗监管机构建议各医院错开医护团队成员的接种时间，以避免团队整体工作效能丧失。

在瑞典，该国21个医疗区中有两个区域在25%的接种者出现发烧或类流感症状后，暂停了对医护人员的疫苗注射。

在奥地利，在一名护士接种后死亡、另一人需要住院治疗后，一批疫苗的注射工作被暂停。

据《华尔街日报》报导，德国萨尔州半数先前预约的专职医疗人员为避免接种疫苗而爽约。

对于一线工作者提出的诸多担忧，所有这些国家的疫苗制造商、护养院经营者和公共卫生主管部门都给出了平淡的保证，例如阿斯利康公司的声明称“报告的这些反应正如我们先前所预期”，德国卫生部长则称“我会立即接种它”。

他们还计划开展大量的公众教育活动。行业倡导组织“医疗补助家庭护理伙伴关系”（Partnership for Medicaid Home-Based Care）发起了主题为“明智，免疫”的宣传活动，以对其全体员工进行教育。

所有此类机构还都敦促媒体和社交媒体，需更警觉地审控有关疫苗接种的负面新闻。

《哥伦比亚新闻评论》在3月5日发表的关于如何揭穿批评者误识的建议中，告诉媒体公司，“报导错误／虚假信息的首要规则[是]不要去谈论错误／虚假信息”，并建议他们“考虑‘预先辟谣’的做法，即积极主动辟谣或预见公众的疑问和担忧，而不只在虚假理论广为流传后才做出应对”。

尽管研究表明，这种再三的保证和公众教育活动，也就是宣传（propaganda），可以减少对疫苗接种的犹豫，但盖洛普调查发现它们的效果是微不足道的：“所有职业群体对COVID-19疫苗的有限接受率自2020年11月以来几乎没有变动。”

美国CDC的一项分析对此表示同意，并总结称，“对工作人员接种疫苗”的障碍，“需要通过持续改进并施行集中的沟通和推广策略来克服。”

然而，CDC并未解释为何不断地集中沟通和推广，即更多的同质信息，会在前线医护不完全信任数据或数据提供方的情况下消除他们的犹豫。为突破这种信任障碍并说服前线医护- 那些有充分动因保护自己的人，医药行业需要将其研究置于独立审查之下，所有人都需要进行合理的辩论，而不是给出“相信我们”的各种保证。

来源：美国的那些事儿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