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似乎应该祝福罗子君与贺涵拥有美好后半生
《我的前半生》完结后，文化十分采访了婚姻专家梁朝晖，请她解读了剧中的情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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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大结局，你真的看懂了吗？婚姻专家给你灌碗清醒汤
而社会学专家又对这部剧有着怎样的看法？一起来看看吧。
作者：王水雄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副教授
《我的前半生》在全局终了之后，仍然能引发热议，而且似乎有持续一段时间之势，单从这个角度看，这部国产电视剧也是值得一看的。
一部以现实大都市为背景的情感剧，能够这么热，一定是因为它包含了丰富的内涵，刺痛了，或者至少触碰到了这个社会中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神经。
与某些影视剧往往编造故事所在的城市背景不同，《我的前半生》没有凭空虚构一个“京州市”，而是直接将故事的背景主要设置在了上海，此外还涉及香港、杭州、苏州、南京、深圳、天津等城市。
不怕引发“地域歧视”、“上海人招你惹你了？”之类的吐槽，这本身就很大胆，当然这也表明创作团队对这些地方的观众的“正确追剧方式”有信心。话要说回来，这部剧毕竟并未招惹北京这座城市，没有说人们“假装在生活”，应该说是明智而谨慎的。
对于《我的前半生》剧情，不少人在总结时，概括为“全职太太离婚后，重入职场成长记”、“娜拉走后怎样”、“十年闺蜜抢男友”、“中年玛丽苏”等等。
这样的概括，多多少少受制于固有的思维模式，诚然能够凭借其简洁唤起一定人群的共鸣，对《我的前半生》的全部剧情来说，未免会漏掉大量有价值的信息。而，在我看来，正是这些有价值的信息，才是其真正值得引发热议和关注的原因之所在。
全剧集中叙述的是一个母亲（薛甄珠）和她单独拉扯大的两个女儿（姐姐罗子君、妹妹罗子群）的婚恋及生活故事。以罗子君、陈俊生、唐晶、贺涵的经历为主，罗子群、薛甄珠的经历为辅，顺带还涉及了酱子餐厅老板“老卓”的一些经历。故而本文将探讨集中在“交往”上，也许有助于凸显该剧的价值。
利益权衡
源于不确定性和对安全感的需求
在大都市的人际交往中，在发展一段关系之前，不少人会进行多方面的权衡，考虑其中的利弊得失。
不仅在请人帮忙前会思前想后，在善意地提供帮忙时也不免瞻前顾后。人们会吝啬许多“帮忙”行为；面对某些“帮忙”时，人们还会顾虑帮忙者是否另有所图。
毕竟，相对于小乡村来说，大都市的人员流动性大，不确定性也就大，人际之间的信任不那么容易建立起来。
恋爱结婚，是一种特殊的“人际交往”，“要么全得，要么全无”的特点，在此一览无遗。
如此一来，其中需要权衡的因素就更为复杂，“户口调查”之外，当事人甚至需要不断地去辨析对方某种行为的动机。
当然，在一定程度的权衡之后，不可避免地，当事人总是需要预留一部分心思，让其简单地“听从心的召唤”的。
◆唐晶面对贺涵的求婚，怀疑背后还有什么别的促动因素。
◆在唐晶将轮调香港而贺涵却并不表示挽留时，唐晶将贺涵的行为理解为是贺涵对自己爱得不够深。
◆而贺涵却认为挽留唐晶，恐怕会耽误唐晶所追求的大好前程。
◆子群的丈夫白光在子君所租房屋楼下大门口一番抱怨下来，子君的追求者老金就忧心子君是个嫌贫爱富、非宝马不坐的人。
◆哪怕子君多次解释，老金也很难打开这个心结，以至于当要带子君见他的朋友时，对子君偏贵的穿着挑剔起来。
◆当子君最后不再理他时，恐怕他还会认为这正印证了他对子君“嫌贫爱富”的认知。
◆子君的母亲薛甄珠与老崔的“夕阳红”恋情，被老崔的儿子质疑是为了老崔的钱和房子。
所有这些在我们真实的生活中并不鲜见，它们无不表明“利益权衡”渗透到了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是对亲密关系的考量之中，特别是当面对着大都市的大量不确定性时。
不过，人和人毕竟是不同的。
日常生活中，有的人权衡得相对较多。
有的人则相对较少。
有人在偏理性的权衡之外，更多地听从偏感性的“心的召唤”。
有的人则相反。这里的关键是，不同人的安全感是不同的。
如果比较一下罗子君和唐晶，从全剧来看，会发现罗子君是一个相对更有安全感的人。
尽管罗子君遭遇了丈夫陈俊生的背叛，却仍然相信婚姻，而不是像唐晶那样或多或少有着“婚前焦虑征”。
尽管罗子君知道离婚妇女带着孩子会非常辛苦，却仍然拼命争夺儿子的抚养权，而不是像唐晶那样对“现在”的孩子表示失望，认为他们是“白眼狼”，并庆幸自己没有生个“一男半女”。
在给罗子君的儿子平儿送变形金刚玩具的那一次，贺涵破例留下来吃晚餐，并辅导罗子君销售知识和技能，罗子君从中感受到了特有的温暖、柔情和力量。
与之相对的是，尽管已经是“女神”级别的人物，唐晶却似乎只有在“更高职级”“挣更多钱”的基础上，才能安心，才能对“赢得贺涵”确立信心，为此她不惜报复性地将薇薇安作为下属带去香港。
责任担当
作为一种“冒险”，为什么很重要？
在全剧开始处，贺涵一出场，就在客户面前，乘唐晶外出接电话，将唐晶好不容易估算出来的2%，修改成了7%。
这一幕似乎有隐喻的味道：唐晶更重机械理性的权衡，贺涵却不惮于灵动诗意的“冒险”；唐晶强调一板一眼的计量，贺涵却懂得立足客户去调整。
贺涵是唐晶的老师，但唐晶学到的更多地是贺涵能够用明确的语言传递的那部分知识，以及职场拼命的精神；贺涵身上大量“沉默的知识”唐晶似乎并未很好地学到。
对罗子君的帮助，唐晶一出场就是不遗余力的，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相当“自我”的：因为内心深处有帮助子君的强烈愿望。
有时候，唐晶这种对待罗子君不计成本的姿态，实在是有些令人困惑，因为，要知道，唐晶在对待其他人的时候，都是相当理性的。
也许说得过去的解释就是她们俩基于曾经的共同经历，有着较深的友谊；又抑或长期以来，唐晶从子君及其母亲和妹妹身上能够感受到某种家人般的温情——这也许是她从小到大的家庭所欠缺的。
相对而言，贺涵对子君的帮助却是层层递进的。从警示婚姻危机，到帮忙打离婚官司；从拒绝子君搭顺风车，到冒巨大的职业风险将平儿和子君的妈妈送到杭州与子君共度平儿的生日。
其信奉的原则——“所谓菩萨心肠、金刚手段，才是对待朋友和你在意的人应该有的态度”，被他的“冒险”不断地突破，交往中的界限感逐步地被某种柔情所替代。
在唐晶的话语中，经常提到“退路”，仿佛有了“退路”，就有了某种主动权，有了活动空间，有了谈判优势。
在唐晶看来，职业上的“进步”，无疑便是作为女性的她在男女交往中的“退路”，更何况，她认为贺涵喜欢这样的她。
在“爱与不爱之间”，唐晶贺涵两人的博弈，一转眼就是十年。
贺涵深知，两个人的结合意味着一个人需要做出职业上的牺牲，比如说退居“二线”，而且这个人无疑会是唐晶。
但是，贺涵却不愿阻挡唐晶的“进步”，亦即不愿封闭唐晶的“退路”。于是“退路”最终向“退出”的方向演化。唐晶离开上海前往香港，是这种“退出”的空间表现形式。
唐晶生病、手术之后，有意识地缩小乃至封闭了自己的“退路”，但此时原本不为自己与唐晶的交往设置“退路”的贺涵，却发现自己有了“另一条道路”——他喜欢上了罗子君。最终这一“道路”也演变成了“退出”，贺涵离开上海去了深圳。
大都市的男女交往，本身“退路”就有很多。迈向婚姻的过程，是交往双方有意识地封闭“退路”的过程。
恋爱中给自己预设“退路”，本身就意味着缺乏往前迈出那关键一步的责任担当，或者说缺乏“冒险”的勇气。预设“退路”，在婚姻中，往往意味着不彻底的爱。
婚姻的确需要封闭“退路”，需要关上一扇门；但，婚姻也需要打开一扇窗，一扇共同完善彼此身心的“窗”。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现代婚姻之所以有价值，除了由此而来的自有子女之外，还在于它比起独身男女更具有分工优势。
自然，现代婚姻中，做出牺牲的一方，并不一定必然是女性。而“做出牺牲”，也不意味着就是“做全职主妇”或“做全职煮夫”，更不意味着“封闭自己的生活圈子和空间”。
夫妻双方完全可能同时工作，只不过一方投入于家庭的时间和精力相对另一方更多一些，以此为基础，夫妻双方在职业和家庭两个方面，以及其他各个方面，都不断地更新和完善自己。
至此，“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在新的、男女相对平等的历史时期，有了除“堕落”和“回来”之外的新的解答。
《我的前半生》以现代中国的大都市为背景，提供了三种新的可能性：
1
贺涵与“退居二线”的唐晶的结合，抑或贺涵与“新生的”罗子君的结合，又或者陈俊生与凌玲的结合模式；这种模式是指夫妻双方维持职业生涯的同时，女性相对更多地将时间和精力投入于家庭之中。
2
罗子君与老金的结合模式，这种模式是指男性相对更多地将精力和时间投入于家庭生活之中。
3
唐晶式的独立自主、经济自由、努力晋升模式，这种模式从剧中人以及观众的角度来看，都并不理想。
这样的关系
这样的麻烦
这样的生活
除了少数的、在某个时间段可以符号化为“渣男”“渣女”的角色，《我的前半生》全剧几乎很难用某种有色眼光来标定人物的好坏，也难说“正派”和“反派”，这当然是一种进步。
反倒是观众，容易将复杂的、颇接地气的剧中人物和情节简单化、脸谱化，不免错失了其中的滋味。
这也使得观众对“罗子君、贺涵两人相爱”的情节和结局见仁见智，甚至提出上纲上线的道德评判。
相对于唐晶“爱恨鲜明”的天蝎座式的个性，罗子君更具有巨蟹座式的宽恕之心。
唐晶当着陈俊生的面就说：“如果你在生活中是一个见异思迁、朝三暮四的人，转到工作中，你就会摇身一变，变得诚实守信、一往无前了吗？”可见她并不善于区分不同的维度来看一个人。
相对而言，罗子君即便被陈俊生背叛之后，却仍然在律师面前说着前夫的好话。至于贺涵，更是将工作和生活分得很清楚，很少受某个方面的刻板印象的影响。
这也是贺涵后来能够“刮目相看”罗子君的内在原因。这种“刮目相看”当然给罗子君以巨大的激励。
我认为人际关系有三种性质：契约性、工具性、情感性，这三种性质就像光的七种颜色一样，平时是混杂在一起的，在不同的情况下，不同的性质会有程度不同的显现。
贺涵与罗子君的关系，一开始更像是契约性关系，因为罗子君是唐晶的闺蜜，而唐晶是贺涵“说不清，道不明”的女友，贺涵于是有一定边界性地帮助子君。
到后来，他们两人关系中的工具性成分显现出来了，贺涵的帮助对子君来说很有价值，而久已不在公司带实习生的贺涵也乐于见到自己的新“作品”（一个全新的罗子君）不断取得进步，不断变“好”。
当然，这种工具性关系是不平衡的，子君缺乏有效的回报物，于是，“无以为报，只好以身相许”了，两人关系的情感性就自然而然地滋生了。
上述“罗子君与贺涵相爱”的逻辑与曾经的“唐晶与贺涵相爱”的逻辑是一致的。当然，相较于唐晶，虽然罗子君的业务能力还远远比不上，在其他方面却自有其相对优势。
姑且不论相貌、气质等因素，除了上文所说的罗子君更有安全感，更渴望婚姻，更喜欢孩子，更热衷于家庭生活之外，罗子君与其母亲和妹妹、妹夫一家人“吵吵闹闹”的相互依赖、相互帮助的关系，也无疑会让贺涵有某种家的感觉。
在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的过程中，罗子君日渐独立自主，但是家庭的琐事和麻烦，不可避免地让她在贺涵面前“示弱”。
而贺涵在帮子君解决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困难中，似乎也发现了“生活”的滋味。这种“示弱”在唐晶身上很少发生。
此外，在一些聊天中，罗子君很坦率地指出贺涵面对比自己强的女性，倾向于采取“鸵鸟政策”，持回避态度。类似这样的分析，无疑会让贺涵产生知己之感。
而，像这样切中要害的针对贺涵的分析，唐晶是相对欠缺的，她甚至对贺涵需要什么样的另一半的理解都有偏差。
由于对贺涵缺乏充分的理解和信任，加上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薇薇安一点小小的挑拨，唐晶就会生那么大的气，以至于与贺涵“冷战”一年了。
这么分析下来，“罗子君与贺涵相爱”是自然而然的，《我的前半生》的编剧为此留下了显而易见的痕迹。所以，观众似乎应该祝福罗子君和贺涵能够拥有美好的后半生。
监制 | 陈 杰
制片人 | 石岩
主编 | 纪萱萱
编辑 | 王 晋
运营 | 邓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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