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荒诞中反思，庆幸今天我们有这样一部电影
每天十分钟，带你涨知识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u0508x77sno&width=500&height=375&auto=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剪辑、画面、剧情都十分难得的电影作品。
它在众多文艺电影爱好者的片单中“徘徊”许久，终于在这个三月与公众见面。3月10日在上海举行的点映场，千人放映厅上座率高达85%。
它是一部讲述农村题材的影片，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夕。
它的导演是郑大圣，郑大圣导演其他的代表作有：豆瓣评分8.3分的电视剧《廉吏于成龙》、豆瓣评分8.4分的电影《古玩》《阿桃》；
2001年在金鸡百花电影节上获最佳电视电影奖的《王勃之死》、2004年获得奥地利第32届易本希国际电影节银奖的作品《DV CHINA》。
▲电影《王勃之死》剧照
话不多说，要推荐的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村戏》。
没有任何明星脸做招牌，只动用了一个县里的民营剧团；
不用任何天花乱坠的特效，黑白电影加入几板西皮二黄腔，却深深吸引了观众。
▲电影《村戏》剧照
电影《村戏》改编自作家贾大山的同名小说，描述了发生在河北农村的“争地”故事，借以表现世情百态。为贴近原著，剧组全部是当地的演员，说方言，在自己家门口演戏，体现真实的力量。
贾大山是河北省已故著名作家。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学界，说起写短篇小说的二贾，一是贾平凹，再就是贾大山。他的作品《取经》，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并与另一篇散文《花市》一起，被选入全国中学语文课本。
郑大圣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曾经这样评价贾大山的作品：“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来《贾大山小说精品集》翻一翻，每一个故事都很短，看起来一点也不累，你很快就能把这个故事看完，但是隔几天以后你会想着又去看看，再翻一遍它也还是很清淡的，很平易的，貌似什么也没发生，貌似什么也没写。但是过两天你想想好像他又写了很多很多。像这种以少许胜多许的写法是很难的、很高级的。”
这是地处河北西部边缘太行山腹地的小山村梁家村，因为通往山外的路很不便，村子的一切都显得很古老。一场冬雪过后，因为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寂静的小村瞬间变得热闹起来。
▲导演郑大圣在拍摄现场
村民们接到了任务：排练一出村戏《打金枝》。
电影里的明线就围绕排练《打金枝》展开，而与此同时，电影背后真正的“戏”也开演了。村里人为了九亩半的花生高产地勾心斗角、心怀鬼胎。
影片中最悲情的角色，是一个叫“王奎生”的疯子。这样一个给村民拾大粪的疯子，居然被分到了九亩半的地，到底是什么原因？
▲电影《村戏》剧照 奎疯子
导演郑大圣用闪回的方式讲述了这个疯子背后的故事。
原来，当年奎疯子是村里的民兵连长，是大队里铁面无私的“看青人”，当他自己的女儿和孩子们一起来地里偷吃花生时，被他发现制止，女儿却意外死去。
这本来是一件极为悲惨的事情。然而，村里为了树起“道德典型”并获得救济粮，王奎生必须到公社宣传自己大义灭亲的“事迹”——王奎生疯了。
在他被规训的价值观里，集体利益远远高于个人利益。个人的内心情感与大义灭亲的道德定义把他的精神世界硬生生撕成了两半。但也因为他为村子换来了救济粮，让村支书对他心存怜悯，让他看管村里最好的九亩半地。
《村戏》发生的那个年代，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关头。“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迈向改革开放的重要一步，经济结构重新调整布局，为之后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当时，集体主义狂热正在褪却，个人意识迅速觉醒，甚至私欲也急遽膨胀。
但历史车轮滚滚前进之时，定会有人成为时代交替中的牺牲品。奎疯子就是被历史碾碎的一面镜子。
▲电影《村戏》剧照 奎疯子
影片中，奎疯子两次被逼疯。一次是十年动乱中的意外惨剧被粉饰成先进事迹；第二次是包产到户时，被老鹤一句恶言恶语再次逼疯。
《村戏》不仅仅只是奎疯子这个人的故事，历史遗留问题也令人反思那个时代。
有别于一般以现实主义手法来表现农村题材的影片，《村戏》的影像风格独特，大量运用非常规构图和非常规角度，如广角变形、特写、大特写、大浅焦、仰角、闪回等，极为大胆。
▲电影《村戏》剧照
如此强烈的表现主义色彩正是郑大圣在审美上的偏好。甚至在他学生时代的习作，就有一种对影像“可塑性”的追求。
他的电影中常有镜头“象征”或“隐喻”的修辞分析，但是他追求的并不仅仅是影像修辞上的精妙，更是影像基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形成的力度。
早在《天津闲人》和《王勃之死》的戏剧表现手法上，郑大圣就表现出他极为擅长将舞台元素和戏剧冲突的张力糅杂在故事里。
▲电影《天津闲人》剧照
在《村戏》对村庄场景的描述中，画像、标语、田塬、房屋共同营造了影片的环境与氛围。
村庄在视觉上被郑大圣拍出了不同意味。无论是以对称构图拍出的层层而上的祭坛感，还是领袖画像高悬于窑洞上空的神圣感，抑或是五个村庄老人在发言时所处的位置所表现出的黑色荒诞，这些细节都是非常“表现主义”的。
更不用说整体视觉设计上，黑白影像穿插着彩色的回忆段落，大特写与大远景交织，以及群戏时变焦镜头的大量运用，都反映出人物内心深处孤独、压抑、混乱、挣扎的精神状态。
对很多观众来说，印象最为深刻的片段是影片中的“红绿”部分。红是女儿身上的背心和飘扬的旗帜，绿是地里的花生叶和抖擞的军装。
高饱和度的红绿在纯粹的黑白色调中间显得格外扎眼，摇晃变形的镜头下，奎疯子的个人悲欢湮没在集体的疯狂中。
关于“红和绿”，是郑大圣“模模糊糊的视觉记忆”，“那个时间段，就那两个颜色是色，几乎没有其他的颜色。”
片中人物多是俯拍，上帝视角之下是压迫也是冷静沉着的旁观。演员们频频打破第四堵墙，凝视镜头似是求救又仿若自嘲。
法国戏剧家尤奈斯库有这样一句话，“悲剧性的闹剧”，也就是将严肃的内容通过喜剧，甚至闹剧的形式呈现在舞台上。而郑大圣正是将这一戏剧理念贯穿在《村戏》的拍摄中，把戏剧性的疯癫元素融在了这个沉重的故事里，使这个故事变得很好看，不沉闷。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郑大圣是著名第四代导演黄蜀芹的儿子，妻子是上海昆剧团演员沈昳丽。他是被上海电影圈子称为“中流砥柱”式的导演，也是上海电影厂的老前辈们看着长大的好后生。
郑大圣说，自己对《村戏》的特殊拍摄手法有提前想到的部分，也有即兴的部分。“我们当时在拍的时候，一个个镜头都很现场、很当下，然后我的摄影指导就问我好几次，真的要把焦点留在前面，让他们自己走上去？每次我都很直觉地说，对对对，就这么拍。”
▲电影《村戏》剧照
但此前，郑大圣并不知道这种直觉和他拍摄这个故事的初衷之间有什么潜在的关联。电影点映时，他常常被问到，“你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郑大圣想想，回答说，“出于某种焦虑”。
三四十年前，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但我们不知道。很多历史阶段是模糊在一起的，我们只知道大概，并不知道具体的细节。就像影片中意外夭折的小女孩，她大概就是跟我同样的年纪，大概知道，但无从知道，我又很想知道。
《村戏》改编自贾大山的小说，它深深根植于中国北方乡村的民间社会，用平实朴素的文字刻画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底层、最普通民众的心态、生态和生趣。
出于一种朴素而恳切的想法，在创作这部直面真实的影片之前，郑大圣来回捋遍了几乎整个河北。“碰到一个团叫井陉路德晋剧团，他们是个民营的山西梆子的一个剧团，非常神奇地发现他们非常有才艺。”
毕竟，土里刨金子是一个艰辛的过程。
为了最大限度还原那个年代，每天天不亮，郑大圣就带着剧组人员早早等在片场。每天7点开始上表演课，下午排练小品，傍晚再集中读剧本，以此帮助这些非职业演员深刻理解剧本和人物，了解电影拍摄的特性，克服对镜头的恐惧。
地方戏是他们非常弓马娴熟的，那个本事是他们都长在身上的，包括我们的音乐全部来自于晋剧的曲牌。晋剧有300多个曲牌，我们挑选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以及合乎我们剧情的。
整个影片里的配乐，都是由井陉县的陆德晋剧团演奏的晋曲。弹奏晋曲的陆德晋剧团的奏乐师也正是电影《村戏》的演员。晋剧是山西省四大梆子剧种之一，兴始于清代初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村戏》选择晋曲作为影片的主配乐也是因为晋曲兼具了激越、粗犷和圆润、细腻的风格，这与影片所表现的时代感更为贴切。
基层藏龙卧虎，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只会大大超越你的想象力。所以我是有这个信念在先，我们得尽可能的，像做泡菜一样，把它沤成那个味。
这个不是临时撒点调味品就能出那个意思的，得花功夫把它发酵，发酵，得闷罐，得给它沤出来。
在梁家村拍摄的这段时间里，剧组人员全部住在当地老乡家里，切身感受村民的生活方式。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l0508zrh1fk&width=500&height=375&auto=0
这些细节也是郑大圣自己对于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理解。郑大圣说，“首先你是在乎人民的，你讲述的这个故事，得用你所有的努力去找到来自于这个人群的行为动机。”
艺术是从生活的土壤中孕育出来的。越贴近生活，越能打动人心。电影《村戏》戏里精彩不容错过，戏外的故事，同样也值得深思和回味。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l0528288u42&width=500&height=375&auto=0
目前，《村戏》还没有大规模公映，想观看影片的朋友可以通过“大象点映”在你所在的城市发起超前点映~
延伸阅读：
监制 | 陈 杰
制片人 | 石岩
主编 | 纪萱萱
编辑 | 潘 婷
运营 | 邓 荣
往期节目推荐
▶ 直击2018“春推会”：影视市场新气象，现实主义挑“大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