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子手”作家刘震云：不是我幽默，是生活本身太荒唐了
每天十分钟，带你涨知识
法国驻华大使黎想在授勋辞中说：“您开创了‘现实魔幻主义’，一些国外评论家认为您是‘中国最伟大的幽默大师’。为了表达法国对您的崇敬之情，我谨代表法国文化部部长向您颁发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
▲法国驻华大使黎想与刘震云
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官人》《手机》《温故一九四二》《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等作品均被翻译成法文。
▲刘震云的外文译作
授勋仪式现场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环节，对刘震云老师做了普鲁斯特问卷快答。著名的普鲁斯特问卷（Proust Questionnaire）由一系列问题组成，在当年时髦的巴黎人沙龙中颇为流行。
通过普鲁斯特问卷，能较为全面地展示答卷者的价值观、兴趣爱好及特质。让我们先睹为快：
刘震云的普鲁斯特问卷
主持人：最喜爱的美德？
刘震云：远见。
主持人：最欣赏的男性优点？
刘震云：远见。
主持人：最喜欢女性的优点？
刘震云：远见。
主持人：朋友中最欣赏的优点？
刘震云：说话算话。
主持人：最主要的缺点？
刘震云：笨。
主持人：喜欢的事？
刘震云：跑步。
主持人：你的幸福之梦？
刘震云：每天跑步。早晨跑两个小时。
主持人：最大不幸是什么？
刘震云：我最大的不幸是我村里有好多跟我一块上学那些表哥，都比我聪明，该他们考大学的时候，国家不准他们考。我是我们当时群体里最笨的人。
主持人：希望能成为的人？
刘震云：不断进步。
主持人：希望生活的地方？
刘震云：希望空气清新，每天能跑步。
主持人：具体哪个地方？
刘震云：跟谁生活在一起更重要。
主持人：最喜爱的颜色？
刘震云：蓝色。
主持人：喜爱的河？
刘震云：其实是《一句顶一万句》里边曹家庄后边那条河，浩浩荡荡向东流去。
主持人：最喜欢的鸟？
刘震云：鹰，飞得高看得远，这是鹰和鸡的区别，鸡老是打谷场两厘米老是吃，起个名《一地鸡毛》有道理。
主持人：最喜爱的诗人？
刘震云：李商隐。
主持人：最喜爱小说男主人公？
刘震云：三百万灾民。
主持人：最喜爱小说的女主人公？
刘震云：李雪莲。
主持人：最喜爱的音乐家？
刘震云：贝多芬。
主持人：最喜爱的画家？
刘震云：莫奈。
主持人：历史中我最喜爱的女英雄？
刘震云：秋瑾和张志新。
主持人：最喜欢的名字？
刘震云：春雨。
主持人：最最讨厌什么？
刘震云：说话不算话。
主持人：最鄙视的历史人物？
刘震云：像赵高那样的人。
主持人：最欣赏的军事事件？
刘震云：没有。
主持人：最希望拥有的天赋？
刘震云：神经末梢不停在生长。
主持人：最希望什么样的死亡？
刘震云：到时候再说。我奉劝各位有一说一，150年之后我估计在座基本上都没了，祝福大家。
主持人：目前思想状态？
刘震云：有时候我经常做15岁时候的梦，有时候特别恐怖。我15岁我在当兵，茫茫戈壁，突然指导员就推开门说小刘你考上北大那个事不算了。
主持人：最能包容的缺点？
刘震云：说真话。把实情告诉你。
主持人：座右铭？
刘震云：七分准备，三分做。
在访谈中，刘震云一直强调说自己是个“笨人”，他说：“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个作家很幽默，但我不管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去，都会说：我是我们村最不幽默的人。”
不是我幽默，是生活本身太荒唐了。但最荒诞、最值得警惕的是，你荒诞，我也荒诞，大家共同把荒诞过成了日子，把荒诞变成了正常。
人们都喜欢用“有趣”来标榜自己，但幽默而不自知大概是刘震云最可爱的地方。
他的眉间有一道深深的皱纹，使他的表情时常显得凝重。回答问题时风趣而巧妙，往往逗得台下的观众大笑，但他自己却十分淡然，好像在说一件极平常的事，这种反差萌在他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台上落座后他偶会勾起腿，对话的时候他在听但头是侧仰着的，眼睛盯着会场顶部，像是边听边思索。答题或发言时不紧不慢，看到观众席里坐着的自己相熟的朋友，“哎…你来了…”，点头示意，语气就像在村口闲逛遇到个街坊。
慢条斯理，举重若轻，一句顶一万句，这就是刘震云一贯的说话方式。面对外界，他有一套坚不可摧的话语体系，带着河南味的普通话，幽默、客气，但又让人分不清虚实。
一个被文学事业耽误的数学家
小的时候由于饥饿，刘震云曾经想“当个厨师”，因为“村子里唯一吃得白白胖胖的就是厨师”，父亲也曾经因为赊不到5个馒头而常被母亲“讥讽”。
河南省延津县王楼乡的西老庄村是他出生的地方。四十多年前的一场舅甥之间的对话，拨动了他命运的指针。
舅舅问他，“你聪明吗?”刘震云摇摇头。
舅舅又问，“那你觉得你傻吗?”刘震云还是摇摇头。
舅舅叹口气，“最难办的就是你这种，不聪明也不傻。依你的情况，以后的前途就是和我一样赶马车，长大了只能娶个小寡妇。”
13岁的刘震云感到他的未来“岌岌可危”。那个赶马车、见多识广的舅舅给他支招：不想娶小寡妇，就离开这里。
“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得去外面看看。”于是15岁的刘震云背起行囊走出了那个村子。离开疼他的姥姥、见多识广的舅舅，作别四兄妹，去大西北当了兵。
这一去就是4年。早年当兵时，在戈壁滩上，天气冷，风沙大，没有什么娱乐项目，只能一头扎进书里。他读得最多的就是数学书，夜晚一个人在煤油灯下研究代数、方程、函数，自学大学数学的课程。
刘震云的数学一直很好。在成为作家之前，他的理想是当个数学家。在这段时间里，有些事情悄然发生，刘震云与文学相遇了。
1978年，高考恢复的第二年，20岁的刘震云参加了考试，和他一同进入考场的多是在社会上颠沛流离好多年的人，发怵的恰是数学，基本上都考个位数，而刘震云数学考了89分，一下子就拉开了差距，并因此成为当年河南省的文科状元，随后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自此踏上了文学之路。
他的语言有自己的风格，最大的特点是简洁，极少出现形容词。这样的文字特点与他对数学的兴趣和擅长不无关系。他曾说过：“数学不好的人不能成为好作家。”
数学要求精确，这对写作还是非常有好处的，它让人不容易写出来那种特别大而无当的东西，里边好多形容词，这形容词对数学都没用。
他总是评价自己说话慢、脑子慢，也因为“慢”，他选择了写作之路。“因为写作允许慢，好作品都不是速成的。”
慢工出细活，是他另外一个舅舅教给他的道理。
这个舅舅是个木匠，他的木工活是方圆四十里做得最好的。有一回，刘震云问舅舅：“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木匠呢？”
舅舅答：“无非别人打一个柜子花一天，我花三天而已。但只是花功夫还不能成为一个好木匠。我喜欢木工活，喜欢刨子花发出的那种味道。”
不聪明不笨的人，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千万不要再干第二件事。直到现在，我就干了一件事，就是‘编瞎话’。
别人写一本小说花三个月，我花三年，并不是我的手艺比那些人好，而是我花的时间比别人长一些，这是我写作的最大的秘密和诀窍。
好的作家无非是坐在了人物的身边
四十年前，北大中文系的同学人人都在写作，他也跟着写。四十年后，全班同学都不写了，就剩他一个人还在执着。
从青年时代创作《塔铺》《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等中短篇，到中年开始创作《温故一九四二》《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等长篇小说，刘震云在写作这条路上，专注地把会做爱做的事做到极致。
现实并不能成为文学，现实中的细节仅仅是文学的一个参照，真正考量一个作者他到达了什么样的程度，他可以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比这层更重要的是作品中的人物对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思想认识、哲学认识和数学认识，他们之间能起到什么样的化学反应，一个作家还是需要一个“化学家”。
他对现实人生颇蔑视但并不厌弃，看得很透但也入得很深。有的人入得很深以至于丢失自我，有的人看得很透以至于弃绝了生活，前者往往成市侩，后者往往成隐士。
刘震云避开了这两种路径，在一地鸡毛的生活中游刃有余，并把这种反观融于小说之中。
文学不只是写实与讲故事，揭露黑暗和展现光明是新闻应该承担的。文学是讲故事背后一层层的联系，它需要触及人性以及灵魂。
对我写作产生最大影响的是生活本身，因为生活它可能是上帝写的。包括现在评价说我是“现实魔幻主义”，其实我并不想把现实给魔幻了，但是生活中的人它就是这么真实而魔幻。
在《我不是潘金莲》出荷兰语版本去阿姆斯特丹交流的时候，刘震云遇到一位荷兰女读者，这位女士说：“我看这个作品从头到尾都在笑，唯一一个地方哭了，就是当这个妇女对世界上所有人来说这个话都不被相信的时候，她开始对家里喂的那头牛说，‘你相不相信我不是一个坏女人，这个状到底告还是不告？’，而牛不会说话。”刘震云当时被这个女读者的话启发了。
李雪莲一生就是要把自己的悲剧讲成喜剧，所有人都在取笑她，她只有说给牛听，我当时明白，她身边有第二头牛也在听，他叫刘震云。
一个作者是什么，他就是一头牛。当这些在生活中无足轻重的人，他们的心事和肺腑之言无处诉说的时候，这个作者他的作用就显现了。我是当时的另一头牛，我明白了。
首先他坐在了李雪莲的身边，觉得李雪莲的话是重要的，再用文学的方式表达。在他看来，普通人的重要程度并不比希拉里、特朗普、金正恩弱，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更值得关注。
作品里的这些人物他们有自己的心事，当他们无数诉说的时候，我可能坐在了他们身边，当我这种肺腑之言通过文学传达给中国读者和其他各个民族读者的时候，可能有更多的人又坐在了他们身边。
我觉得倾听也很重要，倾听是一种力量，对于一个作者来讲，获奖最大的意义就是作品里的人物它可能声音放大了。
他深入血肉地刻画了一群小人物的悲欢，以笔建造着一片以西老庄村儿为原型的文学版图。杀猪人、贩驴人、修鞋人、剃头人的故事，在这里酝酿着发生，这是如他故土般亲切的世界。
坐高铁我特别喜欢坐二等座，大家觉得二等座太嘈杂，有的乘客把手机声音放得很大，看直播、看电视剧，孩子跑来跑去，但这些给我的感觉挺温暖，每个人都在关心自己的事，我觉得这是这个民族特别大的进步。
我也特爱吃方便面，满车厢方便面的芳香。我觉得他们生存得特别有价值和特别有尊严。这是我特别喜欢的地方，白宫不是我特别向往的地方。
他无事就爱去工地、厂房、菜市场这些地方转悠。每当遇到修鞋的大哥，碰上修车的老大爷，逮到卖菜的大妈大姐，就要聊一番，往那儿一坐，兴奋得不得了。
爱找小人物谈天谈地、问东问西的习惯至今还保持着。这些积累了几十年鲜活的琐碎事让他的故事远离虚幻和传奇，尽是凡人生活，格外接地气。
我不是一个好的编剧
从《手机》到《我不是潘金莲》，冯小刚的多部作品——电视剧《一地鸡毛》、电影《手机》《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等都改编自他的小说，他是当今中国与影视联系最紧密的作家，被称作“影视与文学结盟的亲历者和受益者”。
冯小刚曾说，有两位“爷”托着自己，一个是王朔，另一个就是刘震云。自己是从他们那里汲取营养完善电影的。
在从严肃作家向影视编剧的角色切换中，他也是保持一种疏离的介入。他不乐于接受“冯小刚御用编剧”的称谓，甚至不认为自己是一名好编剧。
我不是一个职业编剧，无非就是当我的小说有导演要把它改成电影的时候，我偶尔客串。
所以在由小说到电影的过程中，我觉得是主要是导演的工作，我是一个好的小说家，但我一定不是一个好的编剧。
《一句顶一万句》被很多人认为是刘震云最好的小说，也有很多导演曾经找过他说想把这本书拍成电影，但最终导演却是刘震云的女儿刘雨霖。
▲女儿刘雨霖与刘震云
这本书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写到当下，其中有100多个人物，而电影也就两个小时左右，“怎么把100匹骆驼关进一个冰箱里?”
当在纽约大学电影学院的女儿刘雨霖打电话说想拍《一句顶一万句》，刘震云也把同样的问题抛给了她。
“我确实无法装一百多个人物，但是可以装两个。”这个答案她已经琢磨了小半年。她的想法是截取小说后半部分，重点刻画忙着结婚的牛爱香和忙着离婚的牛爱国姐弟俩。
那天，刘雨霖说了几十分钟，刘震云只是偶尔“嗯”两声，最后一句“好吧”达成了父女合作。
“算是找对了方向，那她就接着拍呗。”这是刘震云对之所以把改编权交给女儿的回答。
一个人要拍电影的时候，她就没有了个人的身份，这一次我不是在和女儿合作，而是在跟一个导演合作。
▲刘雨霖与刘震云
因为有着父女关系，刘震云如何跟刘雨霖合作电影，十分令人好奇。
刘震云解释说：“在电影《一句顶一万句》这，我们俩的关系只停留在编剧和导演层面。她说要改我的东西，那就得说说为什么要改。如果大家觉得改我的东西靠关系就可以，那岂不是我的亲戚朋友们都能来改？就算是父女，如果说不出子丑寅卯来，那也不行。”
提到女儿，刘震云总是称呼“刘雨霖导演”，刘震云也曾表示和刘雨霖“除了工作上的关系，君子之交淡如水”。话虽这么说，他还是那个尽力帮女儿吆喝的父亲，对于女儿的首部长片作品，他不吝赞美。
我觉得大家的评价是最重要的，比如这个电影在许多国际电影节上就受到了很多好评，像釜山电影节、开罗电影节、柏林电影节等等，大家对它的评价都非常好。
刘雨霖跟其他导演最大的不同也是我特别欣赏的地方就是：当许多导演都在强调画面创造性的时候，她在强调的是电影中不应该有导演，也不应该有演员，也不应该有摄影师也不应该有美术，重要的是里边的人物。
把自己的得意之作交给女儿拍摄，刘震云坦言“刘震云女儿的标签，不会给她增加一毫米的水平。”刘雨霖早就习惯了与父亲的这种相处之道，有事儿说事儿，所有的事儿都是讲道理，撒泼或撒娇向来无效。
亲密与边界，自由与严苛，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导演和她著名的作家父亲，这是他们父女俩的相处之道。
作家摩罗曾对刘震云有过精到的评价，“无论他装扮得多么冷漠、多么洒脱、多么玩世不恭，实际上，他是如此迫不及待、如此无可遏制地将他所发现的破解民族精神生活的密码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读者，奉献给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
监制 | 陈 杰
制片人 | 石岩
主编 | 纪萱萱
记者 | 桂姝蕾 任思晔
编辑 | 桂姝蕾
运营 | 邓 荣
往期节目推荐
▶ 小言专栏 | 《暴裂无声》：2018迄今，国产电影最佳（剧透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