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不只是岁月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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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g0668zygw75&width=500&height=375&auto=0△  5月25日是杨绛先生逝世两周年，以上是2001年秋央视记者独家专访杨绛先生的珍贵视频，谨以此怀念这位“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文 | 马戎戎

不只是岁月静好

2016年5月25日，百岁老人杨绛逝世。那时，我所在的杂志前去做采访，发回的稿件这样写：

“三里河国务院宿舍区，唯一没有给阳台做封闭的，便是杨绛先生家。素粉墙，水泥地，老家具，简单朴素而满室书香。”

△  钱钟书、杨绛一家1977年2月迁入三里河居住

杨绛先生在文艺青年中的走红，应该是从2003年《我们仨》出版后开始的。在此之前，这位在诗人、学者叶匡政先生眼中“1949年以后大陆最优秀的白话文作家之一”，光芒一直被先生钱钟书所遮蔽。

叶匡政这样评价杨绛：

“年轻时读她的作品，或许只能觉出她语言的洗练和从容，但随年岁增长，你会发现她对白话文有独到的领悟与发现，暗藏玄机。

她的语言在沉静中显出灵动，在精妙中透出睿智，有一种洗尽铅华后的优雅与超然，却又充盈着活力。我会用这几个词来形容她：睿智、从容、独立、高贵。”

△  杨绛

《我们仨》中，没有戏剧性的波澜壮阔，大喜大悲。有的只是一家人相处的日常细节，读来如静水深流，朴素而温暖。然而读到结尾，钱瑗病逝，钟书先生仙去。“彩云易逝琉璃脆”，内心的伤感一时涌堵。

美国女作家琼·迪迪恩曾经写过一本书《奇思年代》。这本书的开头，是如之前数十年一样的普通的一天，吃早饭时，琼的丈夫忽然从椅子上摔了下来，去世了。

美国人写作，往往追求一个戏剧性开场，力求一开头就紧紧捕获读者。而中国人的情感，讲求顺其自然，缓缓积聚。让时间赋予这情感浓度和力量。然而那种缓缓积聚的势能，实在是比瞬间的猛击，强大得多。

△  钱钟书、杨绛、钱瑗一家

而把人世当作道场，在岁月中自我冶炼的杨绛先生，自然不会仅仅是“岁月静好”那样简单。正如她自己的名言：

“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在年轻时认真经历生命的历练，方能在岁月中优雅地老去。”

她与钱钟书相互成就

关于杨绛和钱钟书的爱情，世人了解最多的，大多是那句钱钟书对她的评价：“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1932年春，清华大学古月堂门口，杨绛和钱钟书初遇，杨绛觉得他眉宇间“蔚然而深秀”，钱钟书则为这一面写了一首诗：“缬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靧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  钱钟书和杨绛

还记得《围城》里，方鸿渐初遇唐晓芙时，是怎么描述她外貌的么：

“天生着一般女人要花钱费时、调脂和粉来仿造的好脸色，新鲜得使人见了忘掉口渴而又觉嘴馋，仿佛是好水果……发没烫，眉毛不镊，口红也没有擦。”

《圣经》有言：“有的时候，人和人的缘分，一面就足够了。因为，他就是你前世的爱人。”

心高气傲的杨绛，见了钱钟书，却甘愿为他洗手做羹汤。

△   钱钟书和杨绛

杨绛的才华，事实上并不低于钱钟书。

1943-1944年，杨绛在上海相继写出四幕喜剧《称心如意》和五幕喜剧《弄真成假》。两部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以小资产阶级青年为中心的旧中国都市世态画，都取得了世俗层面上的成功。

钱钟书一度被称为“杨绛的丈夫”。钱钟书受了刺激，放弃了部分教职写《围城》，杨绛立刻停止了戏剧创作，全力维持生计，支持丈夫写作。杨绛说：“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后来，钱钟书还专门写了一首诗给“灶下婢”模式的杨绛，这就是著名的《赠绛》：“卷袖围裙为口忙，朝朝洗手作羹汤。忧卿烟火熏颜色，欲觅仙人辟谷方。”

△   钱钟书和杨绛

生活中的钱钟书，从细节琐事到人际交往，无不依赖杨绛。杨绛再度重拾创作，已经是在完成“妻子，情人、母亲”三重角色之后的花甲之年了。对于数十年为家庭做出的牺牲和奉献，杨绛从未后悔。她说：

“我爱丈夫，胜过自己。我了解钱钟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

以现代女权的观点来看，这一点似乎难以理解。然而杨绛的自我牺牲，并非出于“男尊女卑”的传统封建意识，而是出于相互的理解与尊重：“这种爱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相互理解，才有自觉的相互支持。”

△  杨绛

杨绛多次说过，她人生最大的成就，是保护了钱钟书的才气和痴气。而她也深情记述过钱钟书对她的体贴：

“钱钟书知我爱面子，大家闺秀第一次挎个菜篮子出门有点难为情，特陪我同去小菜场。两人有说有笑买了菜，也见识到社会一角的众生百相。他怕我太劳累，自己关上卫生间的门悄悄洗衣服，当然洗得一塌糊涂，统统得重洗，他的体己让我感动。”

文革期间，被批斗的日子里，他们一同上下班，互相照顾，走时肩并肩，手挽手，被学部的人誉为“模范夫妻”。后来两人被下放分离，被迫开启异地恋模式。为见丈夫一面，杨绛每天跑去一个离钱钟书近点的菜园会面，然后陪丈夫晒晒太阳、谈谈心，互相慰藉。

△   钱钟书和杨绛

1993年的一天，钱钟书整理完自己的《诗存》后，对杨绛说：“咱们就这样再同过10年。”杨绛脱口而出：“你好贪心啊！我没有看得那么远，三年五年就够长的了。”钱钟书听了，默默退入起居室的躺椅里，不再作声。

他一向不会系表带，都是杨绛帮他戴，从这天起，他乖乖地让杨绛教他自己戴。杨绛总是自责，认为自己这话让钱钟书愁出了病，1994年便住进了医院。

钱钟书的堂弟钱钟鲁说过，大嫂“像一个帐篷，把身边的人都罩在里面，外面的风雨由她来抵挡”。

△   钱钟书和杨绛

钱钟书另外一句被当代文青广为引用的情话，是那句： “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结婚；我娶了她十几年，从未后悔娶她。”

好的爱情，从来都是相濡以沫。

走好选择的路，不选择好走的路

1998年12月19日凌晨，钱钟书身体状况很不好，医生连忙通知家属。杨绛赶到床前时，钱钟书已经合上一只眼，还睁着一只眼等待妻子。杨绛帮他合上眼睛，轻轻在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

“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我们仨》里，这一句写得荡气回肠。

△  钱钟书、杨绛、钱瑗一家

钱瑗生病、过世；钱钟书生病、过世，均由杨绛一人独立照料。钱钟书过世前，杨绛累到整个人瘦瘦小小，走路都要扶着墙。

钱钟书过世后，杨绛深居简出，整理钱钟书遗留下来的4大麻袋手稿。她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2011年，杨绛百岁诞辰，她对记者说：

“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觉，我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  2001年 杨绛先生在家中修补钱钟书遗留手稿

总是给人留下温润印象的杨绛先生，一生之中，所遇到的风浪与波折其实甚多。

文革期间，钱钟书和杨绛都成了“牛鬼蛇神”。杨绛被人剃了“阴阳头”，就连夜赶做了假发套，第二天照常出门买菜。

那时，群众分给她的任务是清洗厕所。杨绛认认真真执行“革命任务”，污垢重重的女厕所，被她擦得焕然一新。然后，她打开一本书，在厕所里安安静静读书。

1969年，钱钟书与杨绛被下放至干校接受改造，杨绛被安排种菜。白天，杨绛利用看管菜园时间，看书或写东西。她的同伴回忆，“你看不出她忧郁或悲愤，总是笑嘻嘻的。”

△  杨绛

钱钟书和杨绛的同事郑士生先生曾这样回忆杨绛：

“在人情世故上，在与文化界等各方面打交道时，杨绛先生都比钱钟书先生要周到。钱先生往往凭自己的性情、喜好说一些话，但杨先生很温和，善于应对各种场合，各种情况。”

“世界以痛吻我，而我报之以歌。”杨绛出生于民国最动荡的时期，正值辛亥革命前夕，她一生历经风浪与波折，却总能给世界以温暖、以感动。

有人认为，杨绛身上无疑体现着中国女性最高的处世智慧，能屈能伸，即使再大的风暴，也能平稳度过，内心依旧安然。

△  杨绛

杨绛曾说过：“走好选择的路，别选择好走的路，你才能真正做自己。”而她的另一句话则是：“我们如果反思一生的经历，都是当时处境使然，不由自主。但是关键时刻，做主的还是自己。”

忘记了是谁说过，观察一个人本质的最好时机，是他／她在最极端、最困难的处境下的表现。

△  杨绛

杨绛是高寿的，她与这个世界共处了105年。百年风雨兼程，她的体悟是“甘心为零”：“我甘心当个‘零’，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这样，我就可以追求自由，张扬个性。”

“细细想来，我这也忍，那也忍，无非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你骂我，我一笑置之。你打我，我决不还手。若你拿了刀子要杀我，我会说：‘你我有什么深仇大恨，要为我当杀人犯呢？我哪里碍了你的道儿呢？……’所以我说，含忍和自由是辩证的统一。含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杨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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