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贾樟柯：见证改革40年，用镜头呼唤人性是我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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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导演，山西汾阳人，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
代表作：《小武》《站台》《三峡好人》《天注定》《山河故人》《江湖儿女》
2018上半年，贾樟柯第一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第五次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江湖儿女》也最终定档在九月，本命年注定是繁忙的一年。他谈及下半年的计划：“现在开始做发行《江湖儿女》的准备，另外，10月11日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开幕要开始做组织工作了。”
采访 | 刘雅晴 潘婷
撰文 | 潘婷 刘雅晴
五月的最后一天，我们来到电视节目《朗读者》的录制现场采访贾樟柯。天气很热，太阳巨大，演播地点位于北京郊区的一处传媒公司，工作人员络绎不绝。
下午六点左右，在路上堵车很久的贾樟柯来了。他戴着那副标志性的黑色墨镜进入化妆间，从虚掩的门缝里能看到他很忙，低头不时收发着微信，偶尔抬头和助理聊几句。
晚上八点四十五分，贾樟柯开始接受采访。
这是我第二次见到他，上一次是在5月26日影评人史航组织的鼓楼西剧场朗读会上，贾樟柯穿得很休闲，脚上一双运动鞋，拿着一沓A4纸上台朗读。
▲5月26日，贾樟柯在鼓楼西剧场朗读会
那一次，他朗读的是《中国工人访谈录》的《其余的都是沉默》。朗读会后，史航这样评价他：“语气平和，无一丝蓄意悲壮，特别入心。”
这次见到贾樟柯，或许是因为只隔了不到一周，让我觉得特别亲切。尤其是当我看到他依然穿着那双红色“本命年”袜子时，我想象着半个月前他去戛纳走红毯时，笔挺西装下面兴许也是这样一双红色袜子，多么可爱。
▲贾樟柯接受《文化十分》记者采访中
5月24日是他48岁的生日，很难想象这个说话温和，常常微笑的“贾科长”已经接近知天命的年纪。我问他生日怎么过的，他略无奈地笑着说，“还是在工作当中度过的，而且还要不停地回微信，‘谢谢大家的祝福’。”
从年少时拼命逃离故乡，到成年后拍摄所有电影的语境都选择了故乡，再到45岁时重返故乡，这么多年来，贾樟柯与他的故乡汾阳始终以一种无形的方式缠绕在一起，但每个阶段的故乡对他来说又都有些不一样。
触目惊心，也振奋人心
生于70年代，贫穷闭塞的故乡让他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和想象。
汾阳，是隶属于山西吕梁市的一个县级市，吕梁是革命老区，曾是全省贫困程度最严重的地区。
▲汾阳
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这里时，汾阳也在这场历史变革中经历了起起伏伏，贾樟柯谈到这种历史转型期用了两个词：“是触目惊心的，而且也是振奋人心的。”
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我们小学在放《祖国新貌》，是一个纪录片，在介绍上海一家电器厂生产的洗衣机，介绍了这个洗衣机不用人洗，衣服放进去，经过几分钟，出来之后就干净了。那时候觉得电影是可能出现在自己生活里的，但是对于洗衣机，我觉得那是非常震撼的。
再比如说摩托车，最初县城里面拥有摩托车的人都是穿制服的，比如说公安干警，比如说送电报的，只要摩托车在街上，你知道他一定是公务人员，要不然就是电力局的抢修电力，其他日常生活里是没有摩托车的。
因为从小喜欢画画，也经常读诗，热爱音乐和舞蹈，后来各种流行音乐和电影都成为了那场变革赋予这位文艺青年最宝贵的经历。
▲贾樟柯
在我小的时候个人的业余生活非常单调，广播、电视机都不是家家都有，更谈不上电视机里面有什么流行文化了。
但是1978年之后开始迅速流行起流行音乐和电视剧，这些东西代表了一种社会的活力，还满足了人们一些基本的娱乐诉求。我是从无到有的亲历者。
他决定用镜头记录这些不可思议的变化，他觉得拍电影成了他最能接近自由的方式。
早期的作品中，《小武》、《站台》、《三峡好人》记录的正是这种变化。
▲电影《小武》是贾樟柯的第一部长片，拍摄地点正是汾阳。
《山河故人》、《时间去哪儿了》、《江湖儿女》则把重心放在了人的自我反思，而这也是离开故乡二十多年后，贾樟柯对于这场变革又一次更加深入的思考。
▲电影《山河故人》剧照
就是在讲过去我们不知不觉一点一点在改变，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不自觉地在坚守，因为我拍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那么并不是一定要坚持什么。
我觉得最终一些不自觉地去坚持美好的东西的人很可贵，是人性让我们把最美好的东西留住。
经历改革大潮，经济上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同时也默默带走了人与人之间无比美好的东西，时间、爱情、故土的疏离……
如何让这些珍贵的东西回归，是他在这场变革之后的三十多个年头，艺术生涯第二阶段的探索主题。
从我8岁开始兴起的变革一直到今天，40年了，总体上还是有非常激烈的变化，让人们有很多怅然若失的地方，也获得了很多新的东西。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一些公共原则逐渐让大家形成共识，比如过去我们对环境的认识，经过了40年起起伏伏，现在环保的概念深入人心；
比如说个人意识的觉醒，这都是无形之中文化和变革的双重作用带给我们最基层的改变。
艺术乡建让人性和道德回归
2015年12月，贾樟柯发布了一条微博：“雾霾，下决心搬离北京。”
此后，他在家乡汾阳建立了艺术中心，在平遥举办了国际电影展，工作人员全部由当地的大学生，艺术爱好者等组成。
▲2017年10月19日-10月26日，第一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在山西平遥古城举办。
他希望通过艺术熏陶来改变年轻人的美育素养，从根本上改变故乡的面貌，为故乡赋予更深厚的文化气质。
我在北京生活这么长时间，也经常去世界各地参加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活动，整体上我有这么一种感受：
这些文化资源大多集中在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这样的超一线城市。
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们亟需把资源流动起来，向中小城镇移动，因为在那生活着那么多人，他们同样有艺术的渴望，同样有很多有天赋的年轻人需要这样的机会去获得接触外面最新艺术文化信息的一个窗口。
在贾樟柯一开始的设想里，平遥国际电影展就不应该是一个空降的艺术活动。因此，单单从工作人员的构成上，就可见一斑。
▲贾樟柯在第一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上发言
除了外地的工作人员做放映师等各方面的服务，我们的志愿者都是山西本地人，在今年春节时，电影节已经成功举办几个月之后，（他们）又回到了自己的岗位工作。
今年春节我看到了这个电影展举办后，电影周边的店铺被带火了还挺高兴的。
我觉得除了电影要被本地的人分享之外，在经济的活跃度上面，提升活力也是能够做的。
60、70后和80、90后有一个巨大的区别，前者相信改变，而后者则如戴锦华所说——即使“今天每一个大洲都在某种极端的危机形式当中，问题是我们不再相信可以改变，不再相信有一种更理想的生存状态，所以我们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我们置身危机，而是拒绝直面危机，我们都在伪装自己心里有天堂。”
所以80末90初的毕赣能用平静柔软的方式拍《路边野餐》。而即使记者感觉到世界优秀电影的评价标准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贾樟柯在面对“是否想过用柔弱内敛的方式抵达神性的作品”时，回应一句“我是个人，抵达不了神性，我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只能拍关于人的作品。”
因为他们相信道德反思还有可能，揭示人性依然能触及到大众的痛点，他们经历过，见证过，在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经济刚刚以前所未有的快节奏发展之时，他们经历过用揭示和呼吁改变恶，以获得更多善的可能。
如今，眼睁睁看着巨变的发生，他们依然固执地相信这种可能，这仿佛就是他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监制 | 陈 杰
制片人 | 石岩
主编 | 马戎戎
编辑 | 潘 婷
运营 | 邓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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