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心：站在潮流之外的书写者
朱西甯，对绝大多数大陆读者来说，还是陌生的名字。
熟悉台湾文学的人会知道，在台湾，有这样一个文学之家：朱西甯是台湾文坛上蜚声海内外的著名作家，妻子刘慕沙是日本文学翻译家，大女儿朱天文、二女儿朱天心亦都是台湾优秀的作家。诗人痖弦称其为“台湾的文学巴赫家庭”。
作家阿城说：“一门两代三人都是好作家，这在世界上是少见的……我有时在朱家坐着，看着他们老少男女，真是目瞪口呆。如果以为朱家有一股子傲气（他们实在有傲气的本钱），就错了，朴素、幽默、随意、正直，是这一家子的迷人所在。”
日前，理想国首度引进了台湾作家朱西甯的两本小说《铁浆》和《旱魃》，作为女儿的朱天心专程前来为父亲的作品宣传站台。
今年60岁的朱天心，留着齐颈的短发，服帖在圆圆的娃娃脸上 ，一双大大的眼睛，很快地扑闪着。尽管心里已提前勾勒好一个台湾文人彬彬文质、温柔敦厚的画面，却还是不禁会被她有点儿“天然萌”的亲切气息所吸引。
采访中，她言辞恳切，软糯的声音里是坚硬的核，而她那一以贯之的坚韧与倔强也在她对家庭、对文学、对自我的剖白中，渐渐立体起来。
朱天心
撰文 | 张震宇
01
写出自己的《洛丽塔》，不枉世间一趟
一棵不修叶子，自由生长的树，会长成什么样？
“那可能长得南辕北辙。”朱天心笑道。“但这要是长在一个写作家庭里，却是万幸。
朱天心一家的祖籍原在山东临朐，祖父那一代搬至江苏宿迁。父亲朱西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随国民党部队迁徙至台湾，并在这里结识了客家妻子刘慕沙，生下了三个女孩。
这三个女子，一个恬淡自静，宽厚温和，名曰朱天文；一个桀骜不驯，心系国家与个人命运，名曰朱天心；一个浪迹天涯，只求一位心上人，名曰朱天衣。
文学朱家（从左至右）
朱天衣、刘慕沙、朱西甯、朱天文、朱天心
那时的朱家算是“外省人”，只能生活在国民党政府为迁徙至台湾的军人及其眷属兴建在台湾的房舍，也就是眷村。那里的生活非常艰苦，公共设施简陋，全村人都要共用一部电话，住在同一栋的人家，白天也不用锁门，各家各户之间需要帮忙时，只需要交代一声就可以。
朱家不大，只够摆得下一张床和一张书桌，客人来了就坐在床沿。尽管如此，父亲的朋友经常来家中聚会，挤在这个空间里谈古论今，十分热闹。那些年，一个狭小、不断迁徙的朱家客厅，成为了半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台湾文学现场。
朱家客厅（从左至右）
朱天衣、朱天文、朱天心、刘慕沙、朱西甯、唐诺、张大春
幼年的朱天心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慢慢长大，父母也从来不会因为她年纪小，就阻止她参与成年人的对话。
作家 朱天心
我就在一旁听他们谈话，听完之后还私下跟父亲讲。比如，我不喜欢他的一些朋友，在我看来根本就是已经江郎才尽的人在混日子，还要我叫叔叔、伯伯，或者他的学生们因为到月底没钱吃饭了跑来蹭饭，都对文学没有任何的虔诚之心。
不愿妥协，遇到自己看不惯的事情就一定要说出来。朱天心像是《皇帝的新衣》里的小孩子，总是不吐不快。
然而，面对如此乖张的小孩，父亲并没有加以斥责，朱天心说：“相比于我的敏感和嫉恶如仇，他待人是非常宽厚的，其实这些他怎会看不出来呢？但他会告诉我‘我们没有权利去断定和评判他人’。”
没有传统家庭“驯化式”的教育，使得朱天心保留下了身上的棱角，可以想读什么书就去读，想做什么事就去做。
十二岁那年，她在家中书架上摸索到一本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一看便放不下了，十分入迷。她说：“那时，我的父母亲进进出出，一定也看得到我在看《洛丽塔》，但他们不会说我，甚至连皱眉都没有。”
作家 朱天心
父亲从来不会告诉我，什么年纪应该看什么书，包括有时候我在不当的年纪看些不当的书，他也从来不会说，他的书架完全对我们开放。
这份鼓励反而成为了朱天心的动力。每当朱天心在写作上想要放弃或有所动摇的时候，她都会对自己说：“如果我能够写出属于自己的《洛丽塔》，那我来人世间一场就算有了交代。”
朱天心
显然，恣意生长的杉树比行道树，还漂亮。
02
父不父，子不子，妻不妻
文学世家的背景使得朱天心在文坛出道颇早。1977年，19岁的朱天心出版了《击壤歌》一书，书中从重庆北路到中山北路、台湾大学，女主角小虾四处游荡，走过一条条红砖路，留下一串串少年泪，成为当时青年学子竞相追棒的读物。
朱天心在其中描述了对爱情的想象：“我的爱情必是建立在一见钟情上的，因为那是惊艳、是缘。我的丈夫则必是要能让我崇拜至死的……我以为感情当是一桩让人欲仙欲死的事情。”
然而，令朱天心鬼使神差地决定结婚的对象，与“一见钟情”和“欲仙欲死”几乎没有关系，反而是被丈母娘刘慕沙形容为“只要给他一盘棋、一本书，他可以在上面住一个月不下来”的女婿唐诺。
左：1981年《击壤歌》三三书坊初版
右：2016年《击壤歌》理想国简体中文版
唐诺本名谢材俊，与朱天心相识在高中时代，当时唐诺因为校刊采访朱西甯，多次去朱家，时间久了便认识了朱天心。之后，二人一同考上了台湾大学历史系，并一起在“三三集刊”工作，唐诺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朱西甯的学生。
那时，文学与写作是他们最津津乐道的共同话题，甚至引得不少朋友好奇“你们俩怎么有这么多话可以聊”。
朱天心与唐诺
对他们而言，俩人的相处模式就像是朋友，可以彼此同行，也可以让彼此以若即若离的角度，看待漫长的婚姻与人生。
“如果一定要宽解她、安慰她，我想我可以做到，可对一个作家来讲，我不知道该不该让这个愤怒和悲伤保留。”在唐诺看来，亲人式的劝慰会“赶走魔鬼，也会赶走天使”，浪费宝贵的写作灵感。
面对朱天心，唐诺更多像个“编辑”，需要客观地审视她与她的作品，并帮助修正。
朱天心说，她最感激唐诺的是，结婚30余年，他能让她一直做自己；而唐诺说，40岁之前最成功的的事情，就是娶了朱天心。
朱天心与唐诺结婚照
在这个家里，有唐诺这颗定心丸，也有谢海盟那般倔强的孩子。用朱天心的话来说，这一家三口的关系是：“父不父，子不子，妻不妻。”
儿子谢海盟从事影视编剧工作，是电影《刺客聂隐娘》的编剧之一，他同朱天心的性格很像，刚硬而孤僻；但同时，二人的脾气又很相冲。
朱天心一家三口
朱天心曾为他记录成长过程而所创作《学飞的盟盟》一书，谢海盟坦言很不喜欢，他至今依然拒看。他认为“盟盟”一词，使他无法摆脱朱天心女儿的称号，他想要当个独立的谢海盟。
相较于那个被朱天心牵着扎小辫的女孩，如今，谢海盟更想让人们认识身着中性装扮的独立人格。
谢海盟童年时和父亲唐诺同游日本
朱天心的散文集《三十三年梦》中，还曾描写过一段母子长达三年的冷战。
事情起源于谢海盟看了一部名为《血色海湾》的纪录片，影片讲述了日本人大量捕杀海豚而引起的生态问题，这让关心动物保护多年的谢海盟忿忿不平，他问母亲：“你和爸爸以后还会去日本吗？”
朱天心当时没多想就回答“是”，不想却因此激怒了谢海盟。儿子无法理解母亲为何对一个虐待动物的国家有如此浓厚的兴趣：“为什么不能去日本？这明明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你不是也常常看日本动漫吗？”
没想到，这句话却引来母子间的冷战。一直到后来谢海盟遭遇了一场车祸，才又和好如初。
现在的谢海盟与父亲唐诺
爱之于朱天心，是铠甲，也是软肋。
03
永远把文学放在最高的位置
有人说，台湾的文学就是三个“三姐妹”，分别是宋氏三姐妹、朱氏三姐妹和施氏三姐妹（施淑、施叔青、李昂）。这自然是笑谈，但那至少反映出台湾文学曾经有过耀眼的时刻。
然而，俯仰之间，已为陈迹。
在朱天心眼中，那些认真的写作者，已经像恐龙一样，濒临绝种了。“文学这条路很漫长，在过程中，会有当初一起前行的人倒下了，跳船走了，登岸去了。”她说。
朱天心
说这话的朱天心是笃定的，没有太多的纠结与惋惜。她解释道：“因为我看到很多写作的朋友不仅是为了稿费，还要回应文学奖、回应那些期待你下一部的读者，否则就会冷掉。三心二意的创作，最后就变成了例行事物，不能停下脚步来面对自己，还要倒过头怪‘文学误你’。”
作家 朱天心
通常，我们都知道文学创作需要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表达的自由、发表的自由种种，但我们常常忘了还有“可以不写”的自由，我觉得这也很重要，有了这个自由才完整。
朱天心与唐诺
当文学被外在的条件裹胁后，势必不再那么纯粹。人们不再吟咏诗歌，不再习惯沉思，甚至迎面撞上美妙的事物，也毫无感觉。而朱天心却很清醒，她不愿做那样的人，她要在濒于崩溃的边缘找寻遁出冰谷的道路。
“我尽量让自己过着比较简单的物质生活，来换取不必写作的自由。其实我也不晓得会通往哪里，但我永远把文学放在最高的那个位置，哪怕有天大的利益我都不会把文学让步掉，哪怕只是片刻，天下好像没有这样了不起的事可以让我这么做。”她坚定道。
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朱天心作品
作家到底是一种什么类型的人？
从朱家客厅到《击壤歌》，再到今天，朱天心并没有给自己定位，依然像当年那样，不盲从所谓的主流价值选择，永远清楚自己要做该做的、要切断该决裂的，丝毫不会因为到了中年岁月的缘故，就将曾经洋溢的激情埋藏起来。
记得《击壤歌》出版的头五年，在台湾销量达数十万册，并多次再版，用朱天心自己的话讲，“卖得像印钞机”。出版社看到了青春小说的巨大市场，鼓动朱天心继续写作此类题材的小说。但是朱天心对于重复自己毫无兴趣。
作家 朱天心
我宁愿冒写不出作品的险，也不愿去写那人人都会写、或前人已写过的重复的作品。
她对这个世界是深情的，热烈的。但又因为这份“深情”，生出些“孤意”来，正如阿城在给她的小说《古都》的序言中所写：朱天心有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气质。
朱天心
无论是19岁的青春记忆，还是60岁所处的时代洪流，朱天心的人生轨迹，在每一个阶段似乎都有要跑偏的迹象，然而，她却始终走得踏实。
一如《击壤歌》里的那个小虾，从不放弃对理想世界最热切的渴望。这大抵是这个阅读衰退时代里，读书人最大的勇气吧。
朱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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