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有：我曾为国家领导人当翻译
11月19日，2018中国翻译协会年会在京举行，会上颁发了中国翻译界最高荣誉——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原文化部副部长、翻译家刘德有获此殊荣。
他曾经为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担任日语翻译。
谈及为国家领导人当翻译的经历，刘德有至今仍记忆犹新：“那些故事说两天两夜也说不完。”
口述 | 刘德有
整理、撰文 | 桂姝蕾
刘德有1949年参加工作，曾担任新华社、光明日报社等中国媒体单位驻日本记者，任期长达15年。1978年回国后，他一边继续翻译实践，一边从事对外交流工作。
他说：“一个人的命运总是和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息息相关。”刘德有的翻译人生，也正是中国从筚路蓝缕到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一个缩影。
※以下内容整理自刘德有的口述
1931年7月，我出生在东北辽宁省的大连市。那个时候大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换句话说，大连已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日本人的幼儿园开始，读到小学毕业，之后又进了日本人的中学。中学学的是日语，但是回家之后我就说中文，念到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日本就宣布投降了。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念过书。所以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学历，是半文盲。
那个时候日本统治大连，实行的是定量“配给”制度，老百姓生活非常苦。名义上是“配给”苞米面，但实际上发的常常是难以下咽的橡子面。
日本统治者在大连推行文化奴役政策，除了极少数汉奸、走狗外，大连的老百姓既没有被同化，人心也没有被征服。
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殖民当局采取的种族歧视和高压政策，更激起了人民的敌对情绪和抗拒心理，也强化了要保持自身文化特征的愿望和要求。老百姓憎恨日本的统治者，希望日本早一点垮台，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大连很快在1945年11月就成立了人民政府。
到了1949年，我通过考试被录取当了人民教师，在一所小学教书。当时大连留用了一些日本的技术人员，他们的子女需要学习，大连人民政府就为这些人的子女办了一所学校，叫大连日侨学校。
这个学校原来有一位中文老师，但他只教拼音，可是日本人觉得光学拼音字母的话，看报纸、看书也看不懂。怎么办呢？大连教育局又请了两位中文教师，其中一个就是我。
那个时候我很年轻，文化程度也不高，怎么教的我也不知道。我当过初中二年级的班主任，也教过高中三年级的语文，令人高兴的是他们当中有几个还考到了北京大学。
到了1952年，北京要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和平会议。这个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大型国际活动，请了很多国家的代表，其中也包括日本的代表。
我那时候正好在日侨学校，被临时调到了沈阳，说日本有代表团可能要去沈阳参观访问，让我去做翻译。
从那时候我就开始练习翻译了。不过当时也没有字典，现在想想，翻译出来的应该全是些中国式的日文。
当时沈阳有个报社，是人民政府办给日本侨民看的报纸和杂志，叫民主新闻社，领导决定把我们翻译的东西拿过去让日语高手润色修改一下。
那个时候我才21岁，和民主新闻社的社长接触多了，就熟悉了。当时北京的外文出版社（现在叫外文出版局）有个《人民中国》编辑部，只有俄文版和英文版的杂志。到了1952年，他们决定要出日文版的《人民中国》。就这样，外文出版社来到沈阳的民主新闻社，想把这里的一些日语高手请到北京去。
民主新闻社的社长就向他们推荐了我，外文出版社的负责人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去北京？他们要出版一个面向日本读者的中国杂志，正在筹备创刊。
那个时候的青年都向往北京，都希望能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我当时就说我很愿意，坚决服从组织的调动。就这样，我从沈阳回到了大连的时候，调令已经来了。
1952年的12月，我跟其他几个同志来到北京《人民中国》编辑部工作，我被分配到翻译组，从中文翻译成日文。都是一些介绍中国的工业、农业、教育、文化等情况的稿件。
《人民中国》是1953年的6月创刊的，我在那个地方工作了12年。过去中国和日本之间只有友好贸易这样一个渠道，经过两国的努力，又开辟了一个新的渠道。1964年9月，中日关系就发展到半官方半民间了，同时也解决了两个国家一直没有互派新闻记者的局面。我认为这个事情很重要，它为1972年的中日建交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当时派到日本的记者有7个人，我是其中一个，从1964年一直工作到1978年6月。
在《人民中国》的12年，是我的日语水平提高最快的时期。那时候我有幸经常被派去给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朱德、刘少奇、陈毅等领导人去做口译。因为1952年以后，中日关系开始活跃起来，需要一些日语翻译。
从1955年开始，有一些重要的会见谈判，也找我去。对外办事处打电话到《人民中国》编辑部，安排我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去做翻译。
我一个从东北来的年轻人，能够给领袖、伟人做翻译，是我的幸运。
1961年10月7日上午11时，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前来参加国庆典礼的日中友好代表团和教育代表团等许多日本朋友。毛主席站在门口迎接日本友人，他身穿深灰色中山服，廖承志同志站在他身旁，为他一一介绍日本客人。
毛主席亲切地同客人一一握手，时不时地问：“您这是第一次来中国吗？”会场气氛十分祥和。
当时，岸信介内阁在日本人民反对安保条约斗争中被推翻，此次访华的日本代表团出访时间正是池田勇人就任首相后的第二年。毛主席首先对代表团来访表示欢迎，然后开始用他那独特的湖南方言讲话了。这就是那段著名的“朋友分真假”的讲话。
“你们都是我们真正的朋友。除了亲美的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军阀以外，广大的日本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你们也感觉到中国人民是真正的朋友吧。朋友分真朋友和假朋友，通过实践就能分清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
毛主席讲话一向高屋建瓴、谈笑风生，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总是难以追得上他老人家的思路，尤其让我感到窘迫的是他对古籍和成语的引用。
这次毛主席引用了中国的成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听到的是带有浓重湖南口音的发音，由于实在太紧张，顿时大脑一片空白，根本没听明白。在场的廖承志同志看到我困窘的表情，伸出援手救了我的场。他用日语说：“同类呼友”，果然精确，翻译过来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后来我查了一下才知道，出处是《易经》。
接下来，毛主席回顾了充满曲折的中国革命历程。之后，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黑田寿男先生作为日方代表致辞，详细介绍了日本国内的形势。
毛主席非常认真地倾听黑田先生的讲话，还不时附和道：“是的，没错”。当黑田讲到日美两国若是积极备战，远东地区迟早会陷入危险境地的话题时，毛主席插话了：“这么说来，他们准备向西进军，向朝鲜、台湾、manzhou……”
这一次我被“manzhou”这两个字给难住了。因为，湖南口音的“manzhou”发音和“meizhou”十分接近。一时间我想会不会是“美洲”？但考虑到前后文，我马上判断不应该是美洲，便否掉了。
廖承志同志在旁边看到我犹豫不决，告诉我说是“美洲”。大概他也和我一样听成“meizhou”了吧。可毛主席却纠正道 ：“不是美洲，是manzhou。”听到这话，我立刻明白了，于是翻译成“中国东北”。
致辞最后，黑田先生强调了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纽带：“这是日本人民对实现日中友好和恢复两国邦交的衷心愿望。”毛主席深深点头表示赞同，站起身来说“非常好”，并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两张叠好的宣纸，上面是毛主席亲笔写下的鲁迅诗句。
万家墨面没蒿莱，
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
于无声处听惊雷。
鲁迅诗一首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
书赠日本访华的朋友们
黑田先生代表大家接过了这份珍贵的礼物，衷心表达了谢意。
毛主席亲自将客人们送到了勤政殿大门口。
在秋日和煦的阳光里，他老人家一直挥着右手告别，直到车子开出很远。
我认为翻译工作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交流，翻译是座桥梁。郭沫若曾经讲过，舌人就是做口译的人，那时舌人任务重如钢，过河需要架桥梁！我就把自己定位一个桥梁，而且应该是很坚固的一座桥梁。
后来我有机会在工作中接触到周恩来总理。他的言传身教，令我受用一生。我在新华社东京分社做记者以及在文化部长期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期间，总是告诫自己事事处处要以周总理为楷模，要把从周总理身上所学到和得到的，哪怕是一点一滴的体会，都运用到实际工作当中去，决不能辜负他老人家对年轻一代外事工作者的期望。
有一次周总理会见日本的电影导演代表团，他们谈论了很多电影界的情况。一开始翻译得很顺利，后来他们讲到了上个世纪20年代上海一位著名的演员阮玲玉。
当时我对明星不感兴趣，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周总理说她遭受了不幸的命运，但是我不认识，所以我没办法翻译。
正在我发愁的时候，总理把我做翻译的本子拿过去，用我的铅笔，写了“阮玲玉”三个字，给我看，我就懂了。但是总理怕我看不懂他的行书，又一笔一画地写了遍“阮玲玉”。
后来客人走了，周总理把中国的陪同人员都留下了，语重心长地说：“对年轻人要进行很好的历史教育。”
周总理讲的这段话，对我们来讲是很好的教育，也是很好的鼓舞，当然也是对我的批评，指出了我翻译当中的弱点。我对历史不熟悉，很多应该知道的情况不知道。他鼓励我要好好地学习，所以我直到现在都很感激。而且周总理在本子上写的那个字我一直保存到现在。
我这一生归纳起来，很大部分的时间，做的就是翻译工作；还有一段时间就是做对外文化交流。简单来讲就干了这么两件事情。
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这种交流特别重要。
今年11月19号，中国翻译协会开了一个大会，我是七位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之一。我的感受有三点：一是光荣，二是激动，三是惶恐。
这个奖是中国翻译界给个人的最高奖，我今年都88岁了，在有生之年得到这样一个殊荣，特别高兴。
为什么惶恐呢？如果我跟我的前辈、那些大家比较起来，我做的工作实在是太少太少了。翻译界的前辈他们一翻就是一整套莎士比亚全集，我没有这样的业绩，没有这样突出的贡献，没有惊人之举。
做翻译已经66个年头了，用现在的话来讲，要有担当的精神，要有自觉性，有使命感，责任感。我觉得所有这些成功的翻译者，都具备这样的品德。不然的话他也做不好这方面的工作。
翻译必须要认真负起责任，该传神的一定要传神，人家生气了，你一定要把生气的情绪传达出去。人家开玩笑，你也不能很严肃。把开玩笑的话用严肃的态度讲，可能变成另外一个意思了。所以我觉得翻译应该自觉地进入这个角色。
当然我也听说过，有的年轻人说翻译就是人家说什么，我翻什么，对吧？就是一个传话筒，而且地位很低。我从来不这样认为。
我们国家的优秀文化从来不是自我封闭的产物，而是通过广泛的交流融合产生的。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不仅要善于“引进”，而且要善于“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文化交流既要包括传统文化，也要包括现代文化。
虽然我岁数已经很大了，但能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觉得我有一分光，就要发一分热。在翻译界，有些事情需要我做的，我还是会尽我的可能去做。
我现在不直接翻译一些东西了，但是我给我曾经工作过的《人民中国》杂志每期用日文写两篇散文。明年打算写中日文化比较。我之所以能够写出这些东西也和我的经历分不开。
现在我有的时候还去大学讲课，培养年轻的一代，当然我的力量很微薄。
刘德有先生身上有着谦和的气质，更有一种文人雅士的风度，他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すみません”（对不起）。
德有先生热爱文学，早年创作汉俳，也翻译日本小说。他译的小说虽然不多，但都是大家名作，如尾崎一雄的《虫子二三事》，芥川龙之介的《山芋粥》，野间宏的《残像》，大江健三郎的《突然变成了哑巴》等。
当时大江健三郎在中国名气不大，作品又晦涩难懂，一般译者都望而却步，而德有先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就翻译了他的小说。虽然译作20年后才得以岀版，但他很可能是把大江作品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
他与夫人顾娟敏在1959年结为伉俪，夫妻俩感情一直很好。顾娟敏曾随夫君在日本工作10年。如今刘德有夫妇离休在家，但晚年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恩爱有加。
刘德有的夫人耳朵不太好，和外人交谈都需要刘德有再大声地向她转述一遍。顾敏娟调侃道：“有我在，他是没法下岗了。”刘德有回应说：“没错，我要做她一辈子的翻译。”
目前，读书写作、锻炼身体成为他生活的新内容，夫妻俩对生活的追求积极健康，其乐融融。业余时间夫人会画些山水、花鸟、鱼虫，栩栩如生，虽然功力上还欠点火候，但看上去挺美。刘德有对爱妻的画奉送了4个头衔：现代的、业余的、蹩脚的、老太婆的画。无不透出一种幽默和风趣。
谈及这次获奖，刘德有先生激动地说：“今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个不平凡的年份里获得荣誉，我觉得格外有意义，我愿继续为中国的翻译、对外文化交流事业以及青年一代的培养，尽一份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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