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巴蜀译翁杨武能
“我不是傅雷！”
这是一位80岁德语翻译家的“倔强和自信”。
在西南科大“我的从译之路”讲座最后，杨武能举起右臂，用地道的四川方言高喊了一句，随后笑呵呵地走下讲台。台下掌声四起。
杨武能六十年专注于德国文学研究和翻译，翻译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仍是目前最经典的译本之一。他荣获过德国总统颁授的德国“国家功勋奖章”， 世界歌德研究领域的最高奖——歌德金质奖章等。近日，杨武能被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杨武能被媒体称作德语界的“傅雷”，但老爷子却“反抗”：“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质，有自己别样的追求，以及存在的特殊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能是傅雷。傅雷可以作为我们的标杆，却不能作为我们的顶点。再说，我比傅雷年轻三十岁，成长在优越得多的社会环境中，难道我就不能超过傅雷吗？”
他“挑战”文学翻译权威，郭沫若之后复译《少年维特的烦恼》；他当众“质疑”“乡愁诗人”余光中，指出其发言中的不妥；但钱钟书“破例”为他题词，季羡林夸赞他对歌德与中国关系的研究“振聋发聩”……这也让人愈发好奇杨武能颇具传奇性的一生。
采访 | 张焕东
撰文 | 梁珊珊
连蹦带跳冲上译坛
出生于山城重庆，杨武能深受巴蜀文化的滋养，自号“巴蜀译翁”。
他说，最初走上翻译之路是“走投无路”，“因祸得福”。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上上下下都在倡导向苏俄“老大哥”学习，大力发展重工业。
彼时正在读高中的杨武能还只是个毛头小伙子。裹挟在时代的热潮中，杨武能怀揣着满腔的热血，梦想成为一个为国出力的水电工程师：“当时流行一句话叫做‘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等于共产主义’，所以我做梦都想学工。”
然而一纸体检报告粉碎了美梦，先天性色弱限制了他对未来专业的选择。
在老师的启发下，杨武能决定学习一门外语，立志成为文学翻译家。
▲高中时期的杨武能
起初，因为中苏交好，所以他首选了俄语。
如愿考上大学后，他“从一年级一下子就蹦到了二年级”。眼看还有一年就要提前毕业，不料中苏关系突然恶化，“学俄语的人面临着僧多粥少的窘境”。杨武能只好转学，离开家乡去南京大学攻读起了德语专业。
“学好了有六个格的俄语再学只有四个格的德语，那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一心想学工科的杨武能自己都没有想到，在语言的学习上他会有如此之高的天分。
刚上大二，杨武能就迫不及待翻译一些德语作品小试牛刀。“当时中国很难找到德文书，但有一本杂志是茅盾编的《国际展望》，上面有些德文的小文章我觉得挺有意思。有一篇非洲童话《为什么谁都有一丁点儿聪明？》，我把它翻译出来，投了《人民日报》。有一天我在阅报栏前看报，站在旁边的同班好友突然叫起来，‘杨武能，杨武能，你小子的文章登出来啦！’”
▲大学时代的杨武能（中）
出身穷苦家庭的杨武能，拿到8块钱稿费“相当有成就感”，“这在当时可以吃上大半个月的伙食”。
受到鼓舞后他“胆子愈发大了”，在老师叶逢植的帮助下，又尝试翻译起“正儿八经”的德国文学作品。
天分加上后天的勤奋，大四时杨武能就在由鲁迅创刊的中国当时唯一一家外国文学刊物《世界文学》上，接连刊登了《莱辛寓言》等几篇翻译习作，“要知道那时候即便是老师，也很难在《世界文学》上发表作品”。
这样，杨武能形容自己是“连跑带跳冲上了译坛”。
不惑之年重拾翻译梦
1965年，随着《世界文学》的停刊，杨武能的文学翻译梦戛然而止。
十年动乱，他遭受了很多挫折，最让他苦闷的是不仅“没有书看”，而且“整整十年什么都不能翻”。回忆起那段光阴，杨武能依旧很难过：“其实只要让我翻，不署名、不给稿费我都愿意。”
后来，他在《走近歌德》的自序中写道：“国家多灾，民族蒙难……而面对嘉陵江水一般流逝的青春，蹉跎的岁月，我，一个已年届而立之年的男儿，夜里躺在床上也不只一次哽咽失声，泪流满面。”
“严冬”终于过去了。
1977年，国家决定在中国科学院所属的66个研究所和北大、清华、中科大、浙大等4所大学恢复研究生制度。这让一直渴望改变命运的杨武能看到了希望。
1978年，是国家命运的转折年，也是杨武能个人命运的转折年。
年已不惑的他顶着压力，参加了研究生考试，并如愿考进了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成了大名鼎鼎的诗人、翻译家冯至先生的研究生：“我是全国第一届研究生，那个时候管我们社科院的研究生叫黄埔一期，同学们很骄傲的。而且在这么大一个学者身边，其他人见了我都要敬三分。”
回忆恩师，杨武能在《译海逐梦录》书中写道：“冯至当时对我来说恰似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一颗闪烁夜空的明星，只容仰望，不可接近。万万没想到，他和我竟有一段师生缘；万万没想到，是他用自己那双温暖厚实的大手，重塑了我的形象和内心，改变了我的命运。”
冯至研究德语古典文学，专攻歌德。杨武能回忆，那时候的自己，因为执着于发表文章和出版译著，多少显得有些“不务正业”。
一贯对人对己严格要求的老师对此倒始终保持沉默。不过，在老师的沉默中，我看到的绝非赞许，而只是理解和宽容——一位胸怀博大的长者和智者，对他那人到中年还离乡背井的老弟子的理解和宽容。
是啊，为了夺回虚度的年华，那几年我真是没冬没夏、争分夺秒地译呀写呀。
"无论是因为长时间未翻译作品“心痒”，还是迫于改善眼下窘困生活的压力，杨武能都盼望翻译出更多德语文学著作。北上后他瞄准了当时被誉为“文学圣殿”的人民文学出版社。
杨武能“壮着胆子”写信给社长，介绍自己之前的翻译经历，希望有机会继续翻译。很快，杨武能就收到回信，出版社邀请他加入正在编印的德国古典短篇小说文集的翻译工作。
杨武能受宠若惊，回信问：“能不能把整部书的编选和翻译工作统统交给我一个人？”
因出版社此前已经征集了不少稿件，所以回绝了杨武能的请求，但同意由他负责整理已有稿件，并翻译尚待补充的作品。
重拾翻译对于杨武能而言，已经喜不自胜，“署名”成为这本书的“编选者”，却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那时候时兴‘一本书主义’，谁只要能出一本书，就称得上是功成名就了。”而这份突如其来的荣耀，完全是“七月诗派”大诗人——绿原给予他的。
▲杨武能与绿原合影
至今谈起这段经历，杨武能还忍不住哽咽落泪。
德语短篇小说的编译工作实际由绿原主持，他说署我名字作编选者的时候我很意外。现在大家可能没概念，但当时同类书籍的编选者都是远近闻名的大学者、大教授。而我那时还只是一个小小的研究生，所以我就说这样不好吧，要不就署我导师的名字。绿原说，不用，你编的就署你的名。
"这是杨武能翻译出版的第一部书。
这份沉甸甸的亦师亦友的情谊，杨武能一直珍藏在心底：“我们俩一见如故。他一直帮助我、提携我，不计自身名利。虽然绿原在我的书上连一个责任编辑的署名也没留下，但他的高尚、谦和和音容笑貌在我心里永不磨灭。”
“歌德与我同在”
让杨武能在翻译圈声名大噪的是他翻译的第二部书，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
在那之前，市面上流传的是1922年郭沫若先生翻译的版本，杨武能上大学的时候就已拜读。
改革开放至八十年代初，是文化资源相对匮乏的年代。现在的人可能很难想象，许多年轻人连夜去新华书店门口排长队，就是为了购买一本新出版发行的世界名著。人们对于读书这件事，充满了饥饿感。
郭沫若的译本固然经典，但随着时代变迁，语言文字已然不同。杨武能听到身边有愈来愈多的年轻人在抱怨：“维特不好看，读起来就头疼。”甚至有同行说，郭沫若翻译得不好，有可能是从日文版的翻译过来的。
其实不然。但怎么能改变这种现状呢？纠正德语文学不好看的成见，消除郭老把这本书译坏了的成见？我想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尽快推出优秀的新译本。
"有大文豪郭沫若珠玉在前，杨武能压力之大不言而喻：“在我心里，中国文学界除了鲁迅就是他，他翻的我再去翻，简直就是胆大包天。”
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杨武能决定铤而走险。
为了使译文“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杨武能使出浑身解数，在1980年的寒冬，在山城重庆的家里，把《维特》重新翻译了出来。
1981年，新译本问世。第一版印刷了八万册，很快便销售一空。之后便是不断的重印、再版，总印书很快超过100万册。直到现在，在国内提到《少年维特的烦恼》，杨武能的版本都是绕不开的经典。
他让歌德的这部经典“在中国重新活了起来，火了起来”。
▲杨武能译著《少年维特的烦恼》
打开杨武能的译本，语言诗意，情感充沛，读来令人寸心如割，感伤主义倾向很明显。这与原著是非常契合的。
绿原说，杨武能在翻译的时候“当了一次维特”。杨武能欣然接受：“翻译家有时候跟演员一样，需要进入角色，变成小说里面的人物。”
在杨武能看来，一个好的译者，既应该是作家，又应该是学者。“你要接受并了解作品相关的历史背景、社会风情，还要了解作家写作时的精力和状态是什么样的，比如《少年维特的烦恼》就是年轻的歌德在失恋的状态下写的。这样在接受的基础上，再借由作家的文笔表现出来。”
1990年，卸下了四川外国语学院副院长的行政重担，杨武能调任四川大学，专心研究歌德，翻译其作品。
▲1994年，杨武能在四川大学
仅七八年的工夫，就比过去二三十年翻译的著作还要多。他陆续出版了《歌德与中国》和《走近歌德》专著，完成《浮士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迷娘曲——歌德诗选》《亲和力》等在内的四卷本《歌德精品集》的翻译。
在变换的环境中虽也不免东张西望，我的心思却始终系挂在生活和创作于两个世纪之前的老歌德身上。
”▲杨武能在德国魏玛民族剧院广场的歌德和席勒像前留影
研究了半生的歌德，杨武能对其崇拜有加：“歌德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更是一个思想家，哲学家，人文主义者，人类的意识特别强。比起《维特》，歌德最重要的作品应该是《浮士德》，它讲的是一个人的成长变化的过程，甚至可以讲就是全人类的精神发展史。这本书除了提倡一种自强不息，永远奋斗，永远向上的精神，还有特别深厚的仁爱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
愿人类高贵、善良，
乐于助人！
因为只有这
使他区别于
我们知道的
所有生灵！
——歌德《神性》
▲2000年荣获德国国家功勋奖章
在杨武能心里，歌德不只属于德国，不只属于欧洲，更属于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全人类。
而这样一位大思想家、大文豪，值得一个人用一生的时间和精力去翻译和研究。
“《格林童话》是我最疼爱的孩子”
除了研究歌德，杨武能还翻译过《格林童话》，这本陪伴了几代人童年的读物，也是他所有译作中再版次数最多的，“二十多年来译林等多家出版社推出了数十种不同装帧设计的版本，摆在一起跟成排成群的‘孩子’似的，叫生养他们的父亲我看在眼里，油然生出幸福感。”
▲杨武能翻译的《格林童话》
能为孩子们做一些翻译，杨武能打心眼里乐意，“不能用成人的语言，更不能用文绉绉的语言，陈旧的语言更不行，你就得模仿小孩说话的口气，小孩的思维。所以我在翻译它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返老还童了。”
但翻译这本书同样也让当时已经五十多岁的杨武能，吃尽了苦头。“这是本民间儿童文学，内容不深奥，文字也浅显，但却有厚厚的两册，译成汉语多达五十余万字。”他说，那时候没有计算机，只能一天到晚趴在桌子上写，“有时候一坐就是八九个钟头”。熬到后半部分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就头晕目眩，手不停地发抖，“后来一检查才知道是颈椎病”。
杨武能翻译的《格林童话》是建国以后的第一个全译本。出版后，一再重印。
▲2017年5月，格林童话之夜，杨武能跟孩子们聊格林童话
即使多少年过去了，
我们已成为老头儿老太婆，
每当想起善良的小矮人，
想起灰姑娘和白雪公主，
我们心中仍会感到温馨，
感到慰藉，充满欢乐——
多么幸运啊，这奇妙的小宝盒，
它曾经进入我的家庭！
它永远永远属于我！
——《永远的温馨》
《格林童话》译序
《格林童话》译完，杨武能也与儿童文学结缘，此后又陆续翻译了《豪夫童话》《永远讲不完的故事》等著作。
与文坛大家的“君子之交”
不久前，杨武能在京领取了翻译界最高的荣誉——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他说，这是自己80岁最好的生日礼物，也是用了无数祁寒酷暑、寒夜枯灯换来的。
获奖后，杨武能被重庆图书馆邀请回去座谈交流。而那里早在三年前就建立了“杨武能著译文献馆”。《文化十分》拍摄期间，记者走访了这座文献馆。
馆中收藏并陈列杨武能百余种新老版本的著译，相关文献、手稿和墨迹，还有海内外获得的勋章、奖章、奖牌及奖状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馆内也藏有他与冯至、季羡林、余光中、王蒙等当代文坛巨擘交往过的老照片，以及钱钟书、杨绛、冯至、季羡林、朱光潜、戈宝权、王蒙、马识途等人写给他的数十封亲笔信。
▲钱钟书写给杨武能的书信
杨武能说，能拿到终身成就奖，最重要的是“我一辈子，碰见了很多贵人”。这些贵人，除了自己一生的恩师冯至，诗人绿原，还有一路提携他，鼓励他的文坛前辈。其中让他印象比较深的，就包括与钱钟书和余光中交往的两段往事。
文坛双璧钱钟书和杨绛夫妇落款的书信中，将杨武能称作“武能挚友”。
80年代初“钱钟书热”兴起，社会上盛传老人家种种闭门谢客的故事。所以，虽然杨武能“心向往之”，却“不敢贸然登门”。
与钱钟书产生交集，是因为杨武能在刊物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歌德和中国关系的文章，钱先生读了颇为赞赏。杨武能“斗胆”请求当面听取先生教诲，钱钟书欣然应允。孰料，杨武能却因临时变故连续两次“爽约”。钱钟书非但不怪罪，见面了依旧热情地指导杨武能的文章。
追忆钱钟书，杨武能深感愧疚，“我给钱先生添的麻烦太多了：办个小报要请他题写刊名，出了书要请他指正，还引荐朋友去向他讨教，就连自己晋升了职称、调动工作这等小事也向他报告。对所有这些，他老人家都作了迅速、热情的反应。”
与世人津津乐道、媒体大肆渲染的“恃才傲物”、“冷面示人”的形象不一样，在杨武能的印象中，钱钟书“有一颗火热的、感情丰富的心”，“对于后生学子有无比赤诚的爱”。
而杨武能对余光中的印象，则是一位智者。
▲1991年杨武能（右）出席珠海两岸三地译学研讨会，与余光中合影
作为翻译家的余光中，曾发表过一篇论文叫《论的的不休》。在香港一次翻译研讨会上，余先生发言，很多人有“翻译腔”，译文中出现太多“的”，比如“一位衰老的、疯狂的、瞎眼的、被人蔑视的、垂死的君王”。他认为少用“的”字，是一位作家得救的起点。
说到最后，余光中又援引了一个例子，出自《骆驼祥子》结尾最后一句话：“体面的，好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坐在下面的杨武能听了，皱起了眉头。“我冒冒失失地站起来说，余先生这个不对，老舍先生这个不是翻译，而是创作，不能拿来作为翻译滥用‘的’的例证。”
这一下全场鸦雀无声，杨武能也紧张起来：“估计大家都等着看热闹。”
谁知众目睽睽之下，余先生缓缓站起身来，向杨武能鞠了一躬，轻声道：“谢谢您，杨先生。”停了一两秒钟，才接着说：“我代表老舍先生谢谢您。”
“这是多么智慧的应对啊：彬彬有礼，对我的质疑未作评价，却化解了可能的争议。我俩依旧相处甚欢，是被海峡分隔开了的忘年交。”杨武能感叹。
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大抵如此。在书中，杨武能这样写道：“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过程可谓充满艰辛与坎坷，如果说其中还有些幸运儿的话，我大概可算一个。而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在自己发展成长的各个阶段，不管是念中学、上大学或是攻读研究生，都遇上一些学识渊博、人品高尚的好老师。”
翻译事业大多数情况下是枯燥和孤苦的。
回望自己的翻译生涯，杨武能直言自己“不走常规路”，身上始终褪不去一股子爱冒险、不服输的劲儿。
这跟生养他的故乡重庆有关。“重庆人天生性格比较刚强，做事爱冒险、爱挑战。我出生在重庆渝中区十八梯下面的厚慈街，从小习惯了爬坡上坎，汗流浃背。在做文学翻译的长途中，就像眼下还能看到的负重爬十八梯的棒棒军，能爬到半坡上累了，他就不再拼命爬，不再奋力向前、向上了吗？”
高中时就立下当文学翻译家的志向，杨武能的一生都在“爬坡上坎”，都在“逐梦”。
在新近出版的《译海逐梦录》题记中，他这样写：“人之区别于其他生灵，人之所以为人，一个重要原因我想就在于他不只会做梦，而且还会为实现自己的梦想不懈地努力，不断地奋斗，以至于九死不悔，终生不渝。”
在时代巨涛翻滚之下，杨武能致力于“创造传之久远的、能纳入本民族文学宝库的翻译文学”，并借由一本本译作，与千千万万的读者建立精神联系。即便年届耄耋之年，也未放弃笔耕。
他说，不愿止步于“德语界的傅雷”，甚至对于冯至，也要争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因为他害怕愧对自己的恩师，愧对这个时代。
▲巴蜀译翁杨武能在三苏祠苏东坡像前。古圣先贤中他最仰慕崇拜苏东坡，认为只有他可比肩世界大文豪歌德
（部分信息参照杨武能著《译海逐梦录》、讲座《我的从译之路》，特别鸣谢杨武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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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 | 陈 杰
制片人 | 石岩
主编 | 纪萱萱
记者 | 张焕东
编辑 | 梁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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