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他们说——樊锦诗
今天上午，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100名“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和10名“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在大会上受到表彰。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作为“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荣获“改革先锋”称号，《文化十分》记者在大会结束后对她进行了专访。
樊锦诗，女，汉族，中共党员，1938年7月岀生，浙江杭州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她视敦煌石窟的安危如生命，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
改革开放以来，她坚持改革创新，带领团队致力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积极开展文物国际交流合作，引进先进保护理念和保护技术，构建“数字敦煌”，开创了敦煌莫高窟开放管理新模式，有效地缓解了文物保护与旅游开放的矛盾。
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文物和大遗址保护传承与利用作出突出贡献，被誉为“敦煌的女儿”。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撰文 | 纪萱萱 杨舒钰
荣誉是我的了，但是我不能忘记前辈们给我打的扎实基础，也不能忘了同事们辛勤地奋进、探索。前辈给我们创造了一个精神：“坚守大漠、勇于担当、敢于奉献、开拓进取”。正是这种精神，我们才能趁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不断奋进，才有了莫高窟发展的今天。
——樊锦诗
1979年，莫高窟正式面向游客开放，令世人惊艳。
在此后的近40年里，与日俱增的客流量与虎视眈眈的商业浪潮成为莫高窟最大的考验。但几代“莫高人”倾尽毕生之力与“损毁”抗争，力图将石窟原貌保存下去。
被誉为“敦煌的女儿”的樊锦诗就是倾注毕生心血于敦煌的“莫高人”之一。
樊老说，能够获得“改革先锋”称号，心情非常激动：“表扬的是我，实际上我觉得是表扬我们四十年来文物界的工作。文物界不大，但是担任了5000年遗产保护的重任。5000年文明是中华民族用智慧汗水铸就的，是我们国家文化自信的根基。文物界的人有的在城市，更多是在比较艰苦的地方，常年的坚守。所以我觉得不是光表扬我一个人，是党中央、国务院对文物界的重视。”
对樊锦诗来说，与敦煌结缘，可能是一种宿命。
1962年，是樊锦诗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当时，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不少同学都想选择敦煌实习，因为那里是石窟艺术圣地。樊锦诗也想趁这个机会去敦煌看看，了却一桩心愿。
我是念中学的时候第一次知道敦煌。当时历史课本里面有一段专门写莫高窟。我被它深深地吸引了，我很想能看到它。
▲【沥粉贴金菩萨】莫高窟第57窟，初唐。各装饰部分使用沥粉，使饰物产生立体感，再在沥粉上贴金，使饰物熠熠生辉。
1962年，也是敦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周恩来总理批示，启动敦煌莫高窟南区危崖加固工程。
加固工程开始后，敦煌文物研究所（现敦煌研究院）发现需要同时进行考古遗迹的发掘清理，可当时研究所没有专业考古人员。
于是，时任所长的常书鸿向正在敦煌的北大考古学泰斗宿白先生求援，希望能将4名在此实习的学生，毕业后分配留到这里。
那4名在敦煌实习的学生分别是樊锦诗、马世长、段鹏琦和谢德根。后来，只有樊锦诗一人留了下来，一待，就是50多年。
▲敦煌研究院里的雕塑“青春”，雕塑家孙纪元以刚刚来到敦煌的樊锦诗为蓝本创作。谢震霖 图
樊锦诗没想到敦煌这么苦。
她是一个在上海长大的城市姑娘，家境优渥，忽然到了大漠敦煌，才发现那里仿佛是另一个世界：“就住在莫高窟旁边的一间破庙里，那里没有水也没有电。”
樊锦诗后来曾多次对媒体描述自己初入敦煌时面临的窘境：
那个水呢，矿物质特别多，喝多了肚子是胀的。吃的就是白面条配着一碟盐、一碟醋。
我住的那个房子，天花板是芦苇杆搭起来的。一天晚上，“咚”地一声掉下来那么大一只老鼠。
唯一与外界联系的途径就是研究所的一部电话，看到的报纸是上一个礼拜甚至10天之前的。
▲年轻时的樊锦诗
在敦煌，这个城市姑娘不光需要努力克服物质生活上的落差，还需要时不时感受一下来自大漠的“惊吓”。
上厕所必须跑去好远的地方，晚上只能点蜡烛或者打手电照明。有一天晚上要去解手，出了寺庙的门就看到一个黑乎乎的东西，还有两个绿绿的眼睛。我想这大概就是狼吧！我吓得赶紧跑回去，一夜都没睡好。憋到第二天早晨，出门一看，原来不是狼，是头驴。
几个月下来，本来就瘦弱的樊锦诗更是憔悴不堪，她提前结束实习返回了学校。没想到，毕业分配时，敦煌文物研究所点名要一年前实习的学生，樊锦诗又要远赴敦煌。
▲上世纪60年代洞窟修复场景
担心她身体吃不消，父亲给北京大学的领导写了一封厚厚的陈情信，希望学校能够考虑樊锦诗的身体状况，将她分配到大城市工作。可这封信最终还是没有交到学校领导的手中。
真有那封信。我也确实体弱多病，一直到上大学还经常会晕倒。但我不可能把信拿出来，更不可能交给学校。
后来她回忆说，这也许就是她们那一代年轻人的时代精神——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再赴敦煌的樊锦诗把根扎进了大漠深处。为了梳洗方便，她剪去了漂亮的麻花辫，换成了简单利落的“运动员头”。而之后的半生，她再也不曾留过长发。
▲樊锦诗在敦煌
初到敦煌，莫高窟毁坏严重，连上下进出的栈道都没有。樊锦诗每天都要跟着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先生们，踏着“蜈蚣梯”进入洞窟，打着手电筒临摹壁画、做考古研究。樊锦诗曾一度非常恐惧爬上爬下，甚至从起床到中午都不敢喝水，以减少上厕所的次数。
敦煌终日大风不断，半天工夫就能积上厚厚一层。“那个沙子可多了。我们一年从洞窟里拉出去的沙子差不多有四千方左右。稍微一刮风，那个沙子就呼呼呼下来，然后就靠人扫、人拉，天天都要拉沙子。”
▲樊锦诗在敦煌工作留影
当时，年轻的樊锦诗很好奇，为什么像常书鸿这样的艺术家能一心扑在风沙大漠：“我刚来这里第一次见到他，心想，这么有名的常先生怎么打扮得像个农民一样呢？常先生是留法学生，回来在北平艺专任教授，后来又去了重庆，那都是大城市啊。后来他来这里了，他的女儿也跟着他来这里。”
我也不敢去问常先生究竟为什么留在这里，但那时只觉得他非常执着，非常执着。
▲常书鸿在103号洞窟临摹壁画
后来，樊锦诗以几十年的付出，回答了自己当初的疑问。她也曾无数次想过离开：“我总不能为了这个不要孩子，不要家，不要丈夫。但是待得时间越长，越发现莫高窟像块磁石一样吸引着我，很多事情要做还没做。”
自己慢慢也跟石窟有了感情，想离开又舍不得离开，一想为了家算了，毕竟南方生活还是好，孩子也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
但我躺下就想到敦煌，醒过来还想敦煌。我也没想过吃啊穿啊怎么打扮，这都跟我没关系。就是敦煌这点事，成了我生命中间不可割舍的一部分。
这里的前辈们也不希望我走，他们拉着我的手说，“小樊，你别走”。前辈们做出了榜样，后来我就没走。
最后留下来也有丈夫对我的影响，他为了支持我工作，调到这里来和我一起工作。
▲樊锦诗与彭金章在敦煌留影
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是大学同学。彭金章曾这样形容他们的爱情故事：“我们相识在未名湖，相爱在珞珈山，相守在莫高窟。”
大学毕业时，彭金章被分配到武汉大学，从此开始了二人天各一方的生活。但分离没有割断二人的情感，尽管无法相守一处，但他们还是决定结婚。于是，1967年，樊锦诗29岁那年，他们在武汉大学一间宿舍里举办了简单的婚礼。几天后，樊锦诗又匆匆回到了敦煌。
不久，樊锦诗发现自己怀孕了。她本想到医疗条件更好的武汉生产，没想到孩子提前出世。等彭金章赶到敦煌时，孩子已经出生快一个星期了。樊锦诗心里很委屈：“你终于来了！” 还没说多少话，她就流了眼泪。
▲年轻的樊锦诗和彭金章
彭金章在敦煌短暂停留之后又回到了武汉。樊锦诗不久也回到了工作岗位。她白天要上班，只能把孩子打上“蜡烛包”，晚上回家再解开。孩子大一点了，被子叠得厚厚的挡着床边。
“有一次我一推门，孩子冲着我呵呵笑，结果进去一看，他拉了一床，还笑呢！又有一次我进门一看，他从床上掉下来，摔在地上的煤渣子里，满脸都是煤渣子。”谈起自己的孩子，樊锦诗心里总是充满愧疚。
大儿子一岁半送回河北老家交给孩子姑姑抚养，小儿子出生后，老彭把大儿子接到武汉。小儿子上学的年纪，先去了上海，不久也被老彭接到武汉。
我常对孩子说：“你们的爸爸是我们家的功臣，如果不是他的话，我们这个家就要散了。”
在结婚19年之后，1986年，彭金章决定放弃自己在武汉大学的一切，把工作调到了敦煌，两个人终于在敦煌团圆了。
“人们都说‘孔雀东南飞’，我和老彭是一块飞到了大西北。如果没有他的支持，我想就没有我樊锦诗的今天。我一直觉得，他是全世界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好男人、好老公。”
▲彭金章和樊锦诗，彭金章于2017年7月在上海病逝。
1979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向全国，莫高窟也在这一年正式对游客开放。“养在深闺”的莫高窟向世人展露了她无穷的魅力，但也迎来了许多的考验。
说起莫高窟这些年的变化，樊锦诗如数家珍。“刚开放的时候，一年的游客量只有一两万人，今年一年可能是两百万人。这可了不得啊！”
游客量从10万到20万用了15年的时间。可是后来我发现，1998年到2001年，短短三年游客增加了11万。那时已经意识到要变化了，游客正加速度快速增长。
▲敦煌第45号窟菩萨像。
敦煌最古老的洞窟距今已经1600多年，“它已经是非常衰弱的一个老人。”这么多人来到洞窟里，呼吸的二氧化碳、温度、湿度全都变了，这都对洞窟造成了影响。
洞窟的承载能力如何？经过10年对每个洞的面积空间的仪器检测，最后得出一个数字——每天6千人。
让游客参观莫高窟是我们的职责，可什么都有一个度，你不能让人们无穷地进入洞窟。
还有一点，观众来到这里他是没有准备的，他们进洞窟了，但其实很多人他没有看懂。
所以我们既要保护，又要叫观众看好。绝对不能因为观众参观而忽略了保护洞窟，也不能因为要保护洞窟不让观众参观。
▲【密教的曼荼罗世界】莫高窟第465窟，元。
于是，从2003年到2014年，樊锦诗牵头，敦煌研究院花了11年的时间去建设“数字敦煌”。而这个想法，早在80年代，就已经萦绕在樊锦诗的心头。
80年代的时候，有一次去北京出差，我看见别人摆弄电脑。要关机的时候，我那时不懂嘛，就问了：“关了不就没了么？”人家告诉我，这个是数字的，永远都不会变的。我当时就想，我们敦煌的壁画能不能也搞成这种永远不会变的数字的呢？
想法有了，实现起来却是困难重重。八九十年代的设备能力有限，尤其是摄影达不到高清程度，即使是把图像数字化之后也不尽如人意。但樊锦诗很坚定，“数字化”的事情一定要做。因为壁画每天都在发生极其细微的变化，及早把它记录和保留下来，是研究者的责任。
▲【手持玻璃盘的普贤菩萨】莫高窟第159窟，中唐。
2003年，第十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樊锦诗提交了一份议案。议案中详细描述了“数字敦煌”的设想，这也是樊锦诗关于“文物保护和接待游客之间的平衡”的思考结果。
经过反复的技术论证和调研，2007年底，国家发改委通过了《关于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正式立项。2008年底，总投资2.6亿元的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正式开工。
▲“数字敦煌”呈现的石窟全景观看效果
工作人员邀请国外的先进团队参与，利用科技手段，将洞窟壁画、彩塑搬到洞外展示，建成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让游客先观看4K超高清宽银幕电影《千年莫高》和8K超高清球幕电影《梦幻佛宫》，对敦煌艺术有了初步体验后，再到莫高窟实体适度观赏洞窟。
要让观众看明白，为什么叫莫高窟，莫高窟与汉武帝、张骞、丝绸之路的关系等等。还有一些洞窟不开放的，观众也能在“数字敦煌”上面看。
游客普遍反映这种参观方式使千年文物走出洞窟，激活了其生命力，比单一参观洞窟效果更好。
我常说一句话，“我们不富但也不穷”，我不愁钱，就愁敦煌那点事。要是为了钱，我不会留在敦煌，别处比敦煌工资高多了，说不定干别的我还能发大财。
樊锦诗曾感慨道：“莫高窟自1979年正式开放以来，敦煌研究院始终将保护贯穿于旅游开放的全过程。没有为旅游开放牺牲文物，也没有为保护文物闭门谢客，而是把保护与利用恰如其分地联系起来。”
▲2017年，樊锦诗接受邀请参加《朗读者》
1998年，60岁的樊锦诗接棒敦煌研究院院长。就在那一年，当地政府提出要把莫高窟和一家旅游公司打包上市。理由是通过资本运作，可以让莫高窟的价值最大化。
一向温文尔雅的樊锦诗斩钉截铁地一口回绝，她还跑到负责人的办公室拍着桌子说：“听说你们准备把莫高窟卖了？谁让你们这么做的？我不同意。”
旅游公司会知道保护文物吗？不会！开放当然简单了，不就是把洞门开开、把人领进去吗？可是人多了，环境受得了吗？如果要保证洞窟不受影响，一定需要一套很复杂的保护和管理系统，还需要时刻监测。这是一个很难很复杂的事情。
▲莫高窟第45窟彩塑，大势至菩萨，盛唐。
后来，樊锦诗在文章里写道：“有人提出要压缩莫高窟保护范围，有人提出要在保护范围内搞开发建设，甚至有人建议莫高窟‘捆绑上市’、把莫高窟交给企业经营等，我们都依照文物保护法和《条例》一一做了解释与制止。”
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
樊锦诗不止一次地说：“莫高窟就是我的家。”她在文章中写道：“古人谓敦煌‘华戎所交，一都会也’，莫高窟是古代中西文化在敦煌交汇交融的璀璨结晶。莫高窟艺术的成就，是世界上留存至今的任何佛教遗址所无法比拟的。
进入洞窟，庄重的佛陀、仁慈的菩萨、灵动的飞天、壮美的佛国、动人的故事、有趣的生活、富丽的纹饰，一一进入眼帘，在人们面前展现的是领域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美不胜收的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文化艺术宝藏。”
▲【散花飞天】榆林窟第25窟，中唐。
樊锦诗说，很多的壁画雕塑她已经看了几百遍，但每次进入洞窟，仍然忍不住要看——这就是伟大艺术的魅力。“敦煌有一种魅力，一种极大的吸引力在吸引着你，让你愿意死心塌地地留下来。”
在樊锦诗的努力推动下，2003年，《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颁布实施，为莫高窟的保护、利用与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和法律保障。
▲【千手千眼观音经变】莫高窟第76窟，宋代。
《条例》颁布后，敦煌研究院制订了莫高窟保护、旅游开放洞窟标准和游客预约管理等规章制度。在保护范围内，无论旅游基础设施或办公设施，严禁破坏莫高窟的本体和环境风貌，严禁建设商业设施。
我们不仅着眼于当代的保护，而且努力做到完完整整、原汁原味地将莫高窟的全部价值和历史信息传给子孙后代，我们没有权利将留给子孙后代的文化遗产毁在我们这代人手中。
▲樊锦诗在讲解敦煌文物研究成果
就这样，樊锦诗用自己一点一滴的力量默默守护着敦煌，守护着莫高窟。面对外界的赞誉，她总是微微低着头，谦虚地摆手说：“要不是敦煌，人家知道我是谁？那不是我的荣誉，那是敦煌的荣誉。”
▲【乘象入胎】莫高窟329窟，初唐。
如今，早已满头白发的樊老还在继续敦煌考古工作。
由她牵头编写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于2011年正式出版，现在，樊锦诗仍带着她的团队进行着第二卷的编写工作。
我们表面上看到一幅画，可以知道名称、尺寸，还有所处的位置。看不见的有：画下面是什么，画是什么材料构成的。这就需要分析了，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需要一群人，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榜题观世音菩萨】莫高窟第97窟，沙州回鹘。
樊锦诗的恩师宿白先生曾在《敦煌七讲》中详细地介绍了敦煌石窟“正规记录”的方法，内容包括洞窟内外的结构、塑像和壁画的各种遗迹的测绘，尺寸登记表、照相草图和登记工作，墨拓工作，文字卡片记录和简单小结卡片等。
宿白先生认为，正规的石窟记录“就是石窟的科学档案”，要研究整理出可以永久保存的敦煌石窟科学档案，为各种研究提供科学资料，并且，在石窟损坏甚至全部塌毁了之后，未来能够根据记录进行科学复原。“这一点对石窟遗迹来讲，尤其重要。”
考古是文物单位必须做的事。我到敦煌最早的任务就是做《考古报告》。结果来了这么多年，一直没做成。有客观原因，60年代我刚来的时候还是个学生，有一个熟悉的过程。又遭遇到一系列运动，可以说这个工作停顿了。整个环境平定下来已经是80年代初，我们想做，但是思路也没有理清楚。到80年代末，才陆陆续续有人手加入。
▲【藏经洞珍品】绢画-引路菩萨图（纵84.5厘米 横54），五代。
在莫高窟考古报告第一卷的编写过程中，樊锦诗曾不时向远在北大的宿白先生请教。可是，无论樊锦诗怎么做，宿白先生就是不认可，特别是宿白先生对她采用小平板和手工测绘的测绘图不满意。
莫高窟洞窟结构多为曲线，壁面也不平整，如果采用小平板和手工测绘，图形和数据都不准确。经历了反复论证，樊锦诗决定改用三维激光扫描仪，结合计算机软件辅助绘图方法进行测绘。这一方法最终也得到了宿白先生的认可。那时，宿白先生已年近九十。
▲2014年12月，樊锦诗(右)去看望宿白先生。宿白先生于2018年2月辞世。资料图片
《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出版后，第二卷的编写过程碰到很多难题。第二卷含洞窟3个，塑像有40-50个，洞窟结构复杂，研究难度大，工作量远远大于出版的第一卷。樊锦诗说：“再难，我们也要坚持做下去，把报告做出来。”
这个活确实非常枯燥。比如一个洞窟有几尊菩萨，正面可以扫描，背后扫不着了，就要我们搞测量的人去补了。这里头还有附录：材料要颜料分析，有附录；过去伯希和、张大千，都做过哪些研究，也都在附录里。
多卷本《敦煌石窟全集》的考古报告是一个庞大、艰巨、持续的工程。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最多再做两本。经过两三本以后，把难题都碰过以后，加上技术本身再发展，将来效率会越来越高。
“那是几辈子可能都做不完的工作”，但樊锦诗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个考古人的初心。 “我真的感到很内疚！考古报告拿出来得太晚了，心中一直很不安。但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已出版的第一卷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听见批评的声音，算是给保护工作提供了科学档案，也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准确资料。”
樊锦诗因对敦煌的守护而被人们誉为“敦煌的女儿”。
和丈夫分居19年，在敦煌苦守了50年，有人问她后不后悔，她坚定地说：“我从来没后悔过。有时想想，人这一辈子能做他喜欢的事情，还能做出一点事，这辈子就算没白活。”
她用自己的大半生践行了莫高窟精神，那就是：“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或许正如这位可敬的老人所言：在敦煌面前、在莫高窟面前，生命的意义已不止是活过那几十年。
她说，如果我死时让我留一句话，我就留这句：“我为敦煌尽力了。”
在莫高窟，不知不觉之间，几十年就过去了。和千年洞窟相比，人的一生非常短暂，我们能在短暂的一生中与敦煌为伴，就是极大的幸福。——樊锦诗
※部分内容依据求是杂志《樊锦诗：永远的敦煌》、光明日报《樊锦诗与宿白的师生情缘》、澎湃新闻《“退而不休”的樊锦诗：莫高窟考古报告是几辈子的事》等整理；部分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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