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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他们说——于冬

文化十分 CCTV文化十分 2020-02-08

 每天十分钟,带你涨知识



中国电影人要有责任与担当,要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自信。我们不去重复好莱坞的技术,而是要学以致用,把它们运用到中国的故事和中国的情感中。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于冬


近期,《文化十分》推出系列推文“改革开放四十年他们说”,邀请改革开放40年以来当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大家、作家、歌唱家、文化学者、话剧导演、行业领军者等,分享他们的艺术探索与人生感悟,聆听他们用青春谱写的时代赞歌。


▲ 点击视频观看  《文化十分》专访于冬


曾被称为电影“金牌销售”,并以发行起家,成功推动了两地合拍片的发展;


他是中国电影产业的忠实拥趸,想法大胆却绝不冒进;


他是高风险行业里大浪淘沙的赤子,一次次赌出不可复制的电影佳作;


他,就是华语电影成长路上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于冬!


撰文 | 张震宇




这是观众们非常熟悉的电影片头,而在这些影片背后,站着一个大家不那么熟悉的民营企业老板——于冬。

 

由于冬一手创办的博纳影业,近年来一路高歌猛进,成为民营电影企业的领军者。仅2017年,博纳出品、参与投资、制作、发行的电影票房就合计101.16亿元,占据全年国内总票房的18%。

 

而在这位勇立潮头的开拓者身上,你很难看到传统商人的精明与凌厉,反而透过他稍显发福的身材、圆润和气的脸庞,可以看到一股韧劲与真诚。

 

从北影厂的于副科长到博纳影业的于老板,从一家只有几个人的民营公司到国内影业巨头,于冬和博纳的发展,伴随着中国电影产业从艰难崛起到走向辉煌的历程。


40年风雨走过,有欣喜也有阵痛,如于冬所言:“所有的开心和不开心,都是因为电影。”

于冬


※ 以下内容整理自于冬口述



01

电影“金牌销售”

于冬是北京电影学院发行管理系招收的第一批学生。1993年,已经读大三的他去北京电影制片厂发行科实习。发行科的杨科长带他去吃羊肉泡馍,席上拿出一瓶二锅头,一顿酒下来,于冬没倒。杨科长指着他说:“这小子不错,可以跑发行。”


我入这行其实很偶然。


当时我有一个发小喜欢摄影,拍过很多照片,还拿过很多奖。他一心想报考电影学院摄影系,我就陪他一起去。


报考的时候,我们发现还有一个发行管理专业,我就问对方,这个专业是学什么的?将来要做什么?


他们说,这个专业毕业后会分配到电影公司做发行,我就试着填报了这个专业。那时候我家订阅了《大众电影》,我每期都看,深受电影的影响;后来又参加了一个学前训练班,看了很多电影,对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北京电影制片厂

那时,电影市场比较严酷,电影厂的经营也很困难。


到了1993年、1994年,北影厂赶上了电影行业机制改革,首先以发行为突破口。


电影局发布“348号文件”,将国产故事片由中影公司统一发行,改为由各制片单位直接与地方发行单位接洽。这样,突破了中影的独家垄断发行,使得制片厂获得了自主发行权。

 

如此一来,各电影厂就面临着一个自办发行的问题,而我们这些学发行管理的毕业生就成为了各个电影制片厂的“抢手货”。


然而,北影厂的条件和门槛比较高,需要符合三个条件:第一最好是党员;第二是男生;第三是五年内不准备分房,要求家在北京的。正好我这三条都符合,所以我幸运地被第一批分配到北影厂。

当时出台的电影行业机制改革文件

工作最开始就是跑全国卖拷贝。那还是拷贝的年代,一个拷贝从原来的9000块钱加到10500块。你多卖一个拷贝,就意味着电影厂多收入10500块钱。

 

所以你就得变着法地让省一级定片的负责人、发行科长们多定一个拷贝。比如嘴勤、嘴甜呀,叫这个大叔,那个大姐;那时候联络感情主要靠拼酒,我要能把这瓶喝了就给我加一个拷贝。

当时的电影拷贝

后来市场又不断变化,发展到单拷贝发行。有时候一个省不愿意要这个拷贝,我们就想办法到这个省的电影院里去做单拷贝发行。

 

记得有一次我拿一个拷贝到山西,就是夏钢拍摄的电影《与往事干杯》,是一部文艺片。我在城里影院的一个小厅持续放映了两个半月,还是独家放映,创造了将近40万的票房。这也让我在全国一战成名,回来都惊动了厂里和各省公司,都说“小于挺能干的”。

 

那时候没有互联网,全靠自己主动联系媒体。厂里头补助我38块钱,吃不了什么东西,也就是街边小铺吃个饭,可那已经算是最高补助了。但那些记者们到今天跟我关系都特好,都是那个年代结下来的友谊。那种融洽的感情是现在没有的。

电影《与往事干杯》主演濮存昕、导演夏钢、于冬

1997年、1998年电影市场处在最低谷时期,电影厂生产已经很艰难了,基本上没什么片子,曾经的一批香港合拍片也在1998年香港金融危机之后,瞬间绝迹了。


那时候我在北影厂无所事事,没活儿干,确实是虚度光阴。但同时,一颗躁动不安的心,让我开始思考未来该怎么办。


直到1999年,当时的国家广电总局决定成立中国电影集团,由中国电影公司、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等8家单位合并而成。那时听说我所在的宣发处要解散,所以借此机会,我决定跳出来单干,自己做公司。

年轻时四处跑发行的于冬


02

第一桶金来自“库房片”

1999年,28岁的于冬创立了博纳文化公司,主营电影发行。那时做发行的民营公司还很少,每年各电影厂拍摄的一大堆国产片,绝大多数都躺在片库里。可他偏偏有独到眼光,凭借一部“库房片”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做公司干什么呢?我只会卖片子,熟人多,所以就找了一部黄建新拍完搁了三年的片子《说出你的秘密》。


我还在北影厂当副科长时,就想发,当时给对方压了一个挺低的价格,人家没给卖我们。后来我就主动去找人家,我说:“当时给你60万,不是我的意思。我觉得这片子不错,现在我出来单干,给你120万,你卖不卖我?”那时,这部片子已经压两年了,但两年以后我还加了一倍给他。

 

这样,黄建新就赶紧帮我联系了浙江电影制片厂。谈完后,我得跟浙影厂签一份合同,我跟厂长说:“我现在拿不出来一半的钱,我得卖回来给你。”他说:“那你卖不回来怎么办?”我说:“那我给你点诚意金,我手上攒了3万娶媳妇的钱,还借了27万,一共30万我都给你。”


最终,这个片子我卖了将近一千万票房,那一年我净赚50万,扣除了“人吃马喂”的费用,我这一年算是活下来了。

电影《说出你的秘密》

由当时最火的“屏幕情侣”王志文、江珊主演

那时候民营公司不能做独立发行,必须得有电影局的一个批准函。所以还要等时机。


真正的机遇始于2001年,这一年出台的五个重要文件,可以说是迎接未来15年电影产业高增长的一次革命性变革。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变革就是制片权的放开。这意味着,不仅仅是电影厂可以拍电影,民营公司也可以单片申报,就等于民营社会力量可以开始独立拍片,这个改革魄力是很大的。


因此,这一年我成立了博纳电影发行公司,拿到了全中国第一个民营发行牌照,还上了当时的《人民日报》。


博纳是第一年的试点单位,第二年放开了7家。再后来到今天,你只要发行过两部电影,协助发行过两部电影,都会给你一个发行牌照,是年检制。

博纳影业出品影片的标志性片头


03

诚信为本

2001年的一部催泪影片《我的兄弟姐妹》,让该片制片人文隽净赚500万。这彻底改变了当时港片靠着向内地盗版碟商售卖劣质母带赚取50万的“套路”,也让博纳与香港电影圈的合作变得顺理成章。


刚起步时,大部分国产片是无人问津的。市场总共八点几亿票房,国产片在其中占不到两个亿,所以卖片子、卖拷贝其实是很难的。

 

因此摆在眼前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样的电影?这时候,有一个叫文隽的香港制片人,通过广东省电影公司找到我,想请我代理发行一个小片,就是《我的兄弟姐妹》。


这个片子让我抓住了一次崭露头角的机会,也让我在全国名声鹊起——这么一部低成本的影片创造了接近2000万的票房,成为当年的票房亚军,为国产影片的市场打开了局面。由此,我们的办公条件也得到了改善,配了手机,也配了车。

梁咏琪、姜武、夏雨主演的《我的兄弟姐妹》

因为文隽,我在香港电影圈出名了,很多香港电影公司开始找我,后来我就发行了《天脉传奇》。


当时像这样的大片一般都交给中影发行,我参与进来等于开始抢中影的生意了。中影便开始了围追堵截,前有《蜘蛛侠》后有《黑客帝国》,两部大片夹击我。


最后没办法了,我只能去广电总局讨要说法,我投诉说中影拿着国家资源搞垄断。

 

经过协商,电影局给了我一周的空档期。我不惜抵押房产,并采用保底发行策略与实力雄厚的中影一拼高下。


就这一周时间内,我一下卖了3000多万票房,不但把保底的钱挣回来,还赚了很多钱,让我特别有成就感。


我大女儿就在那一年出生,当时还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叫“于天卖”。

电影《天脉传奇》

是由杨紫琼、左小青、本·卓别林主演的动作片

一直到现在,我还与很多香港电影公司、香港电影人有着很好的合作,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因为诚信。


我刚刚起步的时候,实际上是白手起家,那个时候做公司每个月要发一万多块钱工资。别看没几个人,不管多困难,大家还得发工资呀,这个练就了我的忍耐力和对诚信的坚守。


诚信很重要。不能因为我赚了,就不顾别人,该给人家的不能眯了。我记得很清楚,像《天脉传奇》、像《我的兄弟姐妹》,当时保底发行的价格之外我又多分了很多钱给人家。


很多人都认为保底就是买断了,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保过底之后你也赚了,该给人家的你不能眯了。人家很感动,我记得黄百鸣跟我说过:“于冬,你前途无量。”

于冬


04

电影“弄潮儿”

在于冬看来,博纳的电影类型虽然多样,但最重要的还是赋予每一部电影打动人心的灵魂。无论是内地年轻人,还是香港年轻人,他们都希望看到属于自己的民族英雄。


2003年,CEPA协议(《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签署后,大批香港导演北上内地。


那时的中国电影还处在一个转型期。从制作上来讲,主要分两个类型:一个是传统电影制片厂沿袭过去的拍摄方法,拍摄主旋律电影;还有就是一批第六代导演在拍国际影展类电影。

 

我突然发现,国产片里面竟然没有商业电影。于是,博纳第一时间瞄准了香港电影市场,使得这一批香港电影承担了开拓市场的重要功能。


一直到2008年前后,在这五六年间,每年几十个香港合拍片都交给博纳发行。而博纳也成为促使一批香港导演北上的重要力量。

于冬投资了当时无人问津的文艺片《桃姐》

最后该片获得了当届香港金像奖的5项大奖

这批香港导演的优势是什么?懂英文、有丰富的商业电影的制作经验、有非常接近好莱坞的制作理念,因此很快能够把他的技术拿过来为我所用。再加上内地的故事、演员和特有的创作元素,很容易就形成了一大批融合型电影。


我觉得今天的香港导演已经做到了融入内地创作。这包括请徐克导演拍《智取威虎山》,当时博纳有很多人想都不敢想,觉得这样的红色经典,找一个香港武侠片导演来拍,怎么能够理解呢?


可我就坚信一条:这样的故事如果找中国内地的大导演来拍,一定是顺撇的。只有跳出去,才会有新收获。他们会用一种不同的拍摄方法来拍,会不一样。

于2014年年底上映的3D版《智取威虎山》

最终获票房8.81亿人民币

到了《湄公河行动》时,我就考虑要从大背景、大环境出发,即“如何保护中国人人身安全”,而且要把它的意义升华成我们对世界各地的中国人的一个宣告——国家是有能力保护每一个中国公民的。


那是2016年的国庆档期,这个电影一下子在一堆大IP+流量明星的粉丝电影中脱颖而出,连续16天都是单日冠军,最后赢得了12亿票房的好成绩。而警匪片也打破了原来大家所认知的一两亿票房“天花板”,迈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湄公河行动》上映后大获好评

在原定档期外延长了一个月的公映时间

今年的《红海行动》,更是延续了大国形象的主题。影片所传达的主题不仅是一个负责任的中国,还反映了保护国际侨民、反恐作战等更为宏大的命题。

再加上《红海行动》对于海军的精神面貌和陆战队员这样一种集体英雄主义的表达,观众在看到我们海军最后化险为夷时,都跟着起立鼓掌,我也跟着观众一起看了一遍又一遍。

很多观众还在网上留言,都十分让人感动。有一个留言我至今都记得:从来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因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其实这些留言都是电影所赋予观众情感的一种共鸣。

《红海行动》最终票房高达36.48亿人民币

口碑票房双逆袭

我一入行就赶上了电影最惨淡的十年。放映场所逐渐流失,很多电影院关停并转,很多电影院改成迪厅、游戏厅。


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年代,依旧有一批企业家们还在坚守阵地,像当时的北影厂厂长韩三平、西影厂厂长张丕民,包括上影集团的任仲伦、长影的赵国光。他们凭着自己的理想主义,还维持着每年百部左右的电影产量,保护好电影这一方土地。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非常可贵的执着品质。

 

改革开放40年里,我们回眸中国电影走过的不平凡之路,要感到幸运,因为我们生长在一个最好的时代。

于冬


在于冬看来,做电影就应该学会讲好今天中国发生的故事:“我们身边有许多英雄,无论是普通的警察、还是普通的海军陆战队员,我们用现代化的电影镜头聚焦到他们身上,用心抒写他们的事迹,便能让今天的年轻人感觉主旋律焕然一新。”


目前,于冬正在拍一部中国救火英雄题材的电影。他有着属于自己的规划,从《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类型片开始,未来会带动消防、海关、公安,甚至包括纪检、海外追逃等一系列类型片的潮流。


这位时代弄潮儿,每一步都有着审时度势的睿智和脚踏实地的努力,而他的胆识和智慧,也为中国电影的未来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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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内容依据电影频道《影响——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电影》第9集《“金牌销售”于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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