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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先锋”蒋子龙:“改革文学”作家的代表

文化十分 CCTV文化十分 2020-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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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月18号召开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中国作协原副主席蒋子龙作为“改革文学”作家的代表,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他也是为数不多的上榜作家之一,另一位作家,是已经去世多年的路遥。


提起蒋子龙,现在的许多年轻人已经不太了解,但他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只要提到上世纪80年代的小说,就不能不提蒋子龙。对于高校中文系的学生,蒋子龙也是一个绝对绕不过去的名字。


他以雄放刚健的风格,把改革者的个性心理、精神风貌以及为现代化建设进行可歌可泣的奋斗表现得极具感染力。


面对“改革先锋”的荣誉称号,他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我的写作也已四十年。用手中的笔去反映现实、讴歌时代,是一名作家义不容辞的职责,却没有想到国家给了作家这么大的荣誉。特别激动,更感到欣慰。参加这次大会,可以说是为自己曾经的文学创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蒋子龙


撰文 | 张震宇



01

三天写就成名作





1979年,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 “乔厂长”也自此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最为著名的小说人物之一


乔光朴是一个中年干部,他面对“文革”所遗留下来的种种困难,迎难而上,主动请缨到某电机厂任厂长。


他一上任,就表现出了高度的责任感和不屈不挠的工作精神,他采取了一系列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改革措施,对阻挠势力进行了坚决有力的斗争,使工厂在短时期内改变了面貌,并充满了发展的生机。


《乔厂长上任记》同名电影,李默然饰演乔光朴

“时间和数字是冷酷无情的,像两条鞭子,悬在我们的背上。


先讲时间。如果说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是二十三年,那么咱们这个给国家提供机电设备的厂子,自身的现代化必须在八到十年内完成。否则,炊事员和职工一同进食堂,是不能按时开饭的。


再看数字。日本日立公司电机厂,五千五百人,年产一千百万千瓦;咱们厂,八千九百人,年产一百二十万千瓦。说明什么?要求我们干什么?


前天有个叫高岛的日本人,听我讲咱们厂的年产量,他晃脑袋,说我保密!当时我的脸臊成了猴腚,两只拳头攥出了水。不是要揍人家,而是想揍自己。你们还有脸笑!当时要看见你们笑,我就揍你们。


其实,时间和数字是有生命、有感情的,只要你掏出心来追求它,它就属于你。”

——《乔厂长上任记》

那大概是在1978年前后,中国社会的变革与转型被推至一个临界点。


当时,蒋子龙正在天津重型机器厂的锻压车间担任副主任,原本攒足了力气想好好干的他,却发现自己面临重重积弊,用他的话说:“许多地方不对劲儿了。”


作家  蒋子龙

不是有定单没图纸,就是有图纸没材料。


等你把什么都准备齐了,设备又年久失修,到处是毛病,可等把机器修好了,人又不听使唤……


十年积存的各种问题全都暴露出来……更重要的是有些规章制度也遭到了破坏,与现实脱节。

蒋子龙


“没有自主权”成为蒋子龙作为企业中层管理者最大的困惑。


他只能像个消防员一样,到处连轴转地去“救火”: “我的车间里虽然有一千多人,但是管理者没有自主权,就连扣个奖金、设备想要大修、申请技术人员都不行。” 


这不是蒋子龙一个人的困惑,而是当时国有企业的普遍问题——如何对旧有的陋习陈规进行改造,从而走出困局,成为了人民和时代的共同呼声。


或许是时势造英雄。因为久拖未治的肠胃病,蒋子龙去医院做了个手术。在病床上,三天时间,一天一万字,他几乎是一气呵成完成了《乔厂长上任记》。

《乔厂长上任记》手稿

他结合了自己在基层摸爬滚打的经验,设计了一种“乔厂长管理模式”,实际上就是将他自己一段时间以来的苦恼与理想付诸于纸上。 


作家  蒋子龙

难啊,阻力很大。这种阻力就像个可恶的血栓,堵塞着我们党的血管;它又像一块巨大的石头,阻挡着我们国家前进的道路。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乔厂长”火了。蒋子龙感慨说:“《乔厂长上任记》的创作过程非常简单,简单到不是我找到了乔厂长,而是乔厂长找到了我。”


02

人人争说乔厂长


《乔厂长上任记》发表后,主动要求到濒临破产的重型电机厂担任厂长、并以铁腕手段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乔光朴厂长,成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一时间,整个社会几乎到是“人人争说乔厂长,举国皆知蒋子龙”。


《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各大报刊纷纷对小说进行转载,在全国掀起热烈反响。


很多读者根据自己的体会来理解乔厂长,甚至还参与其中来完善“乔厂长”。全国上下渴望变革的人们从这本书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1980年,电影版《乔厂长上任记》

与此同时,工业战线上,还涌现出了不少“乔厂长”。


蒋子龙曾收到一封兰州石化总厂办公室主任的来信,十几页的信中讲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故事——


兰州石化总厂的一位领导,有一天上班后,看到办公桌上摆着一本《人民文学》,并且翻到了《乔厂长上任记》一页,书页中有办公室主任留下的字条,上面写着:请你读读,中央有新精神。


于是,这位领导,拿起书来研究了几天后,立马召开了全体干部大会,按照书中“乔厂长”的路子改革公司。随后企业面貌发生了很大改变。


后来,那位留字条的办公室主任特意给蒋子龙写了一封十几页的长信,讲述了事件过程,并诚挚表示:“我们经理感谢你救了我们厂。”

  连环画版《乔厂长上任记》


蒋子龙回忆道:“当时甚至有人贴出大标语,欢迎我的‘乔厂长’到他们那里去‘上任’。”


可见,乔厂长这个人物形象出现得恰逢其时,寄托了当时人们对现实变革的热切期待,而蒋子龙也自然而然地被视为“改革文学”的扛旗者。


后来,在许多不同的场合,蒋子龙总会被人问到:“作为‘改革文学’的缔造者和工业题材的代表作家,您是如何走到今天的?”


每当此时,直爽的蒋子龙就会实话实说:


作家  蒋子龙

其实我至今也搞不清楚“改革文学”的概念,作家是不可能按照“改革”的定义去创作文学作品的。


只有当“改革”真的成为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主题时,正在剧烈地摇荡与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时,才能让作家把激情和材料融合成创作之火,把虚构的人物和故事融于真实的生活旋律之中。

蒋子龙


03

干遍工农兵,不舍文学梦



1941年,蒋子龙出生于河北沧州豆店村。童年的他听到最多的,就是怪力乱神的故事,在那里,他滋生了对文学的最初兴趣

 

小学四年级,初通“识文断字”的他,便迫不及待地做起了“念故事的人”。夜灯初上,他便趴在炕上给村民念故事,《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济公传》都是他翻来覆去演习的读物。

 

14岁时,蒋子龙转到天津念中学。一脚从农村跨到城市,难免受到一些歧视。一向成绩优异的他在“整团运动”中成了全校重点“帮助对象”,受到了严重警告处分,原因是他有着“想当作家”的名利思想。


突然遭此“莫须有”的罪名,使得生性倔强的蒋子龙暗下决心,要发几篇货真价实的文章给这些人看。可惜他投出的稿件全都如泥牛入海,对文学的首轮冲击宣告“惨败”。

年轻时的蒋子龙


1960年,蒋子龙中学毕业,进入了天津铸锻中心技术学校学习,他对现代化的机器设备和操作技术同样有着强烈的兴趣。


从技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天津重型机器厂工作。此时的他将“大工匠”作为人生目标,只有在每天闲暇时刻,他才能翻上几页书。


同年,在工厂生活刚开始不久时,蒋子龙应征入伍,考取了海军测绘训练学校,加入到新中国领海绘制的事业中。用他的话说,是“从农村到城市,由城市进工厂,从工厂到部队,经过三级跳把工农兵全干过来了”。

蒋子龙在天津重型机器厂


正是在部队的时候,蒋子龙再度与自己少年时代的文学梦想重逢。


当时,部队成立了文艺宣传队,蒋子龙被认为是最会“摇笔杆子的人”,话剧、相声、快板、歌词,无所不能。


这些闲暇时间的文艺创作,却改变了蒋子龙的一生——他亲眼目睹一位农村社员因他写的诗而感动落泪。他被深深地震撼了,开始重新看待手中的笔,更加敬重文学的力量。

 

经过长期的坚持与努力,他的小说处女作《新站长》终于在1965年的《甘肃文艺》发表。这篇小说源于真人真事,讲述了一位气象站站长在战时状态下不敢预报天气,不想承担责任,进而延误战机的故事。


作家  蒋子龙

一打算写小说,我认识的其他一些性格突出的人物也全在我脑子里活起来了,仿佛是催着我快给他们登记,叫着喊着要出生。”


从这篇作品开始,蒋子龙的创作模式已经很明确了,那便是生活“逼”着他去写下最真实的观察和思考。

蒋子龙


1965年,蒋子龙复员转业,重回天津重型机器厂。他从基层做起,先后任过工人、厂长秘书、车间主任等职,因而对工厂生活非常熟悉,拥有扎实的生活基础。


1976年初,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塑造了在极“左”时代敢于冲破阻力致力于工作的老干部霍大道形象,并开始初具影响。


粉碎“四人帮”后,他的创作力更见旺盛,1979年发表成名作《乔厂长上任记》,此后在新时期反映现实工业题材的创作中独领风骚,成为这一题材创作者的优秀代表。其《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拜年》、《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等分获数年的全国优秀小说奖。

当时已经有了蒋子龙签名售书


有文学评论文章指出:“《乔厂长上任记》展现了作者对工业体制改革的文学想象,本来是非常枯燥的工业题材,但蒋子龙却写得活灵活现,激昂起伏,快意恩仇。”


在叙述方法上,蒋子龙一般少作细描和心理活动刻画,而是营设波澜壮阔的剧烈矛盾冲突,将人物置身于漩涡中,着重从人物行为和语言上表现人物;在语言上,他崇尚气势的雄浑和雄辩力,与工厂生活语言也较为切近。这使他的作品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强烈的生活气息,充满激情和阳刚之美。



他的小说关注改革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大胆描摹体制改革的艰难。在中篇小说《开拓者》中,德才兼备的车篷宽具有改革远见,对现实经济体制的缺陷有明确体察并提出改革设想,但结局却是以无奈退出政治舞台而告终。


《拜年》也对现存干部体制的弊端有所揭示和抨击,从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出,对权力的追求与维护已经异化了不少领导干部的心灵。《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也同样提出了干部体制改革的问题。



《赤橙黄绿青蓝紫》则关注工厂青年的思想和生活,展现当代青年工人的新风貌和思想现状,要求社会予以理解和关怀。


蒋子龙的这些作品,表明蒋子龙对改革的思考具有相当的深度,也显示了他在强烈激情之下蕴含的内在理性。


04

文学给我的自省



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经历,使得蒋子龙的作品浓缩了丰富的生活内容和复杂的矛盾冲突。他要的是催动读者精神上的觉醒,而不是用粉饰太平来哄骗读者。

 

他笔下的世界就像一面镜子,许多人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1982年底,时值工业题材小说的创作高峰期,蒋子龙却毅然放下了这类创作。众人无法理解他的举动,但在他看来,他只是做出了符合创作规律的一次选择。

 

他在《“重返工业题材”杂议——答陈国凯》一文中写道:“登上了文坛,一定还要懂得什么时候离开文坛。当时我感到自己成了自己无法逾越的疆界,我的工业题材走投无路。它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它束缚了我。我受到我所表现的生活、我所创造的人物的压迫……我需要暂时与工业题材拉开点‘历史的距离’,对工业生活及自身进行一番感悟、自省和玩味。”

1982年,蒋子龙在美国斯坦福大学


这是蒋子龙作为一位清醒的作家的可贵自省——因为熟悉工业生活,而对这一切产生警醒;拥有独特的写作风格,但要打破领域与题材对创作的限制。写作对于蒋子龙而言,是一片广袤无垠的土地,可以自由驰骋。


因此,从1984年开始,他写下了以医生邵南孙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蛇神》和以《收审记》为代表的“饥饿综合征”系列小说。


《蛇神》脱离了改革小说的轨迹,塑造了“蛇神”邵南孙这个人物形象。他有重情崇美的理想主义个性,亦有游迹于现实的人情练达,更有与白露婵的情缘、铁弓岭行医的传奇经历。“文革”前,他以善良者多情者形象出现,“文革”后,却表现出恶意报复与道德的沦丧。善与恶、美与丑的循环,交织在他的身上,使这一形象充满了悖反性,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蒋子龙

而对于蒋子龙来说,他只是不再想驾驭文学,而是自愿且自如地被文学所驾驭。也正是得益于这一阶段的积累,使得蒋子龙打开了一片更为广阔的文学天地:对作家来讲,文学最大的影响就是想象力打开了。想象力打开表现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对题材的深度的挖掘,还有一个对文体的放开,各种各样的文体,各种各样的花样,意识流、先锋派,你怎么玩都可以。”

小说《农民帝国》


2000年,蒋子龙开始创作小说《农民帝国》。这部作品传递了蒋子龙对于农村生活变革与农民性格的深刻思考,也折射了他深入骨髓的农民本色以及一生都挥之不去的浓烈乡愁。


为此,他专程去农村采风,让自己重新变回一个农村人,在农村的天然氛围里写作。

村口那两棵大树,一棵是杜梨,一棵是榆树。早年间树后面是土地庙,前几年挨过炮弹,赶上兵荒马乱,人心惶惶,没人顾得上修庙,没过多久东倒西歪的庙墙就彻底塌倒了。可庙前那两棵树却越长越旺,还越长挨得越近,后来就紧紧地摽在了一起。枝干纠结,树叶搭衬,你拉扯我,我扶持你,远看像一棵,近瞧是两株。它们高出村子一大块,撑起了郭家店的半个天,在方圆几十里以外,看不见村子却先看到了树。如此这般招眼的两棵大树,自然就成了郭家店的标志,成了村人安放灵魂的地方。谁家死了人,照样到树下来“报庙”,人们嘴上不说,心里却把这两棵树当成了土地神。


八路军进村、闹土改、成立人民公社,凡是郭家店有大事,村民们都习惯集结到两棵大树底下开会。直到开始大跃进,全村的人一夜之间似乎都变成了郭敬时,疯不疯,傻不傻,对那两棵树的态度也全变了。村上的头头一叫号,呼啦便聚集起一大群人,扛着大锯、提着斧头,耀武扬威地来到村口,要伐树去烧土炉炼钢。可郭敬时依旧靠在大树上闭目养神,这让伐树的人无法下锯。这怎么得了,郭家店怎能容忍一个装疯卖傻的人阻挡大跃进的步伐。


积极分子们拥上来,抱头搂腰的,拉胳膊拽腿的,一二三就把郭敬时扔出老远。已经多年没说过话的郭敬时似乎是嘟囔了几句:农民管种地,炼钢炼铁是工人的事,别人的事有别人管……大家十分惊奇,都转头瞪眼地看着他,分明看到郭敬时的嘴并没有动,耷拉着眼皮歪坐在地上,再说怎么看他也不像是能说出那种话的人。


——《农民帝国》 

作家 蒋子龙

每一个作家都喜欢构建一个自己的文学的世界,也希望一个人物或一个故事让人家记得住,我认为自己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就是《农民帝国》。这篇是我下工夫最大、拖得时间最长的,实际就写农民怎样向工业人生转变,如果转变不成功就成悲剧。



从《机电局长的一天》发表,直到《农民帝国》的出版,他的文学创作在一次次锤打与磨砺中走向成熟。


回头望去,蒋子龙感慨道:“磨砺总是最具有积极意义,走过那样一段漫长而坎坷的文学道路,回过头去看如同一次远游。一个远游的人归来,总会有故事可说,于是就又写下来了。仍然还有是非,还有风波,但是,写的好坏越来越无所谓,写作成了保持做人尊严的手段。”


当年写《乔厂长上任记》的年轻小伙子,如今已是77岁。可于蒋子龙而言,写作依旧是精神动力,是生命跳动的脉搏。

蒋子龙

※ 图片和部分资料整理自网络,部分内容参考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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