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贾樟柯：镜头之外的实体生活更值得关注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昨天在京闭幕，关于两会的话题和思考仍在继续。
去年，贾樟柯当选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履职一年间，他最大的感受是“特别开眼界”，“从来没有这么宏观过”。
在过去，作为一名文艺创作者，贾樟柯习惯于用艺术家的眼光去观察社会，观察生活。
而参与两会，与来自各行各业的代表委员们交流，学习政府工作报告，让贾樟柯对当下国情有了宏观层面上的理解。
“会上他们的发言构筑出此时此刻中国的面貌，这种综合性、宏观性让我受益匪浅。再思考问题的时候，我有了两个维度，一个是历史的维度，一个是跨行业、跨领域的维度。不再是很窄地局限在自己关注的一点上，而是放在整个国民生活的视野下去讨论。”贾樟柯说。
今年两会，贾樟柯带来两个新议案——给予视听作品导演和编剧以著作权、促进发展我国无障碍电影事业。同时，对于去年他提出的文化资源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城镇倾斜，建立完善电影人才培养机制等问题，贾樟柯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和优化议案内容。
撰文 | 梁珊珊
从事电影创作二十余年，贾樟柯一直关注着电影产业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
贾樟柯今年两会提交的两个新议案，也都跟电影行业相关，其中一个是为现行《著作权法》中电影导演还不是著作权人发声。
目前，现行的《著作权法》颁布于1990年，规定视听作品的著作权属于制片方，导演和编剧等主创人员仅享有署名权。
视听作品是导演调动视觉、听觉的创意表达。导演作为整个影片的最主要的创作者，应该作为第一作者享有这部视听作品的著作权，并与作品的编剧及制片者等一起，分享作品的经济收益。
”以往，影视作品的播出，只需要向原著、编剧、词曲作者、演员等一次性支付报酬即可。但在互联网时代，艺术作品的传播渠道不断增多，作品被分享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这就给创作者们，带来“二次获酬”的机会。
▲导演李少红在2012年曾向国家新闻总署版权局法规司提交《著作权法》的修正提案，在业界引起很大反响
在版权期内，只要这部影片被放映了，或者被各种各样的媒体重新播映了，作为著作权人都能够在一次性报酬之余，在劳务之余继续获得他应有的收益。
”贾樟柯说，尤其是电影作品的创作，导演、编剧投入的时间非常长，少则半年，多则两三年，甚至更长。
如果他们能够获得著作权人的收益，一方面能够保证创作期间全身心的投入，比如，贾樟柯直言有时候很羡慕法国导演，“三年不干活在家写剧本，没问题，生活无忧”，很多中国导演却不得不去做兼职，或者保持较高的拍片频率，“不干活就没饭吃”；
另一方面，贾樟柯认为，这样有助于激发创作者创作高质量作品的热情，因为只有高质量的作品，才有可能被不停地播映，而不会像现在，电影的生命周期很短，再卖座的电影红极一时之后也就沉寂了。
从1997年的《小武》到去年的《江湖儿女》，入行二十几年，贾樟柯坦言，他也是在近几年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刚开始他一心只放在创作上面，“对创作周边的知识产权保护都没有什么概念”。
▲1997年贾樟柯拍摄处女作《小武》
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多，贾樟柯对著作权开始略有耳闻。但真正有了切身的体会，则源于自己的一次经历。
西班牙曾与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签订合约，很多中国优秀的电影会在西班牙连续放映，其中就包含贾樟柯的作品。所以，每年贾樟柯都会收到一笔来自西班牙的著作权人的收益费用。“虽然只有几千块钱，但却是对创作者的一种尊重。”
▲除了贾樟柯，导演张杨和何平也曾晒出他们收到的、来自西班牙的“导演著作权使用费”
此后，贾樟柯作为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副会长，也曾多次参与到著作权问题的讨论当中。他调研了欧盟各国及全球多数国家的做法，了解到著作权法大都会把视听作品的导演和编剧定义为作者。
欧盟在刚刚通过的《数字化单一市场版权指令》草案里，规定了作者拥有从作品的使用（包括在线使用）中，获得公平且成比例报酬的权利；
美国则通过强大的导演工会及编剧工会，以标准合同等方式，保证了视听作品导演和编剧的经济收益；
智利、哥伦比亚等国家新近通过的著作权法修订案，更是强化了视听作品导演和编剧的收益权。
为了向更多电影界的同仁普及著作权方面的知识，贾樟柯还在平遥国际电影展上连续举办论坛，就著作权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
其实，早在2012年底，国家版权局就曾向国务院法制办提交了著作权法的修订草案送审稿，其中规定给予导演和编剧等作者权及从作品的使用中取得经济收益的收益权。
今年两会期间，贾樟柯提交这一议案，就是呼吁将其纳入正式立法，并予以实施。
除了对导演自身权益的关注，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贾樟柯也不忘为观众的权利奔走呼号，尤其是一批特殊的观众群体——残障人士。
中国电影产业飞速发展，使得看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娱乐方式，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喜爱。但目前中国仍有1700多万有视听障碍的残疾人，无法享受这样的文化生活。
贾樟柯在议案中分析：“如今，以电影为代表的视听内容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对视听内容的认知和接受能力将影响到每个个体的生存和发展。而对于残障人士，尤其是视障人士、聋哑人士而言，接收视听信息的挑战更大、困难更多。推进无障碍电影的建设与发展，将使残障人士从中获益，对于在残疾人群体中强化国家和民族认同感、共享优秀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也将体现社会发展的包容程度和文明程度。”
▲无障碍电影讲解员为盲人讲解电影
提出这个议案的缘由，要从贾樟柯的电影《三峡好人》说起。去年，这部作品被上海志愿者制作成无障碍版本播放，让许多视力障碍者们生平第一次用耳朵“看”了一场电影。
所谓的无障碍电影，其实就是在保留原版电影对白的同时，在电影声音空白处，用精炼的语言来解说画面，通过讲解，帮助视力残疾人士理解影片表达的内容和情感意义。
这件事对贾樟柯的触动很大，他由此开始了中国无障碍电影发展现状的调研。
▲盲人听电影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去年，中国传媒大学倡导发起的“光明工程”项目，研发出一套无障碍电影的释读、制作模式。他们制作完成《战狼2》《建军大业》等30部无障碍电影，在全国20所盲校播放实验，深受视障朋友们的喜爱。贾樟柯很受启发。
但随着调研的深入，贾樟柯也发现了不少问题，常规的电影制片公司无法完成无障碍电影的二次加工，需要设立专门的制作机构；后期制作各地标准不一，缺乏一套适应中国残疾人欣赏习惯的无障碍电影“技术标准”；因为涉及到复杂的版权问题，制作成无障碍电影的片源相对短缺，亟待立法对这类公益行为放宽限制；在欧洲，每家电影院都设置轮椅的位置、轮椅的通道，但中国大部分影院没有。
贾樟柯认为，满足视障人士及广大残疾人朋友的文化需求，是当下文化艺术界的关切所在，也理应成为电影及文艺工作者的努力方向。
去年两会，贾樟柯提出的完善电影人才培养机制，今年他感觉“需求更迫切了”。
根据国家电影局发布的数据，2018年我国内地生产各类电影总计1082部，全国电影总票房达609.76亿元，远超去年。而中国电影的产量和票房更是连续多年稳居世界前列。
▲去年上映的影片《江湖儿女》累计票房达6994.92万，是贾樟柯票房最高作品
然而，在贾樟柯看来，随着中国电影的跨越式发展，电影人才培养滞后，电影人才奇缺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其实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应该只有一所学校，就是北京电影学院在培养电影人才。在这之后逐渐出现了其他的戏剧学院，包括各省综合大学里也有了电影系。但是很多电影系是研究性质的，在培养理论人才，而不是一线的、直接进入到创作领域的人才。
二十多年前每年电影只有两百多部，如今已经达到了上千多部，人才资源配置是跟不上的。真正从事创作的，从主创到一般的技术人员，培养机制都很薄弱。
"电影是一个有机体，其创作除了导演和演员之外，也需要高度专业化的基层工作人员打好组合拳，包括道具师、制景师、话筒员等等。但这些细分的工种却鲜少有院校设置相应的专业系统的培训体系。
贾樟柯提到一个电影技术工种——对焦员。这是一个需要良好专业训练的岗位，“他不仅要把焦点对好，这个焦点的调整，包涵很多抒情、很多创意在里面”。真正有创作能力的焦点员，目前的培训模式基本上都是师傅带徒弟，数量极为有限。
面对巨大的人才缺口，优秀的摄影师或者焦点员都是“拼凑起来或者疲劳作战”，“一年可能接四部戏”。这样，一来没有时间休息，“疲惫会流露在电影里面”；二来不能提前进组踩景，直接影响电影创作的质量。
“我最早拍电影的时候，摄影师、美术指导、录音师等，都是可以提前两三个月进组踩景，我们要好好在现场研究怎么拍，前后投入的时间很多。但现在基本上除了导演跟助手，还有制片之外，其他工种能提前一星期进组就已经不错了，一个电影所需要酝酿的时间被大大减少了。”贾樟柯感慨道。
“提升电影人才的综合能力，可以让电影的核心创作者，比如编剧、导演的创意，得到最大程度的落实和发挥；而高水平地完成这些创意，反过来也可以助推编剧和导演产生更多的想象力。这是相辅相成的。”贾樟柯认为，从长远来看，这关乎着未来中国电影工业的整体质量和水平。
为此，他积极呼吁国家有关部门能够出台相关的政策，一方面在传统院校里面增设相对实用的专业培训项目，另一方面鼓励开办教育培训机构，对不同专业的电影人才实行多层级的培养机制。
此外，在贾樟柯看来，不仅是好的电影技术人员匮乏，好演员也同样匮乏。
他心目中好演员的标准，除了拥有强大的塑造人物的专业能力，还要“以角色为大，尊重自己的工作，有相应的情感投入和时间投入”。
他指出演艺圈很多演员会“搭组”，“在这儿演三天，跑另一个地方再演三天，回来再演三天。”在自己的剧组，贾樟柯不允许这种情况的出现，“现在的演员非常忙，很多时候没有一个正常的工作状态，不能沉浸在一个相对安静、专注的工作氛围里面，进行前期的剧本围读，体验生活等等。但这违背了电影创作规律，所以演员能够正本归心很重要。”
▲贾樟柯与《江湖儿女》主演廖凡、赵涛
贾樟柯所说的“正本”，就是回到创作的根本。为什么要拍电影？拍电影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流程？演员应该作出怎样的投入和付出？而“归心”就是把私心杂念和浮躁的东西一并丢掉，沉下心来拍电影。
贾樟柯说，他看到有些演员在片场拍戏时不带手机，很感动。因为对他而言，这几乎是对他创作最大的支持了。
过去的规矩是演出前要默戏。半个小时后我要演了，那现在我就要安静，我要进入状态，都不要打扰我；但现在他们可能是在聊天，是在吃瓜子，甚至有的还在打扑克、玩电子游戏。
”贾樟柯认为，无论是电影幕后的工作人员还是台前的演员，如果要在这个行业里走得更远，就需要持续提升自身修养。
由贾樟柯发起的平遥国际电影展已成功举办过两届，近期第三届也将进入选片阶段。
连续两年上座率超过93%，如此“爆棚”的效果是贾樟柯没有预想到的，不过这也印证了贾樟柯去年在两会上的建议——相比大城市，中小城市、城镇文化资源奇缺，急需流动。
在平遥持续举办国际电影展，也是贾樟柯践行优质文化资源向基层引流的重要举措。但回溯当初创办的初衷，贾樟柯坦言跟自己年少时的成长阅历有关。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包括电影在内的大量的文化资源、文化活动均集中于北上广等大城市。贾樟柯自称是“从小地方来的”，他的故乡山西汾阳，是一个只有40万人口的小县城。面对极其有限的文化资源，怀揣文艺梦想的青年人对于艺术的强烈渴求，大多“只能靠想象解决”。
▲年少时的贾樟柯（右）
一面是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八十年代就办起了法国影展、俄罗斯影展、意大利影展等文化活动，一面是像汾阳这样的小县城，寥寥几家电影院，终日放映着同样的几部国内电影。
贾樟柯清楚地记得当时有一本文艺类的杂志，经常会刊发一些外国经典电影的故事梗概、剧照，甚至剧本，但唯独就是看不到影片。
作为导演，贾樟柯长于以电影抒写“良知的乡愁”。近些年，常常活跃于各大国际电影节的他，也萌生了在故乡山西创办电影节的念头。
“经济发展要从沿海做起，文化发展要从核心内陆迸发。”贾樟柯说，“我们山西历史文化资源非常丰厚，但大都只是放在那儿，急需有新的观念、新的项目、新的人才来激活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二十一届会议于1997年12月3日通过决议，将山西省的平遥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有关专家考察论证后认为：“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它保存了其所有特征，而且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经济、社会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
拥有2700余年历史，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平遥古城，在贾樟柯看来是举办电影展的最佳选地。历史悠久的古城，遇见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电影，势必会产生很强的化学反应。
也有不少人质疑，平遥古城本身人口基数过小，且不像北京之类的大城市文艺青年扎堆，很难撑起一个国际性的影展。但贾樟柯坚信自己的判断。
他说，经历过DVD时代和互联网时代“多年艺术电影的培养”，基层年轻人对于优质文化资源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他留意豆瓣上的文艺爱好者，很多都是来自于小城市，包括一些著名的版主。而纵观中国电影市场，来自二三四线城市的“小镇青年”甚至超越北上广深，成为中国电影票房贡献的第一主力军，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加之现代交通和通讯的便捷，让平遥国际电影展聚集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更加成为可能。
面对一个海量信息的时代，网上各种类型的电影应有尽有。但是，资源越繁杂，大家反而越没有办法选择，拿起鼠标也不知道该点哪一部。“电影节策展，就像一盏聚光灯一样为公众、为行业推荐有价值的影片。”
相比于国内其他电影节，贾樟柯在成立之初就设定了不同的定位：“平遥国际电影展定位为，一方面选择年轻导演的处女作和第二部影片，一方面选择非西方电影，来自亚洲、南美洲，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过去的第三世界的政治概念，而是确实在这些地区存在着活跃的、非常有创造力的新电影，但它恰恰是我们不容易看到、不容易被推荐的，是我们信息上的缺憾。”
平遥国际电影展选片的另一重要原则是“小身段、大格局”：“我们不希望放太多的电影，第一年其实只有60部，相比其他国际国内电影节400余部的数量，确实要小很多；但是基本上当年年度最重要和有创意的，老中青三代的导演作品都会被我们邀请到平遥。”
不止是精选影片的放映，更重要的是邀请电影的主创人员与观众、媒体有深层次的互动交流：“我们在十天的时间里，放比较少的电影，这样就可以留出更多的时间邀请主创人员来现场交流，形成一种电影文化的讨论氛围。”
贾樟柯不想让办影展变成“象牙塔里面的游戏”，“它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应该是通过影展的氛围，通过艺术家到访小城市，让当地的、周边的市民，逐渐进入电影世界，欣赏艺术电影，形成一种电影文化生活。”
除了举办影展，贾樟柯在汾阳市贾家庄启动的贾樟柯艺术中心，今年五月份也将举办文学季，届时会邀请作家和读者，在小乡村里讨论文学，推广全民阅读。这是他提出优质文化资源向基层的又一尝试。
“我觉得无论是电影还是文学，艺术除了满足我们情感的需求之外，对社会的转型也非常重要。”贾樟柯说。
作为电影导演，贾樟柯强调实体感受，尤其是看到电影行业最近一两年呈现出的创作状态，很多电影是从经典电影中复制来的，甚至一些影迷电影就是组织起来的摘抄本，真实的实体生活感受正在逐渐消失。“我们拍一部像谁谁谁的电影，拍一部警匪片、一部惊悚片，很多都在不停地重复空间、人物设置，从电影到电影，这是非常可惜的。我们首先选择的表达方法应该是从实体的生命经验发出的需求。”
对镜头之外实体生活的关注也延伸到作为人大代表的贾樟柯的调研和思考中，他用切实的行动为中国电影事业发展作出自己的努力。
扫码加入粉丝群
一个看文化的平台
一群聊文化的知己
监制 | 任永蔚
制片人 | 石岩
主编 | 纪萱萱
责编 | 梁珊珊
记者 | 魏 迪
编辑 | 梁珊珊
运营 | 邓 荣
往期节目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