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忆先人 | “文坛祖母”冰心：爱的灯台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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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播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迷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掉，也不是悲凉。”
——冰心《寄小读者·通讯十九》
“文如其人”，冰心早年写给小读者的这些美丽词句，成了她一生的自我写照。
撰文 | 梁珊珊
年少时，冰心的理想曾是“看守灯塔”。她在文章里写道：“灯台守的别名，便是‘光明的使者’。他抛离田里，牺牲了家人骨肉的团聚，一切种种世上耳目纷华的娱乐，来整年整月地对着渺茫无际的海天。”“我晚上举着火炬，登上天梯，我觉得有无上的倨傲与光荣。”
后来，因为母亲身体病弱，冰心便一心一意想成为医生，并顺利升入协和女子大学。
1919年，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19岁女大学生冰心从此被“震”上文坛。
虽然她未曾谋到现实中看守灯塔的工作，却用创作为我们点燃、守护了一座“爱”的灯塔；她弃医从文，笔杆子替代了手术刀，写下无数拯救、治愈、温暖人心的文字。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冰心说。
今年是冰心逝世20周年。作为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冰心的一生都在倡导“爱的哲学”。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李玲在接受《文化十分》采访时说：“冰心是公认地非常有爱心的作家，她的爱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层面的宇宙与人之间的和谐，是生命时空观的建构，落实到现实人生层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母爱、儿童之爱、自然之爱。”
冰心幼女吴青今年82岁了，冰心曾说，在所有的孩子当中，吴青最像她。追忆母亲，吴青感慨：“我妈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要懂得爱，生命需要爱。”
时至今日，这位“世纪老人”的故事和文字依然温暖着一代又一代人。
无数的白旗齐刷刷地挥舞着，拉起的横幅上写着：“取消二十一条！”“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宁为玉碎，勿为瓦全！”“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
来自各校的成百上千的学生列队走上北京的闹市街头，示威游行，他们沿途散发传单，义愤填膺地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抵制日货！”……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了。
作家卓如在《冰心传》中，刻画这场爱国运动带给谢婉莹（冰心原名）的内心波澜：“又是高兴，又是愤慨。”“当念到‘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时，谢婉莹已热泪盈眶了。”
她骨子里军人的血统和爱国主义热情被点燃了。
谢婉莹出身于军人家庭，父亲谢葆璋是北洋水师的军官，甲午海战爆发后，父亲义无反顾去征战。为此，母亲还悄悄随身藏了鸦片烟膏，想着一旦丈夫阵亡，就以此自尽。
战争结束后，谢葆璋死里逃生。他痛苦地整理着战友的遗体，炮弹打穿了战友的腹部，肠子溅在烟囱上被烤焦了。谢葆璋默默将其撕下来，放回战友遗体的腹腔里。
后来，谢葆璋被任命为烟台海军学校校长，为国训练海军队伍，举家遂搬迁至烟台。
谢婉莹曾在文章里写道：“我多半是父亲的孩子，而少半是母亲的女儿。”父亲很疼爱小婉莹，经常带她去海边散步，白天教她如何打枪、骑马、划船。夜晚，就指点她看星星，辨认星座的位置和名字。还常常带领她上军舰，把军舰上的设备、生活方式讲给女儿听。
一天，谢葆璋带女儿在海滩散步，女儿对父亲感慨：“烟台海滨真美啊！”父亲却无奈地感叹道：“中国北方海岸好看的港湾很多，比如威海卫、大连湾、青岛，都是很美的，可那些港口现在都不是我们中国的，威海卫是英国人的，大连是日本人的，青岛是德国人的。只有烟台才是我们的。将来我们要夺回威海、大连、青岛，非有强大的海军不可！”
▲冰心与父亲
父亲、海军兵营和学校里的军人们，经常会给小婉莹讲起战场上的故事，这无形中在她心里播下爱国的种子，鼓舞着她走上反帝反封建的道路。
甲午战争百年之际，九十多岁的她要为海军写一部长篇作品。每每提笔，她都痛哭流涕无法写作。因为她要写的那些关于国家积弱被欺凌的往事，都是父亲从小一字一句刻在她心上的。
面对眼前汹涌的五四运动热潮，谢婉莹毫不犹豫投身其中。她当选协和女子大学的学生会文书，还成为女学界联合会的宣传代表，为宣传抗日救国四处奔走。
▲年轻时的冰心
除了上街开展宣传活动，她还以“女学生谢婉莹”的署名发表了处女作文章《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内容是北京法庭公开审问“五四”运动中被捕学生的现场实录。
不久，她又在《晨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由于作品直接涉及到重大的社会问题，很快就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而这一次她落款的是笔名，“冰心”由此诞生了。
“‘五四’的风雷，锻炼、培育了这只娇嫩的雏燕，使她的羽毛逐渐丰满起来。”作家卓如在《冰心传》中写道。
在世人印象中，冰心的作品大多温婉、亲和、充满爱意。殊不知，冰心最初是以书写探究社会问题的“问题小说”步入文坛的。
问题小说是充满各种矛盾的社会现实，和写实派作家热心上下求索的创作心态碰撞的产物，也是五四启蒙精神与作家的人生思考相结合的结果。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李玲评论：“冰心的问题小说分两类，一类是直接、犀利地批评社会现象的，另一类则探讨如何拯救五四落潮后烦闷的青年人，让他们不至陷入绝望中。”
冰心初期的“问题小说”，突出反映了封建家庭对人性的摧残，面对新世界两代人的激烈冲突以及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苦痛。“这里面有血有泪，有凌辱和呻吟，有压迫和呼喊。”冰心写道。
比如，《两个家庭》以对比的手法写隔邻而居的两户人家，男主人公都是留英归国的才俊，但一家的妻子治家有方，另一家的妻子则出身官宦人家不谙家政，探讨了家庭幸福和妇女在家庭中的责任问题；
《斯人独憔悴》直接反映五四学生运动，描写参加学生运动的两兄弟与顽固守旧的父亲之间的重重矛盾，真实写出了五四时期具有相当普遍性的两代人新旧思想之间的冲突，传达出了不甘被家庭所拘囿的新青年的苦恼。
这时的冰心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她在文章中阐释自己的创作目的在于“感化社会”，“叫人看了有所警觉”，“想去改良”。面对“破坏与建设的时代”，她的主张是温和、改良的。
五四运动让一代青年觉醒和解放了，但新旧交替，旧的被打破了，新的伦理，新的人生观又在哪里？热情过后，年轻人陷入了苦闷彷徨的境地。
如果说初期的“问题小说”还是“只问病源、不开药方”的话，那随着作品《超人》的发表，冰心则针对种种社会问题开出了自己的“药方”：“爱的哲学”——爱、童心、自然。
《超人》的主人公何彬因为找不到人生的意义，生活的幸福，因而成了一个冷心肠、厌世的青年人。
“世界是虚空的，人生是无意识的。人和人，和宇宙，和万物的聚合，都不过如同演剧一般：上了台是父子母女，亲密得了不得；下了台，摘下假面具，便各自散了。哭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笑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与其互相牵连，不如互相遗弃；而且尼采说得好，爱和怜悯都是恶……”
——《超人》
后来一位小朋友禄儿的行为感化了他，也唤起了他对母爱的怀念。因为童心，因为母爱，他转而虔信：“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
此后，冰心又在多部作品中将“爱的哲学”推向极致，“一切只是为着爱”，“有了母爱，世界上便随地种下爱的种子”。
李玲说：“冰心选择用爱温暖人生，不是为了粉饰黑暗，也不是与黑暗和解。她实际上是在守护弱者的主体力量，希望弱者汲取了爱和温暖之后，更有力量去抵御黑暗。冰心是很深刻地看待人生，她看得到现实的荒诞，也会思考终极的生死问题。”
▲李玲，冰心研究会副会长，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1933年中国最早出版的《新文化运动史》有这样的评论：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初期，在中国文坛上最负盛名的女作家要推谢冰心女士了，她是新文学运动中最早、最有力的女作家。
冰心不仅致力于问题小说的创作，还写散文，写小诗。因为作品文风典雅秀逸、清丽淡远，还自成一派，被称作“冰心体”。
她最为后人熟知的作品，散文集《寄小读者》，还有诗集《繁星》《春水》，无不彰显“爱的哲学”。其中很多经典之作还被收入语文教材，滋润了几代人的成长。
正如冰心一生的挚友巴金所说的：“有你在，灯亮着。一代代的青年读到冰心的书，懂得了爱：爱星星、爱大海、爱祖国，爱一切美好的事物。”
▲冰心和巴金六十余年深厚的友情是文坛的一段佳话
可是当时的冰心，还只是一位二十岁出头的少女。“爱的哲学”的建构，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相对平顺的成长经历和幸福的家庭。
在那个女性被禁锢的年代，冰心是幸运的。
冰心从小被家庭的温暖呵护着，是谢家第一个读书的女孩子。在家塾启蒙学习期间，她就开始接触中国古典文学名著，7岁就读过《三国演义》《水浒传》等。
父亲虽是军官，但思想新潮、开放，用军人的方式把女儿当儿子教养，为了不让女儿裹小脚，甚至亲自为女儿剪鞋样；母亲则出身书香门第，接受过新旧思想的洗礼，在冰心的眼里，母亲性格娴静、恬淡，热爱读书、思想进步，对待冰心也极温柔、有耐心。
冰心在文章里写道，有一次，幼小的她忽然走到母亲面前，仰着脸问：“妈妈，你到底为什么爱我？”母亲放下针线，用她的面额，抵住小冰心的前额，温柔地，不迟疑地说：“不为什么，——只因你是我的女儿！”
母亲呵！
天上的风雨来了，
鸟儿躲到他的巢里；
心中的风雨来了，
我只躲到你的怀里。
——《繁星》
▲1918年，冰心与母亲杨福慈、三弟谢为楫在北京留影
母亲多病，因支气管扩张常常导致吐血，冰心遗传了这病，出生四个月就吐奶吐出了血。但冰心却从情感上勇敢地接纳：“这病是从母亲来的。我病中没有分毫不适，我只感谢上苍，使母亲和我的体质上，有这样不模糊的连结。血赤是我们的心，是我们的爱，我爱母亲，也并爱了我的病！ ”
说到童年，我常常感谢我的好父母，他们养成我一种恬淡，“返乎自然”的习惯，他们给我一个快乐清洁的环境，因此，在任何环境里都能自足，知足。
我尊敬生命，宝爱生命，我对于人类没有怨恨，我觉得许多缺憾是可以改进的，只要人们有决心，肯努力。
——《我的童年》
李玲认为，冰心实际上是把母爱泛化成了一种济世的力量，这也是冰心一生的信仰。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冰心曾去战后的日本发表演讲，号召日本妇女发挥母亲的力量，追求和平，用爱来慰藉这个满是创伤的国度。
▲1949年元旦冰心全家在日本东京合影，左起：吴平、吴青、冰心、吴冰、吴文藻
人类啊！
相爱罢，
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
向着同一的归宿。
——《繁星》
吴青说，冰心不是一个狭隘的民粹主义者，她倡导的爱是一种博爱，无种族或阶级的分别，是对全人类的超越国界的爱。
“冰心‘五四’时期的散文诗歌较多从女儿的角度大量歌唱母女亲情，这时她往往以对父/夫这些曾被视为‘天’的男性角色的忽视、省略，凸现女性之间的血脉亲缘，从而在有意无意之间颠覆了只强调父子相承的男权家族中心文化，肯定了女性生命的本体性价值，发扬光大了明清女性文学眷注女性情谊这一未曾得到广泛彰显的文学主题，开启了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书写母女亲情的基本母题。”李玲说。
除了家庭因素，冰心从小就读于教会学校，受宗教博爱思想的熏陶，以及印度宗教哲学家泰戈尔“爱的哲学”和文学的深刻影响……这些共同塑造了冰心。
23岁那年，冰心赴美留学。她在异国他乡将自己的经历和对人生的独特感受记录下来，写成29篇《寄小读者》发表。这些文章清浅可人，有爱心有童趣，为冰心赢得了最广大的读者群。
我小时曾为一头折足的蟋蟀流泪
为一只受伤的黄雀呜咽
我小时明白一切生命
在造物者眼中是一般大小的
——《寄小读者》
通过文字，冰心希望给予孩子们爱与美的教育，“助成奋斗，向上，美化的诸种行动”。女儿吴青说，《寄小读者》难得之处，就在于把儿童作为“人”来对待：“你要尊重他，因为他有自己的情感，有自己的喜好。”
李玲解读：“冰心不是以一个长者的姿态在谆谆教导晚辈，而是作为一个刚刚走过儿童期的青春少女，她把自己生命体会到的所有真善美的东西捧出来，真诚地、平等地和心爱的小朋友分享。五四伦理就是幼者本位，对弱小者的尊重和亲近，也是她人道主义精神里非常重要的一面。”
冰心对于儿童之爱，一方面是将儿童抽象成一种未受污染的、纯净人格的象征；另一方面也将孩子作为拯救、慰藉人心的力量。
▲冰心在1957年创作的《小橘灯》，八十年代后被收录语文课本，成为影响几代人的经典。
“炉火的微光渐渐地暗了下去，外面变黑了。我站起来要走，她拉住我，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把那小橘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像一个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着，又从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蜡头，放在里面点起来，递给我说：“天黑了，路滑，这盏小橘灯照你上山吧!”
——《小橘灯》
除了时代文化的感应，从个人的成长经历而言，冰心与弟弟们的关系都极为亲近，她曾在文章里把三位弟弟比作“三颗明亮的星星”。这样的亲情体验也让她极愿意亲近孩童。
▲冰心与孩子们在一起
事实上，冰心的一生都喜爱孩子，晚年她更是和全国各地的孩子们成为“知心朋友”，经常给孩子们写信，邀请孩子们到家里来做客，听孩子们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教孩子们写作。
而与孩子们的亲密相处，也让冰心始终保持着一颗纯真、不老的童心。
冰心不仅描绘人类的美好情感，也真诚地讴歌自然。
从小在海边长大，大海不仅给了她博大的情怀，也让冰心对大自然充满好奇和情感。
春何曾说话呢
但她那伟大潜隐的力量
已这般的温柔世界了
——《春水》
在李玲看来，冰心对自然的亲近，一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自然宇宙观的影响；二是关注自然界的一花一草一木，也体现了她关爱弱者的人道主义精神，“她喜欢很多花，但是偏偏要给蒲公英加冕，因为蒲公英是最普通的花”；三是她把自然当做一种人格的隐喻和象征。
冰心对自然的尊重和热爱，也深深感染了女儿吴青。
▲冰心与女儿吴青
吴青曾撰文写道：“在小时候妈妈常给我讲故事，常带我到歌乐山去欣赏大自然，然后总告诉我应该热爱小动物，说它们既然是有生命的东西，就应该有机会在这个世界上幸福地生活。小时候我特别顽皮，人家也说我的性格有些像男孩子，特别喜欢在外面玩，有时候我逮着蝴蝶儿，或是小虫子、小麻雀，妈妈总是说‘你把它放了吧，它妈妈可能在找它哩。你要不放了它，它妈妈可能会着急的。尤其是天黑了，你要在外面没有妈妈，你会是什么感觉呢？’”
回顾冰心的写作生涯会发现，她的巅峰期似乎在她刚迈入文坛的那10年间便已确立。随后的几十年，国家的战乱动荡、漂泊不定的迁徙生活，以及身为人妻人母的重担，一度让她陷入写作的瓶颈。
▲1938年夏，冰心怀抱小女儿吴青，全家在燕南园寓所前留影
▲冰心在写作
冰心继五四运动之后的第二个创作高峰，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那时的冰心已是耄耋之年。
八十岁时，冰心先是患上脑血栓，不久又跌了一跤，导致她的右半身面临偏瘫。亲友们劝她选择保守疗法，长期休养，但这就意味着她将失去生命的活动能力和写作的能力。但冰心很平静地选择了手术。
手术很成功，冰心躺在病榻上，欣喜地写下了《生命从八十岁开始》，“我希望在一九八一年完全康复之后，再努力给小朋友们写些东西”。
吴青说：“大家都觉得冰心很弱，其实不是，她非常坚强。人最重要的是克服困难的能力，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没有一个坎儿是你过不去的，你必须过。”
▲冰心晚年，吴青一直陪在妈妈身边
病愈后的冰心腿脚不便，不能随意走动，平日里只能靠助行器做少量活动。绝大部分时间，她都伏在书桌上颤颤巍巍地阅读和写作。虽然不能外出，但冰心时刻关注着外面世界的变化。
这期间，她创作了散文集《三寄小读者》，短篇小说《空巢》《远来的和尚》，还写下大量针砭社会现象的文章等等。
晚年的冰心创作上更加直接、犀利、有力量。
她关心教育问题，写下《我请求》，请求大家都来读一读《教育忧思录》，关心国民教育问题。
她写《无士则如何》，讲述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的重要性。
我们今天还是要大声疾呼：要让德先生、赛先生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如果不重视“士”，不重视科学、教育、文化，德先生和赛先生就成了空谈……
——《无士则如何》
老舍儿子舒乙在《真人——冰心辞世十年祭》中回忆，冰心曾在老舍先生的忌日，坐着轮椅去北京图书馆看“老舍生平和创作成就展”。本来兴致很高，可后来老人家突然失声大哭，双手捧面，热泪横流，吓坏了在场的组织者。
直到把她送回家后，冰心才哽咽着说了一句：“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啊！”原来她是回想起老舍的不幸遭遇，一时间悲从中来，难以释怀。
冰心一生不喜艳丽，衣服只穿黑白蓝灰，却独独最爱艳丽的玫瑰花，她解释道：“因为它有坚硬的刺，浓艳淡香都掩不住她独特的风骨。”
“有风骨”“敢说真话”，几乎是经历过五四运动或者深受五四运动影响的几代作家的共性。
女儿吴青坦言，母亲对她的一生影响很大：“从小妈妈就教我们要真，做人要真，要说真话。”
1989年，女儿吴青当选北京人大代表，老人很高兴，叮嘱女儿要“为人民的利益”“要敢说真话”。她还亲自提笔写下林则徐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送给女儿。
接受《文化十分》记者采访时，吴青正在跟微电影《冰心·关于女人的故事》剧组研磨剧本。她提出最大的要求就是“真实”。
吴青说，冰心一生“求真”，还体现在与父亲吴文藻的结合上。
吴青在文章里写：“妈妈是十九岁出名，从此以后有很多很多名人都追我妈妈，但是我妈妈都拒绝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恭维我妈妈，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不好听的话，但我爸爸却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不恭维我妈妈的人。”
冰心赴美留学那年，在搭乘的邮轮上认识了吴文藻。
初见时，吴文藻不仅没有阿谀之词，反而问冰心：“有几本评论拜伦和雪莱的书，都是英美著名的评论家写的，你看过没有？”当冰心回答“还没读过”时，吴文藻则爽直地劝说：“你学文学的，这些书你都没看！这次出去，要多读一些书，如果不趁在国外的时间，多看一些课外的书，那么这次到美国就算是白来了。”
虽然当下冰心有些难堪，但吴文藻的耿直也让她心生好感。最终，两人终成眷属，厮守一生。
▲1929年，冰心与吴文藻结婚
舒乙也评价冰心是一个“真人”。
他在《真人——冰心辞世十年祭》中写道：“她在生活中，在任何一件事中，不带任何虚假，不带任何掩饰，直面道来，以至每一件事，甚至每一个字，在她老人家身上都是与众不同的。”
曾经有一位领导来向冰心求字，冰心向来对此公不感兴趣，遂说：“买宣纸来！”等他走后，冰心悄悄地说：“其实我已想好写什么，但要等他送纸来，如他真来，我就会问：‘宣纸买了吗？’”
作为作家，冰心对名利看得淡薄，她曾说：“我一辈子最幸运的就是从来没有当过官，所以我总是能够以一个平常人的心态，面对所有的人和事。”
文学界常将冰心与鲁迅作对照。
鲁迅的爱憎和批判构建于对社会、人性的深刻洞察之上，当鲁迅以文字为这个民族铸剑、冲破牢笼，反抗压迫时，冰心则以爱救世，用爱和同情为世人歌唱。
李玲认为，鲁迅是现当代文学史上最执着于“拔去荆棘”的作家，但现实社会中，不是所有的荆棘都可以拔除，比如生命终有尽时，但爱与同情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愈加完满；也不是所有人都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拔去荆棘，这种精神力量的源泉也来自于爱与同情；而且，荆棘拔去后，总会不可避免地在人心里留下阴影，这同样需要爱与同情来温暖……
鲁迅之所以能够一路“披荆斩棘”，也是因为心中怀有巨大的爱与同情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冰心和鲁迅在精神内核上是相通的，也是互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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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 | 任永蔚
制片人 | 石岩
主编 | 马戎戎
记者 | 刘雅晴
责编 | 桂姝蕾
编辑 | 梁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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