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专栏 |《何以为家》：不止于“忆苦思甜”
作者：《文化十分》主编 马戎戎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对于中国观众而言，黎巴嫩电影《何以为家》所展现的世界是陌生的。
通过12岁叙利亚男孩赞恩的视角，黎巴嫩女导演娜丁·拉巴基向观众们展现了一个真实的难民世界。
作为叙利亚难民，赞恩一家九口挤在黎巴嫩贫民窟一间十几平的小房间里。连床都没有，大人和孩子都挤在一张地毯上睡觉，彼此之间没有任何隐私。由于缺乏营养，12岁的赞恩看起来只有8、9岁。他不能上学，要在房东的杂货店打工，要照顾弟妹。
为了生存，这家人到药店骗处方药制毒，在街头兜售简易制作的果汁；在这里，女孩初潮是件危险的事，因为这意味着她已成长为女人，可以被当作物品兑换券送给别人以顶替房租。赞恩母亲的兄弟在监狱里，看起来，那里也是这个家族的男性成员最可能去的地方。
赞恩想逃离这里，他搭车去了另外一个城市，在那里，他见到了苦难的另外一些形式：年轻的非法移民母亲拉希尔将孩子藏在厕所抚养；人贩子趁火打劫，以办理身份证件为条件，想说服她卖掉孩子。拉希尔被警察拘留，赞恩不得不独自照顾拉希尔留下的婴儿。为了养活自己和婴儿，他想尽了一切办法，却依然不得不把孩子交给人贩子。
当赞恩回到自己的家中，他发现，自己也从未曾有过身份。被送给房东的妹妹萨哈怀孕大出血死去了，赞恩满怀着仇恨持刀捅伤了那个伤害他妹妹的人。
对于想着五一长假到哪里去度假，家里买什么车的中国中产阶级而言，《何以为家》的苦难，就是一层又一层涂抹在画布上的黑色油彩，浓重得让人喘不过气。
更为恐怖的是，这是一个基本真实的故事。这个家庭的情况，就是主演赞恩的家庭状况。
事实上，除了导演本人饰演的律师外，《何以为家》全部启用了非专业演员，他们来自监狱、贫民窟、街头。片中的黑人妈妈、黑人婴儿的饰演者都是没有合法身份的劳工、难民，法官、警察，犯人、抽烟的青少年、被拘禁的非法移民等均是本色出演。
在拍摄中，导演大量使用了手持摄影机跟拍的长镜头，这使影片具备了一种纪录片式的质感。
谈到这些演员时，娜丁·拉巴基说：“他们不是在表演，而是在表现自己真实的人生。”
《何以为家》以一个颇具戏剧性的场景开场。12岁的少年以故意伤害罪被送上法庭，而他却在法庭上对父母提出了起诉：“他们为什么要生下我。”
作为穷人，赞恩的父母陷入了中国人最熟悉不过的恶性循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他们连养活自己都困难，却一气生下了7个子女。赞恩的妹妹萨哈死后，他们的应对措施是，再生一个。
所以赞恩在法庭上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喊：“求求他们别再生了。”
导演客观的一面在这里呈现了出来。她不仅仅对赞恩寄予了同情，也让赞恩的父母在法庭上为自己辩解：“我有什么错？我也是这样被生出来的，也是这么长大的。”
“从小到大别人跟我说，‘没有孩子，你就不是男人’、‘孩子是你的脊梁’。”
然而，他们却被无休止的生育逼入了死胡同，被孩子压弯了脊梁。
这正是生活最深刻的一面：每个人都被自己的先天环境所决定着，离经叛道可能会使自己在环境中处于被孤立的境地，给自己的生存和生活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但丝毫不加思索地遵循所谓的“传统” ，顺从社会文化习俗，便有可能成为恶的帮凶而不自知。
这就是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麻木地顺从某种社会机制、意识形态，不思考，不思考人，不思考社会。最终成为一个无思想，无责任感的人。
汉娜·阿伦特认为，“平庸之恶”是人类最本质的现实之一。
很多人认为，赞恩努力独自抚养黑人弟弟却最终失败的过程，暗示赞恩最终“长成了父母的样子”，并认为他不得不把黑人弟弟送给人贩子和赞恩父母不得不把妹妹萨哈送给房东性质相同。
我却不这么认为。至少从赞恩对自己童年的描述来看，“我只记得暴力、侮辱和殴打；链子、管子和皮带”，赞恩的父母在养育他的过程中欠缺起码的爱护和温情。而赞恩对毫无血缘关系的黑人婴儿，却尽职尽责，付出了满满的关怀。他一直在困境中寻找办法，而并非麻木地顺从现实。
即使是最后对现实的拔刀相向，他也从未屈服。所以，他才能问出父母从未想过的问题。他也最终能摆脱宿命，实现离开黎巴嫩，到挪威接受教育的梦想。
放弃了思考的人，和动物又有何异。
《何以为家》原名“迦百农”。“迦百农”原本是英语世界中的一个圣地，后来却有了“苦难”、“混乱”的含义。这令人不能不想起黎巴嫩的命运。黎巴嫩原本是中东的富庶之地，却因为连年战乱，成为了电影里的这个样子。
导演娜丁·拉巴基和男主赞恩
为了创作这部电影，真实反映当下的黎巴嫩社会。娜丁·拉巴基在电影开机前花费了三年时间在黎巴嫩进行社会体验和街头调查，她和制作团队的身影经常出现在黎巴嫩的大街小巷，包括贫民窟、监狱、法庭等许多场所。她说：“我们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调研。因为我无权去凭空想象他们的生活状态，只能亲自去看、思考，并把这些记录下来。”
导演娜丁·拉巴基
在《何以为家》之前，国内观众对黎巴嫩这个国家出品的电影了解甚少。或者，人们几乎不能把这个连年战乱的国家和电影联系在一起。
事实上，处在欧亚两大文明交汇之地，黎巴嫩曾是中东世界中唯一可以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共融一炉的国家。黎巴嫩的电影工业开始得并不晚，1929年，黎巴嫩就制作了无声片《伊里亚斯·麦勃鲁克历险记》。1931年，黎巴嫩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1934年生产了《在巴尔贝克废墟里》，这是在阿拉伯国家完成生产全过程的第一部影片,上映后十分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黎巴嫩电影业发展迅速，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制片公司纷纷成立，制作华美的舞台故事片纷纷诞生。
1975年，黎巴嫩爆发内战；进入1980年代后，黎巴嫩更是被卷进了连年战争。战争几乎摧毁了黎巴嫩的本土电影工业，电影人才纷纷远走异乡。然而，依然有极少数电影人坚持着用镜头观察和讲述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羞辱》海报
在《何以为家》之前，2018年，黎巴嫩导演齐德·多尔里执导的《羞辱》曾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和《何以为家》一样，《羞辱》同样是一部以小见大的影片。工头亚西尔和巴勒斯坦移民托尼因为一根水管展开口角，两人从水管一直吵到国家、民族、历史，最终闹上法庭，引起族群冲突。齐德·多尔里本人，也是80年代离开黎巴嫩，在美国接受教育，之后才重返家乡拍摄家乡故事的众多黎巴嫩人中的一员。
娜丁·拉巴基本人是战后黎巴嫩自己培养的第一代电影人，对于这份土地的情感，自然更加复杂和深沉。娜丁·拉巴基说，最初创作这《何以为家》时，只是为街头的流浪儿童所触动，想用电影的力量为他们做点什么。但随着调查的深入，她想说的，已经远远超过了“关爱难民儿童”。
“世上何尝尽富豪，也有饥寒悲怀抱，也有失意痛嚎啕。”这是本是京剧《锁麟囊》中的一句唱词，用来描述《何以为家》的观后感却最合适不过。
然而，即便是对离“难民问题”甚远的中国观众而言，《何以为家》的意义，也远远不止是“忆苦思甜”这么简单。
处在和平社会的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或许是如何避免“有序”成为“失序”。
虽然是一部小成本影片，《何以为家》的票房表现却相当不俗。今年的“五一”小长假比往年多了一天，5月1日至4日，内地电影总票房为15.09亿元。这其中，《复仇者联盟4》贡献了超过8成的票房。紧随“复联”脚步的，就是《何以为家》，票房超过了1.5亿元。
事实上，自去年以来，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屡屡在市场上取得惊人表现。无论是《我不是药神》，还是《找到你》，甚至更早一些的《摔跤吧，爸爸！》都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这些影片都蕴藏着一个共性：“以小见大”，通过还原底层人物的真实状态呈现普遍性的现实问题，引起观众的思考和共鸣。
或许，国内的电影从业者应该思考一下，如何以《何以为家》为范本，开发国产电影的新类型和新空间。
曾以1982年黎巴嫩大屠杀为题材拍摄过《与巴什尔一起跳华尔兹》的以色列导演阿里·福尔曼说过这样一句话：“电影无法改变世界，我们什么都不说，我们只是呈现真相，这些胶片自己会说话。”
监制 | 陈 杰
制片人 | 石岩
主编 | 马戎戎
编辑 | 桂姝蕾
责编 | 桂姝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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