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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樊锦诗：我为敦煌尽力了
在新中国70华诞即将到来之际，一批为国家建设和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被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这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义给予的国家最高荣誉。其中，樊锦诗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今天，《文化十分》将为您讲述樊锦诗的人生故事，也让我们见贤思齐，崇德向上。
▲樊锦诗
81岁的樊锦诗有很多头衔，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三八红旗手”，“改革先锋”，以及如今的“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但人们提起她时，总还是亲切地称她为“敦煌女儿”。
这个江南姑娘25岁来到敦煌，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到如今的耄耋老人，她扎根大漠，为敦煌献出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人生。
她身材瘦小，个性单纯，却怀着知识分子的风骨和坚韧，以惊人的毅力继承了常书鸿、段文杰这些老先生的衣钵，把一个家底丰厚、考古研究成果丰硕、人才济济、游客管理井然有序的莫高窟呈现在世人面前，赢得了享誉全球的尊重和赞美。
她历经千难万险而终不悔，恰如敦煌的女儿，满怀着赤忱，燃烧自己，照亮了敦煌的风沙大漠，也正如她的自传名称所言——“我心归处是敦煌”。
撰文 | 纪萱萱
▲点击观看 《樊锦诗：科学保护让“敦煌模式”成为世界典范》
初入敦煌
再入敦煌
后来，樊锦诗总念叨，常院长完全可以在别的地方过舒适的生活，却在敦煌待了那么多年，老婆都跑了。她说，常院长以前，敦煌400多年没人管，破破烂烂，常院长来了之后才有巨大的改观，他太了不起了。
樊锦诗说的常院长，就是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常书鸿的故事请点击《“敦煌少女”常沙娜 | 结缘敦煌守初心，以身许国两代情》）。
樊锦诗来敦煌之前就知道常书鸿。她在读大学期间，《人民文学》杂志上刊登了徐迟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主人公的原型就是常书鸿。等见到常书鸿本人，樊锦诗心里又犯了嘀咕，这么有名的、喝过洋墨水的常先生怎么打扮得像个农民一样？
常书鸿穿着一身洗旧了、褪了色的“干部服”，脚上是布鞋，鼻子上架着眼镜。但他一开口，大艺术家、大知识分子的风采便显露了出来。
当时，樊锦诗心里非常想问问常先生究竟为什么留在这里，但她也不敢问，只觉得他非常执着，非常执着。
那一年，常书鸿也正忙着做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经周总理批示，莫高窟南区危崖的加固工程启动了。工程进行的同时也需要进行考古发掘清理，可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现敦煌研究院）没有专业考古人员。
于是，常书鸿向北大的宿白先生求援，希望能将4名在此实习的学生，毕业后分配留到这里。
就这样，已经回到学校的樊锦诗面临着被分配到敦煌的困境。
樊锦诗和双胞胎姐姐樊锦书是早产儿，两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才六个半月，从小体质就比较弱。父亲希望女孩子也能饱读诗书，所以为两个孩子分别起名“诗”和“书”。
小学的时候，樊锦诗被诊断出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幸运的是，她奇迹般地痊愈了，基本没有留下后遗症，但是自此她的腿脚就不特别利落。
听说她要被分配到敦煌，曾经在北大当过两年讲师的父亲给北京大学的领导写了一封厚厚的陈情信，希望学校能够考虑樊锦诗的身体状况，将她分配到大城市工作。
可这封信最终还是没有交到学校领导的手中。
后来，有人问樊锦诗是不是真的有那封信，樊锦诗轻描淡写地说，真的有，我也确实身体不好，上大学时还经常晕倒，但我不可能把信拿出来，更不可能交给学校。
她回忆说，这也许就是她们那一代年轻人的时代精神——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父亲知道了樊锦诗的决定后，只对她说了一句话：“既然是自己的选择，那就好好干。”
后来，人们总是用她当年想问常先生的那个问题来问她，为什么留在这儿？她总是很朴实地说，开始是服从分配，后来是因为这里有干不完的事，便一直干了下去。
再赴敦煌的樊锦诗把根扎进了大漠深处，以几十年的付出，回答了自己当初的疑问。
被分配到敦煌的那一年，樊锦诗已经有了心上人。她叫他老彭。
老彭是樊锦诗的大学同班同学，来自河北农村，是班上的生活委员，平时就很会照顾人，为人热情诚恳。
老彭追求樊锦诗的过程也有着那个年代的质朴。
一开始，老彭总是早早来到图书馆，帮樊锦诗占个座位。过了一阵子，他买了一块手绢送给樊锦诗，黄色的，上面有绿点点和红点点的花纹。樊锦诗还有点嫌弃，觉得这手绢实在俗气。又有一次，老彭为樊锦诗带了家乡的特产腌臭鸡蛋，樊锦诗心里想，这有什么好吃的，但又觉得老彭朴实得可爱。
直到有一天，老彭突然对她说，想带她去大哥家，他在北京和大哥一起生活。在恋爱问题上反应迟钝的樊锦诗这才意识到老彭的心意。
樊锦诗在自传中写道：我和老彭之间没有说过我爱你，你爱我，我们也就是约着去未名湖畔散步，快毕业前我们在未名湖边一起合影留念。
毕业分配后，老彭去了武汉大学，我去了敦煌。
那时候我们想，先去敦煌一段时间也很好，反正过三四年后学校就可以派人来敦煌替我，到时候还是能去武汉。
北大分别的时候，我对他说：“很快，也就三四年。”老彭说：“我等你。”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分就是十九年。
然而，樊锦诗这一去，就是一辈子。
两个年轻人约定，樊锦诗先在敦煌待上三四年，把所有的洞窟看个遍，就奔向武汉，结婚成家。
两年后，彭金章来到敦煌看望樊锦诗，常书鸿特意以武汉大学来了个教授的名义派车去接他，老先生们也都待彭金章好极了。
这对相爱的恋人毕业之后还是第一次见面，樊锦诗带着彭金章走遍了敦煌的洞窟，两个人有说不完的话，甜蜜极了，但谁也不敢轻言未来。
▲樊锦诗与彭金章在敦煌留影
临走时，彭金章拉起樊锦诗的手，轻轻地说：“我等着你……”
不久后，这对相距万里的恋人还是决定结婚。1967年1月15日，樊锦诗29岁，他们在武汉大学一间宿舍里举办了简单的婚礼。樊锦诗有一件灰布红点和白点的罩衫，她洗了洗，穿在棉袄外面，就当新娘子的衣服了。
那时，十年动乱已经开始，动荡时期，是无法解决分居问题的。樊锦诗无奈地说：“我们想调到一起，也只是天真的幻想而已。”
两个人一两年才能见一次面。从武汉过来，坐火车要在郑州倒车，从郑州到敦煌还得2天2夜。到了敦煌火车站，离研究院还很远。
聚少离多的日子里，大儿子予民出生了，小儿子晓民也出生了。
樊锦诗内心充满了挣扎：“一想为了家，算了，毕竟南方生活还是好，孩子也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但我躺下就想敦煌，醒过来还想敦煌。我也没想过吃啊穿啊怎么打扮，这都跟我没关系。就是敦煌这点事，成了我生命中间不可割舍的一部分。前辈们也不希望我走，他们拉着我的手说，‘小樊，你别走’。前辈们做出了榜样，后来我就没走。”
▲樊锦诗在敦煌工作留影
最后还是彭金章做出了妥协。樊锦诗不无感激地说：“他知道我离不开敦煌，他做出了让步，如果没有他的成全，就不会有后来的樊锦诗。”
1986年，已经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的彭金章离开了武汉，来到了敦煌。他放弃了商周考古的教研事业，改行做了佛教考古，在北区废洞窟里挖掘出大量珍贵文物，证实完整的莫高窟石窟寺院由南北石窟共同构成，从而使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由 492个增至735个。
两人在敦煌团圆了。彭金章形容他们的爱情故事：“我们相识在未名湖，相爱在珞珈山，相守在莫高窟。”
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
樊锦诗曾说，自己最对不起的就是两个孩子。在他们最需要妈妈的时候，她却不在他们身边。
樊锦诗与丈夫彭金章结婚不久后，有了第一个孩子。她本想到医疗条件更好的武汉生产，没想到孩子提前出世。等彭金章几经周折赶到敦煌时，孩子已经出生好几天了，没有衣服，没有被褥，没有尿布……光着屁股用妈妈的旧棉袄草草包着，靠着护士阿姨买的奶粉勉强活命。
樊锦诗心里很委屈：“你终于来了！” 还没说多少话，她就流了眼泪。
老彭挑来一个担子，里面有给母子俩准备的衣服、奶粉、鸡蛋，还有一本《妈妈手册》，樊锦诗就是依据这本《妈妈手册》把大儿子予民带到了一岁多。
彭金章在敦煌短暂停留之后又回到了武汉。樊锦诗不久也回到了工作岗位。她白天要上班，只能把孩子打上“蜡烛包”，晚上回家再解开。孩子大一点了，她便把被子叠得厚厚的，挡着床边。
“有一次我一推门，孩子冲着我呵呵笑，结果进去一看，他拉了一床，还笑呢！又有一次我进门一看，他从床上掉下来，摔在地上的煤渣子里，满脸都是煤渣子。”谈起自己的孩子，樊锦诗心里总是充满愧疚。
就这样，孩子拉扯到一岁多，没人照看实在不行了，樊锦诗把孩子送回了河北农村，交给孩子的姑姑抚养。
1973年，小儿子晓民也出生了，侍候月子的大姑姐带来了老大，又接走了老二。老大留在武汉跟着爸爸生活，樊锦诗又回到了敦煌。
五年后，河北老家来了消息，大姑姐的孙子出生，没有余力再带外甥，樊锦诗只得匆匆赶到河北去接回自己五年多没见的小儿子。
一进门，樊锦诗问大姑姐，孩子呢？大姑姐很诧异，你没看到他啊？原来，院子里站着一个又脏又瘦的光屁股小孩，樊锦诗还以为他是邻居家的孩子。大姑姐给孩子穿上衣服领进来，樊锦诗这才反应过来，那个黑不溜秋、一丝不挂的男孩正是自己的儿子。
樊锦诗很愧疚，她把孩子带到武汉，打算抛弃敦煌的一切，全心全意照顾父子三人，说什么也不回敦煌了。没想到，这段日子里，她常常失眠，心里总牵挂着敦煌。就这样，她又带着小儿子回到了敦煌。
▲敦煌第45号窟菩萨像
晓民在樊锦诗的身边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樊锦诗给他讲故事，教他数数，但是渐渐地，樊锦诗意识到，莫高窟的教育水平远远比不上大城市，必须把他送出去上学了。
万般无奈，樊锦诗只得再次把晓民送走，寄养在上海的姐姐家中。可晓民此时已经不再是那个光着屁股不认识妈妈的懵懂小孩，他整天哭闹着要找妈妈，不好好上学，经常独自跑掉，说要坐火车去敦煌找妈妈。
彭金章再次做出了妥协，他把小儿子也接到了自己身边，自此，彭金章便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在武汉生活。樊锦诗常对孩子说：“你们的爸爸是我们家的功臣，如果不是他的话，我们这个家就要散了。”
▲彭金章和樊锦诗，彭金章于2017年7月在上海病逝。
永恒的事业
樊锦诗常说，她几次想离开敦煌都没有离成，敦煌是她的宿命。
在自传的序言中，樊锦诗写道：“感谢我的家人，我的两个孩子，感谢他们对我这个不称职的母亲的理解和宽容。希望他们读了这本书之后，能够更加懂得守护莫高窟是值得奉献一生的高尚的事业，是必然要奉献一生的艰苦的事业，也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奉献的永恒的事业。”
这个身材瘦弱的江南女子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和心血都投入给了敦煌。
1998年，60岁的樊锦诗接棒敦煌研究院院长。就在那一年，当地政府提出要把莫高窟和一家旅游公司打包上市。理由是通过资本运作，可以让莫高窟的价值最大化。
一向温文尔雅的樊锦诗斩钉截铁地一口回绝，她跑到负责人的办公室拍着桌子说：“听说你们准备把莫高窟卖了？谁让你们这么做的？我不同意。”
樊锦诗说：“旅游公司会知道保护文物吗？不会！开放当然简单了，不就是把洞门开开、把人领进去吗？可是人多了，环境受得了吗？如果要保证洞窟不受影响，一定需要一套很复杂的保护和管理系统，还需要时刻监测。这是一个很难很复杂的事情。”
此时，迅速增长的游客量已经为保护带来了严峻的考验。“游客量从10万到20万用了15年的时间。而1998年到2001年，短短三年游客增加了11万。那时已经意识到要变化了，游客正加速度快速增长。”
敦煌最古老的洞窟距今已经1600多年，“它已经是非常衰弱的一个老人。”这么多人来到洞窟里，呼吸的二氧化碳、温度、湿度全都变了，这都对洞窟造成了影响。
洞窟的承载能力如何？经过对每个洞窟的面积空间的仪器检测，最后得出一个数字——每天不超过3千人次。
樊锦诗很着急，她说：“让游客参观莫高窟是我们的职责，可什么都有一个度，你不能让人们无穷地进入洞窟。还有一点，观众来到这里他是没有准备的，他们进洞窟了，但其实很多人他没有看懂。我们既要保护，又要叫观众看好、看懂。”
于是，从2003年到2014年，由樊锦诗牵头，敦煌研究院花了11年的时间去建设“数字敦煌”。
而这个想法，早在80年代，就已经萦绕在樊锦诗的心头。“80年代的时候，有一次去北京出差，我看见别人摆弄电脑。要关机的时候，我那时不懂嘛，就问了：‘关了不就没了么？’人家告诉我，这个是数字的，永远都不会变的。我当时就想，我们敦煌的壁画能不能也搞成这种永远不会变的数字的呢？”
想法有了，实现起来却是困难重重。八九十年代的设备能力有限，尤其是摄影达不到高清程度，即使是把图像数字化之后也不尽如人意。但樊锦诗很坚定，“数字化”的事情一定要做。
因为壁画每天都在发生极其细微的变化，及早把它记录和保留下来，是研究者的责任。
2003年，第十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樊锦诗提交了一份议案。议案中详细描述了“数字敦煌”的设想，这也是樊锦诗关于“文物保护和接待游客之间的平衡”的思考结果。
另一方面，樊锦诗四方奔走，努力以法律手段阻止资本对文物保护的侵蚀。“敦煌最终是要没有的。什么时候呢？我希望它还能存在1000年。”樊锦诗说。
在她的推动下，《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2003年颁布实施。
后来，她在文章里写道：“有人提出要压缩莫高窟保护范围，有人提出要在保护范围内搞开发建设，甚至有人建议莫高窟‘捆绑上市’、把莫高窟交给企业经营等，我们都依照文物保护法和《条例》一一做了解释与制止。”
▲“数字敦煌”呈现的石窟全景观看效果
“数字敦煌”的构建也在继续推动，2008年，总投资2.6亿元的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正式开工。
工作人员邀请国外的先进团队参与，利用科技手段建成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游客先观看4K超高清宽银幕电影《千年莫高》和8K超高清球幕电影《梦幻佛宫》。
▲【沥粉贴金菩萨】莫高窟第57窟，初唐。各装饰部分使用沥粉，使饰物产生立体感，再在沥粉上贴金，使饰物熠熠生辉
一方面，通过影院场次轮替，让参观游客按时段平均有序地进入洞窟，降低洞窟参观人数峰值；另一方面，游客对敦煌艺术有了初步体验，再到莫高窟实体观赏，可以加深对敦煌文化的理解。
樊锦诗以学人的严谨，为每一位来到莫高窟的游客提出了要求：“要让观众明白，为什么叫莫高窟，莫高窟与汉武帝、张骞、丝绸之路的关系等等。游客普遍反映这种参观方式使千年文物走出洞窟，激活了其生命力，比单一参观洞窟效果更好。”
常书鸿曾在文章《我和敦煌》里写道：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烁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令人惊心动魄，赞叹不已。
对于敦煌艺术，樊锦诗也有着同样的感受。她说，很多的壁画雕塑她已经看了几百遍，但每次进入洞窟，仍然忍不住要看：“敦煌有一种魅力，一种极大的吸引力在吸引着你，让你愿意死心塌地地留下来。”
常书鸿曾在文章《我和敦煌》里写道：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烁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令人惊心动魄，赞叹不已。
对于敦煌艺术，樊锦诗也有着同样的感受。她说，很多的壁画雕塑她已经看了几百遍，但每次进入洞窟，仍然忍不住要看：“敦煌有一种魅力，一种极大的吸引力在吸引着你，让你愿意死心塌地地留下来。”
当年，樊锦诗毕业离校前，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苏秉琦先生曾专门把她叫到北大朗润园的住处，对她说：“你去敦煌，你要编写考古报告。比如你研究汉代历史，人家会问，你看过《史记》没有，看过《汉书》没有，不会问你看没看过某某的文章，考古报告就像《二十四史》一样，很重要，必须得好好搞。”
樊锦诗的恩师宿白先生也说过，要研究整理出可以永久保存的敦煌石窟科学档案，为各种研究提供科学资料。并且，石窟损坏甚至全部塌毁了之后，未来能够根据记录进行科学复原。“这一点对石窟遗迹来讲，尤其重要。”
对此，樊锦诗一方面作为管理者保护着敦煌，一方面又仍然秉持着考古研究者的初心，使命在肩。她从未停下考古报告的编写，尽管“那是几辈子可能都做不完的工作”。
由她牵头编写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已于2011年正式出版。
樊锦诗说，自己1963年就来到了敦煌工作，但是2011年才出版了第一卷考古报告，对此感到无比内疚和惭愧。现在第一卷出版已经八年了，第二卷还在进行中，而这个系列的目标是100卷。
第二卷的编写也碰到很多难题。第二卷含洞窟3个，塑像40-50个，洞窟结构复杂，工作量远远大于已经出版的第一卷。“这个活确实非常枯燥。比如一个洞窟有几尊菩萨，正面可以扫描，背后扫不着了，就要我们搞测量的人去补了。这里头还有附录：材料要颜料分析，有附录；过去伯希和、张大千，都做过哪些研究，也都在附录里。“
樊锦诗说：“多卷本《敦煌石窟全集》的考古报告是一个庞大、艰巨、持续的工程。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最多再做两本。经过两三本以后，把难题都碰过以后，加上技术本身再发展，将来效率会越来越高。再难，我们也要坚持做下去，把报告做出来。”
和常书鸿先生那一代人的传奇人生相比，樊锦诗的经历看似平淡得多，没有留学归国的热血，没有炮火纷飞的逃亡，没有白手起家的艰难，甚至没有爱情的坎坷和家庭破碎的曲折。
那么，人们却为何如此地敬爱她，将她誉为“敦煌的女儿”呢？我想，秘密还是在于一个“守”字。她以女性的坚韧守护着自己的初心和承诺，用一点一滴的力量默默守护着莫高窟，守护着敦煌。
樊锦诗的一生为敦煌付出了太多太多。为了阻止莫高窟商业化，她拉下脸面，到处求援，四方奔走，无怨无悔；因为无暇顾及孩子的教育，两个孩子的学习都不太好；为了留下一位有才能的武汉大学博士生，樊锦诗把自己在兰州的房子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他。她说，留下一个人才比留下一套房子重要。
有次开会，她看到现场有“简单相信，傻傻坚持”八个字，她笑着说，那不就是我吗？
她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十六个字的莫高精神，那就是“坚守大漠、勇于担当、敢于奉献、开拓进取”。她说，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总有一天会走的，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聊以欣慰的是，我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我为敦煌尽力了。
※部分内容依据《樊锦诗自述：我心归处是敦煌》整理
监制 | 任永蔚
制片人| 石 岩
主编 | 李 姌
责编 | 梁珊珊
编辑 | 张译元
运营 | 邓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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