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演员于是之
“（于）是之用他的真诚、善良走过了一生……在最后送别时，我在送给他的花篮上写下‘是之，我爱你’几个大字。这是我的心里话，却又是一辈子也没当面说出口的话。”
撰文 | 梁珊珊
92.7.16
这串数字是于是之发表在《中国戏剧》上一篇散文的题目。
1992年7月16日，于是之最后一次在舞台上出演《茶馆》中的王掌柜。这是《茶馆》演出的第374场。
▲于是之饰演《茶馆》中王利发
那一天，台上台下哭成一片。
“这个日子，对别的人都没有什么意义，只是那一天在我的戏剧生涯中出了些毛病。它告诫我，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要演戏了……”一个话剧演员，偏偏说话上出了障碍；一个把演戏作为毕生事业追求的人，今后却再也不能走上舞台了。没有比这再大的打击了。
他早早来到化妆间，无声地抚摸着一件件道具，熟练地拨拉着王掌柜那副算盘珠。已经演出了近四百场的戏，于是之却依旧按捺不住内心的紧张。他甚至对搭档蓝天野说：“要是我忘词了，你提醒我点。”难以想象，一位以台词功底见长的人艺老演员说出这话时，内心该是怎样的痛苦。
观众席全部坐满了，就连剧场两边靠墙的通道上也站满了人。
据说很多没抢到票的观众挤在剧场门口，为了能买到一张票，有人甚至愿意花原先票价的七倍价钱。
即便最终没有买到戏票，很多观众也不肯走，硬是在门口等了两个多小时。等到第三幕结束了，有人跟剧场的服务员提出来：
“我们能不能进去看看谢幕？”
就在那天，伴随着大傻杨的“数来宝”，首都剧场的大幕缓缓拉开。
▲《茶馆》剧照，吴钢摄，选自《一九七九年的〈茶馆〉剧照》
第一幕就卡壳了。
望着已出场的郑榕，于是之就是喊不出“常四爷”三个字。
不止这一处，包括在跟蓝天野扮演的“秦二爷”的一场对白中，于是之也“吃了螺丝”。忘词的现象总共出现了四次。
郑榕眼看着自己的老搭档脑门子上的汗不停地流，腿也抖，手也抖，心疼得一度想哭。
“我在台上痛苦极了，好容易勉强支撑着把戏演完，我带着满腹歉意的心情向观众去谢幕。”
掌声响起来，比往日还要热烈，很多观众纷纷上台送花束和花篮，有的还让于是之签名。
“感谢观众的宽容。”
在给其中一位观众签名时，被问及能不能写点什么话，于是之不假思索地写下这句话。
掌声持续了很久，演员们反复谢幕不止。而于是之却说愧不敢当，几次向观众鞠躬致意。
大幕终于要拉上了。突然，观众席里有一个人喊了一句：“于是之！再见啦！”他感动地泪流不止，踉踉跄跄地回到后台，险些撞在门上。
“我的一生从演戏以来，只知道观众对演员的爱和严格，却从来没有想到过观众对演员有这般的宽容。”
观众从这场戏知道于是之病了。于是之的妻子李曼宜，早在两三年前其实就有所察觉，可埋头于工作的两人一向都对身体不大在意。
嘴总是不受控制地动，像嚼口香糖似的，于是之怀疑是牙有问题，才总是磨到舌头。他找到牙医，索性把牙给拔了。可嘴还是不停地动，越着急越紧张就越动，渐渐地连说话都受影响了。
一次又一次忘事儿，剧院很熟的同事，他突然叫不上名字来了；有时他只能表演起那个人的样子，李曼宜才知道他要找谁。有次下班回家，李曼宜问他从哪条路回来的，他怎么也想不起来，干脆说：“就是一个姑娘，躺在地底下……”李曼宜明白了，他想说的是“公主坟”。
直到《茶馆》告别演出两年后，于是之才被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症”）。
“是之就是在这样一种身体状况下演的最后一场《茶馆》。他是克服了很多身体上的不适才完成这场演出的。”李曼宜书里的每一个字都透着心疼。
《茶馆》的告别演出结束后，卸了妆，于是之已经疲惫不堪。那晚他站在院子里，淡淡地朝着夜空发出一声感叹：“以前演戏觉得过瘾，现在觉得害怕。嘴有毛病，脑子也不听使唤，怕出错，紧张极了，可到了还是出了错。”
▲《茶馆》剧照，吴钢摄，选自《一九七九年的〈茶馆〉剧照》
他有时候会跟朋友自我调侃：“我这辈子说话太多了，老天爷不让我说话了。”
虽然嘴上这样说，可李曼宜心里最清楚，于是之到底有多么渴望重回舞台。那些年，只要听说哪个医院有办法治病，李曼宜就毫不犹豫地陪着于是之去尝试。
1996年，已患病多年的于是之受邀客串话剧《冰糖葫芦》，这也是他在舞台上出演的最后一部作品。开始时很顺利，但在细致排练时，有几句台词于是之总是说不出，四五分钟的戏，硬是排了将近一个小时。
没有人不耐烦，可于是之的脸却已一点点泛红，情绪越来越激动，手发抖，说话也愈发不连贯了：“我是有病……不然……这点儿戏早就排完了……你们着急，我更着急……我耽误了时间，实在对不起大家……可是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到底该怎么办？”
午饭时，他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李曼宜把饭送到他面前，他也不吃，也不吭声。他的脸色发白，直瞪瞪的眼睛一直望着楼窗外……
李曼宜回忆，那时候的于是之变得非常脆弱和敏感，“不知什么时候想起什么事，或是看到过去的什么东西，如相片、文章，再有是什么人无意中的一句话或一个表情，都会引起他不愉快，有时会暗自生气，也有时会伤心落泪，甚或失声痛哭”。他自卑地认为自己“没用了”，还跟李曼宜说不愿意见那么多的人，可长时间见不到什么人，他又会觉得人们已把他忘了，也很苦恼。公园散步遇到一些他从前的观众，热情围拢过来的交谈和惦念，让他感受到一些欣慰。
后来，病情越来越重，记忆力一天天衰退，可有一件事他始终不曾忘记——重排话剧《茶馆》。
因为话说不清楚了，李曼宜就帮于是之把意思记下来，拿给剧院的人看：
老舍先生的《茶馆》，现在无可怀疑地被公认为艺术精品，不仅话剧史上堪称经典之作，而且也得到了世界上戏剧朋友的承认。像莎士比亚、莫里哀等戏剧家的作品一样，一出《哈姆雷特》《吝啬人》能有各种各样的演出，那老舍的《茶馆》怎么就不能呢？就我所知，在香港、日本、美国都有朋友尝试着演出过片段，而我们国内却偏偏没有，我还是想——日思夜想——《茶馆》不应在话剧舞台上消逝。这样的精品，应让更多的人看到它。
”▲于是之先生主演的《茶馆》片段
“从《龙须沟》到《茶馆》塑造了我”
“干钩于，是不是的是，之乎者也的之——是生活干事。”
1949年春天，北平刚刚解放，李曼宜与于是之在华北人民文工团相遇。
那时的北平刚刚解放，于是之还是个二十岁出头、刚参加革命半年的毛头小伙子。李曼宜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一身灰布制服中的那件紫红毛衣。这是于是之从旧货摊上便宜买来的，连他自己都觉得有些“各色”了，但他再一想，解放了穿什么不行啊，便大模大样地穿着这件毛衣，正式参加了革命。
▲青年时期的于是之
两个人在苏联话剧《莫斯科性格》的排练过程中，确立了恋爱关系并结为终身伴侣。
李曼宜后来听同事回忆：“当年你俩恋爱谈成了，把是之高兴的，回到宿舍里满地打滚，还说李曼宜答应我了……”
▲于是之和李曼宜
顺利成家后，于是之更加全身心地投入事业。很快，他就遇到了老舍的《龙须沟》，出演了剧中主角程疯子。这是他在新中国话剧舞台上主演的第一个经典形象。
当时，华北人民文工团已经扩建成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就是大家俗称的“老人艺”。
人们常说“先有《龙须沟》，后有北京人艺”。大抵因为，一来，《龙须沟》演于1951年，北京人艺成立于1952年；二来，《龙须沟》奠定了北京人艺现实主义创作的基础。
▲《龙须沟》剧照
焦菊隐曾留学法国，对中国古典戏曲和西方戏剧都有精深的研究。他主张戏剧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为核心，进一步提出表演创作中的“心象”学说。
于是之在笔记本上记下焦先生关于“心象”的谈话：
“没有心象就没有形象。”
“吸收到外在的东西，要反复地练，摸到它内在的思想感情。排练时不要模仿，思想感情到了，自然出来。”
所谓“心象”从哪里来？首先从生活中来。于是之写道：“演员还要多观察积累生活。生活是海洋，剧本不过是个游泳池。你在海里都游得自如了，在剧本规定情景里活动，就自然觉得富余了。”
他在程疯子，以及后来的角色老马、王掌柜等人物塑造上不断探索着……
《龙须沟》里的程疯子因为旧社会黑暗势力的压迫失业，精神和肉体饱受摧残，他不甘屈辱，却又无力反抗，无奈地被人称为疯子。解放后，他获得新生，重返舞台演出。
▲于是之饰演程疯子
虽然于是之出生于社会底层，有深厚的生活根基。但为了饰演程疯子，他丝毫没有偷懒。
他跑到天桥向单弦艺人讨教，得空就泡茶馆、找民间艺人聊天，从他们身上揣摩从旧社会走来的艺人程疯子特有的手势、步态、神情，进而琢磨角色的内心感受、生活态度。每天体验完生活，他都会写“演员日记”。
事实上，在老舍先生的初稿中，程疯子只是被概念化地解释为“原是有钱人，后因没落搬到龙须沟来”。
于是之觉得，如果程疯子的出身仅仅是个有钱人，那解放后他很难获得那样的发展——积极接受新政策，不夹杂半点抵触情绪。再加上程疯子说几句“有一天，沟不臭，水又清，国泰民安”这样的话，就会使观众感觉他有些来路不清。
老舍先生很重视于是之的建议，便把程疯子出身改为“原是相当不错的艺人”。
随着一步步体验生活，于是之进一步将程疯子的来路具体化为“旗人子弟，唱单弦的”。
最终，于是之为程疯子写了六千字的人物小传，把其家庭、地位、经历、文化、性格等娓娓道来，写出了程疯子那“疯疯癫癫”状态的个人原因和社会原因，俨然一部完整的短篇小说。随后他才终于把这个纸上人物请到了台上。
于是之红了。那年他只有二十三岁，而他与老舍先生的缘分还在继续。
1957年，于是之偶然看到了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书中的老马心眼好，热心肠，可处于社会最底层，深受腐朽、黑暗的旧社会折磨，一生过得很悲惨。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激起了于是之强烈的创作热情，因为他联想到儿时认识的老郝叔。
▲于是之饰演《骆驼祥子》中的老马
于是之的父亲曾在张学良的部队里当营长，长年在外征战。于是之刚满百天，父亲就阵亡了。
父亲去世后，母亲把他带到北京，在西华门外的一个大杂院里找到栖身之处。从此，他跟着寡居的祖母和母亲过日子，过着“一当，二押，三卖，四借”的贫苦生活，16岁就中断了学业。
黄宗江曾评价于是之时说，“于是之师承于生活，师承于北京大杂院。”他一辈子刻画了几十个生活艰辛的小人物形象，无不是于是之童年大杂院生活的投射。
就在这个大杂院，生活着一位拉洋车的大叔，他家孩子多，拉了不少饥荒。那时的于是之虽只是个小学生，但作为院里唯一一个“知识分子”，老郝叔曾叫他帮忙起草过一个“请会”（一种穷人之间的经济上的互助活动，但要出利息）的“通知”。
在《幼学记事》一文中，于是之深情地写道：
老郝叔又早已作古。他无碑、无墓，所有的辛劳都化为汗水，洒在马路和胡同的土地上，即刻也就化为乌有。他奔波一世，却仿佛从未存活过人间。说也怪，人过中年，阅人遇事也算不少了，但对老郝叔，我老是不能忘记。总觉得再能为他做些什么才可以安心似的。
"出演《骆驼祥子》里的“老马”就是于是之等来的机会。“老马”在全剧仅仅出场过两次，加起来也不过十几分钟的戏，是个不折不扣的小角色。可为了说服导演，于是之却郑重递交了一份三千多字的申请书。
这个人物他再熟悉不过了，早年老郝叔的一招一式、一举一动仍历历在目。
最终，于是之如愿以偿。
《骆驼祥子》演出那天，剧院门口停满了三轮车，这些三轮车夫曾经都是拉洋车的，被邀请前来观看演出。他们在舞台上看到“老马”的形象，禁不住拍手叫绝，感慨“老马”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这样的评价对于一个演员而言，自然是莫大的肯定。
通过对“老马”的用心演绎，于是之为“无碑无墓”的老郝叔在舞台上树立起一座艺术的丰碑。
同年年底，老舍先生的又一部力作《茶馆》开排。
早在老舍先生刚刚完成这部新作时，曾介绍戏里面的主角词有几百句，从小演到老。一旁的于是之一听就激动不已，心想着这个剧本“准好无疑，非演不可”了。
▲于是之饰演《茶馆》中的王掌柜
他在文章里写道：
我喜欢《茶馆》里的人物，对他们我都似曾相识。我小时候住的南长街老爷庙的那些街坊、邻居们，对我演《茶馆》都有益处，何况还有那些本家、亲戚呢！ 而且他们还要‘发酵’。随着年龄长大，好像更懂他们了，偶尔想起故人，我的认识就会更深些、丰富些。这一点使我更容易与老舍先生的作品接近。
"《茶馆》的主角是茶馆老板王利发，“做了一辈子顺民”，他一心想让父亲的茶馆兴旺起来，为此他八方应酬，但最终还是被冷酷无情的社会所吞没。
王掌柜这个角色让于是之想起了小时候同院的邻居陈大爷。体验生活时，于是之便去找了陈大爷。
“譬如王利发第二幕的手，一种虽常操劳而好干净的人的手，便是我从陈大爷的身上‘剽窃’来的。”
看过《茶馆》的人都知道，最后一幕是“仨老头话沧桑”，漫天飞舞的纸钱是他们为自己的送葬，为旧社会的送葬，也是为一个时代的送葬。这一段戏，成为《茶馆》的“华彩乐段”。
▲《茶馆》结尾，吴钢摄，选自《一九七九年的〈茶馆〉剧照》
然而，老舍原先给《茶馆》设想的结尾却是另外一个版本，说书人是革命者，在宣传革命时，不幸暴露，王掌柜为掩护革命者，奋力救了说书人和听书人，自己饮弹牺牲。
于是之向老舍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结尾能不能改成“三个老头话沧桑”，然后王掌柜再进屋上吊。
▲老舍（右二）和北京人艺导演焦菊隐（右一）、夏淳（右三）及演员于是之（前左二）等一起讨论《茶馆》剧情
老舍先生“嗯嗯”两声就说别的了。
不料几天以后，先生写出来了，不是一小段，而是王利发、秦二爷、常四爷三位行将就木的老人坐在一起，把一生掏心窝子的话和盘托出。嬉笑怒骂，悲悲凉凉，令人回味无穷。
郑榕回想起这件事也自叹不如：“我们那会儿的一般演员，也没这水平，也没这胆子，敢跟老舍先生的剧本提意见，末了整个还改场戏，脑子想不到这儿。”
1958年的春节，老舍的《茶馆》首演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老舍先生看完后也兴奋不已，回到家里，内心依然久久不能平静。他坐到书桌前，挥毫写下了一帧条幅：“努力如是之者，成功其庶几乎？”（于是之收到条幅之后，没有向旁人显露此事，悄悄锁进了写字台的抽屉里。一锁就是三十年。）
“大师不能满街走”
改革开放后，《茶馆》从北京一路演到欧洲。
当时《莱茵内卡报》评价于是之饰演的王利发：“观众是屏住呼吸观看这个人物，于是之对角色的处理是演出中最高的成就之一”，并且将《茶馆》的演出称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回国之后，某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几个记者称于是之为“大师”。没想到这样一个称呼竟然让于是之整整两夜睡不着觉，他觉得这个称呼让他不堪其重。
于是之问老友什么叫“大师”？老友告诉他：“以前无古人的审美内容和审美方法，在艺术史上开宗立派的不朽人物叫大师。”
于是之说：“那请你写篇文章告诉大家，大师不能满街走，我不是大师，不能称大师。”
那应该如何称呼呢？于是之说：“我一辈子只认演员二字。”于是之递上的工作名片上，就只有普普通通的五个大字：“演员于是之”。
这是于是之对演员这份职业的自尊和自重。
他在《一个演员的独白》中写道：“演员的创造更不能只是演得像了就算。我们所创造的形象必须是一个文学的形象、美术的形象，可以入诗、可以入画的形象。”
于是之也在演绎生涯中跌过跟头。
那是在成功演出《龙须沟》里的程疯子之后，于是之在曹禺的《雷雨》中饰演了周家大少爷周萍。
他在《痛苦、学习及其他》一文中写道:
‘程疯子’成功了，后头就是《雷雨》的周萍，惨败。足见演员是骄傲不得的。《龙须沟》里的人物几乎都是我童年时的街坊四邻，《雷雨》里的就不行了，特别是周家的人，他们从未在我的生活里露过面。为了排戏，也找了一家名门望族去看了几次，谈了谈，却引不起我任何举一反三的想象来。戏组里的同志们也用他们所记得的生活启发我，同样无效。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就像一块湿劈柴，怎么也燃不起火苗来。
"人艺编剧梁秉堃曾撰文回忆，当时的工会小组在“工会日”里，拿于是之当重点，帮助他突破表演。但这种“隔靴搔痒”式的帮忙，只能是越帮越忙。于是之竟然对导演哀求说:“干脆你教我吧，你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排戏时，由于紧张，站位不对，导演竟然要上场用手大力掰动演员的双脚。于是之羞愧难当，连连摇头，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回到家后，据妻子李曼宜回忆，苦闷的于是之拿起茶杯就摔到地上。他开始对表演丧失了信心，慢慢竟自认“根本就不是块能演戏的材料”，甚至萌生了要马上改行的念头。
但李曼宜最懂得于是之的心态，她说：“其实他心里还憋着一个劲儿呢，我就不信我不能！”
有一天，周总理看完《雷雨》的演出后，对于是之的台词提出了批评。周总理说：“你读词声音太轻，使观众听不清，不好。一个演员，在台上要目中无人，心中有人。眼睛不要看着观众，但心里要有观众。”
这件事对于是之的触动很大，他撰文《恩来同志批评我台词不清》，深刻反思，并加紧苦练自己的台词功底，终于形成了他独具韵味的台词风格。
李曼宜在书中回忆于是之的学习生涯，每接一个新戏，除了仔细研读剧本原作外，于是之总要找一些与戏有关的书做参考，以便使其对剧本及要创作的人物有更深层的理解。
1959年去北影拍摄《青春之歌》时，他专程买来《唐宋词人年谱》，因为她想弄明白影片中的余永泽孜孜以求的毕业论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貌；他还随身携带了《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等书，只因为杨沫在小说中提到，余永泽读过这些书。
1984年，导演谢晋曾计划筹拍电影《赤壁大战》，邀请于是之饰演曹操。
为了这个角色，于是之不仅把曹操的诗、文全部读完，还找来《诗品》《操的文治与诗》等细细品味，《三国志》中的《武帝纪》读了三遍以上，进一步又把《魏书》全部读完，还有《三国演义》，杨明志撰写的《曹操》稿，鲁迅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等。
除了读书，他还去临汉碑，练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要知其所以，然后乃得高屋建瓴之势，以俯瞰孟德”。
遗憾的是，《赤壁大战》最后因为资金筹划不到位停拍。于是之心都凉了。
1985年，于是之排练《洋麻将》，他在演员日记里写道：“近日亟思补课：文艺史、美学、戏剧的功能、戏剧观……这许多问题几乎经常缠住我的脑子，有不学不行的紧迫之感。还需要广泛的知识背景，包括自然科学，也许我今生就干这个了？”
▲《洋麻将》剧照
于是之生前酷爱书法，曾写了“学无涯”的字幅高悬家中，时时自勉。
他在《一个演员的独白》和《我所尊重的和我所反感的》两篇文章中，反复强调“演员是一个刻苦读书并从中得到读书之乐的人，或者他竟是一个杂家”。他认为“没有学问的演员大约是不易取得大成就的”。他说到自己：“我愿意学习，我总觉得有一个无形的神或鬼压迫着我，催促着我：为什么一些普通的常识你竟白痴一样的不懂？许多名著你为什么当读不读？”
他尊重那些有书生气的、“学者化”的演员，而对自己所做的“清醒的、科学的估计”则是“只不过是一个浅薄而能自知浅薄的小学生”而已。
即便是晚年与病魔抗争，仍自觉不足，好友曾写贺卡赠他：“祝你健康！因为除了健康之外，你什么都不缺。”于是之却回答：“我还缺文化。”
演员郑榕曾回忆：“于是之特别爱学习，每次排戏都写一厚摞的排练笔记。”
濮存昕曾看过于是之排戏，“于老师说，演戏不是演戏，是演人；说词不是说词，是说意思”，“他是值得我们后辈演员敬仰和学习的”。
演员宋丹丹则把于是之看作“影响我一生的人”：“艺术上的品味，以及做人的简单——做一个比较纯粹的演员。”
在舞台上，于是之树立了一位优秀演员的标杆。正如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研究员柯文辉对他的评价：在艺术很难有独创的年代，他完成了独创；在很多人走向了平庸的时候，他保持了个性。
很多接触过于是之的人都知道他为人谦虚，但李曼宜却觉得这些是他发自心底的真心话，一个人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是需要勇气的。就是因为如此，于是之这一辈子才能在不断的努力学习中有所长进。
北京人艺曾为剧院里有成就的艺术家出书纪念，于是之看到有自己的名字，拿笔勾掉了:“先出叶子、朱琳、童超等名家前辈吧，我的再说！”
评论家田本相深有感触：于是之将富贵名利看得比云还淡，比风还轻。
在中国话剧90周年座谈会上，面对众人的尊崇，于是之郑重说了这样一番话：“我就是一个演员，不要给我什么‘划时代’、‘北京人艺的代表’这些称号。我就认一个死理儿，排练场上焦菊隐先生说‘错了’，我就重来；说‘对了’，我就完成了。我把每个角色都从零开始演起，每句台词都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准。”
“不署名的作者”
上世纪80年代，北京人艺进入创作黄金期，相继推出了《天下第一楼》《小井胡同》《狗儿爷涅槃》《哗变》《推销员之死》《李白》等一系列重要作品，一时间“风景独好”。只是少有人知道，于是之为此付出的心血。
1985年至1992年，于是之担任北京人艺第一副院长。
从一个演员转换成一个“行政干部”，于是之内心很挣扎。他对妻子李曼宜说：“我之不想当官的心情，将来恐怕只有你来证明了。”李曼宜当然可以证明，但她更明白，于是之不会由着自己的性子。“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多年接受党的教育，他知道要‘服从’。”李曼宜如是写道。
于是之深知剧本乃剧院兴旺之本，便在全国剧院中率先成立剧本组，自任组长抓创作。那时的北京人艺有十几个得力编剧——李龙云、郭启宏、何冀平、过士行、顾威、林兆华、任鸣等，人称“小作协”。
《天下第一楼》的编剧何冀平曾撰文写道：“于是之拿到我们的剧本，就会躲起来，不接电话，不见人，认认真真看两遍，才用铅笔写下意见。后来，他当了院长，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事等着他，管剧院演戏的大事，也管消灭老鼠的小事，但他读我们剧本的习惯没有变。”
在新书首发式上，受邀嘉宾郭启宏就曾是当年人艺剧本组的一员，对于是之挑选剧本的标准，郭启宏回忆道：“他看本子首先要有新意，如果四平八稳、一点错误找不着的，不要。”
▲郭启宏（中）和濮存昕（右）谈于是之
郭启宏在创作《李白》时，于是之曾对倒数第二场戏提出看法，认为人物还缺乏“空灵”。郭启宏领会了于是之的意图，对剧本作了进一步加工，提升、丰富了李白的形象塑造。“于是之是《李白》不署名的作者之一。”郭老感慨道。
剧作家王梓夫曾回忆，有一次，剧本组提议做一个农村题材的话剧。于是之先生自觉对农村不够了解，就陪着编剧一起去最底层的老乡家体验生活，一住就是两三个星期。
在于是之领导下，人艺的创作氛围非常活跃，李曼宜在书中写道：
记得那时每到中午饭的时候，没有人约，也没有人请，他们剧本组的一些作家就都端着从食堂买来的饭凑到我家那间小屋里来了。我们能提供的仅仅是一坛子泡着枸杞的二锅头，谁想喝就自己用小杯子舀一点儿。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们的‘工作午餐’开始了。谁有什么新的构思，谁又发现了什么素材是可以写戏的，大家便热烈地讨论起来。有时有的导演也参加进来，甚至把戏的处理也想出来了。他们的‘工作午餐’往往是‘吃’到下午上班还没散，走时也是兴犹未尽。
"在任期间，于是之还请来数位国外名导，托比·罗伯森、阿瑟·米勒、查尔斯·赫斯顿，相继来京为人艺排戏，为北京人艺积累了丰富的中外剧目。
当时有人说，“宁带一个师，不带一个剧院”。复杂繁琐的行政工作确实常常让于是之疲于应对，甚至苦不堪言。
编剧梁秉堃曾撰文回忆这样一件事，1989年，63岁的于是之在梁秉堃编剧的《新居》中扮演主要角色澹台文新——一位经历坎坷的老翻译家。
当时这个戏很受到观众欢迎，可刚演出八场就被命令停演了，理由是剧作被认为“是为有问题的知识分子说话，打抱不平”。
为了这场不小的艺术创作风波，于是之心力交瘁，竟然大病了一场。他激动地对梁秉堃说：“他们真不知道，‘枪毙’一个戏，给创作人员带来的伤害有多么大啊！”
李曼宜回忆，任第一副院长的八年，于是之的工作和他创造角色一样，从来是没有什么上班、下班或休息、放假的。他们家当时就住在首都剧场的四楼，作者来访，随时都可“破门而入”。对于身体状态每况愈下的于是之，李曼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于是之也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上边给了我一个正局级待遇，给我配了一台车。打那儿开始，每天早晨起来，汽车‘呜——’把我拉来了，晚上‘呜——’又把我拉回去了。拉了我8年。事儿办好办坏不说，身体反正是散了。”
演出后台，于是之坐在一个角落里，化好了妆，面色极庄重，几乎是正襟危坐。他双目微闭，绝不说一句闲话，渐渐进入角色，单等开幕铃响上台。
这是作家舒乙曾经见过的一个场面。
我想，相比演员在舞台上被鲜花，掌声、叫好声环绕，这幅定格的画面似乎更令人动容。这是一位真正对表演有敬畏心和信念感的大艺术家风范。
人真则艺醇。舞台之外的于是之为人不仅虚怀若谷，而且真实、纯粹。
监制 | 陈 杰
制片人| 石 岩
主编 | 李 姌
责编 | 梁珊珊
记者 | 梁珊珊
编辑 | 梁珊珊
运营 | 邓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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