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心雕龙 | 初金一：《我们现代人：科幻小说与俄罗斯现代性的形成》
安妮蒂塔·班内吉，《我们现代人：科幻小说与俄罗斯现代性的形成》，卫斯理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
Banerjee, Anindita. We Modern People: Science Fiction and the Making of Russian Modernity. Middletow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2012.
列夫·托尔斯泰在1857年写道：
火车之于旅行就如同妓院之于爱情；如此便捷却非人性地机械，并要命地乏味。
”托尔斯泰的话揭示了技术的发展与人的经验的一种复杂关系。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每一次对机械的描写都伴随莫名其妙的事件，从农用器具，到咖啡机，到著名的安娜卧轨。火车、飞机、电报、电影的发明迫使人重新审视空间、时间、人际关系、种族、性别等等问题。在俄罗斯，奥德耶夫斯基1838年开始创作的《4338》就构想了连接欧亚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西伯利亚大铁路在1892-1905年的修建不仅让西伯利亚不再是现代性未及之地，也直接加剧了俄罗斯、中亚地区、中国、日本的各种地缘政治和文化的纠葛。在十月革命前后，火车与铁路更在列宁与托洛茨基那里成为将革命从彼得格勒带向整个俄罗斯帝国内陆的有效手段。这一切又在维尔托夫的《扛着摄像机的人》中以电影的形式为受众带来前所未有的审美经验。关于科学技术的文艺作品在这一意义上，不仅反映了俄罗斯对现代性的思考，更是俄罗斯现代性的重要构成性因素。
维尔托夫
《扛着摄像机的人》
然而，在当今的学术和日常语境中，特别在俄罗斯，科幻小说的研究有时受到排斥和轻视。反对者并没有意识到科幻小说的文化意义和文学成就。 安妮蒂塔·班内吉在2012年出版的《我们现代人：科幻小说与俄罗斯现代性的形成》这本书试图纠正这一种对科幻小说的态度。作者认为，科幻小说不仅“讲述了”，而且“塑造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动荡中的俄罗斯现实和俄罗斯现代性的形成。（3）
作者将她的研究范围设定在俄罗斯第一次出现“科幻小说”一词的1894年和扎米亚京将“科幻小说”表述为“最能吸引我们现代人注意力并赢得我们的那类文学”的1923年之间。这期间的俄罗斯经历了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两次革命，还有苏维埃俄国的初建；在文化上也经历了从俄国现代主义的发端，经过象征派、阿克梅派、未来派以及等等新艺术团体的轮番登场。这一时期，按照扎米亚京的说法，科幻小说不仅仅在文学圈子里被创作、阅读、传播，更被科学家、工程师、哲学家、政治家们阅读，很多作家本人就是数学家（别雷、齐奥尔科夫斯基）、工程师（扎米亚京、普拉东诺夫）、医生（契诃夫、布尔加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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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奥尔科夫斯基是现代宇宙航行学的奠基人，最先论证了利用火箭进行星际交通、制造人造地球卫星和近地轨道站的可能性。刘慈欣在《不能共存的节日》中曾向这位“火箭之父”致敬。
班内吉揭示出，早在“科幻小说”在西方作为一个体裁被认可之前，它在俄罗斯已经是知识界论争和二十世纪的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早在1894年就已经开始认识到关于科幻文学之于现代性的意义，并开始使用“科学幻想”（научная фантастика, scientific fantasy）一词来指称科幻小说，这比美国人雨果·格恩斯巴克于1926年在英语世界中第一次使用“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要早32年。
然而作者力求避免写出一本“俄罗斯科幻小说史”。作者写道：“与其按照规范去重构这个体裁的文学史，我的目标是俄罗斯科幻小说与众不同特征的一个谱系学：它与俄罗斯现代性想象的共生性。”（6）这里的谱系学是福柯意义上的，即“拒绝那种元史学的对理想意指和无限的目的论的配置……与追根溯源做对抗。”它的研究对象恰恰是那些“我们倾向于感觉没有历史的事物。”这里作者同样以弗里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和达科·苏恩文（Darko Suvin）为理论盟友。杰姆逊认为，科幻小说是“一种调和了异质性叙述范式的象征性行为。”苏文认为，为科幻小说寻求一种过分一致的意识形态或者影响的源头是不合适的。因此，这本书避免了那种目的论式的历史叙述，而是选取了一种，按作者的话说，“自下而上”的视角。除福柯、杰姆逊、苏文之外，本书的批判立场还继承了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拟象”、N·凯瑟琳·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的“后人类”、多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赛博格”。
让·波德里亚“拟像”
“后人类”与“赛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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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另一个诉求，是将俄罗斯科幻小说的研究从老式冷战批评范式中解救出来。在西方的苏联文化的研究中，长期流行着一种对抗性逻辑的冷战叙述，即官方文学对地下文学，苏联文学对侨民文学，乌托邦对反乌托邦。对于大多数老一代斯拉夫研究学者而言，以扎米亚京《我们》为代表科幻小说作为反乌托邦文学，在政治上与苏联的专制集权的对立，在美学上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对立。这样的冷战批评范式，将科幻小说视为十月革命前所谓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延续，而将苏联文学视为一种历史断裂；将扎米亚京、齐奥尔科夫斯基，到后来的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创作视为公开或暗地的持不同政见文学。出于对这种范式的不满，班内吉则从左翼立场，调动一些理论方法和扎实的档案研究，令人信服地展示出苏联时代的很多关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政策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对晚期帝俄时代业已存在的思潮的延续和发展。
扎米亚金《我们》
本书不仅包含这深刻的理论关切，同时更是一本资料详实的历史考察。作者用“科幻小说与现代性的形成”这一宏观的理论视角将不同类型的文本进行了融为一炉的处理。书中有经典作家经典文本的细致剖析，例如弗拉基米尔·奥德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韦利米尔·赫列勃尼科夫、德米特里·梅列日可夫斯基、叶甫盖尼·扎米亚京、瓦雷里·勃留索夫、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同样研究了大量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非虚构性文本，包括报纸、杂志、广告，科学技术领域的研究性论文、哲学论文、政府文件等等，尤其是《自然与人》（Природа и люди）杂志。作者并不仅仅是将非虚构性文本作为所谓“经典文学”的背景和语境，而是将不同类型的文本作为呈现和塑造这一激荡时代的文献。
1915年的《自然与人》杂志
在材料组织上，作者没有以梳理俄罗斯科幻体裁的历史为目的，选择先综述，再作家专论的传统方法，而是试图建立一个福柯意义上的俄罗斯科幻与现代性的谱系学。作者通过四大问题——“征服空间”、“超越时间”、“生成力量”、“创造人性”——统摄1894年到1923年这三个十年的科学现代性问题。《征服空间》一章试图探索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幻小说的出现如何塑造俄罗斯人对空间进而对民族的认识。作者认为，是科幻小说将俄罗斯从一种落后的边缘性的自我认知传送到一个超越东西方分野的第三种空间的认识上来。《超越时间》则将注意力落在时间问题上。电报的出现如何给人带来共时性，铁路的出现又如何改变了人对时间和空间关系的认知。《生成力量》关注电力问题。这一章中，作者试图去追溯关于电力的想象如何从世纪之交的新奇技术进化为一种提供乌托邦想象的资源，从现代主义美学中一种变形的隐喻转化为布尔什维克用语中自然和社会力量的转喻。第四章《创造人性》关注一个生命政治的问题：资本主义的技术如何塑造社会主义的新人？
安妮蒂塔·班内吉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斯拉夫语言文学系获博士学位，现为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副教授，曾受业于俄罗斯诗歌专家罗纳德·伏龙（Ronald Vroon） 和N·凯瑟琳·海尔斯（N. Katerine Hayles）。 多年来一直从事俄罗斯文化中科学技术和民族建构问题的研究。本书根据作者的博士论文改成。两位导师的影响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一种完美的融会。伏龙是俄罗斯诗歌专家，尤其谙熟赫列勃尼科夫的生活与创作，其研究风格可以用传统的语文学家来描述。而凯瑟琳·海尔斯则以后现代文化批评见长，特别是以“后人类”的这一富有洞见的概念闻名。班内吉的这本书既展示出扎实的俄罗斯语文学研究功底，强调形式分析和深入档案材料，又具有深刻的理论问题意识。班内吉从科幻文学的角度重写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俄罗斯文学史，是理解这一时代的政治文化、科学发展、文学演进、思想论争不可绕过的一本重要著作。
（本文作者系斯坦福大学斯拉夫语言系博士候选人）本文作者初金一（右）原书作者（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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