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 | 混乱中的秩序：1990年代—新世纪中国科幻文学创作概述（上）

混乱中的秩序：

1990年代—新世纪中国科幻文学创作概述（上）

                                                      文/王瑶

一 科幻文学与“文以载道”

 如果要对“科学”这一概念在20世纪中国走过的百年坎坷路做一概要式描述的话，就不可忽略其所负载的价值观与“人生观”维度。清末民初的科学话语，是由秉持“科学主义”的人文知识分子和专业科学家共同组成的“科学话语共同体”所建立起来的，其目的是重构国人的世界经验，使“科学”成为建设中的现代民族国家规范，并为社会文化领域提供变革的理论和动力。[1]当五四一代高扬“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时，两者其实互为表里，彼此为对方的合法性提供担保。新中国建立后，种种文化教育与社会动员中响亮的口号：“向科学进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科学发展观”，伴随着不断将另外一些话语指认为“伪科学”而放逐出去的过程，使得“科学”始终与各种政治实践的“真理性”紧密勾连。

▲种种文化教育与社会动员中响亮的口号

在此意义上，就不难理解为何从晚清的“科学小说”，到民国的“科学小品”，以及50-70年代的“科学文艺”与“科学幻想小说”，虽然形式不一，风格迥异，但都浸染了极为鲜明的启蒙色彩——无论是对“科学知识”的普及，还是对“科学精神”和“科学人生观”的宣扬，又或者对“描绘未来美好蓝图”的殷殷期盼。[2]若以这样一种视角为参照，来考察1990年代-新世纪这二十年里的中国科幻文学与文化，或许首先会被一种众声喧哗的混乱之感所迷惑：无论从作家群体的年龄跨度、教育背景、个人经历，还是作品的主题、形式、文字风格、表现手法、审美趣味，甚至包括他们对“何谓科幻”这一问题的表述，都存在着看似不可通约的巨大差异，也很难找到与此前七八十年代科幻创作之间的传承关系。对此，一些科幻编辑与评论家们敏锐地指出了其中的断裂与差异性，并为创作的繁荣丰富而感觉到欣喜：

“这些人（“新生代”科幻作家）具有与前人完全不同的科幻理念，他们对老评论家们津津乐道的‘科普’毫无兴趣，对老作家们津津乐道的‘文以载道’、‘负起道德和社会的责任’、‘用科幻小说反映社会和人生’、‘进入主流文学’颇不以为然。写作对于他们，常常是一种消遣，是一种个人化的自我超越。”[3]

但另一方面，又似乎难以具体地描述这种“完全不同的科幻理念”究竟是什么，并由此生出不安与疑惑：

“多数情况下，他们能说出自己“不是什么”，却说不出自己到底“是什么”。”“在表面的混乱中，存在着怎样的秩序？”[4]

本文所要做的工作，便是结合近二十年中国具体的社会文化状况，通过深入分析“科学”与“科学幻想”这些话语背后所携带的丰富的历史语境和文化遗产，去梳理发掘那些隐藏在混乱下的秩序，并以此为“何谓中国科幻”这一问题，提供某种更加强调历史性和在地性的分析思路，也即是说，要在“民族寓言”的意义上来重新观照和剖析这一看似不登大雅之堂的“副文学”。对此，似乎可以将詹姆逊对第三世界文学的论述进行些微改写，拿来作为本文的主题：在中国的科幻文本中，甚至那些看起来超越了政治目的和功利主义的要求，超越国家与民族的“小我”，以“全世界人类共同命运”为书写对象的文本，依然或隐或显地以民族寓言的方式表露出政治的诉求——在这里，“科技进步”、“现代文明”与“个人”和“集体”的命运之间，通过一系列转喻和隐喻，呈现出复杂纠缠的多重耦合关系。[5]

二  “大众文化”与“边缘人中的精英”

要对1990年代-新世纪这二十年间的中国社会文化做出描述，必然离不开这样一组关键词：冷战终结、新自由主义兴起、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扩张、“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推进、消费社会的建立与“新中产阶级文化”的浮现。复杂激荡的体制变革与社会转型过程中，大众文化一边有意无意改装/挪用着各种本土或者舶来的语词，为自身合法性建立未必自洽却多少能够行之有效的叙述，另一方面，又始终在以一种“去政治”的方式，填补或修复着旧的主流意识形态崩塌之后，暴露出的空白、裂隙与真空。[6]

于是我们会注意到，“科幻”在经历了1980年代中后期的沉寂和萧条之后，[7]于1990年代迎来的奇迹般的复苏与繁荣，首先是以一种大众流行文化的营销与传播方式实现的。[8]1991年，由四川省科协创办的刊物《科学文艺》正式更名为《科幻世界》，并且自负盈亏，彻底走向市场化，不仅将主要读者群定位为中学文化程度（尤其是在校青年学生），更将“科幻”这一概念本身，作为一种文化品牌，面向社会各界进行宣传普及。如果我们稍微留意这些宣传过程中具体的措辞，便会发觉那些来自“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譬如前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所说的：“科幻，是培养一个民族科学精神的摇篮”，“一个国家科幻小说水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它的科技水平”）是如何被成功转化为响亮的品牌标签和广告语。尤其是通过策划举办1991、1997、2007三届世界科幻大会，以及各种征文、笔会、夏令营等活动，一方面借用文化部少儿司、科普作家协会等“体制内”机构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依靠新闻媒体与其他传播方式赢取社会广泛关注。而1999年7月《科幻世界》上的两篇文章，与当年高考作文题目“撞车”事件，更是借“高考”这一具备强大新闻效应的话题，为《科幻世界》打了一次效果惊人的免费广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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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世界》1991年 1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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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文艺》封面

在文化的商品性和商品的文化性背后，藏匿着“体制-市场”之间的博弈关系。《科幻世界》作为一本以市场化作为其最初改版方针的刊物，在对自身品牌的定位、包装和宣传过程中，始终灵活调用着各种话语策略，将“科幻”这种面向青少年的大众流行文化，与科学进步/国家富强/现代化建设/创建美好明天/与国际接轨/关注人类命运/启迪青少年爱科学/激发创新能力/理想主义情怀等一系列修辞衔接在一起，并借用这些修辞所携带的能量，构建出一处充满乌托邦/异托邦色彩的文化空间。作为曾经隶属于四川省科协的科普刊物，《科幻世界》其实无时无刻不处在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监督/保护之下，并且同时扮演着市场/体制、边缘/主流的双重角色，借此成功地建立起一套文化资本的积累模式，一种由多方文化/社会/政治资源混合而形成的话语权力。

▲科幻世界封面集合

可以想见的是，这一以“科幻”为名的文化空间，并不仅仅是《科幻世界》的杂志社领导与编辑们自上而下建构的结果，为杂志供稿的作者、评论者，以及杂志的读者（尤其是那些以“科幻迷”作为身份标签来进行相互指认和自我想象的核心受众们），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积极参与进来，协商、沟通、抵抗、颠覆、争夺话语权，并在此过程中创造出各种术语、规范、话题、论争模式、评价标准。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以大中型城市高校青年学生为核心的新一代“网民”大量涌现，各种以科幻为主题的网络论坛，作为新型的社区空间与文化场域，在将科幻产品的消费者建构为“科幻文化共同体”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迄今为止，尚未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对这一共同体进行过系统的社会学调查研究，在缺乏具体数据资料的状况下，无法对其性别比例、地域分布、教育程度、文化背景、生活水平、消费习惯、行为特征等方面做出描述性的概括。但笔者想在此指出的是：

一方面，在社会认同/身份（society identity）的形成中，个体往往将自己归属于某一群体，并通过强调和夸大自己群体与他人的差异，使得群体内相似度最高而群体间差异最大，由此获得积极的自我评价并提升自尊。

如果带着这样的警醒来考察科幻迷群体，便会察觉到其中鲜明的个体差异。[10]但另一方面，如果留意科幻迷有关自身的种种表述，尤其是那些最被广泛接受和赞许的版本，又能轻易辨认出其中高度的同质性。[11]在这一意义上，可以将“他们究竟是什么人”的问题暂且悬置，而将“他们如何想象自身”当做文化文本来进行分析。

根据笔者所接触到的材料，在这些繁多芜杂，既有自恋又有自嘲的文本中，最被反复强调的是这样两组形象：“边缘人”和“精英”。前者往往通过诸如“地球人/外星人”、“人类/恐龙”、“正常人/异类”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措辞来表达，后者则体现在“仰望星空”、“宇宙公民”、“从太空中俯瞰地球”、“精神上的先遣队和探险者”等种种遗世独立的姿态中。如果说“边缘人”的自我定位，不仅仅在科幻中，也被其他亚文化群体（譬如武侠、动漫、摇滚乐等等）所共有，那么所谓的“精英”意识，则似乎在科幻迷群体中发露得更加明显一些。

若将这些科幻迷加诸自身的标签，与《科幻世界》所主导的营销策略进行比照，便会发觉其中既有对抗又有共谋的暧昧关系。“边缘人情结”似乎与“大众文化”的普遍性之间形成了张力，又多少暴露了社会公众对于在文化消费的意义上迅猛浮现出的“大众”的矛盾态度。[12]而“精英”意识，一方面强调科幻迷的责任感、理想主义情怀和精神活动上的主观能动性，以此形成对“大众流行文化的被动接受者和消费者”这一身份的抵抗策略，但另一方面，又因挪用了来自“官方”的意识形态修辞（“科幻是培养一个民族科学精神的摇篮”，“想象力是民族腾飞的翅膀”），而呈现出从“边缘”位置朝向“主流”的靠拢趋势。

这种复杂纠结的文化空间，与多种话语权力交错并置的局面，为1990年代-新世纪这二十年间的中国科幻文学创作勾勒出一幅斑斓多姿的生态地形图，并形成枝蔓丛生良莠不齐的混乱局面。实际上，无论是“软科幻”还是“硬科幻”[13]，“新生代”还是“更新代”[14]，这一时期的作家作品，都并未能够真正“为科幻而科幻”，或者将科幻纯粹当做一种无伤大雅无足轻重的消遣。毋宁说，这些作家都感觉到了社会变化带来的影响，并将这些影响以或直接或隐晦，或现实或天马行空的方式，展现在各自的科学幻想作品中。

三  “过渡期”与“中生代”作家

从1991年《科幻世界》改版开始算起，到2012年新一轮科幻图书出版热到来，[15]本文拟将这22年间的中国科幻创作，按照作家群体与其特征初步划分为三个阶段来进行讨论。

首先是1991-1994年的“过渡期”。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以叶永烈、郑文光、童恩正、肖建亨为代表的一批作家退出科幻创作领域，导致进入1990年代之后，有长达数年的时间，缺乏有影响力和市场号召力的作家作品。虽然也有刘兴诗、吴岩等“老作者”坚持创作，以及王晋康、何夕、星河、柳文扬、韩松、绿杨等“新生代”作者崭露头角，但从《科幻世界》上所发表的国内原创作品来看，整体水平是较为平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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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一郑文光

左二《肖建亨获奖科学幻想小说选》封面

 右一叶永烈

右二童恩正

▲ 从左往右为 刘兴诗  吴岩

▲从左往右为 王晋康 何夕 星河

▲从左往右为 柳文扬 韩松 绿杨

造成平庸的原因，或许并不能简单归结于作家的写作水平或创作态度。应该说，经历了1980年代末的政治创痛，以及1990年代初商业化大潮的冲击，使得人们对于时代格局与发展趋势等议题，很难达成清晰完整的共识。这一意识形态真空状态广泛呈现在社会文化与文学创作的诸多症候中，具体到科幻创作，则或者照搬外来流行文化（包括好莱坞电影、香港作家倪匡的“卫斯理”系列、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描写国际斗争的军事/谍战通俗小说）中的基本框架，在脸谱化的善/恶对立模式下，编造惊险神秘艳情刺激的通俗故事；或者祈求外星人、机器人、未来人、天才科学家的神秘威力，直接满足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受压抑的欲望（金钱、女性、权力）；又或者干脆假借科幻叙事手法，对各种社会弊病和不正之风进行浮光掠影式的讽刺批评。即便不考虑其中的“科技含量”是否经得住推敲，仅仅从通俗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这些作品也大多是浮躁肤浅，不耐咀嚼的。

▲某好莱坞大片场景

但从另一方面说，这些泥沙俱下的科幻小说，与同一时期的其他大众流行文化一样，都在以复制拼凑、随捡随用、随用随丢的方式，借用各种可能行之有效的二元对立，以超意识形态的通俗叙事完成对意识形态真空的填补工作。也正因如此，出现了《太空修道院》这样赞美个人情爱欲望冲破道德戒律的作品；《雾中山传奇》、《一个戊戌老人的故事》、《无际禅师之谜》这样弘扬中国古代文化，带有文化寻根意味的考古历史题材作品；《网兜行动》这样将东方气功融入军事题材，民族主义色彩强烈的作品；《女娲恋》、《织女恋》一类以科幻形式重写古代神话的作品；以及《光恋》、《波儿》一类讲述人类男青年与异族姑娘恋爱纠葛的作品。[16]

科幻作家韩松曾在1995年底的一次讲座中，言辞犀利地指出：

“

“中国科幻小说从字面上看，离政治当是最远，而实际上，却是一块浸透着政治味的海绵。在具体的作品中，这种对政治的关注变成了对主流文化的图解。以下这些观念和主题在中国科幻作品中是经常可以看到的：人定胜天，和平友爱，爱情神圣，人性高于金钱，公理战胜强权，正义压倒邪恶，科学摧毁迷信，集体主义战胜个人主义，中国人就比外国人好。”

”

[17]在笔者看来，这种“图解”倒未必总是作家有意为之，而往往是在芜杂错乱的话语空间中挪用/误用的结果，甚至所谓“主流文化”，也并非全然“自上而下”的官方宰制，而是多种话语权力通过参与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所呈现出的一方火线交错的战场。但确如韩松所说，这种以“去政治化”姿态呈现出的浓厚的政治味道，不仅仅在1990年代初的通俗科幻小说里初露端倪，也以更加隐晦和纠结的方式，延续到后来者的创作中。

注释

[1] 参见汪晖：《科学的观念与中国的现代认同》，《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 有关“科幻小说”这一名称在中国的翻译情况，以及中国科幻文学的缘起与发展历程，可参见孔庆东：《中国科幻小说概说》，载《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及吴岩主编，《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P246-312。

[3] 吴岩：《杂乱中是否存在着秩序》，星河主编《中国科幻新生代精品集》序言，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P3。尽管围绕“新生代”作家群体的命名与创作特征至今仍存在争议，但本论文中将暂且沿用这一称呼，来指称于1990年代开始大量创作的这一批作家，以与郑文光、叶永烈等人为代表的七八十年代科幻作家，及2000年之后涌现出的80后“更新代”作家相区别。

[4] 同上，P4

[5] 詹姆逊原话为：“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驱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方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见詹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张旭东主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P523。

[6] 相关论述，参见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 有关80年代初“科文论争”与“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对科幻的影响，可参见韩松：《想象力宣言》，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陈洁：《27 天决定中国科幻界命运起伏》，载《中华读书报》，2009年3月18日；吴岩：《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P272。

[8] 有关《科幻世界》的营销策略，详细可参见前社长杨潇撰写的文章《<科幻世界>的发展之路》，载《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02年第13期。

[9] 1999年7月《科幻世界》的刊首语《长生不老的梦想》，与另一篇名为《心歌魅影》的小说，都涉及到了记忆移植的题材，因与当年高考作文题目《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契合，引发多家媒体争相报道，更令《科幻世界》的发行量在2000年达到40万册的辉煌顶峰。相关报道，可参见《成都高考作文“节外生枝”》，载《北京晚报》，1999年7月10日；覃白：《99 高考作文冲击波》，《科幻世界》，1999年第9期。

[10] 以豆瓣科幻小组，一个名为《调查：科幻迷们的大学专业/职业》的帖子为例，共有127人回帖提供了自己信息，据粗略统计，其中理工科背景为71人，离“科幻迷中理工科占绝大多数”这一通常被接受的观点尚有一定距离。见：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7446525/?start=0

[11] 譬如豆瓣科幻小组的另一篇帖子《谈谈科幻迷的特点》中，列举了作者所归纳的科幻迷的10个特点，分别为：1、大部分是男生（必须的）2、尊敬自然科学（必须的）3、有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倾向（很有可能）4、喜欢看世界新闻甚于国内新闻（很有可能）5、喜欢看discovery甚于新闻联播（很有可能）6、理科宅男（有可能）7、不喜欢在科幻小说中看到过多的爱情元素（有可能）8、认为科幻小说也是正统文学（有可能）9、看到影视剧中那些三俗的所谓科幻元素（如穿越）感到恶心（有可能）10、看完刚买的三体3后才愿意陪女朋友（几乎没有可能）。虽然有几分游戏和调侃的色彩，但的确提供了一种较有代表性的对于“科幻迷”的描述方式。见：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9522069/

另一篇更加具有自我辩护和宣言性质的文本，是科幻作家刘慈欣发表在网络上的《我们是科幻迷》，见：http://blog.renren.com/share/254565958/698577153

[12] 一个颇耐人寻味的例子，是《科幻世界》一边在各种媒体上宣传其40万的销量，并且特别说明“据多次读者调查，一本SFW的平均传阅量是四个人，也就是说，每月有一百多万读者在关注我们，认同我们传递的科幻文化理念”；另一方面，又频繁在“编读往来”等杂志专栏中，强调科幻迷被孤立，被排斥的边缘地位。“大众”或者“小众”，究竟哪一方更具备不言自明的合法性，是一个始终未能被说清，甚至为了叙述方便而有意无意被回避掉的问题。

[13] “软科幻”、“硬科幻”的二分，在中国最早是由叶永烈提出的：“在美国，人们把科学幻想分为‘硬幻想’与‘软幻想’。‘硬幻想’是指幻想以物理、化学、生物学、天文学这些自然科学为基础的，是‘坚硬’的科学；‘软幻想’则是指幻想以社会学、历史学、哲学以及心理学等‘柔软’的科学为基础的。这与中国的关于以‘文’为主、以‘科’为主的科学幻想小说的提法，是不同的概念。”见叶永烈：《太平洋彼岸的科学幻想热潮——史密斯副教授谈美国科学幻想小说创作》，黄伊主编，《论科学幻想小说》，科学普及出版社，1981年版，P235。

  但在这一概念的传播过程中，“硬/软”的二分方式，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科/文”的对立，并继续引发各种争论。时至今日，当科幻迷与评论者在交流讨论中使用“硬科幻”一词时，通常是指对“科学”（尤其以自然科学为主）进行正面描写的科幻小说，大概相当于科幻作家王晋康所提出的“核心科幻”（见注释20）；而“软科幻”则笼统地涵盖了以下三个概念：或以人文社会科学为基础，或偏重“文学性”和“人文内涵”，或更加具有通俗娱乐意味，以故事性取胜。为减少混淆，本文有意避免使用这种二分方式。

[14] 见注释3。

[15] 根据统计，从2012年1月到年底， 出版的国内原创科幻图书共100种，其中近一半为长篇单行本，其余为中短篇合集，单行本中首次发表新作为36种；国外翻译引进的科幻图书为57种，其中首次引进35种。见：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4299400/

[16] 谭力，覃白：《太空修道院》，《雾中山传奇》，《科幻世界》，1991年第1期；

  刘兴诗：《雾中山传奇》，《科幻世界》，1991年第2期；姜云生：《一个戊戌老人的故事》，《科幻世界》，1991年第3期；王志敏：《无际禅师之谜》，《科幻世界》，1993年第3期；

  李凯军，任志斌：《网兜行动》，《科幻世界》，1992年第6期；

  晶静：《女娲恋》，《科幻世界》，1991年第3期；《织女恋》，《科幻世界》，1992年第3期；

  何宏伟：《光恋》《科幻世界》，1992年第3期；雷良锜：《波儿》，《科幻世界》，1992年第5期。

[17] 韩松：《科学神话的复兴——中国科幻小说的现实迷情》，《韩松评论集》，http://www.qidian.com/Book/3586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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