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 玲 | “十七年”中国科幻小说的外来影响接受及概念建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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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模仿苏联技术理想科幻的新中国科幻小说起步

二. “双百”时期的中国科幻译介及评论倾向

三. 以技术理想型为主流的科幻创作成因及特征分析

      虽然中国科幻评论将大写的“人”推向前台，但科幻界的创作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除了极个别作品，这一时期的科幻创作呈现出明显的技术理想色彩。1955-1957年间的科幻小说创作中，太空题材占据了半数以上。除此之外，便是一些应用性很强的小技术发明，如让人游泳更快的润滑剂（《3号游泳选手的秘密》，1956）、长出浓密头发的“生发油”（《奇妙的生发油》，1956）、电子睡眠机（《怪枕头》，1957），等等。这些作品与此前的《从地球到火星》一样，语言活泼有趣、简单明了，带有儿童化的讲述口吻。在内容上，则把传授科学知识和描绘高科技未来结合一体。如叶至善的《失踪的哥哥》中，作者通过哥哥误入冷藏厂车间，被冷冻了15年后又复活的奇迹，向读者讲述了超冷速冻的科学原理，并想象了用能放射出强大热波的热波灯让速冻的哥哥复活的新技术。鲁克的《海边奇遇》则在讲解渔船前进原理的同时，想象了未来海底鱼厂全自动化捕捞、处理海鱼的科技蓝图。需要指出的是，故事中的科学技术描写基本都有着很强的精准性，即便是高科技未来的奇妙景观，也都基于现有科学知识出发的推理型想象，事实也证明，不少这一时期科幻小说中想象的未来技术，在如今已经实现。晚清时期那种天马行空的文人想象，在“十七年”科幻中几乎见不到。至于彼时翻译、评论界大力推崇的人性书写，也很难在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中找到。

▲左为迟叔昌作品《3号游泳选手的秘密》

▲右为叶至善作品《失踪的哥哥》

      为什么会这样？笔者推断，有以下四方面原因：

      其一，作为科普工具的科学小说传统与政治意识形态需求下的科普定位。尽管使用了源自苏联的“科学幻想小说”这一命名，但中国并没有像苏联那样将科学普及读物与科学幻想读物分开，而是把科学幻想小说纳入科学普及读物的旗下，使之成为“文艺体科普读物”中的一员。这样的归类从中国科幻发展的传统来说，承继的是鲁迅对科学小说的科普功能设定。虽然鲁迅从文学性与科学性两方面要求科学小说，但在后来的左翼文学创作中，科学小说的科普性被放大、强调，文学性则成为了让科学知识变得有趣味的“调料”。茅盾、张天翼、贾祖璋、董纯才、顾均正、许地山等人的科学小说创作，或多或少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无论命名是否更换，科普性作为文化和政治双重正统的体现，成为科幻小说创作必需拥有的重要功能。这或可解释为何文学界大力推崇凡尔纳科幻中的人物塑造，迟叔昌、鲁克、嵇鸿等作家也宣称自己开始写作科学幻想小说是受了凡尔纳小说的影响[27]，但他们的作品中却是充斥着各种科学阐释，找不到像凡尔纳小说中那样棱角分明、个性鲜活的人。对凡尔纳科幻接受角度的不同，决定了当时主流文学界和科幻界对于科幻小说创作理解的各异。

     并且，从时代政治的需求来说，由于年轻一代承担着新中国迈向高科技时代的领导者使命，科学幻想小说被赋予了为读者描画共产主义美好未来和为新中国培养科学建设接班人的双重重任，这也意味着书写内容本身即具导向性。

            ▲科学宣传画“从小爱科学，长大攀高峰”。

      其二，作家与编辑自身的因素。科幻小说这样一个新文类，对于当时的作家来说都是一个新尝试。能够进行科幻小说创作的文学界人士，原先从事的多为儿童文学或科普创作，如于止（叶至善）、鲁克、饶忠华、徐青山、王国忠、赵世洲等。他们习惯了用简单活泼的语言讲清晰易懂的道理，不擅长开掘个人情感，书写人性。据赵世洲回忆，当时热心倡导科学幻想小说的都是科普编辑而非文学编辑，他们“舍得在科学刊物，科学副刊中拿出大量篇幅来发表作品”[28]，其目的显然是为了用更好的方式吸引读者投身科学。因此，无论是作家的创作经验还是编辑的兴趣所向，都决定了科幻小说的创作不会像主流文学那样积极探索人的生存，表达人的情感，而是更在意如何将科学知识传达给青少年读者，帮助小读者树立对科学的兴趣和学习的信心。

      其三，读者接受水平的限制。建国初期，90%的人口分布在农村，全国5.5亿人口中，文盲率高达70%。[29]民众受教育水平的低下与科技生产力落后的现实，使读者缺乏相应的知识储备，去“看见”科幻小说描绘的基因改造、火箭上天等高科技未来。为了能让读者看得懂文本，作家不得不在内容、语言等方面进行适应性的调整，尽可能地从读者的日常经验出发，写一些他们能理解、能接受的未来科技景观。于是，与课堂学习或工农业生产相关的应用性技术发明成了这一时期科幻小说最常见的内容，如可以替大脑解答问题的帽子电脑（《没头脑和电脑的故事》，1956），帮助大脑快速消除疲劳的无线电超短波枕头（《怪枕头》，1957），让猪长得像大象一样大的电波刺激法（《割掉鼻子的大象》，1956），使鱼虾冻而不冰的超冷速冻法（《失踪的哥哥》，1957）等等。这些发明很简单实用，针对的都是读者关心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工具性、对策性强，具备可实现的可能性。对于航空航天这类与日常生活太过遥远的高精尖科幻，为了能让读者读懂，作家则往往用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来比拟太空景观，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如把人造月亮形容成一个挂在布满星星的天空里的大轮子（《到人造月亮去》，1956），把太空中的太阳和月亮比喻成嵌在黑幕上的珍珠（《空中旅行记》，1956），等等。

       其四，苏联科幻创作与中国文学接受的错位。表现为两点：第一，对“人的形象”理解的错位。在苏联科幻小说中，无论是科学新人的形象塑造，还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书写，目的都是完成意识形态话语的规训。但中国文学界对人的观念的理解，是有着五四启蒙源流的，再加上恰逢“双百”时期，使评论界有意识地“放大”“突出”了这些科幻小说中关切个体生命的一面，从而造成了创作与接受的错位。第二，科学家形象塑造问题上的错位。译介进来的这些苏联科幻中，相当一部分创作于“二战”后。在此之前，科学家形象在苏联大众文化中经常是“邪恶”和“破坏者”的代名词，科幻小说中尤为明显。“二战”结束后，老一辈科学家或退休，或被处决，或在类似“白海—波罗的海运河”这样的工程中牺牲，新一代的科学家群体大多是接受共产主义教育成长起来的，他们终于摆脱了“他者”身份，成为苏维埃劳动者阵营中的“自己人”[30]。这是苏联科幻小说赋予他们英雄形象的前提。但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知识分子尚未完成观念的改造和重组，因而，全然移植苏联科幻中的科学英雄形象，并不符合时代意识形态的需要。

      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不仅导致了新中国初期科幻小说的儿童科普化，也让科幻想象呈现出十分耐人寻味的时代特色。概而言之，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高科技未来的物质盛景。建国初期反修防修的忧虑，加上一穷二白的生活条件，让国人的物质欲望在保证革命精神纯洁的理由下被重重压抑。现实主义的限制让主流文学同样处于禁欲的境地。于是，未来态的叙事便成为物质欲望的倾泻之渠。在科幻小说中，被压抑的物质欲望释放成未来的丰产奇观。如多篇小说不约而同地写到了乒乓球大小的葡萄、鸡蛋大的谷粒、老鹰一样大的鸽子、大象一样大的白猪[31]……这些比现实生活中大很多倍的食物想象，背后是物质极度匮乏下，对财富的极度渴望。这一点与苏联“解冻”（1953）以来的科幻小说有着十分相似之处，那就是高科技发展下的物质奇景似乎让我们看到灿烂辉煌的共产主义未来。

▲20世纪50年代的宣传画“肥猪赛大象”

  第二，通向未来的道路不可见。尽管作者对描画未来的高科技奇迹不遗余力，绘制的图景亦包罗万象，既有坐火箭船上天的宇宙航行，又有研发出各类新产品的工农业建设，还有四通八达的海陆空交通，但如何从当下的贫困现实通往富饶美好的科学未来，却没有一篇小说能够给出方案。在这一点上，从莫尔开始，经培根、贝拉米，到中国晚清的梁启超，以及苏联“解冻”科幻中的诸多作家，都是如此，他们的乌托邦中只有盛世的开头，却没有能够通向盛世的有效方案。这或许是让小说描述的未来让人感到太过遥远的原因。对于作家们来说，其一，只要能够完成在短时间内激起人们建设的激情，便已达到目的。其二，书写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避开现实，更具理想性。颇值得玩味的是，在不断强调不能靠物质刺激调动人们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时代里，坚定大家创造美好明天信心的，却依然是以丰饶富足为关键词的物质想象。

      第三，模糊难辨的主人公形象。如前所述，作为实现工业化国家蓝图的主导力量，科学家应是文学中正面榜样的一员；但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身上的“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32]尚未改造完成。身份的尴尬使大家只能像郑文光在《太阳历险记》等小说中那样，对科学家形象作淡化处理。处理的结果，便是大胆好奇的儿童抢占了主人公的位置，他们东张西望，四处游历，真正的主人公却退居幕后，只是在需要他们回答问题的时候现身讲解一番。老师、家长、老爷爷是作家惯于给他们的身份，没有名字，面目模糊，可随意取代。

四. 旁逸的两支：郑文光与童恩正学习苏联科幻、凡尔纳科幻的尝试

      上述特征总结，针对的是“十七年”的科幻创作主流。随着时代风潮的起伏，科幻小说也曾出现过旁逸斜出的尝试之作，其中最为优秀和典型的，是郑文光的《火星建设者》与童恩正的《古峡迷雾》。

      虽然《从地球到火星》被公认为新中国第一篇科学幻想小说，且成为了之后科幻创作的模板，但在郑文光自己看来，《从地球到火星》及其后的几篇收录在《太阳历险记》中的小说，不过是一种试探性的尝试。他坦言，自己借用了苏联“科学幻想小说”这一命名，写出了新中国第一篇科幻小说，但对于什么是科幻小说，并不是一开始就清楚的，而是“经历了一个非常痛苦和复杂的漫长过程”[33]。在作品中尽量多地“放入”科学知识的行为，让郑文光意识到自己“仍然未完全摆脱把科学知识塞进一个小说的框架”，而“科幻小说其实也是小说，遵从小说的一切规律”[34]。1955年-1956年间译介的一批苏联科幻和理论著作，显然给了他不少触动，产生的新思考，集中体现在他1956年3月发表于《读书月报》的文章《谈谈科学幻想小说》上。

▲郑文光

       在这篇文章中，郑文光通过对阿达莫夫的《驱魔记》、别里亚耶夫（当时译为贝略耶夫）的《康爱齐星》、叶甫列莫夫的《星船》及凡尔纳的《月球旅行记》等作品的阅读分析，指出科幻小说不同于教科书和科学文艺读物的区别，在于“它作为一种文学作品，通过艺术文字的感染力量和美丽动人的故事情节，形象地描绘出现代科学技术无比的威力，指出人类光辉灿烂的远景。科学幻想小说表现了成为自然界主人的真正的人的面貌，讴歌了在人类跟大自然作斗争中英勇地站在前线的科学家的卓越的思想和大无畏的意志；科学幻想小说以美妙的想象力启发和培养读者对于科学技术的爱好，号召人们在征服大自然的事业中建立功勋”[35]。不难发现，此时郑文光对科幻小说的理解，与之前翻译界、评论界对于科幻小说的理解是一致的，即充满科技乐观主义以及塑造科学新人的渴望。

      1957年第22-23期的《中国青年》杂志上，刊出了郑文光的新作《火星建设者》。作品通过火星建设者薛印青讲述自己如何和团队成员一起，突破重重阻碍，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坚持在火星上进行科学研究和基地建设，在付出了30年的青春和汗水后，终于把火星建设成为了人类的第二故乡。与之前的科幻小说不同，在《火星建设者》中，仅有作品前半部分，主人公向听众描述未经改造前的火星生存的艰难时，夹杂了不少关于火星的地表知识，整部作品的重心全部放在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作为一个突破性的大胆尝试，《火星建设者》中的科学家形象在“十七年”文学史上可谓具有尚未被发掘的文学史意义：它让科学知识分子第一次站在了舞台的中心，扮演着历史推动者的角色。在此之前，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往往是需要被改造的对象，如《明朗的天》里的凌士湘、《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小城春秋》里的何剑平等，他们大多虽有着忠于党的信念，但政治上不成熟，对事物认识不足，容易被动摇，需要工农革命者的引导才能成为革命事业的一分子。而《火星建设者》中的薛印青，却不需要任何人的批评教导，就已经是一位对科研事业充满信心，具有献身精神的科学英雄。并且，郑文光不仅描写了薛印青与伴侣于文之间的美好爱情，以及于文过世后薛印青的痛苦，还大胆地在故事结尾，让薛印青又找到了新的爱情理想归宿[36]。这样的人性人情书写，即便在较为松动的“双百”时代，都是十分鲜见的。

      《火星建设者》获得了1957年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大奖，成为新中国第一篇，也是唯一一篇荣获国际大奖的科幻小说[37]。郑文光自己对这部作品也颇为满意，以至于后来还将其扩充为十几万字的长篇《战神的后裔》。在收入《郑文光科幻小说全集》时，他在《序言》中写道，“我虽然不认为它是我最成功的作品，但是，一些我个人作品中特有的元素已经初露端倪，这些元素包括宇宙的神秘性、科学和技术的力量，以及人性中的勇敢。这些元素将在我以后的作品中反复出现”[38]。

▲郑文光《战神的后裔》

       然而，在当时的国内，《火星建设者》发表后，反响寥寥。究其原因，笔者推断，可能在于薛印青的形象在那个时代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社会主义新人英雄形象在新中国文学中一直备受关注。对比同时期现实主义文学中的科学新人形象，如《百炼成钢》中钻研钢炉化顶技术的秦德贵，《烈火红心》里研究电偶管制造技术的许国清，便会发现，他们都是出身战士或贫苦农家，抱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决心和信念，到工厂进行生产建设和科学研究工作的。而薛印青无论是为实现自我理想投身科研的动机，还是知识分子的出身，都与时代要求的新人英雄形象格格不入。但另一方面，如若从未来态的共产主义历史来说，根据马克思理论中的国家消亡、按需劳动等构想，薛印青又是符合时代设定的。这一吊诡的存在，使得《火星建设者》在发表之后一直被淹没在其他文本中，不被提起。而这，也让郑文光企图从文学性上拓展科幻小说创作思路的努力流产。从1958年开始，郑文光几度调整创作方向，从跟随“大跃进”风潮的《共产主义畅想曲》，到回归儿童科普的《海姑娘》，均没能找到新的发展路向，之后就此搁笔，一直到新时期初才再度开始创作。

      再来看另一篇小说《古峡迷雾》。1958年10月，在塔尔干召开的亚非作家大会上，茅盾做大会报告，强调“西方殖民者带给亚非人民的是使被压迫者精神堕落的作品，反西方的极端话语开始在文学中蔓延。受此影响，有评论开始批评凡尔纳的小说“有不少地方宣传了资产阶级思想”，希望“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用革命浪漫主义的笔触”的科学幻想小说能够“代替资产阶级的科学幻想、冒险小说”[39]。但总体而言，1957-1962年间，中国评论界对凡尔纳科幻的评价仍持基本肯定的态度[40]。1960年下半年起，文艺界迎来了“乍暖”之春，“双百方针”的重申贯彻使科幻小说创作中出现了难得的凡尔纳式佳作，即童恩正的《古峡迷雾》。

▲童正恩《古峡迷雾》

       小说打破了之前中国科幻小说“儿童”“科普”“乌托邦”三个关键词组成的创作模式，考古题材的使用首先就让人眼前一亮。与凡尔纳小说里常用奇诡的自然景色带给读者全新的阅读体验一样，小说以考古学家杨传德建国前后两次赴湖北西南寻找失落的中国原始民族——虎族的遗迹为主线，向读者还原了中国少数民族虎族古老而神秘的传奇社会生活历史，在提升了文本美学价值的同时，也极大地调动了读者的阅读兴趣。此外，以真实发生的历史为基础展开层层推理，这样的科学想象不同于虚幻缥缈的未来态叙事，是踩在坚实地面上的，并且也避免了书写从现实通向乌托邦的通道难题。但要把控这样的历史题材，对作家的要求是相当高的，既要有扎实的自然科学素养，又要有深厚的人文知识积淀，像童恩正这样能够做到两者兼得的，毕竟是极少数。这也决定了科幻历史题材在科幻小说创作中数量通常较为有限。

      小说中，通过对考古学家吴均失踪案件的调查侦破，作者揭露了资本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为谋取利益不择手段的罪恶反动本质。扑朔迷离的案件布局，细致入微的侦查推理，再加上古今交融的故事编排，使文本呈现出高超的文学技巧和丰富的想象力。与凡尔纳小说普遍存在的正邪对立叙事一样，《古峡迷雾》中的人物形象也被善恶分明的革命道德伦理规范先验设定。故事中杨传德、陈仪和史密斯两派科学家，研究目的、性格品行等截然不同：杨传德留学美国，有着深厚的考古研究功底，热爱考古事业，忠诚、正直，富有人文关怀。他的助手陈仪英俊精明，观察敏锐，勤于思考。而小说中的反面人物史密斯，不仅没有科学能力，而且品质十分恶劣，其父还是个大资本家，从根源上就是个“坏种”。他“借‘调查’、‘探险’的名义来刺探我国的资源分布和国防机密，而且还以学术研究的幌子对我国的历史，对我国的民族进行污蔑”[41]，还残忍地杀害了中国考古学家吴均。

      为了让杨传德的形象符合时代语境，作者给杨传德加上了些思想上的缺点，如让他接受心怀叵测的史密斯的邀请，参加史密斯的考古队，造成朋友吴均的死亡和文物“巴式剑”被劫走海外。追悔莫及的杨传德痛陈自己“对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本质还是认识不清的” [42]。但或许是太珍爱这个人物，作者忍不住又在后面的文本里解释杨是因为对考古事业的热爱，想限制史密斯的破坏活动，才一直留在史密斯的团队里。因而，总体上，杨传德仍然保持了正面形象。陈仪则一出场便表明他是一名共产党员，虽然比杨传德年轻，却没有杨的简单轻率，而是更加老练成熟。应该说，这部小说中的科学家形象，无论真实性还是典型性，在“十七年”文学中都很成功，而且这样的正面书写非常难得。在茅盾的《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一文中，《古峡迷雾》是唯一一篇被推荐的科学幻想小说[43]。可见，当时评论界对这篇小说还是较为认同的。

      由于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凡尔纳的作品几乎不再出版，因此，原本就呈现得很少的创作影响也随之迅速减退[44]。题材的限制，加上师法对象的影响减弱，让《古峡迷雾》亦成为建国初期科幻创作中的昙花一现。强调科普功能的左翼科学小说传统，加上彼时“向科学进军”的意识形态需求，作家、编辑的创作经验与旨趣，读者科学知识水平，科普读物的类别归属，以及时代语境下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使新中国科幻小说在起步之初，一方面以苏联科幻小说为师，把科幻小说作为传播科学知识和革命意识形态的工具，以简单清晰地传授科学知识，坚定读者对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信心为目标，汲取了苏联与凡尔纳科幻中共有的技术乐观主义，把应用性的科技发明和未来奇观作为想象主体，另一方面又限于时代及创作主体等诸多因素，主动或被动地弃置了师法对象的文学形象、人文思考和美学技巧，导致总体呈现出浅白直露的儿童科普型特征。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上述被忽视的文学思想没有对新中国科幻概念的形成和建构产生多少影响，或者说这一影响仅仅只表现在郑文光、童恩正等个别作家的个别作品中。上述科幻小说，还有其他本文未及详谈的科幻小说，它们的文学性影响只是在“十七年”间一直处于被压抑和遮蔽的状态，一旦各方面时机成熟，这些积蓄的力量便会立刻显现出来。20世纪80年代，随着科幻界对“文学性”的不断重视和强调，这些“十七年”间被译介的科幻的文学性也得到了重新的挖掘、审视和模仿。相应的，是曾被视为根基的科普功能，在各种争议声中地位渐失。

      从强调科普性到强调文学性，中国科幻创作的价值理念从一极摆向另一极，时至今日，以逻辑哲理、技术景观等人文视角为出发点，已成为当下不少科幻小说家探讨科幻中的科学的思考模式。我们很难看到把科普作为创作主动机的科幻小说。应该说，让科幻回归到文学本身，不但大大提升了科幻的想象空间，也加深加宽了科幻的思维层面，出现真正能够超越文学现实主义和超越仅是科普读物的精英之作。但从另一角度而言，科学知识的内核，以及大量青少年读者的拥趸，使科幻在文学价值之外，其实是比其他文学类型多了一份能力，即承担一定量的科普功能。就像刘慈欣曾说过的，“科普型科幻是中国的创造，而中国科幻最大的辉煌也是科普型科幻创造的”。我们是否可以尝试一下，在科幻中重现这样一种类型：“尝起来是文学的科普型科幻”；“它在文学上将不像《小灵通漫游未来》那样简陋，在科学上也不像《十万个为什么》那样低幼，它有可能重现中国科幻那曾经转瞬即逝的辉煌”[45]。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科幻小说转型研究”（批准号16BZW026）之阶段性成果。]

27迟叔昌：《我的自画像》，嵇鸿：《梦——现实——梦》，鲁克：《我闯进了陌生的科学王国》，《中国少儿科普作家传略》，第163页，第157页，第188页，希望出版社1988年版。

28赵世洲：《不断探索》，《中国少儿科普作家传略》，第327页，希望出版社1988年版。

29赫和国：《新中国扫除文盲运动》，《党的文献》2001年第2期。

31如《鸡蛋般大的谷粒》、《到人造月亮去》、《割掉鼻子的大象》、《火星建设者》、《假日的奇遇》、《庄稼金字塔》等等。

32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86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334郑文光：《郑文光佳作选·自序》，《郑文光佳作选》，第2页，海燕出版社1998年版。

35郑文光：《谈谈科学幻想小说》，《读书月报》1956年第3期。

36郑文光：《火星建设者》，《中国青年》1957年第22期；1957年第23期。

37参考王卫英：《郑文光科幻小说综论》，《长江学术》2012年第2期。

38郑文光：《郑文光科幻小说全集》（序一），第2页，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3年版。

39胡本生：《多出版共产主义的科学幻想小说》，《读书》1958年第19期。

40如1959年第5期的《世界文学》专门发表文章介绍凡尔纳的科幻小说，称“这些小说对我国青少年读者大有益处，可以增加许多科学知识，又可以提高对学习科学的兴趣。”（杨宪益：《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世界文学》1959年第5期。）1962年第12期《世界文学》里的《凡尔纳答应了》一文，还通过讲述凡尔纳的一些轶事，高度赞扬了作家不慕权贵，痛恨资本主义罪恶的高贵品质。（《凡尔纳答应了》，《世界文学》1962年第12期。）

4142童恩正：《古峡迷雾》，叶永烈主编：《古峡迷雾》，第160页，第156页，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1999年版。

43茅盾：《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上海文学》1961年第8期。

44公盾在《为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恢复名誉》一文中，谈到康生等人曾借凡尔纳的《气球上的五星期》一文中对非洲黑人的描写是在“恶毒攻击非洲黑人”，并由此判定凡尔纳小说都是大毒草，勒令全部停印。（公盾：《为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恢复名誉》，《出版工作》1979年第3期）

45刘慈欣：《当科普的科幻尝起来是文学的》，《刘慈欣谈科幻》，第91页，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版。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西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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