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 | 进化抑或轮回？——韩松科幻作品中的时空迷思

进化抑或轮回？

——韩松科幻作品中的时空迷思

王瑶[1]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自晚清以来，历史究竟是进化还是循环的问题，就紧密联系着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一整套叙事，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各种政治伦理与文化价值命题。尤其在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科幻小说中，关于“进化/竞争/选择”的话语，构成一种主导性的叙事模式。与之相比，韩松科幻创作最为独异之处，便是没有这种清晰的线性时间观，也没有建立在进化观念上的历史终极目标。本文从韩松作品中关于历史循环的主题出发，分析了《青春的跌宕》、《受控环》、《宇宙的本性》、《地球是平的》、《长城》等代表作。这些作品通过揭示“文明进步”与“科学理性”这些现代性神话背后的荒诞和不确定性，展现出作者本人对于现代性悖论的反思。

1902年，梁启超开始在《新小说》上连载章回体小说《新中国未来记》。[2] 该作品以“未来完成式”的倒叙手法，勾画出1902-1962年间的“中国近六十年近代史”。在这六十年间，通过一系列政治与经济变革，中国由古老帝国蜕变为现代民族国家，“文学之盛，国力之富，冠绝全球”。此时中国人使用的已经不是旧历，而是模仿耶稣纪年法的“孔子纪年”。这样一种想象中国的方式，显然受到梁启超本人在这一时期所接受的进化史观影响。在《新史学》一文中，梁启超指出，“竞争”是人类历史进步的“公理”，也是一个民族走向世界历史的驱动力。在这样的二元结构中，古老中国因为丧失了竞争力而退出历史舞台，成为“非历史的人种”，而那些欧美民族则在竞争中保持着进化的势头，成为现代历史的创造者。[3] 在这样一幅图景中，“文明进化”成为历史的终极目标，而“当下”则被理解为通向这一“未来”的过渡阶段。《新中国未来记》所尝试讲述的，正是中华民族努力奋起进入“世界历史”的过程。

由于种种原因，《新中国未来记》只连载到第五回便戛然而止。梁启超本人也在1918年至1920年间游历欧洲之后，目睹了“西洋文明已经破产”，并逐渐对西方的启蒙现代性产生了置疑。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梁启超写道：“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观念，我向来最不喜欢听这句话，因为和我所信的进化主义不相容。但近来我也不敢十分坚持了。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4]

历史究竟是进化还是循环？这一问题从根本上关涉到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一整套叙事，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各种政治伦理与文化价值命题。因此这不仅仅是梁启超个人的困惑，也是中国人在百年现代化历程中倍感纠结的一个问题。尤其是90年代以来，通过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日益深入地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社会文化也发生了复杂的转型。关于“发展”和“崛起”的话语，日益占据主流大众文化场域。在这一时期的中国科幻小说中，“进化/竞争/选择”，变成一组出现率很高的关键词。全球资本主义的市场法则，被理解为人力不可撼动的“自然规律”或“宇宙公理”。迫于“文明进化”的压力，一切智慧种族（人类、机器人、人造人、外星人），都不得不为了生存竞争而“不择手段地前进”。因此放弃“人性”、选择“兽性”，成为种群生存和进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个人或集体究竟应该如何做出抉择，则构成故事中最为核心的矛盾。

与这些作品相比，韩松科幻创作最为独异之处，便是没有这种清晰的线性时间观，也没有建立在进化观念上的历史终极目标。甚至可以说，他作品中那些诡异且晦涩的意象——包括充满混沌与倒错的时空异境，包括历史与记忆构成的幽暗迷宫，包括鬼魅一般隐而复现的废墟与墓碑，包括中国与美国之间扭曲交错的镜像——都正是为了揭示“文明进步”与“科学理性”这些现代性神话背后的荒诞和不确定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韩松的写作所力图呈现的，正是被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所压抑和排斥，却又始终徘徊不去的一重重“鬼影”。它们就像德里达所说的“幽灵”（specters）一样，处于话语和知识的范围之外，无法被命名，却又不断以各种方式显形。

从韩松最初的科幻创作开始，循环或轮回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主题。短篇小说《青春的跌宕》[5] 发表于1987年，其中虚构了一个青春不老的社会，人们从小就被注射了“青春防疫针”，得以保持青年人的面貌一直到死，甚至不知衰老为何物。一群叛逆的年轻人组成“反青春同盟”，提倡“回归自然人”。当他们被捕入狱之后，见到一位老僵尸一般的国家当权者。后者对他们幼稚的行动嗤之以鼻，并指出，唯有一个经验丰富的老人，指导一群缺乏经验和自制力的永远青春的国民，这样的社会才是最合理的。小说结尾处，被捕的青年人们为了证明自己对反叛事业的忠诚，主动要求注射“衰老针”变成老人。然而吊诡的是，成为老人也便意味着他们将有机会变成当权者的接班人，并将原先的权力结构维持下去。

富有意味的是，正是在《青春的跌宕》发表的同一时期，另一位科幻作家刘慈欣接连创作了两部长篇作品《中国2185》[6] 和《超新星纪元》[7]。其中前者讲述了2185年的中国如何通过技术手段解决“十二亿百岁老人”为国家带来的沉重负担，再造一个年轻的民族；后者则讲述地球上的成年人在一场灾难中全部患病死去，只有11岁以下的孩子们幸存下来，共同创建属于他们自己的新时代。显然，在这两部作品中，关于“青春”的叙事都与民族国家甚至人类的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自晚清以来，“青春”便成为中国社会文化中一个代表革命与进步的崇高形象，并在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变迁中不断被激活重写。在一种文明进步的线性历史观中，社会的发展与前进，被再现为现代对传统，“新人”对“老人”的颠覆与反叛。而这样一种有关青春的话语，也成为1980年代各种文化思潮与社会运动背后的推动力。但在韩松笔下，这一过程却最终陷入鲁迅笔下“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历史怪圈，并呈现出虚无和荒诞的面目。

在短篇故事《受控环》中，韩松描绘了一幅寓言般的历史图景：海底的人类王国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变成机器王国，之后又变回原貌，如同钟摆周而复始。每次变化发生之后，全体国民们都丧失了记忆，忘记自己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前来这里试图拯救这个王国的“控制论专家”向“海洋王”指出：

       你们随时间而变化，却不能随时间而进化。

       ……

       我已看清，是有人玩了把戏，让你们在一个周期的两端来回折腾。当到达一个端点时，干扰便会出现并被放大，负反馈便也产生了，这使你们的文明荡了回去。然后又是新的干扰，又是新的信息积累，又是另一番放大，又通过负反馈回到原来的端点。收缩与暴涨，战争与和平，专制与自由，肉身态与机器态，来回的奔波与选择，却都不能解决你们的难题。时间和文明都成了在一个泥坑中打旋的腐水。[8]

“不能进化”，正是韩松作品中一个带有宿命意味的、魔咒般的意象。没有方向，没有救赎，没有彼岸，没有乌托邦，有的只是周而复始，一次又一次回到原点的轮回。通过取消时间，取消方向感，取消进化论，通过叙事的无限循环与延宕，韩松以一种卡夫卡式的寓言书写，呈现着对于现代性悖论的反思。

在《宇宙的本性》中，人类出于对自身的厌倦，每隔五百年就要离开地球去宇宙中进行漫无目的的旅行；而负责重启地球文明的智能计算机，也在一次又一次循环之后厌倦了自己的工作，自作主张终止了这一进程；甚至连宇宙的监护者也会厌倦，每隔三百亿年就要擅离职守，让宇宙陷入无序状态。“宇宙的本性就是厌倦”。可以说，这样一幅图景，是对刘慈欣《三体》三部曲所描绘的宏大史诗的一种解构。在《三体III·死神永生》的结尾，一群智慧文明在宇宙即将死灭之际发起了“回归运动”，呼吁各个文明将自己“小宇宙”中的物质归还给“大宇宙”，从而促成一个新宇宙的诞生。在这样的时刻，宇宙中最后两个地球人类再次面对艰难的选择，他们发现，“每一种他们个人生活的选择，最后都会涉及到宇宙的命运，有时还涉及多个宇宙的命运，他们觉得自己真的像上帝了。”[9]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个人对于历史和集体的深切责任感，或者说，是一种米歇尔·福柯所描述的“现代性态度”，即“设法确定时间的内在目的性和人类历史趋向的终点”，并以此探讨“在这当下时刻中，每个人怎样以某种方式要对这个总体进程负责。”[10] 通过将个人认同的问题，与其所存在的特定时刻、与历史所通向的特定目的相关联，构成了一种价值判断的空间，使得个人得以在其中确定自己的道德取向、责任、义务和生存的意义。但在韩松所描绘的宇宙中，所谓进化或革新，都不过是短暂的幻影，个体的选择与责任也不再具有意义。

《地球是平的》则虚构出一种不同于现代文明史的“异史”（alternative history）。在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平坦的地球上，哥伦布没能发现美洲，也没能开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历史进程，这从根本上取消了梁启超所纠结的“进化”还是“轮回”的问题，也不再有“中国如何进入世界历史”的迷思。然而，这样一个平坦的地球是否真的存在，却随着两位主人公对话的展开而变成一桩悬而未决的疑案。小说结尾处，当叙事者“我”搭乘飞机返回中国时，他的旅行终点也同样变得不可信。“因为，按照一种通行的说法，为了避免被发现，我要去到的那个目的地，早已经在五百年前，就被本土科学家采用一种他们发明的物理技术，把自己隔绝在了时空的背后。”这一方面似乎是在暗示哥伦布未能发现“新世界”的原因，另一方面亦是在展现某种叙事的不可靠性，仿佛叙事者所身处的世界也正随着其讲述历史的过程而不断发生蜕变，使得历史本身成为无法用语言文字所把握的神秘存在。因而在韩松笔下，人们永远不可能穿过语言的迷宫，去抵达真正的历史。

在《长城》中，“911”之后美国各州都相继挖掘出长城遗迹，带动了新一轮旅游与学术研究热潮，中华文明全面超越西方文明，甚至彻底改变了当今世界格局。乍看之下，这仿佛是一则有关“中国崛起”的白日梦，但在行文中，韩松却通过中美两国之间的视差，对长城所象征的“中华文明”提出了诸多疑问。在全球化时代，中华文明的位置、意义，以及它在世界历史中所可能扮演的角色，无论对当代美国人还是中国人自身来说，都同样是一个难解的谜团。因此我们会感觉到，围绕长城而展开的各种言说，都同样显得荒诞不可信。与此同时，长城却无法言说自身，正如同今日中国，在凭借庞大的经济体量获得世界关注的同时，却尚未建立起属于自身的文化主体位置和相应的表述方式。韩松本人则在一篇短评中这样写道：“网上有评论说这是一篇充满了阿Q味道的文章。但长城后面的意义绝不仅于此。细心的读者会从中间品味到另一种辛酸。”[11]

通过诡异的想象力与饱满多汁的语言，韩松向我们展现出一幅幅现代文明的颓废图景：历史一面循环往复一面沉沦，并逐渐走向混乱无序，走向覆灭和虚无。这一过程也同时通过小说的叙事结构展现出来：故事往往有清晰的开头，却没有完满的结尾，因为一切事件都在无限度无方向地生长，在否定之否定，在遗忘与对抗遗忘的徒劳无益，在文明自身的非理性与试图以科学认知对抗这种非理性而产生的宰制与压迫，在未完成的永恒轮回中不断延宕。最终我们发觉，在韩松的小说中，一切看似充满希望的解放、逃逸或救赎之道，却不过是于冥冥之中完成了轮回的宿命，而故事中的人物则被囚禁于其中不得解脱。这种囚禁不同于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描述的“铁屋子”，而是像高速前进的地铁一样充满动感。人们非但不昏睡，反而躁动不安地投入连续不断的运动中，不断否定现状，质疑权威，以科学和理性解决旧问题，制定新计划，做出大踏步前进的姿态。然而这幅欣欣向荣的“进步”幻象背后，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历史轮回和对轮回的遗忘，是一条螺旋下降走向幻灭的运动轨迹。

对于韩松作品中呈现的幽暗困境，曾有评论者指出：“韩松对现代的悲观，清清楚楚地描绘出了一幅技术废墟之中没有出路甚至人自身也会异化的阴暗图景。这样的图景在对现代性充满乐观的时代是无法表现出来的，只有在经历了建构式的现代理性主义的磨难、技术的幽暗面也日渐凸显之后，文学中才有可能描绘出来。”[12]

[1] 王瑶（1984-），女，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讲师，从事科幻文学、影视与文化研究。在《中国比较文学》、《文艺研究》、《人民日报》、《当代电影》上发表多篇论文。自2004年起，以笔名“夏笳”发表科幻与奇幻小说，作品多次获中国科幻银河奖和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已出版长篇奇幻小说《九州·逆旅》（2010）、科幻短篇集《关妖精的瓶子》（2012）。

 [2]载《新小说》第一、二、三、七号，共五回，未完，署“饮冰室主人著”。

 [3]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1·文集9》，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4]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饮冰室合集5·文集40》，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5]载《科学文艺》，1987年第6期。

 [6]该作完稿于1989年2月，迄今尚未能正式出版，笔者参照的是作者本人提供的电子版。

 [7]该作最早的版本创作于1990-1991年，在放置十余年后，经作者数次修改，于2003年正式出版。参见刘慈欣：《超新星纪元》，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年。

 [8]韩松：《红色海洋》，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4年，第280-281页。

 [9]刘慈欣：《三体III：死神永生》，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505页。

 [10]M. Foucault. What is Enlightenment?. The Foucault Reader, ed. P. Rabin, Pantheon Books, 1984. p38.

 [11]《2002年度中国最佳科幻小说集》，韩松主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6页。

 [12]刘志荣：《I guess it's similar as in Singapore and Vietnam.》，《南方文坛》，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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