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学人专辑 | 王一平：反乌托邦小说对“消费乌托邦”的预演与批判 ——以《美丽新世界》与《华氏451度》为例

四十二史

 科幻春秋

王一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英美文学、科幻文学、比较文学等。先后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国外文学》、English Studies,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等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及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四川省社科基金、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等多项课题；入选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四川省“天府万人计划”社科菁英。邮箱：[e-mail]。

摘  要：20世纪上半叶，《美丽新世界》、《华氏451度》等反乌托邦小说设计并预演出“消费乌托邦”的景象。在这类拟消费社会中，虽然物质的丰裕使人类远离了匮乏而接近于乌托邦理想,但“消费”成为社会的主导与轴心。为了维持自身的运转，消费乌托邦通过“消费引导性的官僚体系”制造出消费自由与消费者主体自觉的幻象；同时利用影像布展出一个美妙的消费“景观”世界,使人们在对“景观”的迷恋中沉沦为真实世界的“看客”。反乌托邦小说对人类消费乌托邦的前景作出了极具前瞻性的描绘与批判，具有鲜明的当代意义。 

关键词：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华氏451度》；消费社会；乌托邦

长久以来，学界对《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1932）、《华氏451度》（Fahrenheit 451，1953）等反乌托邦小说的考察往往囿于反极权主义、反科技至上主义等视角，忽略了它们运河的当代意义：此类小说所描绘出的繁荣的“消费乌托邦”是对当代西方“丰裕社会”及其存在问题的深刻预见。美国社会学家李斯曼认为，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第二次革命，即向消费社会转型：“第一次革命在过去的400年里涤清了曾存续于人类大部分历史时期的、以家庭或家族为核心的传统生活方式。这次革命包括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工业革命以及17、18、19世纪的政治革命等，而且仍在进行之中；但在最发达的国家，尤其是在美国，它正让位于另外一种形式的革命——即随着由生产时代向消费时代过渡而发生的全方位的社会变革”。[1]

  《美丽新世界》▲

在文学领域，英国作家赫胥黎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把对这一趋势的体验与忧虑融入到小说作品中：如果说此前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We，1921）仍是对以生产为核心的早期工业化社会的描绘，那么《美丽新世界》则开始预见了影响深远的消费社会的前景。在赫胥黎所设计的消费乌托邦中，人类的物质资料已然极为丰盛，而对消费车轮运转的维持则占据了乌托邦世界的中心地位，并因此全面地控制了新世界人的生活。对此，作者曾在1947年回顾《美丽新世界》时表明：“这场真正革命性的革命不应该在外部世界进行，而应该在人类的灵魂和肉体上进行”[2]。实际上，《美丽新世界》对这场“灵魂和肉体的革命”的预言具有高度的前瞻性，它所渲染的“乌托邦”，已经不仅仅是传统的、专制的一元化世界。而此后，与《美丽新世界》一样对现代社会进程与方向体察入微的美国科幻作家布雷徳伯里的《华氏451度》也描绘了具有警世意味的消费乌托邦社会场景，以文学的形式呼应了当代左翼理论思潮，生动地演绎出了反乌托邦小说的“消费乌托邦批判”这一独特维度，值得研究者细加考察。[3]

  《我们》▲

一、作为“拟消费社会”的“美丽新世界”

《美丽新世界》自问世至今，一直被不同时代的广大读者及评论家所反复阅读、阐释，“美丽新世界”更是成为20世纪英语世界中一个使用频仍的词语。[4]美国社会学家波兹曼曾说，“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5]写出了反思权力的《一九八四》的奥威尔担心人类会毁于其所憎恨的东西，而赫胥黎则担心人类将毁于其所热爱的事物；真正可能成为现实的不是奥威尔的预言，而是赫胥黎的预言——即使人类明知消费乌托邦会带来最终的堕落，却也无力回天，而只能接受由被规约了的欲望所控制的无心抗争的结局，这也许便是人们对极具现实性的消费乌托邦最深的忧惧所在。

  《一九八四》▲

《美丽新世界》篇首引用了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的话：“生活正向乌托邦前进。一个新的世纪也许可能开始，那时知识分子和有教养的阶层会梦想以种种方式逃避乌托邦，返回非乌托邦的社会。”[6]考虑到别尔嘉耶夫被布尔什维克政权流放的经历以及其自由哲学思想，小说可能会被认为是对斯大林极权政权的讽刺，但对此，美国学者雅各比（Russell Jacoby）却一语中地说：“倘若……《美丽的新世界》中有一个恶魔的话，那就是亨利·福帝，他体现了个体的让渡与机械化。”[7]福帝[8]作为“美丽新世界”的精神象征，代表的乃是20世纪美国汽车大王福特以及福特式的资本主义标准化生产模式；作者还把福特汽车公司生产出著名的T型汽车的1908年设定为“新世界”所用的纪元元年。《美丽新世界》作为反乌托邦小说，其主要针对的乃是现代消费乌托邦的可能性。小说题目“美丽新世界”源自的莎士比亚的《暴风雨》第五幕，乃是天真的米兰达对人类的赞美之语，而《美丽新世界》以此为题，则意在反讽。

  《暴风雨》▲

在福帝632年，所谓“新世界”已如现代乌托邦的始祖H.G.威尔斯所愿，成为了“世界国家”，科技昌明，人民富庶。“新世界”取消了家庭，甚至利用流水线来按需生产不同等级的婴儿，并通过先天制造和后天控制，让人们从婴孩时期就认同既定的社会地位与意识形态；成年之后，则靠肉体享乐、感官电影等声色之娱和迷幻剂来消灭激情与差异，进入到消费—享乐的“平静的幸福”之中。在此，赫胥黎拟造了一个没有苦难的世界，人们都看似各就其位而各安其命，人类的发展史终结于消费乌托邦。

而在这个以消费体系为社会轴心的乌托邦中，由于科技带动了的生产力的发展，人类世界已经由此前的物质稀缺性社会进入到了一个丰盛社会，出现了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所说的“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的现象。”[9]在早期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物质稀缺的时代，由于人类生产出的物质财富尚不能满足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因此“尽一切可能发展生产力、从而创造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就成了一个最为重要和紧迫的任务”[10]；但在一个丰裕的乌托邦之中，“关于开支、享乐、非计算（‘请现在购买，以后再付款’）的主题取代了那些关于储蓄、劳动、遗产的‘清教式’主题”[11]。在《美丽新世界》中，基督教之所以被新世界镇压，原因便如新世界元首所斥责的，它是“低消费的伦理学和哲学”，这在消费乌托邦中是“反社会的罪行”，因为此时，随着生产力的迅猛提高，消费业已落后于生产，在人类的基本需要已经完全被满足之后，大量的剩余产品成为了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严重障碍，如何消耗掉这些多余产品以保证社会生产的持续性，是丰裕社会的重大难题。

新世界的元首便苦恼如何让生产与消费的机轮均衡而稳定地转动起来：

“机器转动着，转动着，而且必须继续转动，永远转动。机器停止运转就意味着死亡”。[12]

面对这一难题，消费乌托邦认为最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便是扩大消费，在基本需求之外制造新的需求。消费社会批判理论揭示出物的二重维度——物质性（功能性）维度与意义性（符号性）维度：“物的物质性维度是指物对人的现实需求的直接满足。物在此直接表现为某种功能，例如食物对于饥饿，衣服对于寒冷等等……但物的意义性维度指向的则是一种对价值层面的追求。物在此摆脱了它直接的功能性而以符号、意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也可以称之为符号性维度。”[13]为了保证消费机轮的顺利运转，消费社会突出了以符号化为表现形式的物的意义性维度：在一套符号体系中，物通过比较而表现出一种差异化的符号价值，进而成为一种差异性的身份、地位的象征，“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用来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是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14]消费社会因此形成了以“消费区分阶层”的需求体系，这种区分构成了人心理上永恒的向上的追求动力，因而 “必然产生（出）处于需求体系中的人的‘心理的贫困’。需求体系使得人的需求永远得不到满足” [15]，需求变成了一种永远指向下一个目标的无限的“欲望”，而正是这种 “欲望”保护了消费，维护了消费社会的运行。

  《消费社会》▲

“美丽新世界”与消费社会非常相似，它通过欲望的刺激、需求的扩大来维持一个高消费的社会，是乌托邦/反乌托邦小说中少有的丰裕社会（多数反乌托邦小说展现的是匮乏而均等、力倡禁欲的世界）。当然，作为幻想型的作品，同时也是当代消费之光普照之前的小说，《美丽新世界》中新世界的运转模式和对消费者的驯化方式与后来主流的消费社会理论仍有着内在差异，因此更准确地说，它应该是“拟消费社会”：作为乌托邦，新世界的“消费”仍然仰赖于一个总体性的庞大规划，如在一场地震造成的损失之后按计划补充多少人（消费者）；在阶层差异上，新世界分为以阿尔法阶层为首的五大等级，也以不同的符号标示差异化的身份，如不同等级的儿童分别穿灰色、绿色和卡其色等不同颜色的服装，但阶层之间的关系较为固化，不存在流通的可能性，各阶层的欲望既被鼓动，又被限制在既定的范围内。总的来说，美丽新世界作为“拟消费社会”，表现出了一种荒诞却具有某种真实性的颠倒：新世界是按照消费计划来设计人的“需要”与“欲望”的，人只是为了完成“消费”任务才被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其存在的唯一意义便在于维持消费系统本身的运转，而这指向了消费社会中人的“异化”（alienation）。由此，虽然列斐伏尔曾称，其意指“消费主导的新型社会形态”的“消费引导性官僚社会”（the Bureaucratic Society of Controlled Consumption）这一概念与文学和社会哲学没有渊源关系，[16]但事实上，在文学世界中，他所强调的消费社会中的消费主导、人的被控制与异化，早在数十年前的《美丽新世界》等作品中已经得到了精心的模拟。

二、“匿名”统治与“主体”幻觉：

“消费乌托邦”的操控方式

在《美丽新世界》中，新世界与消费社会一样，其主流的操控方式已超越了全面施行暴力惩罚的阶段，而以价值观的诱导、灌输等和平方式为主。对此，赫胥黎指出：“毫无疑问，没有理由表明新极权主义一定会跟老极权主义相同。倚仗大棒和死刑执行队、人为的饥荒、大规模监禁和流放来统治的政府不仅是不人道的，而且是明显缺乏效率的。……一个真正有效率的极权国家应该由大权在握的政治大亨和他们的经理人大军控制所有的奴隶。而对奴隶无需胁迫，因为他们喜欢被奴役。”[17]所谓有效率的、“喜欢被奴役”的方式，正是将消费、享乐至上的价值观注入到人们头脑中的无形控制，使人们认可人作为消费者方能合法地存在这一基本的价值观。由此，《美丽新世界》独具想象力地描写了具有象征意味的条件反射、“睡眠教育”等心理、生理上的多重控制方式。如在小说中的育婴场所“伦敦中央孵化与条件设置中心”里，婴儿们一旦接触鲜花和书本便会遭到电击，在反复数百次的条件反射训练下，婴儿们形成了对花与书本的不可逆的“本能”厌恶，而此种设计正是为了达到扩大消费的目的。孵化中心主任讲解道，一个世纪前人们曾被设计为喜爱鲜花、热爱自然，理由是为了让人们去乡村游玩以花费交通费，但不幸的是：

樱草花和风景都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它们是免费的。爱好大自然无法使工厂生意兴隆。于是人们对大自然的爱被取消了——至少对低等级的人是如此——但却并不取消他们花交通费的倾向。因为他们仍须到乡村去，即使憎恶也得去，那是最重要的。而问题在于要在经济方面为交通消费找出更适当的理由，而不是喜欢樱草花和风景之类的。适当的理由后来找到了。“我们设置了条件反射，让人们不喜欢乡村，”主任的结论是，“却又设置了条件让他们喜欢一切乡村运动，同时又注意让乡村运动消耗精致的运动器材，让他们既消费工业品也花交通费”。[18]

大自然本身是免费的（作为前消费社会的象征），本身无法形成额外的消费，因此在新世界中，它仅有的价值便是被用来作为刺激消费的辅助物；而以电击培训“本能”等操纵所显示的，则表明“欲望”是被悄然地虚构和制造出来的。除了电击之外，此类制造方式还包括了成千上万次“睡眠教育”（“心理催眠”）进行伦理观、价值观的灌输、谕诫等。在此不难发现，新世界对“欲望”的制造，显然并不是以强制的方式，而是以象征性的隐蔽方式来进行的，并完全融入到人们的生活、生命本身之中。

《美丽新世界》中的社会阶层是原始的等级制，但看上去却非常和谐有序。因为消费乌托邦对人的宰制是隐形的、高度组织化的，这种组织化是“匿名的统治”，是人们“被控制但找不到控制的主人” [19]的统治。对此种“找不到控制的主人”的统治，赫胥黎认为需要生理控制手段的全面配合——条件反射技术、人材识别科学、麻醉药和完善的优生学体系都必不可少，但身处20世纪30年代的他难以设想的是，数十年后随着电子媒介的普及，现代广告等逐渐成为了毫不逊色于生理改造的控制武器。广告刺激、制造出欲望，巧妙地把强制掩藏于自由的幻象之下，是当代消费社会最具有代表性的利器。不过，新世界其实也有拟广告物——潜意识广播口号。新世界相信道德教育不能诉诸于理智的，因此绝大部分消费观都是通过不断的潜意识广播进入到人们的脑海中的。这些广播口号如“我的确喜欢乘飞机”、“我爱新衣服”、“我们总是把旧衣服扔掉，扔掉比修补好。修补越多，财富越少”、 “只需吞下一小片（索麻），十种烦恼都不见”、“让我们现在就汇流到一起，有如您闪光的（福特）轿车一样迅疾”等等，和广告一样制造与规约了欲望，而以“我……”、“我们……”开头的句式则提示出了消费者的“主体”地位。但实际上，“真正决定消费过程的，不是消费者的主体需求及其日常生活实际需要，而是商品制造者和推销者的赚钱和宰制‘需求’，是商品制造者所制造出来并强加于消费者身上的‘需求’” [20]。正如列斐伏尔所指出，这种消费者的主体意象不过是幻觉，消费的意识形态已经取代了作为能动的人的自主想象，消费者乃至消费品都变得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形成人（消费者）作为“主体”的幻觉，以此压抑其可能产生的对于自身异化的意识。[21]在此，消费乌托邦中人被消费所异化、控制但却反以为是自身自由意志的结果新世界的潜意识广播的确有效地完成了消费价值观的深度传播和消费意识形态的奠基。

  电视剧《美丽新世界》中的场景 ▲

当然，新世界的潜意识口号毕竟和广告不同，一方面，字面意义上的“潜意识广播教育”不会发生在当代社会；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新世界是不会允许出现一个“被‘餍足型’消费逻辑所引导着的，也就是可怕的‘时尚’这种消费周期所牵引的焦虑不安的文化心理世界”[22]的，新世界所追求的，是乌托邦式的绝对稳定，新世界的车轮要求人们要像“枢轴的轮子一样稳定的人，理性的人，驯服的人，安于现状的坚定的人”[23]，否则乌托邦便将崩溃。在《美丽新世界》的后半部，成长于新世界之外“保留区”的部落青年约翰以局外人的身份进入到新世界，在一开始的赞赏之后，他很快便对此种以消费与享乐为尊的社会导向表示厌憎，他向元首抗议：“我不要舒服。我要上帝，要诗歌，要真正的危险，要自由，要善良，要罪愆。……我在要求受苦受难的权利。”[24]但元首虽然名为领袖，实际上却也只是这一无主的、数字化运转的官僚体系中的螺丝钉，他无力超越这一体系本身；同时他也相信，非乌托邦式的“苦难、自由”所代表的差异性、多元化必定会带来不稳定，使人们回到前乌托邦时代的堕落与黑暗中去，因此，尽管他对约翰等人颇为同情，但为了新世界的一统与安稳，他最终把异端们都流放出了新世界。

总之，尽管小说家不可能，也并不打算通过文学作品来预测一切具体的未来，但《美丽新世界》对消费乌托邦噩梦的描绘，却是极富有预示性的。赫胥黎曾声称“美丽新世界”是比《一九八四》中的大洋国更具终极性的国度，此言非虚。从当代社会现实来看，极权政治的恐怖统治或许是相对短暂的，但消费社会的阴影却可能久久挥之不去，也正因为如此，赫胥黎式的预言，才在数十年后《华氏451度》等小说中得到了延续。

  《华氏451度》▲

三、虚假的“影像”与真实世界的“看客”：

“消费乌托邦”的“景观”

《美丽新世界》出版的年代，电视机尚未出现，但随着电子媒介的扩张，影像世界开始构成一个超越于社会本体的独立世界，对此，20年后的《华氏451度》作出了夸张但并非毫无现实性的设想：在未来，人们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四面都是巨大的电视墙的房间中，被无休止的影像世界所包围，而这种包围，正是更为晚近的消费时代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

《华氏451度》是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布雷德伯里的代表作，这部创作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里的作品描写了未来世界中所有图书被禁绝、人们不再反思与批判的故事，也是为数不多被主流文学界广泛接受的科幻小说之一。[25]“华氏451度”也与此前出现的“美丽新世界”、“1984”一样，成为反乌托邦小说为英语文学界贡献出的最具影响力的词汇之一，它所意指的纸质书本的燃点（约等于摄氏233度），即所隐含的“焚书”一意，已经成为了钳制思想自由、以消费欲望湮灭批判精神的景象的代名词。[26]

《华氏451度》延续了《美丽新世界》中对人们被隐性操控的考察，更演绎出了二战后经济复苏、媒介发达，人们生活在由娱乐消费物堆积而成的世界中的情状。此种情状，用法国哲学家居依·德波（Guy Debord）描述消费社会的“景观”（spectacles）一词来概括或许相当切合，此种“景观”是一种视觉上的包围，在空间上的无限制“布展”，代表着“当代社会存在的主导性本质……一种被展现的图景性”，[27]而这种“被展现的图景性”指的是 “真实的世界被优于这一世界的影像的精选品所取代，然而，同时这些影像又成功地使自己被认为是……现实之缩影”，[28]多数人在“‘一种痴迷和惊诧的全神贯注状态’中沉醉地观赏着‘少数人’制造和控制的景观性演出”，其结果便是景观的操纵者实际上操纵着整个社会，而大众则沉迷于景观而丧失了对本真生活的追求。在《华氏451度》中，这个被展现出来的、具有蛊惑性的影像世界从不表现真正的苦难，它遮蔽了不完美的现实社会，使人们在被视觉规训、入迷地观看影像的同时，心甘情愿成为了消费社会中的景观乌托邦的俘虏。

  《景观社会》▲

在《华氏451度》描写的表面安稳、快乐的未来乌托邦中，人们沉溺在电视墙提供的似幻亦真的影像与娱乐生活中，很少面对面地交往，并拒绝一切令人不快的现实，连思想也随着影像一起被平面化。书籍则因为容易引发主体的自觉意识和自由思想，成了绝对的禁物。消防员们摇身一变成了纵火员，担当起了烧书的任务。消防队长毕缇曾告诫消防员蒙泰戈说：

“所以书就是隔壁房间里一把上了膛的手枪。烧了它，取走手枪里的子弹，钳制人们的思想，谁人能知谁会成为满腹经纶者攻击的目标？我？我一分钟都不能容忍这些。所以当房子最终变得完全防火时，世界……就不再需要消防队员的旧职责了。他们被赋予了新的使命，成为了维持思想和平的监管者。” [29]

而在禁毁书籍之外，朝人们头脑中填充各种信息的多媒体便取代了书籍，乃至成为一个娱乐主导性的、乌托邦式的独特世界。电视墙提供的信息包括“流行歌曲的歌词、州府的名字或者去年爱荷华州产了多少玉米”等等，海量信息的充塞让人产生在思考、进步和幸福快乐的错觉，同时必须注意的是，“不要让他们通过像哲学或社会学这种难以捉摸的东西来认识事物，那会让他们感到忧郁。在今天，任何一个能把电视墙拆开又装回去的人……都比一个企图计算、测量和换算宇宙的人要快乐”。[30]在此，作者从乌托邦中痛恨书籍、热爱空虚享乐的角度对景观乌托邦加以了批判，不过这并非是因为认可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或波兹曼从思维习惯角度得出的、唯有阅读才能促进理性思维与分析能力的认识；[31]在《华氏451度》中，退休英语教授费博曾说，“书籍只不过是一种我们存储那些害怕遗忘的事物的容器而已。书本身根本就没有任何魔法。魔法在于书里的内容”[32]显然，作者并未走向媒介决定论，他所真正痛惜的，乃是书籍被焚所代表的自由精神的沦丧、人们对一种具有虚假一致性的景观乌托邦的自愿妥协。

在《华氏451度》中，消防员蒙泰戈一直从事“焚书”这项祖传之业，但疑问在他的心中逐渐滋生，喜爱思考的少女克拉丽丝则给了他直接的启发。在一次任务中，他因目睹一位老妇和她的书籍一起化为灰烬而深受刺激，此后他偷偷读书，并结识了爱书人费博，却被妻子米尔德里德所举报。蒙泰戈打死了试图抓捕他的队长毕缇并逃跑，此后全城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追捕，电视直播让“机器猎犬追踪蒙泰戈”成了一档大型娱乐节目，而已经开始了的真正战争却无人关心。蒙泰戈幸运地逃到了山区，并结识了一群用背诵的方式来保存书籍的人——“活动图书馆”。不久战争爆发，城市被炸毁，而蒙泰戈一行人则怀着希望准备回到城市，开始世界的重建。

  电影《华氏451度》中的场景 ▲

《华氏451度》自出版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一部反对审查制度的小说，但事实上，小说对现代社会生活作出了更深刻的反思，它的描绘不限于自由思想遭到了明显的钳制，正如作者布雷德伯里所说的，他“并不担心‘自由’（审查制度），而是担心电视把人们变成了愚民” [33]。一方面，小说中人们在地铁上愉快地和着洁齿剂广告打拍子的场景，极佳地展现了消费社乌托邦在提供愉悦感方面的巨大魔力，另一方面，小说对米尔德里德沉迷于影像世界的描绘，则全面渲染了广大“愚民”们的日常生活状态。米尔德里德和她的朋友费尔普斯太太、波尔斯太太等人的世界是以电视墙为中心展开的，各种欢乐画面并不只是她们生活的一部分，而是已经构成了生活本身。她们生活在一个“视觉表象化篡位为社会本体基础的颠倒世界”[34]里，影像聚集出的景观世界不是“附加于现实世界的无关紧要的装饰或补充”，而成了“现实社会的非现实的核心”，景观通过新闻、宣传、广告、娱乐表演等独有的形式，主导和统治了人们的现实生活。米尔德里德就认为只有电视中出现人才是真实的，书所代表的 “不光滑”的世界反而是不真实的；而费博也认为电视墙的确看似是“真实”的、是即时的、有维度的，“它和这个世界本身一样真实。它就要成为，或者说已经是真实的” [35]。影像乌托邦里的演员们被人们称为“家人”[36]，而五分钟的电视短剧比实实在在的战争更值得关心——其实战争也不过是一出48小时的电视节目罢了。

更为致命的则是，在这样的影像乌托邦中，人们被彻底贯彻了被动的、静观式的“看”的行为方式，人人都变成了“景观的看客和想象者”。[37]正如费博告诫蒙泰戈的：

“它告诉你应该想些什么，而且一股脑地塞进你脑子里。它肯定是正确的，听上去绝对正确。它如疾风一般把你推向它自己的结论”，而同时“你不能让他们闭嘴，说‘等一等’，……一旦涉足电视厅，谁又能让自己逃离那只紧紧抓住你不放的魔爪？”[38]

人们在影像世界中成为了单向度的接受者、丧失了反抗与批评能力，这与德波的判断一致，即景观实际上是独白式的、拒斥对话的：“景观是对人类活动的逃避，是对人类实践的重新思考和修正的躲避。”[39]在景观背后的操纵者的控制下，人们丧失了对本真生活的追求，“那些总是关注地静待下一件事情发生的人绝不会有任何行动”[40]。在《华氏451度》中，人们在电视墙面前几乎都极为欢乐、顺从，而对视觉画面之外的现实世界与活动则漠不关心，如米尔德里德对影像世界的沉迷，便和她对现实生活中苦恼的丈夫、恐怖的战争的漠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又如，电视上机器猎犬追捕蒙泰戈的直播引起了观众们热切的关注，但在电视直播的不间断的指引下，人们既不关心蒙泰戈为什么会藏书、杀人，更不去思考焚书政策是否合理，而是用视觉紧紧跟随摄像机镜头去追踪蒙泰戈。由于大规模搜索太费时费力，在一段时间的搜索无果之后，媒体与警察合谋，将刺死一名无辜的散步者的画面当作杀掉蒙泰戈的画面呈现给了观众们，最终，观众们足不出户地、毫不质疑地接受了影像世界给予的结论：“读书是反社会的罪行”，“反社会的罪行已经得到正法”。至此，观众们乖乖地保持了自己的看客身份，臣服于此种布雷德伯里所谓的“仿真陈述”（factoids）[41]之下。当然，在影像世界中偶尔也会有伪主动性的假象出现，比如米尔德里德加入到了一档节目的对话中，但她实际上不过是按要求照着剧本念台词而已（“我觉得很不错！”“当然同意！”），这些节目的设计，不过是意在“获取观众对节目的官方意识形态的认可，同时又制造出观众自己也参与到了此种意识形态的制定中来的幻觉”[42]。

  雷·布拉德伯里 ▲

因此，也正是由于影像世界具有不可反抗也无需反抗的乌托邦性，人们才在现实中自觉地焚烧书籍、镇压异端。现实是“一座该死的巴比伦塔”，充满了不同的声音，唯有让各种呼喊都失声，人们才能够不受干扰地逃入到美妙的影像乌托邦中。正因为如此，蒙泰戈朗读的诗人马修·阿诺德的名诗《多佛海滩》引起了费尔普斯太太的伤感和哭泣，才遭到了波尔斯太太的咒骂。然而，虚幻的布景毕竟不可能没有裂痕与漏洞，实际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空虚感极为强烈，米尔德里德就曾吞下大量安眠药而差点死去，饱肚诗书的毕缇队长的对蒙泰戈的故意挑衅，颇有借蒙泰戈之手结束自己生命的意味；而众多深夜驾车狂飙伤人的人群，也是意义沦丧之后由纯粹的感官之欲刺激而出的产物。

而面对如此的“看客”的沉沦，布雷德伯里已无法将希望寄托在被景观围困的城市居民身上，因此不得不以浴火重生的方式来展开突围：城市被彻底炸毁，僻居偏远之地的“活动图书馆”们则幸存下来，人类或许能打破景观世界的迷局，将主体的创造性、自觉的内省能力重新释放出来。在小说结尾之处，希望也是朝向此处延伸的。不过，对消费乌托邦中“看客”身份的打破方式，不论是《美丽新世界》中“新世界/保留区”的隔绝相峙，还是《华氏451度》中感伤而富有诗意的“山区/城市”的二元对立，反乌托邦对乌托邦的批判一旦以另一个（如空间上的）乌托邦为目标，就转向了乌托邦式的摧垮一切的激进革命，重新落入了大拒绝式的思维窠臼，其前路亦与乌托邦一样黯淡。如20世纪60年代德波等将日常生活艺术化运动的“情境主义国际”运动的黯然收场，或许便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约翰、蒙泰戈们的未来。 

  《乌托邦》▲

《美丽新世界》、《华氏451度》等反乌托邦小说描绘了拟消费乌托邦的噩梦，虚拟与预见了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现代消费社会的情景，在此，人类社会已经成为一个由消费所主导的、以大众传媒的影像为中介的世界，一个人类被欲望符号系统所宰制、在匿名的统治中丧失了主体性与创造力的世界。正如波兹曼所言，赫胥黎的警告的深刻性在于他指出了“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43]。当文化已经整体式地沦为一场滑稽戏，当消费已经成为社会的轴心、成为人们确认自身的唯一标准，消费乌托邦中的人们便不再需要极权统治者（如“老大哥”）警惕的注视，每个人都会为自己建造一个乐居其中的囚笼。[44〕反乌托邦小说早在20世纪前中期便对“消费乌托邦”作出了生动的预演与深刻的批判，[45]而至今，人们似乎仍在这座消费的全景敞视监狱中徘徊踯躅。

本文原刊于《外国文学评论》2013年第4期

注释

[1] David Riesman, with Nathan Glazer and Reuel Denney, The Lonely Crowd: A study of the Changing American Character,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6.

[2] Aldous Huxley, Brave New World,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66, foreword x. 

[3] 本书所引《美丽新世界》译文参考了孙法理译《美妙的新世界》，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华氏451度》参考了竹苏敏译《华氏451》，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年。

[4] “美丽新世界”在当下的使用频率依然颇高，且外延扩大，如，它既被用于对儿童基因测试表示担忧（See David Shenk, “A Brave New World in China?”, in The Atlantic, Aug. 8, 2009），亦出现在系列短片《斯蒂芬·霍金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with Stephen Hawking, Channel 4, 2011）之中，中性地泛指科技的探索、突破及其对人类生活带来的影响。

[5]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前言第2页。

[6] Aldous Huxley, Brave New World,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66, epigraph.

[7] 拉塞尔·雅各比：《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姚建斌等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译序第3页。

[8] 亨利•福帝即福特汽车公司创始人亨利·福特〔Henry Ford，1863-1947〕，在《美丽新世界》中，福特业已取代上帝而成为人类的精神偶像，故汉译本多以“福帝”译之。

[9] 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

[10]夏莹：《消费社会理论及其方法论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91页。

[11]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4页。

[12] Aldous Huxley, Brave New World,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66, p.28.

[13] 夏莹：《消费社会理论及其方法论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92页。

[14] 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1页。

[15] 夏莹：《消费社会理论及其方法论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37页。

[16] See 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trans. Sacha Rabinovitch,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1, p.60.

[17] Aldous Huxley, Brave New World,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66, foreword xii.

[18] Aldous Huxley, Brave New World,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66, pp.14-15.

[19] 仰海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75页。

[20] 高宣扬：《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31页。

[21] See 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trans. Sacha Rabinovitch,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1, p.56.

[22] 刘怀玉，伍丹：《消费主义批判：从大众神话到景观社会——以巴尔特、列斐伏尔、德波为线索》，《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

[23] Aldous Huxley, Brave New World,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66, p.28.

[24] Aldous Huxley, Brave New World,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66, p.163.

[25] 关于《华氏451度》的评论，参见Harold Bloom主编的Ray Bradbury’s Fahrenheit 451 〔Chelsea House Publications, 2001〕，该书与Brave New World，1984等同属“Modern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系列丛书之一，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作为现代文学经典的地位。

[26] 如轰动一时的政治纪录片《华氏911》〔Fahrenheit 9/11, 2004〕，其题目即源自“华氏451度”。该片通过对 “911袭击”前后美国政治生活的展现，借用“华氏451度”的意涵，一语双关地指出“在这个温度〔911〕之下，连自由也会被焚烧”，由此表达了其独特的政治诉求。

[27]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代译序第10页。

[28]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页。

[29] Ray Bradbury, Fahrenheit 451,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2003, p.58.

[30] Ray Bradbury, Fahrenheit 451,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2003, p.61.

[31] 参见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6-77页。

[32] Ray Bradbury, Fahrenheit 451,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2003, pp.82-83.

[33] See Amy E. Boyle Johnston, “Ray Bradbury: Fahrenheit 451 Misinterpreted”, LA Weekly, May 30, 2007.

[34]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代译序第9页。

[35] Ray Bradbury, Fahrenheit 451,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2003, p.84.

[36] 电视演员被观众视为“家人”，正是因为“新媒介引发了新型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是有中介的，但是它在心理上类似于面对面的交往。观众开始感到他们‘认识’在电视上‘邂逅’的人，这与认识朋友和同事的方式是相同的，媒介使用者面对社会关系的反应就像在典型的真实的社会关系中一样”。参见刘扬：《视觉景观的形而上学批判——居伊·德波景观社会文化理论述评》，《社会科学家》2009年第2期。

[37] 仰海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0页。

[38] Ray Bradbury, Fahrenheit 451,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2003, p.84.

[39]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页。

[40] Guy Debord, Comments on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trans. Malcolm Imrie, London: Verso, 1990, p.22.

[41] “factoids”一词为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所造，此处意指不可靠或不真实的信息在被不断报道和重复之下被认为是真实的信息，参见在线《牛津英语词典》http://oxford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factoid?q=factoids

[42] M. Keith Booker, The Dystopian Impulse in Modern Literature：Fictions as Social Criticism,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rd Press, 1994, p.107.

[43]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2页。

[44] 事实上，在《华氏451度》出版的同年即1953年，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就曾发表宣言强调“阅读自由”对民主的重要性，并呼吁保护这种不断受到攻击的权利〔参见http://www.ala.org/advocacy/intfreedom/statementspols/freedomreadstatement〕，由此可以窥见人们对丧失阅读自由等的可能性并非毫无警觉，但赫胥黎、布雷德伯里及波兹曼所尤为忧虑的，并不在于这种受到宪法保护的自由被外力所剥夺，而更在于人们对此种自由，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独立、严肃的思考、自我的价值自决等〔作为自由的负担〕的主动放弃。

[45] 当然，值得思考的问题还在于，在消费乌托邦中，人类被激发而出的欲望是否全然虚假而不具有任何正当性？如有，则其正当性的边界在何处？高度发达的媒介是否只可能成为意识形态操控的工具，而非人类自主认识与介入更广阔的世界的途径？对于这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小说并未作出进一步的理论探索。小说作者们主要是出于一种文学精英的现实关怀之情来展开创作的，因此，此类作品总体上都具有明确的批判倾向与警谕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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