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的异托邦或不确定的乌托邦
四十二史
科幻春秋
模糊的异托邦或不确定的乌托邦
周旦雪 / 文
(西交利物浦大学中国研究博士研究生)
基德很想知道:“你认为一个城市可以控制居住在其中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吗?我的意思是,仅仅是通过地理的方式,比如街道的布局方式、建筑物的摆放位置。” 1
——塞缪尔·德拉尼,《达尔格伦》,第179页
一、塞缪尔·德拉尼作品中的城市
如果要列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科幻小说作家,“塞缪尔·德拉尼”这个名字肯定会出现在名单上。他一共获得了两项雨果奖和四项星云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明信曾称他的“回归内华伦”系列作品为当代美国文学中的重要成就。意大利文学批评家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认为德拉尼不仅是最重要的科幻作家之一,而且发明了一种超越现有风格的科幻小说新风格。德拉尼的创作跨越了许多界限,也很难简单的进行概括,他动摇了人们当时对科幻小说的认知——“白人男性中心主义”,在他的许多作品中性别是流动的、种族是混合的、社会是纷乱复杂的。因而许多对德拉尼作品的研究和评论集中讨论了其对秩序、阶层、社会地位的挑战。
城市在德拉尼的作品中不仅仅是背景,也像是半个角色,他的故事发生在外太空、未来以及外星世界的城市。他在纽约出生,在这座城市的生活经历形塑了他的作品,他笔下的许多城市都有纽约的影子。除了这座超级大都市之外,他的作品中也藏匿着许多其他城市的痕迹。城市历史学家卡尔·阿伯特(Carl Abbott)指出,德拉尼的忒提斯市(Tethys)是仿照纽约虚构出来的,并且带有像20世纪60年代伦敦的索霍区、旧金山的北岸区、新奥尔良的法国区以及巴黎的拉丁区等元素。
德拉尼对城市有着自己的理解,在《城市的未来叙事》(“A Future Narrative of Cities”)中德拉尼写道,“城市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它们鼓励不同阶层之间进行碰撞交流”。在《时代广场红,时代广场蓝》(Times Square Red, Times Square Blue)一书中他指出,在城市生活中,不同阶层之间的接触比同一个阶层内部的接触更重要(第127页)。在德拉尼的城市中,同质性和排斥性都被削弱,城市政治中异质性低的社区(community)概念被规避,不同社会群体成员之间可以接触。他对城市的独特见解体现在许多作品中,许多虚构的城市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1966年的作品《巴别塔-17》(Babel-17)中的港口城市(port city);1967年的短篇小说《没错,还有蛾摩拉》(“Aye, and Gomorrah…”)在命名上就借用了圣经中的罪恶之城蛾摩拉(Gomorrah);1975年的作品《达尔格伦》中的虚构城市贝罗纳(Bellona);1976年的《海卫一之祸》中的忒提斯市;在“回归内华伦”系列中的很像纽约缩影的港口城市科尔哈里(Kolhari);以及1994年首次出版的《狂人》(The Mad Man)中的纽约市。构想这些有知觉力的城市,是对另一种文明和社会体系的思想实验,其中也蕴含着德拉尼对城市理论和评论的回应。
《时代广场红,时代广场蓝》
《达尔格伦》
《通天塔-17》
在《未来之城:科幻小说中的城市》(Imagining Urban Futures: Cities in Science Fiction and What We Might Learn From Them)中,卡尔·阿伯特将德拉尼称为边际地区领域的理论家。在德拉尼的许多作品中,都涉及了对乌托邦、异托邦(heterotopia)以及反乌托邦的思考。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空间转向”之后,空间不再被视为绝对的、静态的外在客体,而是被认为是社会关系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德拉尼的许多作品都是体现这种转向的实践。科幻小说理论家达科·苏恩文在《由虚空定义》(Defined by a Hollow)中指出,在理论上福柯做出了关于异托邦最好的阐释,而塞缪尔·德拉尼的《海卫一之祸》是虚构作品中将乌托邦最好的呈现出来的2。异托邦是福柯参照乌托邦一词创造出的术语,乌托邦与异托邦在真实性和逻辑上相对立,但这两者之间有着混杂的过渡地带。福柯在1976年做的题为《他性空间》(Des Espaces Autres)的演讲产生了广泛影响。在其中福柯阐释了异托邦的概念,此概念也开启了空间哲学与空间政治相结合的理论新范式,成为后现代的、流动性的一种空间思考方式。福柯用“镜子”的比喻进行说明,镜子一方面是乌托邦,是没有方位的地方,是非场所性的场所(a place less place),但镜子又存在于真实的世界,同时又具有异托邦的功能,它可以关联和反映真实的常规空间。德拉尼本人也表示《海卫一之祸》的副标题“模糊的异托邦”是从福柯的著作中借鉴而来的。除了直接借用之外,德拉尼的许多作品对异托邦展开了构想。本文通过介绍《海卫一之祸》、“回归内华伦”系列、《狂人》中的城市和空间构想,旨在为读者提供新的理解乌托邦、异托邦、反乌托邦的途径。
《未来之城:科幻小说中的城市》
二、《海卫一之祸:模糊的异托邦》中的“黑区”
一些学者认为《海卫一之祸》是对厄修拉·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1975年的作品《一无所有》(The Dispossessed)的回应,因为后者的副标题是“一个不确定的乌托邦”,而前者的副标题为“一个模糊的异托邦”。《一无所有》中的乌托邦是并不完美的,其中也蕴含着危机。王茜指出《一无所有》展示了“两种社会体制(阿纳瑞斯和乌拉斯)、两种价值观(无政府与私有制)、物理的两种体系(顺时与共时)、两种忠诚(自我与社会),而结论依然是不确定的,并没有解决上述种种二元矛盾”(第155页)。相较于在被广泛关注和讨论的《一无所有》,《海卫一之祸》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仍比较陌生。
《一无所有》
《海卫一之祸》通过主角伯恩·赫尔斯特罗姆(Born Helstrom)对乌托邦社会的不满意来书写乌托邦。伯恩受够了理想化的乌托邦中的秩序、自满、顺从。因为他生活的公寓大楼中,每个居民都被按共同利益分组,分组的标准有性取向、政治观点、工作等。然而这种令大多数人满足的分类方法并没有给伯恩带来归属感。与秩序井然的在城市相反,边际的区域——“黑区”,即边缘人群生活的非正式区域,充满着创造力:
刚刚成立时,每个外卫星城市都留出了一个区域,那里没有官方执法,因为最早倡导这一做法的火星社会学家指出,绝大多数城市一定会发展出这样的社区。这些区域在城市的精神生态、政治生态和经济生态中发挥了广泛的功能。保守的思想家曾担心的一定会出现的问题并未出现:官方法律和官方允许的无法律状态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这些区域产生了非常稳定的非官方法律……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从统计数据来看,黑区的大多数区域都比城市里的其他地方更加安全。”对于这种说法,还有一种不言自喻的回答,就是“但并非所有的地方都是如此。”(《海卫一之祸》, 第8页)
”
这个隐蔽幽深的黑区并非罪孽丛生,而是在有序中混乱,是充满着生机和活力的艺术飞地,持不同政见者也被允许存在。在忒提斯市,官方认可的城区与黑区之间相互影响,整个城市的行政和生活结构都充满着多元化。德拉尼并没有肯定这种城市形态,因为这里充满着无穷的机会,也存在着潜在的风险,最终因为缺乏权力的管控,战事爆发。德拉尼做了城市可能性的尝试,设想了模糊的、辩证的异托邦,虽然没有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但在情节中探索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为现实发展提供了借鉴。
三、“回归内华伦”系列中乌托邦式的异托邦
回归内华伦系列重塑了奇幻小说次文类“剑与魔法”(sword-and-sorcery),存在着明显的后现代主义和酷儿(queer)风格(Burnett, 第257页)。相较于《海卫一之祸》,这个系列作品为异托邦这个概念的阐释提供了更广泛的可能(Gilić&Willems, 第38页)。该系列于1979到1987年之间出版了四册:《内华伦故事》(Tales of Nevèrÿon,1979), 《标志与城市的故事》(Nevèrÿona, or: The Tale of Signs and Cities, 1983), 《从内华伦飞来》(Flight from Nevèrÿon,1985)以及《回到内华伦》(Return to Nevèrÿon, 1987)。内华伦起初是一个荒蛮之地,这里几乎没有文明的影子。戈尔吉克(Gorgik)是该系列唯一贯穿始终的主角,他起初是一个矿场奴隶,获得释放之后,踏上了结束奴隶制的旅程,获得了解放者(“The Liberator”)的称号。这个系列的核心是关于世界建构,展现了代表文明的货币、写作、劳动、资本等是如何发展出来的。内华伦又像是现实世界的镜像,这里存在着父权和母权之间的权力不对称,父权至高无上。
《内华伦故事》
《标志与城市的故事》
《从内华伦飞来》
《回到内华伦》
分析社会的转型和发展不能避开肉体、知识和权力的关系。在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中,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惩罚方式的变化,从肉体的刑罚转变为对剥夺权利的经济机制。在奴隶制尚存的内华伦,对身体的刑罚占据重要地位。项圈(collar)是小说中一个很重要的设定,它是所有权的象征,戴上项圈的奴隶并不拥有自己的身体。罪犯和奴隶被鞭刑是被默许的,“当他看到男孩脖子上的铁项圈时,戈尔吉克停下了脚步、暂停了思绪并且屏住了呼吸……戈尔吉克看到了伤痕……那是鞭打的痕迹……鞭刑是用来惩罚罪犯的,当然还有奴隶”(《内华伦故事》,第32页)。对于戈尔吉克来说,“项圈”的含义是流动的,并且他试图赋予其新的内涵:
"正如同一个词在三种不同的情况下可能有三种完全不同的意涵,所以在三种不同的情况下戴项圈可能意味着三种不同的事情。它们是不一样的:性、感情和社会,"戈尔吉克说。"性和社会的关系就像一个物体和它在反射镜中的形象。"(《内华伦故事》,第239页)
”
改变“项圈”一词的内涵是对既有社会秩序和权力关系的挑战。在等级森严的社会,只有过摘戴项圈才能短暂的实现权力关系的调整。项圈在小说中创造了一个异托邦,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在其中被建构。当项圈被作为财产所有权标志时,戴项圈的是奴隶;然而在性行为中,项圈代表着欲望,戴项圈的人的身份是灵活的、可以抛之脑后的(Gilić&Willems, 第44页)。
最终,虽然奴隶制结束了,但之前的奴隶们并没有办法融入社会生活,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人被解放。
德拉尼在内华伦系列中创造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异托邦“utopic heterotopia”,在这个异托邦中指出了社会问题,展现了规范是如何被建构和被挑战的(Gilić&Willems, 第41页)。在某种程度上,德拉尼讨论的并非物质的城市,而是可以形塑空间和时间的文明。
四、《狂人》中的反乌托邦倾向
这个故事围绕着叙述者,黑人男性博士研究生约翰·马尔(John Marr),以及他与其他各种族裔流浪汉跨越阶级的性接触展开。都市生活的情欲与后现代资本主义之间的复杂关联被展现(Davidson, 第13页)。马尔认为这种性接触并非只是局限在肉体层面,也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好感(《狂人》, 第139页)。这并不是说这是一个没有瑕疵的乌托邦社会,阶层的壁垒消失了,这些流浪汉的大多数情况下是仍是被忽视的。在《狂人》开篇处德拉尼将这篇小说定义为色情托邦幻想(“pornotopic fantasy”),而并非色情乌托邦(pornutopic),小说中对城市乌托邦进行了质疑(第ix页)。乌托邦是城市当权者们(“City fathers”)所宣扬的,而这种有序的乌托邦是排斥差异的、只属于当权者的。
《狂人》
各种辩证关系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对地方与无地方(place and placelessness),家与无家可归(home and homelessness)等议题的一系列讨论。在小说中的资本主义纽约,无家可归是终极的自由和落魄的辩证统一体。在经济生产中,无家可归意味着绝对的奢侈,因为所有的时间都是自由的,时间并未转化成为劳动价值,同时也意味着要遭受绝对的贫困(William Haver,第359页)。不仅仅流浪汉是无家可归的,在某种程度上主人公马尔也是,他认为自己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他在不断探寻自己,这是一种先验的无家可归状态“transcendental homelessness”(Lukács, 第41页)。在故事的结局,在与被边缘化的、无家可归的他者(Leaky)的共同生活中,马尔找到了乌托邦式的家。这个非空间化的“家”代表了马尔理想中的处所,与实际的空间无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异托邦。
《狂人》中对纽约的描绘使我联想到了《达尔格伦》中的城市贝罗纳(Bellona),这座城市中存在着各种对立统一的关系。贝罗纳是一个不受时间影响的(timeless)、不受空间制约(spaceless)的城市,在时间和空间上充斥着混乱和矛盾。在这座城市,出现了第二个月亮,太阳也并非东升西落,而是没有固定的方向,因而固定的东方与西方不再有意义。这部作品是心理地理学(psychogeographic)的,小说中故事发生的地点既是在一个被监禁者的思想中,又是在一个反乌托邦都市(dystopian city),这种虚幻的空间与真实的空间的结合也是福柯总结的异托邦特征。这个城市因被过度开发破坏而在地图上消失,这与詹明信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中表达的后现代焦虑相呼应。詹明信认为城市本身已经恶化或解体,因此他呼吁必须找到发现新空间和新社会地图的方法。詹明信并非完全否认资本主义,而是辩证地看待,将其视为最好的,也是最糟糕的事情。
小说中的纽约和贝罗纳都很难被归类,都介于乌托邦、异托邦以及反乌托邦之间。在《科幻研究》(Science-Fiction Studies)的采访中,德拉尼也曾指出乌托邦意味着一个静态的、不变的、专制的世界,这一切都与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多样性相悖(第323页)。在小说中通过打破、模糊城市的界限,德拉尼表达了对资本主义不稳定性的担忧。
五、结论
卡尔·阿伯特指出,创造力的先决条件是“嵌合型城市”(mosaic city)的多样性和市场型城市的互动性,城市的创新性来源是城市里容纳的能够分析和批评彼此观点的人,因为差异是产生交换的前提。在德拉尼的作品中,城市是混乱的,也是能孕育新事物的。德拉尼的模糊的写作风格也与传统的叙事形式相悖,使得他笔下的城市空间更加的陌生和令人迷惑,因而很难简单的概括和将这些城市归类。在他的科幻小说中,理论与虚构故事的界限被打破,异托邦被更丰富的阐释了。通过书写这些城市的复杂性、可能性,德拉尼表达了对资本主义产生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持续性的关注。
本文原刊于《科幻研究通讯》2023年第1期
注释及参考文献
注释
1.本文中的翻译均由作者完成。
2.“the best theoretical example is of course Foucault, and the best fictional one his disciple Samuel Delany’s Triton…”(Suvin, 第129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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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Jameson, Fredric.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4]Lukács, Georg. The Theory of the Novel: A Historico-Philosophical Essay on the Forms of Great EpicLiterature. Merlin,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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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Zamalin, Alex. Black utopia: The history of an idea from black nationalism to Afrofutur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9.
[17]王茜. “从‘生态乌托邦’到‘可能世界’——对厄休拉·勒古恩科幻小说《一无所有》的一种解读.”学习与探索4 (2018):15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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