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大教授：中国“四大发明”的争议从何而来
江晓原，男，1955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前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
澎湃新闻：关于“四大发明”的争议在学界已经有些年头了，这些争议是怎么产生的？
江晓原：“四大发明”一直就有争议。“争第一”可以说是产生争议的一个症结点。本来我们认为，中国的“四大发明”稳居世界第一，但是现在看来，这是有问题的。
首先说印刷术的问题。韩国跟中国争印刷术发明时间的世界第一，这是不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韩国认定的是金属活字印刷术，这已经是印刷术后期的发展，前期是木活字印刷术，这个发明权还在中国，且争议不大。
尽管在韩国也有发现雕版印刷的纸条，比如1966年发现的《陀罗尼经咒》。但存在的问题是，这很有可能是从中国带过去，遗留在韩国的文物。历史上，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达官贵人都喜欢中国的佛经，有些经卷因此流入，所以韩国发现的雕版印刷的残卷可能是从中国过去的。还有一点证据是，这个纸条上有武则天时期的特殊汉字，这是朝鲜半岛上应该不会使用的汉字。所以，印刷术的发明权在中国基本争议不大，只是在雕版印刷出现的时间上，目前学界仍有争议。
火药的问题，我以前曾写过文章。中国发明的是黑火药，西方后来发明的是黄火药，所以火药的发明权在中国也没有争议。
存在问题比较大的是造纸，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造纸术的国家，这个说法已经明显动摇了。
这个问题纯粹是我们自己搞坏了。原本，我们说蔡伦是世界上第一个造出纸张的人，我们所谓的“纸”，就是指用蔡伦的这套方法造出的“纸”。后来，有人在陕西灞桥墓发现了“纸”——其实就是扁平的絮状物，上面也没有文字，学界产生两种意见，一派坚决认为这是“纸”，一派则坚持蔡伦所造的才是“纸”。前者或许是想因此而提前中国发明纸张的时间，但是这里的问题是，主张“灞桥纸”是“纸”，实际上就改变了“纸”的定义。
一旦修改定义，这个事情就坏了。它提示人们，可以通过修改定义来“争第一”。如果灞桥墓发现的这个东西可以称为“纸”，那么，埃及人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就发明了纸——埃及人的莎草纸，就符合一些学者修改后的定义。现在很多博物馆也都藏有埃及人的莎草纸作品，其上有大量的文字，还有绘画作品，如果我们承认存在“灞桥纸”，那么，为什么埃及人的“莎草纸”不能称之为“纸”？如果可以，埃及发明纸张的时间就比中国早得多。
这个事情已经说不回去了，所以，中国最先发明了造纸术，这个说法已经动摇了。
再说指南针存在的问题，这不在于要不要“争第一”，而是本身的存在就有问题。最初，我们说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这个说法的依据不是实物，而是文献记载。有文献记载说，在航海中用这种东西可以指明方向。
但是为了要把指南针的发明时间提前，就只能寻章摘句。先秦时代的文献记载说，将天然磁石做成勺子的模样放在一块平板上，可以指明方向，这就是司南。在小学课本上都有一幅图，我们国家也曾发行过邮票，用的也是这张图。实际上，这是经不起推敲的。
司南是什么样的，文献上有记载，但是谁也没见过。后来我们广泛使用和看到的这幅司南的图出自王振铎之手。王振铎在1949年以前就搞和考古有关的工作，与科技史也有点关系，比如复制古代的某些器物。1949年以后他在大陆的文物部门工作。1940年代王振铎曾发表一篇文章，说自己“复制”了一个司南，那张广泛使用的司南图就是他文章中的插图。但他的司南从来没有学者见过，他的同事们回忆中也不曾见过实物。
还有一个很不利的事例。郭沫若去苏联访问，希望带一个司南作为礼物，当时他就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钱临照院士去做司南，郭沫若、钱临照都知道是王振铎的，但不知为什么没有让王来做这个事情。后来，钱临照造不出来，因为天然磁石的磁力很弱，那一点磁力很难克服勺子和平板之间产生的静摩擦力。钱临照没办法，最后磁勺所用的并不是天然磁石，而是用电磁线圈为其充磁，才克服了摩擦力，能够指明南北，郭沫若就带着这个去了苏联。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司南的模型基本都是合金造的。这与王振铎的说法全然不同，先秦肯定没有电磁线圈，因此司南的说法可疑。
因为上述争议，似乎给人一种印象，我们总是拿靠不住的证据去“争第一”，于是产生了一个观点，中国的“四大发明”就是自吹自擂，这其实是偏颇的，也损害了“四大发明”的声誉。
澎湃新闻：近期网络上对于教科书有一系列的吐槽，其中也涉及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似乎形成的一个印象是，我们对于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总是有“溢美之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江晓原：关于网上的吐槽，我没有太多关注。“溢美之词”确实存在，但我认为吐槽的人可能会言过其实，常常从一个极端说到另一个极端，对于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不能不切实际的拔高，但贬得一钱不值也不对，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至于教科书中为什么常有“溢美之词”，这确实也有历史原因——就是以前爱国主义教育和科学史的关系。
1950年代，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很孤立，为了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就要求科学史的研究成果为爱国主义教育服务。当时“意义重大“、“世界第一”这样的说法在很多读物中都很常见。一个例子是北宋的水运仪象台。
水运仪象台是一种大型天文仪器，集观测天象的浑仪、演示天象的浑象、计量时间的漏刻和报告时刻的机械装置于一体。1956年，李约瑟曾在《自然》杂志发表文章对此进行论证，在这篇文章中，李约瑟认为，这可能是欧洲中世纪天文钟的直接祖先，意义极为重大。文章发表后，风靡中国学术界，之后的大众读物更是将其描绘成盖世神器。直到现在，还有人以为这是多么领先于世界的科技成就。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其实，在同时代的欧洲、中亚、阿拉伯帝国的城市里，类似装置并不罕见，不存在领先于世界的说法。为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忽略了出现在西欧和阿拉伯世界的同类装置，或许是当时真的不知道，也许是知道，但选择视而不见。
我参与教科书评审工作时，曾看到小学课本中还有展示司南的那幅图，我就提出，说先秦时代就有司南，目前尚无确切证据，那张图尤其放不得，怎么能放进教科书中给小孩子灌输错误的知识呢！
改革开放以后，科学史研究者不再把爱国主义教育当作学术研究的目的，国家也不要求学者做这样的事情了，科学史逐渐变成一个正常的学科，开始“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学者发表学术文本的自由度大了，很多错误已经在学界进行了纠正。但是大众读物、宣传读物方面的内容却很滞后。举例说，现在很多人还相信布鲁诺是因为日心说被烧死的，事实上是，布鲁诺是因为卷入宗教纷争，被作为异端而烧死。再者如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贡献，现在从学界到媒体都肯定了正面战场的作用，我们都可以在公共媒体上看到真相，但是很长时间教科书上的内容却依然很滞后。
澎湃新闻：说起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几乎成了一个标志性的代名词。李约瑟对中国科技成就的偏爱，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江晓原：对中国科学史产生影响的思潮，可以谈到“内史”和“外史”两种研究风格。
五四运动以前，西方学科还没有进入时，中国并不存在科学史这个学科。但是乾嘉考据学的一部分，可以看成科学史，乾嘉学者对于数学、天文等文献都有深入研究。有了科学史这个名目之后，中国最早从事科学史研究的那批人，也继承了乾嘉考据的风格，注重考据、文献以及年代学，改革开放之前，这种研究风格是占据了国内科学史界的主导地位。国际上最初的科学史研究也有类似情况，这种风格被称为“内史”。
改革开放之后，适逢国际科学史研究注重科学技术和社会文化领域的相互关系，即所谓“外史”，这个潮流从九十年代开始进入中国，到现在科学史的外史研究潮流已经很兴盛了。
至于你说提到的李约瑟的偏爱，实际上，这对于科学史的专业研究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但对于公众来说，李约瑟的影响确实很大。
“文革”之前，西方像李约瑟这样思想左倾的学者，他们的著作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很有影响。李约瑟之外，还有一位中国科学史界很熟悉的贝尔纳，他可能比李约瑟更“左”，在中国的影响也很大。在国人印象中，李约瑟可能是国际科学史界的代表人物，事实上并非如此。在一些西方学者眼中，李约瑟不过“半路出家”的“票友”。李约瑟在中国国人心目中的印象，其实是一种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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