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勿以“原创”发公众号）11月15日，新京报《辽宁全面叫停门诊输液 多省市向抗生素“开刀”》一文披露，辽宁省卫生计生委宣布，全面取消三级以上医疗机构门诊静脉输液。而此前江苏、浙江、黑龙江、安徽、北京、上海、江西及成都、深圳等地均出台过类似规定，在一定范围内限制静脉输液。
说实在话，每次谈到医疗、医药、医改，作为国家主人的我总会情不自禁地产生那么一点点“不好意思”。其实，类似的方向性规定，国家层面上也曾经有过。2013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布了合理用药十大原则，其中第二条是：遵循能不用就不用、能少用就不多用、能口服不肌注、能肌注不输液的原则。
依笔者对当前医疗状况的理解，这些规定很多都难以落实，最终极有可能又将成为一纸空文。依安徽省为例，早在2014年即确定了53 种常见病、多发病，在门急诊不需要进行静脉输液，包括普通感冒、病毒性咽喉炎等常见病。但三年后凭我偶尔去医院的感受，似乎没有多少改观，门诊“吊水”生意仍是十分火爆。或许是我判断有误，因此最想了解的一组数据，就是这些从不同角度限制静脉输液的地区，随后输液总量的增减信息。如果人均输液量有所下降，说明“新政”有效；如果人均输液量不降反升，哪怕是小幅度上升，就说明“新政”无效。
笔者持续关注医疗、医药已经十多年，基本上是在“十分痛心”状态下写下了共几十万字的相关文章，有的或已引起高层关注。比如2013年提交民盟中央“民生论坛”的《建言总理：以大幅度降药价为切入点，推进医疗改革》一文，就非常符合中央的医改思路。2016年4月6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明确表示，要把“药价”作为深化医改的“突破口”。
近期，我新开了一个专谈医改的公众号（周蓬安谈医改，微信号： zhoupengan0），拟将此前所写的医疗、医药、医改方面的文章集中展示。为了聚拢人气，让该话题“一炮打响”，引起更多人关注，我发表了一些与医改没有直接关系的原创文章，以吸引读者，等明年“两会”前夕，我将按照文章发表的时间顺序，以“每天一篇”的频率发布，希望能为高层提供建设性的医改方案。
笔者之所以关注中国过度医疗、过度输液问题，就因为这种行为不仅仅无辜地掠夺了患者的财富，暴露出“公立医院”趁火打劫的丑态，更为严重的是导致抗菌素泛滥，摧残国民的健康。
2011年世界卫生日，世卫组织曾喊出“抵御耐药性——今天不采取行动，明天可能就无药可用”的口号。三年前，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全球首份抗生素耐药性的监测报告，称抗生素危机将比上世纪80年代的艾滋病疫情更加严重。
据中国安全注射联盟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不安全注射导致死亡的人数在39万以上，其中，每年约有20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保守估计，每年我国最少有10万人在输液后丧命。
可十分遗憾的是，我国人均使用抗生素的剂量高达美国人均量的十多倍，是抗生素第一大国。而监测结果显示，我国部分细菌的耐药率，已远远高于发达国家。而在一些发达国家，输液甚至被视为“小手术”，为不得已而为之。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朱之鑫七年前发布了一则令国人震惊的数据：2009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至3.3瓶的水平。
问题是，七年后的中国，人均输液量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没查到相关部门公布的权威信息。而《中国产业发展研究网》一篇题为《2017年中国大输液市场规模及发展前景分析》的文章显示，据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统计，2007-2014年，全国大输液使用量从64 亿瓶袋上升至137 亿瓶袋，复合增长率为11.49%。
没有2016年的数据，但至少得知2014年我国医疗输液量比“人均8瓶的”2009年又多了23亿瓶，人均又增加了1.7瓶，成为名副其实的人均输液“超级大国”。仅从这一点看，朱之鑫七年前的警告在四年后仍等于“白说”。从这一点，我们分明窥见到相关部门对危害百姓健康的“输液”问题依然是无动于衷，分明看出了那些“官老爷”的麻木不仁。
“过度输液”作为“过度医疗”的表现形式之一，最根本的形成原因还是贪官、药企、医药代表和医院、医生之间的利益驱动，这条利益链将原本治病救人的慈善事业做成了“既谋财，又害命”的嗜血产业。
成人均输液“超级大国”，是件非常丢脸的事，社会不能纵容这种局面继续下去了。我们期待着实现“中国梦”，可不能实现“健康梦”，“中国梦”就是空中楼阁。而一个过分依赖“输液”的国家，绝无可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健康国家。
笔者以《两会e案四：呼吁恢复肌肉注射，预防抗菌素泛滥》一文的结束语作为本文结尾：本着对中华民族未来负责的态度，医疗改革必须从大幅度降低药价，严格限制“吊水”，严格限制使用抗菌素开始，让“肌肉注射法”成为普遍的治疗手段。
（我的公众号为“zhoupengan1”，备用号“zhoupengan0”）
作者：周蓬安
十一届民盟中央社会委员会委员，民盟十一大代表，芜湖市政协常委，“裸体做官”一词首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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