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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蓬安:“救命药”断供,绝非因为利润低 周蓬安:“救命药”断供,绝非因为利润低

周蓬安 周蓬安谈医改


说明(知情网友请跳过,直接阅读二维码下方正文):由于“你懂的”之原因,我原来的公众号(zhoupengan1)在11月24日之前不能发文章。而新开一个公众号专谈医改,将我十多年来写的医疗、医药、医改方面文章集中展示,是我半年前的想法,近期正好付诸实施。

为了聚拢人气,让医改话题“一炮打响”,起更多人关注,甚至通过网友的大量转发引起高层的关注,在未来几个月里,我将发一些与医改没有直接关系的原创文章,以吸引读者。等明年“两会”前夕,我将按照文章完成的时间顺序,对医疗、医药、医改以“每天一篇”话的频率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希望《建言总理:以大幅度降药价为切入点,推进医疗改革》等文章,能为高层医改提供建设性方案(也请长按二维码收听我的原公众号)

   

周蓬安:“救命药”断供,绝非因为利润低

11月17日,北京青年报《白血病"救命药"成本高利润低致停产 患者苦寻难觅》一文报道,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在经过先期治疗进入平稳期后,需要持续服药,而巯嘌呤片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这种用量极小的药两年前售价为40元左右一瓶100片,但今年同款药在网上即使出价200元,也很难买到。


首先我要感谢北京青年报那些关注中国药品市场乱象的采编人员!关注民生体现媒体人的良心,体现媒体“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职责,虽然对“断供”根本原因的判断未必准确。记得一年前,贵报对畸形药品市场的一篇调查报告就非常不错,这篇题为《廉价孤儿药断供危及数十万人 黑市救命药从哪来》的文章,开篇就一针见血地质问:近年来,很多被长期临床应用证明能治病、治好病的廉价小药正在以每年几十种的速度消失,患者们往往是跑遍了医院和药店也买不到急需的救命药。不过,在黑市上这些廉价救命药却从来没有缺货的时候,而黄牛往往开出几十倍、上百倍的天价。那么,这些救命药为何能在黑市上出现?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样的质疑方式非常好!而答案其实非常简单。比如几年前“春节”期间火车站倒卖车票的“黄牛”猖獗,他们手中的票从何而来?再比如如今首都大医院依然活跃的“号贩子”,号从何来?可以肯定,他们都有“内鬼”配合,否则不可能得到别人得不到的资源。那么,监管部门真的不知道吗?回答是否定的。但他们就是“不肯被叫醒”,而是继续装睡,你拿他们怎么办?

有关“救命药”断供的新闻,这几年可以说是不断地出现,每次看到此类新闻,我们都分明窥见远处一个个十分无助的呐喊声和近乎绝望的“救命”声。比如两年前《廉价常用救命药一药难求 原价7.8元黑市卖4000》一文,说的是治疗婴儿痉挛症药物ACTH。网上能搜到的ACTH的生产厂商基本上只有上海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一家,该公司虽堂而皇之声称有关ACTH的信息已经设立专线提供有关服务,但业务员直接表示没有药,而黑市上价格高得出奇的药却有供应。这个结果与北京青年报一年前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说明这些药并非供不应求,而只是被利益集团堵住了正常的销售渠道,改走肮脏甚至充满嗜血的血腥之路。


《救命药全国告急蔓延至慢性病 业界呼吁政府尽快担责》一文曾披露,鱼精蛋白、优甲乐、紫杉醇脂质体、放线菌素D、复方磺胺甲异噁唑、甲硫咪唑,是手术、癌症、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慢性病必不可少且无可替代的药物,但正在国内上演全面药荒。

“药荒”的严重性不言而喻。比如化疗药“放线菌素D”,原本被列入首选化疗方案,列入医保报销范围。0.2mg/支的放线菌素D价格为10多元,一个疗程仅需10余支。而一旦断货,国外替代药一支就需要近6000元,普通人也就没有能力使用,就“只能等死”了。


虽然赞赏北京青年报关注药品话题,但对他们将“救命药”断供的原因判断为“成本高利润低致停产”却不敢苟同。

笔者注意到,每次媒体披露“廉价药”、“救命药”出现断供现象,引发社会愤怒的时候,相关生产企业总是将责任归罪于“药价太低”,生产企业无利可图。而局外人乍看觉得很有道理,毕竟是国家这些年不断出台政策,不仅仅是限制药价,而是一次次地大幅度降低药价,似乎正是国家不给涨价才导致企业不愿生产。而这些时常断供的“救命药”又因为与“廉价药”关系紧密,也误导了一般民众和媒体。


但笔者今天要十分武断地告诉大家的一点是,在当今药价普遍“畸高”的大环境下,市场上任何药品都绝对不可能大幅度低于正常价格。因为药价是可以申请变动的,合理的涨价患者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7.8元的ACTH,即使价格翻番,患者还是可以承受的。但如果学其它“嗜血”药品,十倍甚至百倍地涨价,至少在商业伦理上说不过去吧?黑市卖4000元,完全是乘人之危,趁火打劫。我不相信国家发改委价格司会无视“救命药”生产成本,坚决不给提价。况且药企换个药名甚至换个包装提价,也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

目前我们口传的所谓“廉价药”,其实只是相对于“暴利药”而言的。我想,生产企业按照这个“廉价”来出售,绝大多数企业的合理利润是有保障的。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而且提价申请也得不到批准,企业早就让该品种的生产许可证自动作废了。


那么,在注重计划、注重审批的中国,是什么导致这种“救命药”不时地“断供”?窃以为根本原因绝非仅仅因为成本高、利润低,而是我们的药品管理体制出了问题。因为“救命药”用量少,不可能有医药代表负责推销;医院因为利益驱使,不愿意使用“廉价药”;采购环节的“官老爷”因为拿不到“回扣”,对购“廉价药”没有兴趣。此外,就是相关部门麻木不仁,平时很少关注本区域“救命药”的库存情况,等有需要的时候就只能“抓瞎”了。

窃以为,廉价药、救命药断供,是管理层的耻辱,是对医疗公益性的颠覆。解决之道其实十分简单,那就是要求生产“救命药”的企业,在网上开设旗舰店,让有需要的通过网络购买,让销售渠道畅通。生产企业必须确保市场供应,政府对供、销环节即时进行监控,对出现断供的生产企业,取消其生产许可证。

(我的公众号为“zhoupengan1”,备用号“zhoupengan0”)


作者:周蓬安

十一届民盟中央社会委员会委员,民盟十一大代表,芜湖市政协常委,“裸体做官”一词首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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