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自2月1日，我利用“两会”时机一直在发布十多年来所写的医药、医改文章，意在引发全社会关注。“两会”结束一个多月后，之所以继续重相关文章，是将问题甚至解决方案集中提出来，希望新成立的国家医保障局领导的重视。该文写于2017年11月22日）而笔者在撰写这类文章的时候，其实是带着对采编人员真心感激的心情在写。当然，我的涉药、涉医文章发表后，很多网友通过转发、点赞、打赏、评论等方式支持我。也让我收获了一份感动。

但无论是感觉主流媒体揭露涉药黑幕，还是收获网友的鼓励，我的最终目的还是希望这些信息能引起高层的关注，进而采取措施消除这一社会“毒瘤”，让医药行业回归其“治病救人”的本分。而笔者呼吁十几年，为何问题还日益恶化，只因人微言轻，声音没有被高层接收到。有鉴于此，请大家与我一起来呼吁。

各位，请与我一起呐喊：我们不要“天价药”！

以下为原文：

周蓬安：药价翻4倍成原则，“药老爷”羞羞羞

或许是为了配合老周我集中力量抨击中国变态得令人令人难以启齿，变态得令人难以忍受，变态得令人发指的“高药价”，新华社今天发了两篇有关畸形医药流通方式的文章，一是新华视点所发《药店“影子药师”盛行 患者买药有时靠“一张嘴”》一文，揭露了需要严格审批才可以开业，但却满大街都是的药店乱象。

该文使用的三个小标题分别是：乱象多多：靠租证月入千元，发达地区可翻番；隐患重重：患者买药有时就靠销售“一张嘴”；法网恢恢：治理“租证”乱象还需开对“方子”。

药店的乱象其实还有很多很多，那就是不愿卖疗效好的便宜药。前不久想给老人买一盒通便效果非常好的“果导片”，原来是一瓶（100粒）两三块钱，后来是三四块钱，找了几家药店就是没有，一家店员直言这种药太便宜，大家都赚不到钱，另一家则推荐一种胶囊，一盒（12粒）却要39.8元。

长期关注中国医改的笔者，曾指出中国存在一个十分怪异的城市现象，那就是“药店比米店多”。而且米店一般躲在偏僻的背街背巷，而药店却富丽堂皇地占据着闹市中的门面。仅从这一点看，似乎中国人不但要吃米，且更需要吃药。我曾为此感概，这不是中国人都病了，而是管理药品的“药老爷”们病了，而且患的还是重病。很明显，这些药店一般租金很高，没有暴利根本无法支撑。而养活随处可见的药店，消耗的都是患者的血汗钱甚至“救命钱”。

窃以为，城市药店如果能像百货店一样可以随便开，但总量却在现有基础上减少九成，中国药品流通环节基本上就回归正常了。

初略地谈了下药店，下面再谈另一篇文章揭示的问题。这篇由新华社旗下《半月谈》发表的《“药价翻4倍”成代理原则 揭秘药品回扣利益链》一文报道，药品流通环节一直被视为回扣的源头。一名业内人士以某款出厂价10元、中标价50元的药品举例：按照当前的市场行情，一般药企以10元的单价把药卖给代理公司，代理公司加价37.5元卖给配送公司。配送公司按中标价50元送到医院，只赚到了其中2.5元的配送利润。“药品最终售价最少是出厂价的4倍，这是代理的最低门槛。”

这个结论与去年年底央视报道“那些用于心脑血管、抗感染等疾病治疗的常用药品，上海市药品中标价一般是市场批发价的5倍左右，最高的超过了10倍”较为吻合，虽然4倍数据显得过于保守。

在非常赞赏《半月谈》记者揭露药品流通丑态的同时，发现这篇文章中也存在一些瑕疵，比如写“代理公司要先交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给医生的回扣先得转到个人账户，这得再加一道个人所得税。仅这三项税收就要占去差价的60%左右”，就相当缺乏财经素养。这肯定是被意图推卸责任的代理公司骗了。因为增值税是对进销差价征17%的税，企业所得税是对应纳税所得额征25%的税，劳务报酬个人所得税有诸多的扣除项目，而且给医生回扣还转账，可信度不是太高。

该文揭示的另一个问题，也非常值得高层关注。即将要全面推行的“两票制”，也存在着巨大的漏洞。有鉴于此，笔者建议尽快取消药品代理制度，改为政府集中招标部门与药品生产企业直接交易，并将最终成交价格在“药品价格315”网上公示，让老百姓看看哪个地区的药品招标部门更傻。

中国药品价格“畸高”的典型案例，显然不是《半月谈》所揭示的“药价翻4倍成原则”，也不是央视此前报道的“上海市药品中标价一般是市场批发价的5倍左右，最高的超过了10倍”。2012年，开封康诺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骨瓜提取物注射液”，2毫升的出厂价在0.39元/支，医院销售价却高达41.57元，差价105倍以上。

笔者在《利润更高，贩毒的蠢货们快改行贩药吧》一文中曾写道：中国药品市场逆市场规则而为，反现代文明而动，在全球绝对独一无二，不但找不到第二个药品市场如此混乱，也找不到第二个行业如此变态，更找不到第二个大类商品如此暴利（包括制毒贩毒）。在中国贩药利润比贩毒更高，而且坐牢的风险极低。

我们拥有先进的社会制度，可我们的药品流通环节却被弄得如此变态，如此下流，如此乘人之危，如此草菅人命，这是一种十分反常的现象。这要是在那些讲究职业道德的社会，管理药品的官员早该剖腹自杀以谢罪国人了，而我们却找不到问责对象。十分遗憾，郑筱萸真是白死了。这名扰乱医药行业的部级高官被处以极刑，却未能让药品流通环节变得哪怕稍微正常“一丁点”，我是百思不得其解。

笔者曾呼吁，尽快废除“一药多名”，尽快调查并公布一般药品的大致成本，让“天价药”滚出中国，可管理药品的“药老爷”们却无动于衷。如今，每当媒体曝光“畸高”药价时，我总会情不自禁地联想，那些“药老爷”们应该会感到羞！羞！羞！

希望更多的主流媒体、更多的网友与我一起呼吁。我相信，“畸高”药价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整治，只因为我们的声音还不够大。（我的公众号为“zhoupengan1”）

作者：周蓬安

十一届民盟中央社会委员会委员，民盟十一大代表，芜湖市政协常委，“裸体做官”一词首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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