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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蓬安:【建言总理】以大幅度降药价为切入点,推进医疗改革 周蓬安:【建言总理】以大幅度降药价为切入点,推进医疗改革

周蓬安 周蓬安谈医改

注:自2月1日起,我利用“两会”时机一直在发布十多年来所写的医药、医改方面文章,意在引发全社会的关注。“两会”结束一个多月后,之所以继续重发相关文章,将问题甚至解决方案集中提出来,就是希望得到新成立的国家医保障局领导的重视。该文写于2014年3月13该文为2013年12月参加民盟中央社会委员会第四届民生论坛提交的作业,在次年“两会”期间公开发表。

2016年4月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2016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点,让医改红利更多惠及人民群众。

李KE强说,新一轮医改取得积极成效,人民的健康水平和人均预期寿命进一步提高。“医改已经进入深水区,必须采取措施,攻克难关,要把‘药价’作为突破口。”总理说。

他强调,要加快建立药品价格可追溯机制。一方面跟踪管理、确保药品质量;另一方面推动药品价格信息公开,使药价“透明化”。

这个问题不能再只是‘研究研究’了,要加快推进!”李KE强明确要求有关部门。

两年过去后,“两票制”已经得到普遍落实,医药企业行贿的难度系数大大提高,未来将面临审计压力。我借机呼吁,对地级市及内地县城,应该尽快推进“一票制”。此外,应该发挥各级监察委的作用,去要求查查都行贿了哪些人?

各位,请与我一起呐喊:我们不要“天价药”!

以下为原文



周蓬安:【建言总理】以大幅度降药价为切入点,推进医疗改革

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多个年头,可在财政投入力度越来越大的今天,除刚参加“新农合”的农民外,其他患者的实际负担却在不断加重,“看病贵”的问题在“医改”后变得更为严峻。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此前的各种“医改”均未触及“医疗负担为什么如此沉重”这个核心问题,而药价虚高正是造成医疗成本居高不下的最主要原因。


一、“看病贵”形成的原因

笔者以为,目前“看病贵”的问题主要由三方面因素造成:一是包括政府管理不善造成的“高药价”;二是医生肆意制造的“过度医疗”;三是医生肆无忌惮收“红包”。

(一)“高药价”产生的成因

近几年,“天价药”被不断曝光,媒体曾曝光过中间利润为65倍的盐酸奈福泮注射液、91倍的葡醛酸钠注射液。畸高的药价,造成了医疗成本的虚高。

而自1997年以来,发改委已30次对国家定价药品降价,最大一次的平均降价幅度甚至超过60%,可为什么患者的药价负担反而呈几何级数上涨呢?其实原因极其简单,其基本流程大致如下:

市场药价过高、老百姓反应强烈→发改委发文降价、安抚百姓→零售商停止销售降价药→药企换个名称或剂量申请“新药”→药监局批准改头换面的“新药”→“新药”以数倍于降价前的价格上市→发改委再启动降价手段……如此循环,药价也呈螺旋式上升。

这些所谓的“新药”,和此前降价的药品“成分相同但名称不同、名称相同但包装不同”,只因通过药监局换了一身马甲,就身价倍增,药价管理部门和政府集中采购部门又相当配合,最终助推药价。

《2010年药品注册审批年度报告》显示,2010年,药监部门共批准药品注册申请1000件。2005年,共批准新药1113个,新药申请更是超过万件,达10386件之多。而同期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仅批准81个新药上市,此中差距正是导致中国“高药价”的病根。

(二)“过度医疗”的产生原因

媒体曾报道一名患者因心梗住院,接受了支架治疗手术,先后被放进7个支架,前后花了十几万元。而专家称“支架放3个以上就失去临床意义,放7个纯粹变成卖支架了”。而就心脏病治疗而言,搭桥手术是最好的方案,但现在医生普遍不愿做搭桥手术,而倾向于放支架,就是因为“每个支架医生能拿到10%至15%的回扣”。

此外,由于现行制度让医药代表、医药公司合法存在,医院管理者、司药及医生,就不可避免地要和他们相互勾结,就有了开“大处方”的冲动,不但导致医疗成本的无谓大增,“13亿人口每个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3.3瓶的水平”,其后果还会导致抗菌素泛滥。一些“过度医疗”还直接伤害患者的身体,比如十分随意的CT扫描,会大幅度增加被检查者患癌症的机会。

(三)医生收“红包”的原因

现在患者动一个较大的手术,家属给主刀医生及麻醉师送“红包”已成常态。造成这一社会现象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条:

一是受较为腐败的社会环境影响,医生这个职业也无法独善其身,收“红包”实际上已成医生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

二是公立医院的“大锅饭”体制,让一些业务尖子在承担大量医疗业务,相应承担更多风险的同时,却无法得到院方更多的经济回报,引发心理失衡。患者对名医求知若渴,也愿意“花钱买名医”。

三是医患双方的信任危机,弄得患者不送“红包”不放心,一些医生心安理得收“红包”。

四是诊治费标准过低,无法体现医生的人生价值。过低的诊治费、护理费,在一定程度上也贬低了医护人员的人生价值,有些医生收取“红包”,在一定程度上或是为了感受自身的价值。

二、如何解决“看病贵”难题?

弄清了当今社会“看病贵”之患产生的原因之后,就可以制定出一个对症下药的解决方案,彻底消除“看病贵”这一社会之痛。

(一)解决“高药价”问题

首先是解决“一药多名”问题。同一成分药品弄出几十种甚至几百种名称来,这正是造成目前药品价格混乱的罪魁祸首。比如口服青霉素类药,目前有“青霉素V钾片”、“安必仙”、“阿莫仙”、“阿莫灵”、“阿莫西林”等多种名称,就有必要统一改称为患者更容易接受的“青霉素V钾片”,包装上可以统一使用“药企名称”+“青霉素V钾片”这个格式,以解决同一成分药品之间的价格不可比问题。

其次是摸清药品成本,确保合理的交易价格。就目前国家规定的307种基本药物而言,因为必须严格按照《药典》规定的成分进行生产,所有生产企业的原材料成本应该是大致相当,因此调查这些药品的成本就变得轻而易举。据笔者对一些药企的调查,如取消中间环节的不必要成本,目前药品最终价格降七成,生产企业的合理利润依然能得到有效保障。

最后是采取政府集中采购,让药企通过物流公司向医院和药店直接配送。建议由国家对药品进行定价后,允许所有具有资质的生产企业参与供货。对于产能严重过剩的品种,可以依据各药企上年度销售业绩来分配市场份额,药品质量监督部门加大对药品的监督检查,建立严格的退出机制。对于一些供不应求的药品和真正的新药、特药,国家在定价时,可充分考虑其研发费用,鼓励企业在研发上加大投入。

这么做,毫无疑问会将药品流通环节的费用节省下来,将医药代表、医生、医院在药品上的灰色收入“连锅”端掉,最终节约的是患者的负担,和社保资金的支出。对于常用的医疗耗材,我们最需要解决的,是集中采购环节的腐败问题,而“透明”则是最好的防腐剂。

(二)解决“过度医疗”问题

要想彻底解决“过度医疗”问题,首先必须斩断医院、医生因“过度医疗”而得到的利益链条。药价回归正常后,医生开“大处方”的冲动将会得到有效的遏制。但只有继续推广“零差价”政策,才能最终割断医院和药品消耗多寡存在着的利益关系。

此外,大型医疗设备的购置、维护费用,应由财政或医保资金保障,让大型设备的检查收益和医院剥离,医院仅代收必要的成本费,以有效避免“过度检查”。

(三)解决医生收“红包”问题

笔者以为,宜从两个方面入手,或可解决部分问题:

一方面,要在经济上充分体现医务人员的个人价值。在解决“干多干少一个样”问题之前,全面大幅度提高医务人员的待遇是不现实的,但医院有必要建立一项正常的考核机制,以拉开医生与医生之间、护士与护士之间的收入差距,以体现个体价值差异。

与此配套,诊治护理费用标准也应该适当提高。对于一些专家级的医生,诊断费用就该比普通医生高出数倍、数十倍,以体现专家的价值;对护理人员也应分成不同的等级,按照不同的标准计费,以鼓励护理人员提高自身业务技能。

另一方面,建立严厉的退出机制。对于收“红包”的医生,有必要制定出极为严厉的惩处措施,甚至有必要建立一个正常的退出机制,吊销其执业资质,剥夺其继续从医的权力。

三、如何解决医院的资金来源

就目前体制而言,财政对医疗的投入已经十分可观,2009年到2011年,全国各级财政累计医疗支出高达14099亿元(非最终决算数),而患者为何未感受益?就是因为被畸形的医疗成本挤占了。解决好“高药价”、“过度医疗”问题,医疗成本会幅度下降。而在“全面医保”的今天,节省最多的无疑是医保资金,然后我们将节省下来的医保资金,用于对医院的补贴,以及购置大型医疗设备,或许还有节余。

此外,通过提高诊治护理费用标准,不但可以避免患者“小病大医”,造成医疗资源浪费的问题,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医院的资金来源,可谓一举多得。

乐观地预测,如果该方案能得到很好的落实,全民免费医疗或将在不增加现有财政投入的情况下轻松实现。(我的公众号为“zhoupengan1”)

 

作者:周蓬安

十一届民盟中央社会委员会委员,民盟十一大代表,芜湖市政协常委,“裸体做官”一词首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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