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2016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点，让医改红利更多惠及人民群众。
李KE强说，新一轮医改取得积极成效，人民的健康水平和人均预期寿命进一步提高。“医改已经进入深水区，必须采取措施，攻克难关，要把‘药价’作为突破口。”总理说。
他强调，要加快建立药品价格可追溯机制。一方面跟踪管理、确保药品质量；另一方面推动药品价格信息公开，使药价“透明化”。
“这个问题不能再只是‘研究研究’了，要加快推进！”李KE强明确要求有关部门。
两年过去后，“两票制”已经得到普遍落实，医药企业行贿的难度系数大大提高，未来将面临审计压力。我借机呼吁，对地级市及内地县城，应该尽快推进“一票制”。此外，应该发挥各级监察委的作用，去要求查查都行贿了哪些人？
各位，请与我一起呐喊：我们不要“天价药”！
以下为原文：
周蓬安：【建言总理】以大幅度降药价为切入点，推进医疗改革
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多个年头，可在财政投入力度越来越大的今天，除刚参加“新农合”的农民外，其他患者的实际负担却在不断加重，“看病贵”的问题在“医改”后变得更为严峻。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此前的各种“医改”均未触及“医疗负担为什么如此沉重”这个核心问题，而药价虚高正是造成医疗成本居高不下的最主要原因。
一、“看病贵”形成的原因
笔者以为，目前“看病贵”的问题主要由三方面因素造成：一是包括政府管理不善造成的“高药价”；二是医生肆意制造的“过度医疗”；三是医生肆无忌惮收“红包”。
（一）“高药价”产生的成因
近几年，“天价药”被不断曝光，媒体曾曝光过中间利润为65倍的盐酸奈福泮注射液、91倍的葡醛酸钠注射液。畸高的药价，造成了医疗成本的虚高。
而自1997年以来，发改委已30次对国家定价药品降价，最大一次的平均降价幅度甚至超过60%，可为什么患者的药价负担反而呈几何级数上涨呢？其实原因极其简单，其基本流程大致如下：
市场药价过高、老百姓反应强烈→发改委发文降价、安抚百姓→零售商停止销售降价药→药企换个名称或剂量申请“新药”→药监局批准改头换面的“新药”→“新药”以数倍于降价前的价格上市→发改委再启动降价手段……如此循环，药价也呈螺旋式上升。
这些所谓的“新药”，和此前降价的药品“成分相同但名称不同、名称相同但包装不同”，只因通过药监局换了一身马甲，就身价倍增，药价管理部门和政府集中采购部门又相当配合，最终助推药价。
《2010年药品注册审批年度报告》显示，2010年，药监部门共批准药品注册申请1000件。2005年，共批准新药1113个，新药申请更是超过万件，达10386件之多。而同期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仅批准81个新药上市，此中差距正是导致中国“高药价”的病根。
（二）“过度医疗”的产生原因
媒体曾报道一名患者因心梗住院，接受了支架治疗手术，先后被放进7个支架，前后花了十几万元。而专家称“支架放3个以上就失去临床意义，放7个纯粹变成卖支架了”。而就心脏病治疗而言，搭桥手术是最好的方案，但现在医生普遍不愿做搭桥手术，而倾向于放支架，就是因为“每个支架医生能拿到10%至15%的回扣”。
此外，由于现行制度让医药代表、医药公司合法存在，医院管理者、司药及医生，就不可避免地要和他们相互勾结，就有了开“大处方”的冲动，不但导致医疗成本的无谓大增，“13亿人口每个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3.3瓶的水平”，其后果还会导致抗菌素泛滥。一些“过度医疗”还直接伤害患者的身体，比如十分随意的CT扫描，会大幅度增加被检查者患癌症的机会。
（三）医生收“红包”的原因
现在患者动一个较大的手术，家属给主刀医生及麻醉师送“红包”已成常态。造成这一社会现象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条：
一是受较为腐败的社会环境影响，医生这个职业也无法独善其身，收“红包”实际上已成医生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
二是公立医院的“大锅饭”体制，让一些业务尖子在承担大量医疗业务，相应承担更多风险的同时，却无法得到院方更多的经济回报，引发心理失衡。患者对名医求知若渴，也愿意“花钱买名医”。
三是医患双方的信任危机，弄得患者不送“红包”不放心，一些医生心安理得收“红包”。
四是诊治费标准过低，无法体现医生的人生价值。过低的诊治费、护理费，在一定程度上也贬低了医护人员的人生价值，有些医生收取“红包”，在一定程度上或是为了感受自身的价值。
二、如何解决“看病贵”难题？
弄清了当今社会“看病贵”之患产生的原因之后，就可以制定出一个对症下药的解决方案，彻底消除“看病贵”这一社会之痛。
（一）解决“高药价”问题
首先是解决“一药多名”问题。同一成分药品弄出几十种甚至几百种名称来，这正是造成目前药品价格混乱的罪魁祸首。比如口服青霉素类药，目前有“青霉素V钾片”、“安必仙”、“阿莫仙”、“阿莫灵”、“阿莫西林”等多种名称，就有必要统一改称为患者更容易接受的“青霉素V钾片”，包装上可以统一使用“药企名称”+“青霉素V钾片”这个格式，以解决同一成分药品之间的价格不可比问题。
其次是摸清药品成本，确保合理的交易价格。就目前国家规定的307种基本药物而言，因为必须严格按照《药典》规定的成分进行生产，所有生产企业的原材料成本应该是大致相当，因此调查这些药品的成本就变得轻而易举。据笔者对一些药企的调查，如取消中间环节的不必要成本，目前药品最终价格降七成，生产企业的合理利润依然能得到有效保障。
最后是采取政府集中采购，让药企通过物流公司向医院和药店直接配送。建议由国家对药品进行定价后，允许所有具有资质的生产企业参与供货。对于产能严重过剩的品种，可以依据各药企上年度销售业绩来分配市场份额，药品质量监督部门加大对药品的监督检查，建立严格的退出机制。对于一些供不应求的药品和真正的新药、特药，国家在定价时，可充分考虑其研发费用，鼓励企业在研发上加大投入。
这么做，毫无疑问会将药品流通环节的费用节省下来，将医药代表、医生、医院在药品上的灰色收入“连锅”端掉，最终节约的是患者的负担，和社保资金的支出。对于常用的医疗耗材，我们最需要解决的，是集中采购环节的腐败问题，而“透明”则是最好的防腐剂。
（二）解决“过度医疗”问题
要想彻底解决“过度医疗”问题，首先必须斩断医院、医生因“过度医疗”而得到的利益链条。药价回归正常后，医生开“大处方”的冲动将会得到有效的遏制。但只有继续推广“零差价”政策，才能最终割断医院和药品消耗多寡存在着的利益关系。
此外，大型医疗设备的购置、维护费用，应由财政或医保资金保障，让大型设备的检查收益和医院剥离，医院仅代收必要的成本费，以有效避免“过度检查”。
（三）解决医生收“红包”问题
笔者以为，宜从两个方面入手，或可解决部分问题：
一方面，要在经济上充分体现医务人员的个人价值。在解决“干多干少一个样”问题之前，全面大幅度提高医务人员的待遇是不现实的，但医院有必要建立一项正常的考核机制，以拉开医生与医生之间、护士与护士之间的收入差距，以体现个体价值差异。
与此配套，诊治护理费用标准也应该适当提高。对于一些专家级的医生，诊断费用就该比普通医生高出数倍、数十倍，以体现专家的价值；对护理人员也应分成不同的等级，按照不同的标准计费，以鼓励护理人员提高自身业务技能。
另一方面，建立严厉的退出机制。对于收“红包”的医生，有必要制定出极为严厉的惩处措施，甚至有必要建立一个正常的退出机制，吊销其执业资质，剥夺其继续从医的权力。
三、如何解决医院的资金来源
就目前体制而言，财政对医疗的投入已经十分可观，2009年到2011年，全国各级财政累计医疗支出高达14099亿元（非最终决算数），而患者为何未感受益？就是因为被畸形的医疗成本挤占了。解决好“高药价”、“过度医疗”问题，医疗成本会幅度下降。而在“全面医保”的今天，节省最多的无疑是医保资金，然后我们将节省下来的医保资金，用于对医院的补贴，以及购置大型医疗设备，或许还有节余。
此外，通过提高诊治护理费用标准，不但可以避免患者“小病大医”，造成医疗资源浪费的问题，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医院的资金来源，可谓一举多得。
乐观地预测，如果该方案能得到很好的落实，全民免费医疗或将在不增加现有财政投入的情况下轻松实现。（我的公众号为“zhoupengan1”）
作者：周蓬安
十一届民盟中央社会委员会委员，民盟十一大代表，芜湖市政协常委，“裸体做官”一词首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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